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富裕了，毫无疑问；但更幸福了吗？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小时候我搬过很多次家，在杭州城不算很大的城区里打转。回忆往事时只要想想住在何处，便也知道了自己当时的年纪。四岁到八岁间我住在吴山脚下的十三弯巷，一栋五层的筒子楼里，一条长长的过道串起了每户人家。
　　那段日子很快乐。院子里小孩很多，永远不缺玩伴；夏天总是很长，长得像过不完。每年有小孩从外地来杭州过暑假，总是跟大家玩得很好。似乎那个时候的孩子天生就知道怎么能玩得好。我是跟着长我几岁的哥哥姐姐们逛遍了吴山和周围的小巷子的，知道每一条上山的路。那时的高银巷里有家牛奶厂，我喜欢去厂门口，站着闻牛奶的香味，听一听牛奶瓶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我的1976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那一年很热闹，不断有事发生——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去世，打倒四人帮，令人目不暇接。当中我还抽空上小学去了。小学校是一座寺庙改的，叫十三弯巷小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那段时间前后左右的很多事，我仍有记忆。很多同龄小朋友在换牙，好多颗牙齿是拴在门把上给拽下来的；唐山地震后谣言满天，全杭州人心惶惶，我背着水壶，着装整齐地睡了一阵子；防空演习时警报大作灯火管制，黑灯瞎火的房间里，我很紧张大人们说话太大声飞机会不会听到；闯祸和家暴都是等闲事，尤其夏天，天黑后听到小伙伴哭天抢地的号叫是常态；电视机刚刚出现，只有少数家庭有，重要节目都是围上一大群人一起看……总之，那会儿家里没什么好待的，永远外面好玩。
　　那段大院生活的日子，人与人挨得很近，家家户户几乎都是一样的生活水平。好多人家的家具都是跟单位借的，上面漆着编号。
　　我家楼上有位沙伯伯，山东的南下干部，1955年授衔的校官，家里有四个儿子。虽然是官儿，但儿子多，日子一样过得辛苦。我在他们家吃过好多好多饭，以至我怀疑我的北方口味是從他们家得来的。那时候父母吃饭时间找不到我是常有的事，邻居家的父母也一样。我们这群孩子好像在每家都吃过饭。作为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孩，那样快乐的日子好像永远过不完。
　　那样的日子终究还是翻篇了。并且是以势不可挡的方式翻过去的。90年代开始，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搬家活动席卷中国，天文数字的家庭欢欣鼓舞地从大杂院搬进了新楼房。全国人民如此万众一心地要从普遍的匮乏和贫困中解脱自己，表现出来的热情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次大搬迁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居住条件和物质水平，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穷了那么多年，对于“更好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全社会的理解空前统一：有钱就是好生活。这是个非常简单粗暴的解读，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很多人执迷于这个简单的念头，再没有思考过“好生活”也许还有其它可能。
　　超级搬家运动，瓦解了原本的邻里，新的邻里关系又没建立起来，造成了一些社会和个人的问题。我们得偿所愿地住上了更大、更宽敞的房子，拥有应有尽有的商品、越来越时髦的汽车，在全世界度假，在全世界暴买，却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翻翻你的微信通讯录，除去你不得不加的亲戚和家人，除去跟你有现实的或者潜在利益往来的人，除去不明所以加上但基本上没互动的人，还剩多少？剩下的这些人，基本上算是比较单纯的朋友关系了，紧密的，或者松散的。这些朋友里面，又有多少是你邻居？很多人可能一个都没有。
　　什么事一旦变得普通，就难以回忆起没有它之前生活是什么样子。这让我们误以为生活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再想不起大院和胡同里的曾经，再想不起竹榻上乘凉吃瓜听故事的当年。 得到的一切当然令我们很高兴，但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更富裕了，毫无疑问；但更幸福了吗？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