最晚到今年下半年经济恢复的动量将明显减弱。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或者正在跨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需要逐步走向消费引导和技术驱动
　　
　　
　　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增速达11.9%,大体处于此前市场预测区间的上端。与此同时,广泛的物价上行压力开始显露。
　　
　　今年一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月均2.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月均5.2%,GDP缩减指数4.8%,后两项指标已经处在较高水平。从现在趋势看,物价水平在未来一两个季度还可能继续爬升。
　　
　　此外,2月以来,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新一轮上涨,石油价格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并扰动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难以预测,但人们普遍相信这与全球经济的恢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和复苏密切相关。
　　
　　在中国出口强劲恢复的背景下,3月中国贸易账户出现罕见逆差,打破了连续70个月的顺差格局,人们开始怀疑中国内需增长是否太过迅速?中国经济是否在走向局部过热?
　　
　　结合包括草根层面的事实和行业数据在内的情况看,支持2010年一季度经济数据表现强劲的大多数因素很难持续,最晚到今年下半年经济恢复的动量将明显减弱。
　　
　　同时,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形成的成本上涨和企业生产能力明显不足相联系的通胀压力目前并不显著,或者并不具有可维持性。换句话说,在短周期的意义上,目前通胀压力并不大。
　　
　　然而,在结构意义上,可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积聚持续的通胀压力,这与人口结构正在经历的变迁存在联系,也与中国可能正在跨过“刘易斯拐点”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目前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普遍短缺和工资的快速上升压力正在展现开来,这已经并将继续对传统的种植和养殖行业形成明显压力,并影响到建筑、零售和社会服务等行业的盈利能力和价格水平。
　　
　　随着时间积累,这些压力将进一步扩散,推动中国经济逐步走向消费引领和技术驱动的增长模式,并对收入分配、国际收支、价格结构等产生明显影响。
　　
　　然而,这样的转换过程是否会像行云流水一样顺畅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剧烈的经济起伏、持续的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对此需拭目以待。
　　
　　短期增长强劲
　　
　　支持今年一季度经济表现强劲的短期因素可能包括:存货水平的非正常积累、被金融危机抑制的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集中释放、房地产和(或)地方政府投资的明显加速。
　　
　　迄今为止,中国尚无连续的季度支出法GDP核算数据,因此人們一般使用月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差额数据进行替代性的分析。
　　
　　尽管这些月度统计数据在定义和表现上都与年度支出法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大多数时候,根据月度数据进行的分析可以对经济趋势的判断提供一些参考。
　　
　　在承认这些差异的前提下,考察月度的支出法数据可以发现,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都较为平稳,出口虽有所恢复,但也并不能构成GDP增速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生产法核算的一季度GDP增速却出现了大幅提高。这一局面的一个便利解释就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地累积存货。
　　
　　根据我们的推算,在考虑到月度、年度支出法数据之间差异的前提下,存货积累对一季度GDP的贡献可能在2个百分点左右。尽管这样的推算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差,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趋势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草根层面也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累积存货。以汽车行业为例,今年一季度汽车行业的产量增长很快,但汽车的销售实际上有所下降。从行业调查结果来看,汽车行业产量的增长主要来自汽车经营商的库存累积需求。
　　
　　这一情况意味着,在未来或者汽车的销售很快地上升,或者汽车的生产将很快下降。考虑到汽车销售在去年井喷式增长和汽车消费的历史模式,预期今年的汽车消费增长可能不会延续2009年的盛况,全年增速可能在15%以下。在钢铁、化工等行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库存的累积。
　　
　　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集中释放可能也对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产生了积极影响。以数控机床行业为例,今年以来的订单状况非常饱满,部分企业加班加点都难以按时完成订单。
　　
　　从我们与企业的沟通及历史数据的分析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主要是因为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抑制之后,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集中释放。从历史经验和行业调查结果来看,今年下半年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速可能就会出现回落。
　　
　　一季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速相对较高,但如果将之与2007年-2008年的房地产投资相比,其复合增长率实际上低于长期历史平均水平,综合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增长等数据来看,房地产投资仍处于较弱的恢复趋势之中。
　　
　　考虑到最近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较猛烈,对市场预期构成较大影响,房地产行业较高的投资增速难以维持。
　　
　　尽管在总量层面上看不到地方政府投资显著加速的局面,但零碎的证据似乎暗示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投资出现了较明显的加速,如重庆、武汉等地,并对一季度的经济增速构成一定支持。
　　
　　考虑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对新增项目贷款的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持续加速的可能性不大。
　　
　　通胀仍在积累
　　
　　目前,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形成的成本上涨和企业生产能力明显不足相联系的通胀压力目前并不显著,或者并不具有可维持性。
　　
　　综合各方面数据来看,目前企业没有出现明显的生产能力不足。
　　
　　从总量层面上来看,贸易盈余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在可贸易部门,在全球范围之内存在着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在不可贸易部门,电力供应并不紧张,港口没有排队现象,铁路的紧张并不明显,局部地区的公路运输略有紧张,但尚未出现比较普遍的运输压力,大范围的拥堵现象并未出现。
　　
　　集中在国内制造业来看,钢铁行业并未出现产能利用率高企的局面,在化工、石化等行业并未出现明显的生产压力。
　　
　　在大宗商品层面,首先,近期的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近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主要是经济恢复之后向正常水平的回归,并且目前可能已经回升到长期内比较正常的水平。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几个月继续维持陡峭上升趋势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其次,正常条件下进口大宗商品占中国企业全部成本的比例较小,甚至可能不到5%。因此,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不会对制造业整体构成比较严重和可以维持的成本压力。
　　
　　中国企业将成本上升的压力快速地转移出去的能力并不是很强。
　　
　　从行业结构来看,上游行业产品的价格弹性较大,可以及时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但对中下游行业而言,在成本压力上升的背景下,由于产能过剩、竞争相对充分及价格的粘性较强,企业快速转移成本压力的能力并不明显。
　　
　　这意味着通胀压力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在合适的催化剂出现时才会发生价格压力的集中释放。
　　
　　劳力短缺堪忧
　　
　　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普遍短缺和工资的快速上升压力正在展现开来,其原因、趋势和影响值得重视。
　　
　　自2010年初以来,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压力,沿海地区的情况尤其严重。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一局面与最近七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较快有关。2003年以来,中国中西部的平均经济增速比沿海地区更高,这一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过的。
　　
　　同时,中国西部地区物价水平的平均涨幅比沿海地区要高,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中西部的省份CPI的平均增速是2.9%,而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CPI增幅只有2.4%。物价更快增长本身也清楚表明中西部经济增长更快。
　　
　　中西部自身更快增长的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工资水平更快的增长。目前,据草根调研,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可能在1400元左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差距可能不到20%。
　　
　　其次,从人口结构方面看,最早在2012年,中国60岁以下的人口基本上就开始出现负增长,2015年之后,中国65岁以下的人口出现负增长。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青壮年人口总量开始下降的转折点也已经比较接近。
　　
　　考虑到过去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升,中西部、东部工资差距的收窄,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趋势,以及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普遍感受到的成本压力。
　　
　　这些现象暗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或者正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也意味着经济增长需要逐步走向消费引导和技术驱动。
　　
　　中国经济这一转型未必会行云流水一般顺利完成。实际上,沿着比较悲观的思路看,在中期内,许多经济问题是令人忧虑的。例如,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伴随的潜在坏账风险、明年以后比较明显的通胀压力,以及可能出现的汇率超调和高估。
　　
　　如果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纠结在一起,并集中发作,其影响和后果不可小视。
　　
　　作者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