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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如何良性地提升总需求，可持续地改善总供给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
以下为楼继伟提到的五点具体意见：
第一，近中期面临的问题
目前，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因此，如何良性地提高总需求、可持续性地改善总供给的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和恢复过程的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国家在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管制、过高福利和民粹化倾向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能力不足，造成总供给能力提升的障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需要适度地加杠杆。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阶段性地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改进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样，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可建立起中长期的良性增长机制，届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通过逐步去杠杆，使经济实现恢复性和可持续性增长。
不过，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容易出现经济稳定的幻象，使得人们不愿意接受改革阵痛，如果浪费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換来的宝贵时间，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看，全球杠杆率高企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个时候，更需要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战胜市场的情景都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能找到办法。
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互联网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应该平衡关系，特别是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跨疆域的再配置过程，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结构差异以及自然条件的区别化，总体而言，经过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参与的国家都在获益。当然，由于各种要素流动性方面的不足，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土地是无法实现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是能够受全球化影响的。中国近年来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了不少的大豆，这些种大豆的土地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可能都是荒地，就是因为有了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契机，从而激活了土地的使用价值。
相比于土地，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以及劳动力服务等要素的流动性要强得多，在管制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受市场的影响因素要大得多，也灵活得多。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为设置过多的管制和壁垒都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具体到大家关注的国际资本，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否必然合理而且健康，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在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下，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进行合作，才能使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充分发挥积极性作用。
同时，资源优化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各个参与国家国民福祉的提升。但是这是否必然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值得打一个问号。另外，我们也很难区分收入分配变化当中有多大比例是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种反全球化的措施，都阻挡不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人为阻止全球化进程，只能降低国民福祉，并削弱改善收入分配的财政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今年1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式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因此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到现在为止，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等一系列极端问题，我不认为负责任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现实质性的可持续性的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的政治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显得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协调。
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的税率，在国际范围内算是中等偏下的，但是现在已经逐步变成税率的中枢了，而且国际上很可能还要继续下调税率。想一想，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对于本国的经济是否能够真正奏效？现在的双边税收协定是否需要重新修订？是否需要重新谈判？假如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会是种什么结局？
如何有效地利用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降低杠杆率又不至于引发降杠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较大风险，是全世界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金融监管应当把控到何种程度，才既可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又不会把纳税人卷入，同时又能以合适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考验相关部门的智慧。同时，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协调。再有，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非洲，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缘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协调行动。
第五，全球进入新常态，我们身处十字路口
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我们在2013年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中国下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注意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它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的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上。
（本文作者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前财政部部长，编辑潘卫艳，有删节和改动）
以下为楼继伟提到的五点具体意见：
第一，近中期面临的问题
目前，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因此，如何良性地提高总需求、可持续性地改善总供给的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和恢复过程的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国家在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管制、过高福利和民粹化倾向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能力不足，造成总供给能力提升的障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需要适度地加杠杆。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阶段性地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改进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样，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可建立起中长期的良性增长机制，届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通过逐步去杠杆，使经济实现恢复性和可持续性增长。
不过，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容易出现经济稳定的幻象，使得人们不愿意接受改革阵痛，如果浪费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換来的宝贵时间，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看，全球杠杆率高企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个时候，更需要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战胜市场的情景都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能找到办法。
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互联网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应该平衡关系，特别是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跨疆域的再配置过程，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结构差异以及自然条件的区别化，总体而言，经过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参与的国家都在获益。当然，由于各种要素流动性方面的不足，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土地是无法实现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是能够受全球化影响的。中国近年来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了不少的大豆，这些种大豆的土地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可能都是荒地，就是因为有了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契机，从而激活了土地的使用价值。
相比于土地，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以及劳动力服务等要素的流动性要强得多，在管制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受市场的影响因素要大得多，也灵活得多。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为设置过多的管制和壁垒都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具体到大家关注的国际资本，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否必然合理而且健康，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在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下，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进行合作，才能使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充分发挥积极性作用。
同时，资源优化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各个参与国家国民福祉的提升。但是这是否必然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值得打一个问号。另外，我们也很难区分收入分配变化当中有多大比例是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种反全球化的措施，都阻挡不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人为阻止全球化进程，只能降低国民福祉，并削弱改善收入分配的财政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今年1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式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因此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到现在为止，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等一系列极端问题，我不认为负责任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现实质性的可持续性的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的政治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显得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协调。
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的税率，在国际范围内算是中等偏下的，但是现在已经逐步变成税率的中枢了，而且国际上很可能还要继续下调税率。想一想，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对于本国的经济是否能够真正奏效？现在的双边税收协定是否需要重新修订？是否需要重新谈判？假如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会是种什么结局？
如何有效地利用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降低杠杆率又不至于引发降杠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较大风险，是全世界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金融监管应当把控到何种程度，才既可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又不会把纳税人卷入，同时又能以合适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考验相关部门的智慧。同时，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协调。再有，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非洲，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缘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协调行动。
第五，全球进入新常态，我们身处十字路口
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我们在2013年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中国下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注意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它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的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上。
（本文作者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前财政部部长，编辑潘卫艳，有删节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