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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新的历史课题，即如何建设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目前共形成三种比较有影响力的模式，即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模式”、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模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模式”。明确地界定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命运及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比较分析了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依据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情所形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析批判“苏联模式”及“南斯拉夫模式”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成因，概括和弘扬“中国模式”理论逻辑的科学性、系统性及发展性。最后依据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等重要启示。比较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意义在于：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分析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有利于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我国而言，疫情背景下比较三种发展模式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关键词]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
[中图分类号]D61; D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3-0020-06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一条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路。至此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开始变为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进行跨越式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世界历史表明，“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主要由四大发展模式主导。而其中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是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1]。从社会主义发展视域来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有很多，这在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所面临的历史、经濟、文化等基本国情的差异。但是纵观20世纪至今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研究比较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对丰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提供鉴戒和启示。
一、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基本内涵
对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比较，我们首先要界定三者的基本内涵，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比较。
1.苏联模式。理解苏联模式，我们首先要澄清其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进而正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斯大林模式”是狭义的苏联模式，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根据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及挑战，充分发挥苏共领导作用，带领苏联人民攻坚克难，于暗夜中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无论是对苏联自身抑或者世界政治格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苏联模式正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最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改革都属于苏联模式的基本范畴。
苏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之路是一条伴随荣与辱、成与败、饱受赞誉与批评之路，评价苏联模式应坚持历史的、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虽然其在后期发展中诱导苏联最终瓦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但苏联模式是有一定的历史功绩的，于苏联本国而言，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而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使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徜徉。
2.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前领导人铁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南斯拉夫具体现实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摸索了一条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制度。南斯拉夫模式（社会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经济方面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此理念不仅是南斯拉夫模式的理论内核，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经济方面改革的基本遵循。所谓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指的是南斯拉夫国家内一切的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并且是每一个南斯拉夫人的个人财产。他们强调，要将生产资料和人民劳动结合起来，让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
南斯拉夫领导人探索的一条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使南斯拉夫在30多年的时间内，从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现代化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热潮。随着改革实践发展，南斯拉夫也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分化、民族分裂等等，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覆灭之路。虽然南斯拉夫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向失败，但是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此同时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内涵，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从全球视域审视中国发展提出的概念。 关于如何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国外目前有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类观点把 “中国模式” 理解为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第二类观点把 “中国模式” 理解为 “中国道路”;第三类观点把 “中国模式” 理解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把握“中国模式”应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从时间维度来看，主要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其广度进行把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方式的称谓，所以其内涵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以及制度体系。区别于其他“模式”而言，“中国模式”是依据中国发展实际，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特色，它处于运动的变化发展之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为了与其他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取“中国模式”的狭义内涵，即中国道路。这也符合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比如，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就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道路”，还积极评价“中国模式”是解开中国发展的“秘钥”。 中国道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以及苏南冲突等国际背景以及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思考突破苏联既有发展模式，独立探索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研究与探索是颇具创造性的，他立足中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的现实，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概括起来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伟大目标。中国道路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它是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比较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三种发展模式，即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中国模式。30年前的历史剧变已经证明了前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破产，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模式彰显了坚韧的生命力。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发展更为强劲有力。比较研究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为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提供历史经验。
1.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发展条件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并具体提出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 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实现了由自由向垄断的发展，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前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战争。在此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列宁相继提出帝国主义论及“一国胜利论”，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帝国主义包围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出发，探索形成了一条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济发展模式，即苏联模式。初期，苏联模式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优越性。但是随着苏联内部矛盾的积累以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二战后，斯大林还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三和理论”;最后戈尔巴乔夫改革相继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主张，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2.南斯拉夫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在探索南斯拉夫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初，南斯拉夫领导人就强调：苏联模式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结合自身实际建设本国社会主义。铁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其建设模式是多元的，南斯拉夫要想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现阶段的实践，把它同我国特殊条件尽可能紧密地结合起来”[3]。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本国社会主义主要依据以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第一，关于自治思想，南斯拉夫实行社会自治制度中自治思想来源于马克思。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应该由社会新生力量来解决，新生的人即工人来掌握。南斯拉夫党和人民结合自身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治思想的内核。他们认为自己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自治不是一种短期的或者应急式的行为，而是长期的历史的必然。第二，关于国家消亡思想。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中首先在经济领域中的实行工人自治思想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家消亡理论的理解。马克思的国家观在于其阶级性并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恩格斯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4]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建立的国家是而且必须是特殊形式的国家，即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消亡的国家，而实行社会主义自治的目的就在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将国家的消亡寄托在经济的发展之中。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人阶级只有管理生产消除国家的经济职能，才能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第三，唯物史观。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中强调工人自治以及人民自治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思想的理解。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是第一个高度赞扬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理论家。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5]。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后，向着共产主义目标迈进，应该依靠的不是国家和党，而是由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自己去发动和领导。
3.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研究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可以从宏观和中观两个维度进行把握，既要理解其核心内涵又要把握其内涵的基本逻辑。从宏观而言，主要还是围绕一条主线，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观而言，主要是五个方面，即一主线、两定位、一本质、一改革、一市场。可以说中国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系统的、辩证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
第一，关于主线。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当下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对象，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二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之下，始终围绕这一主线，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果，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第二，关于两定位。中国模式之所以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前提在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世界主题的科学解读。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并结合中国实践，准确提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科学界定了当时以及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性质，抓住了中国新发展的历史基点，符合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将如何界定呢？邓小平冷静科学地分析国际发展大局，正确判断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的基础上，指出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已经逝去，现在的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进行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观。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数次谈到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也是立足于当今世界主题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 第三，关于本质。本质，即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那么社会主义有无本质可言？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此问题做出明确回答。从马克思的思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高度重视生产力的作用，强调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体现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但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并没有明确界定。邓小平立足中国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涵。
第四，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关于此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领导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即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且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区分主次矛盾，尤其要抓主要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已经发生转化，这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的主要依靠。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中崭新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之处。而改革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的。邓小平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于：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坚持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统一。中国改革40年的历史现实证明，改革之路既是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第五，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忽视市场作用？社会主义只有计划、资本主义只有市场这种固化的理念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现实实践中更是站不住脚的。早在列宁时期，他就实行适合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苏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斯大林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由于忽视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后期出现严重弊端而最终走向解体。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打破了市场与计划二者固有理念，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都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经济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背后的逻辑在于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作用，二者有机结合激发了社会发展活力。
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三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到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苏共领导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点侧重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研究，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前期的苏共领导者尤其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当时俄国发展具体实践的，而后期苏联的领导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甚至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主要表现：一是未能彻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比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二是基于对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考量。总体而言，虽然后期在苏共领导人错误思想的引领下，苏联走向了瓦解，造成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但是，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理论探索的实践，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而且对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研究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即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从自治、经济自治、工人三个层面进行切入，可以发现其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理论逻辑，即自治、国家消亡和群众史观。我们可以发现：南共领导人想通过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此种模式来完成向共产主义的最终跨越，这种简单片面的思想是错误危险的，最终的实践也证明了其理论的最终破产。这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系统，还在于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从国内而言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尤其是民族问题，从国际来看主要是苏南冲突之后来自苏联的压力，尤其是被迫脱离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总体来看，南共领导者能够带领南斯拉夫人民突破苏联及其模式的束缚，勇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本身就是可贵的。南斯拉夫前期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证明了其可行性的一面。此外，其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为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
第三， 研究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围绕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这在于中国模式所具有的科学性、发展性以及开放性。所谓科学性指的是中国模式不是毫无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的发展模式，而是实事求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所谓发展性指的是中国模式不是简单线性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发展而发展的;所谓开放性指的是中国在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时所具有的包容性，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合作中发展自己、强大自己。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比较三种模式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分析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比较与借鉴意义，一方面通过比较前二种模式失败之处来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比较中国的成功模式来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可以研究发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时，三种社会主义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这有利于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1.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彻底性、系统性及发展性。所谓彻底性指的是深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辩证的思维来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论是苏联还是南斯拉夫发展模式都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根本问题。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所谓系统性指的是要用全面、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和部分有机结合起来。苏联模式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而是仅仅重视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发展。由于忽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真正改善，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南斯拉夫模式的失败在于过于强调工人自治作用，弱化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权，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强有力的领导支柱。反观中国模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刻体现了系统性特点。所谓发展性指的是要用历史的、动态的、变化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度强调自身模式的正当性，并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发展可能性。纵观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从实施前期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后期社会自治主体范围的扩大，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权，加速了南斯拉夫最终的解体。由此启示我们在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过程中，重视整个过程的调控，以发展的眼光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要时刻以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为基础，而不能脱离现实发展基础。苏联在探索自身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行苏联模式的前期，苏联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而且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苏联模式实行的后期，由于严重地脱离苏联发展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开始探索适合南斯拉夫国情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铁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南斯拉夫具体现实有机统一 。而反观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下有悖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启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3.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导和向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对任何事情都要管，党包办一切;坚持党的领导更不能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社会事务，而缺乏党的领导作用。苏联模式的最终失败，从实践层面而言苏共自身责任重大，一方面苏共领导者实行以党代政，个人专权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和终身制，其后果导致个人代替法治，民主制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在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实行多元领导，严重弱化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导致苏联国内民众思想严重混乱，国家发生严重剧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是在南共领导者的带领下，结合本国国情走出的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南斯拉夫在南共的领导之下，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不仅改变了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面貌，而且深刻影響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之路。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后期，由于过度强调南斯拉夫人民的自治，严重削弱了南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事实证明，缺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势必会在民族问题十分重要的南斯拉夫造成严重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而中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作用。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属性。为克服苏联模式中强调党的领导，忽视人民民主和法治作用以及南斯拉夫模式中过度强调人民自治人民民主，忽视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总之，当前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2021年我们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踏上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最终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不仅要系统研究中国模式背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内核，而且还应放宽视野，比较研究建设社会主义中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比较研究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发现其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意义重大;同时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华.论“中国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J].思想战线，2013，（4）.
[2]成 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争论问题评析[J].学术研究，2016，（7）.
[3]铁托全集（1926—1951）[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2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责任编辑：崔家善〕
[关键词]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
[中图分类号]D61; D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3-0020-06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一条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路。至此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开始变为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进行跨越式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世界历史表明，“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主要由四大发展模式主导。而其中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是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1]。从社会主义发展视域来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有很多，这在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所面临的历史、经濟、文化等基本国情的差异。但是纵观20世纪至今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研究比较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对丰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提供鉴戒和启示。
一、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基本内涵
对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比较，我们首先要界定三者的基本内涵，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比较。
1.苏联模式。理解苏联模式，我们首先要澄清其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进而正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斯大林模式”是狭义的苏联模式，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根据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及挑战，充分发挥苏共领导作用，带领苏联人民攻坚克难，于暗夜中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无论是对苏联自身抑或者世界政治格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苏联模式正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最后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改革都属于苏联模式的基本范畴。
苏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之路是一条伴随荣与辱、成与败、饱受赞誉与批评之路，评价苏联模式应坚持历史的、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虽然其在后期发展中诱导苏联最终瓦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但苏联模式是有一定的历史功绩的，于苏联本国而言，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而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使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徜徉。
2.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前领导人铁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南斯拉夫具体现实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摸索了一条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制度。南斯拉夫模式（社会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经济方面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此理念不仅是南斯拉夫模式的理论内核，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经济方面改革的基本遵循。所谓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指的是南斯拉夫国家内一切的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并且是每一个南斯拉夫人的个人财产。他们强调，要将生产资料和人民劳动结合起来，让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分配自己的劳动成果。
南斯拉夫领导人探索的一条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使南斯拉夫在30多年的时间内，从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现代化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热潮。随着改革实践发展，南斯拉夫也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分化、民族分裂等等，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覆灭之路。虽然南斯拉夫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向失败，但是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此同时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内涵，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从全球视域审视中国发展提出的概念。 关于如何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国外目前有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类观点把 “中国模式” 理解为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第二类观点把 “中国模式” 理解为 “中国道路”;第三类观点把 “中国模式” 理解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把握“中国模式”应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从时间维度来看，主要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其广度进行把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方式的称谓，所以其内涵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以及制度体系。区别于其他“模式”而言，“中国模式”是依据中国发展实际，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特色，它处于运动的变化发展之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为了与其他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取“中国模式”的狭义内涵，即中国道路。这也符合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比如，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就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道路”，还积极评价“中国模式”是解开中国发展的“秘钥”。 中国道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以及苏南冲突等国际背景以及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思考突破苏联既有发展模式，独立探索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研究与探索是颇具创造性的，他立足中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的现实，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概括起来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伟大目标。中国道路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它是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比较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三种发展模式，即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中国模式。30年前的历史剧变已经证明了前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破产，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模式彰显了坚韧的生命力。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发展更为强劲有力。比较研究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为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提供历史经验。
1.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发展条件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并具体提出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 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实现了由自由向垄断的发展，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前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战争。在此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列宁相继提出帝国主义论及“一国胜利论”，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帝国主义包围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出发，探索形成了一条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济发展模式，即苏联模式。初期，苏联模式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优越性。但是随着苏联内部矛盾的积累以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二战后，斯大林还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三和理论”;最后戈尔巴乔夫改革相继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主张，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2.南斯拉夫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在探索南斯拉夫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初，南斯拉夫领导人就强调：苏联模式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结合自身实际建设本国社会主义。铁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其建设模式是多元的，南斯拉夫要想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现阶段的实践，把它同我国特殊条件尽可能紧密地结合起来”[3]。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本国社会主义主要依据以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第一，关于自治思想，南斯拉夫实行社会自治制度中自治思想来源于马克思。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应该由社会新生力量来解决，新生的人即工人来掌握。南斯拉夫党和人民结合自身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治思想的内核。他们认为自己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自治不是一种短期的或者应急式的行为，而是长期的历史的必然。第二，关于国家消亡思想。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中首先在经济领域中的实行工人自治思想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家消亡理论的理解。马克思的国家观在于其阶级性并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恩格斯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4]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建立的国家是而且必须是特殊形式的国家，即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消亡的国家，而实行社会主义自治的目的就在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将国家的消亡寄托在经济的发展之中。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人阶级只有管理生产消除国家的经济职能，才能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第三，唯物史观。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中强调工人自治以及人民自治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思想的理解。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是第一个高度赞扬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理论家。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5]。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后，向着共产主义目标迈进，应该依靠的不是国家和党，而是由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自己去发动和领导。
3.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研究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可以从宏观和中观两个维度进行把握，既要理解其核心内涵又要把握其内涵的基本逻辑。从宏观而言，主要还是围绕一条主线，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观而言，主要是五个方面，即一主线、两定位、一本质、一改革、一市场。可以说中国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系统的、辩证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
第一，关于主线。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当下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对象，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二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之下，始终围绕这一主线，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果，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第二，关于两定位。中国模式之所以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前提在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世界主题的科学解读。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并结合中国实践，准确提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科学界定了当时以及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性质，抓住了中国新发展的历史基点，符合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将如何界定呢？邓小平冷静科学地分析国际发展大局，正确判断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的基础上，指出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已经逝去，现在的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进行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观。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数次谈到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也是立足于当今世界主题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 第三，关于本质。本质，即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那么社会主义有无本质可言？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此问题做出明确回答。从马克思的思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高度重视生产力的作用，强调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体现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但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并没有明确界定。邓小平立足中国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涵。
第四，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关于此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领导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即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且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区分主次矛盾，尤其要抓主要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已经发生转化，这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的主要依靠。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中崭新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之处。而改革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的。邓小平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于：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坚持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统一。中国改革40年的历史现实证明，改革之路既是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第五，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忽视市场作用？社会主义只有计划、资本主义只有市场这种固化的理念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现实实践中更是站不住脚的。早在列宁时期，他就实行适合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苏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斯大林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由于忽视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后期出现严重弊端而最终走向解体。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打破了市场与计划二者固有理念，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都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经济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背后的逻辑在于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两只手”作用，二者有机结合激发了社会发展活力。
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三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到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苏共领导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点侧重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研究，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前期的苏共领导者尤其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当时俄国发展具体实践的，而后期苏联的领导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甚至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主要表现：一是未能彻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比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二是基于对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考量。总体而言，虽然后期在苏共领导人错误思想的引领下，苏联走向了瓦解，造成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但是，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理论探索的实践，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而且对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研究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即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从自治、经济自治、工人三个层面进行切入，可以发现其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理论逻辑，即自治、国家消亡和群众史观。我们可以发现：南共领导人想通过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此种模式来完成向共产主义的最终跨越，这种简单片面的思想是错误危险的，最终的实践也证明了其理论的最终破产。这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系统，还在于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从国内而言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尤其是民族问题，从国际来看主要是苏南冲突之后来自苏联的压力，尤其是被迫脱离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总体来看，南共领导者能够带领南斯拉夫人民突破苏联及其模式的束缚，勇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本身就是可贵的。南斯拉夫前期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证明了其可行性的一面。此外，其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为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
第三， 研究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围绕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这在于中国模式所具有的科学性、发展性以及开放性。所谓科学性指的是中国模式不是毫无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的发展模式，而是实事求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所谓发展性指的是中国模式不是简单线性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发展而发展的;所谓开放性指的是中国在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时所具有的包容性，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合作中发展自己、强大自己。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比较三种模式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分析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比较与借鉴意义，一方面通过比较前二种模式失败之处来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比较中国的成功模式来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可以研究发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时，三种社会主义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这有利于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1.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彻底性、系统性及发展性。所谓彻底性指的是深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辩证的思维来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论是苏联还是南斯拉夫发展模式都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根本问题。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所谓系统性指的是要用全面、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和部分有机结合起来。苏联模式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而是仅仅重视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发展。由于忽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真正改善，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南斯拉夫模式的失败在于过于强调工人自治作用，弱化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权，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强有力的领导支柱。反观中国模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刻体现了系统性特点。所谓发展性指的是要用历史的、动态的、变化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度强调自身模式的正当性，并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发展可能性。纵观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从实施前期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后期社会自治主体范围的扩大，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权，加速了南斯拉夫最终的解体。由此启示我们在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过程中，重视整个过程的调控，以发展的眼光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要时刻以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为基础，而不能脱离现实发展基础。苏联在探索自身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行苏联模式的前期，苏联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而且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苏联模式实行的后期，由于严重地脱离苏联发展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开始探索适合南斯拉夫国情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铁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南斯拉夫具体现实有机统一 。而反观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下有悖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启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3.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7]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引导和向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对任何事情都要管，党包办一切;坚持党的领导更不能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社会事务，而缺乏党的领导作用。苏联模式的最终失败，从实践层面而言苏共自身责任重大，一方面苏共领导者实行以党代政，个人专权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和终身制，其后果导致个人代替法治，民主制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在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实行多元领导，严重弱化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导致苏联国内民众思想严重混乱，国家发生严重剧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是在南共领导者的带领下，结合本国国情走出的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南斯拉夫在南共的领导之下，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不仅改变了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面貌，而且深刻影響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之路。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后期，由于过度强调南斯拉夫人民的自治，严重削弱了南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事实证明，缺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势必会在民族问题十分重要的南斯拉夫造成严重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而中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作用。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属性。为克服苏联模式中强调党的领导，忽视人民民主和法治作用以及南斯拉夫模式中过度强调人民自治人民民主，忽视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总之，当前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2021年我们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踏上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最终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不仅要系统研究中国模式背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内核，而且还应放宽视野，比较研究建设社会主义中三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比较研究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中国模式，发现其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意义重大;同时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华.论“中国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J].思想战线，2013，（4）.
[2]成 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争论问题评析[J].学术研究，2016，（7）.
[3]铁托全集（1926—1951）[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2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