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化史与文化哲学博士生导师。曾在英、法、德等国学术机构做研究。专著有《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德国学理论初探》《异文化博弈》《主体的迁变》《另一种西学》《歌德思想之形成》《歌德学术史研究》等；学术随笔集有《大学的精神尺度》《时代的精神忧患》《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等；主编有《中德文化丛书》《民国学术丛刊》《留学史丛书》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古典文学、知识史与侨易学等。
　　祖父的去世，曾让我突然感觉到生死之事竟然已并不遥远。蓦然回首，外公远行也已二十年了。我的外公，是典型的农民出身，但后来却代表了工人阶级。他去世时是1995年，那一年，我刚大学毕业，从南京分到北京。家中为了怕影响我最初的工作状态，并没有将消息及时通知我。待到日后去坟茔上看一看，一派苍凉，望着林立如小山丘的墓碑，我才想到每个人的命运原来都终结在此处。这一次得到消息，我决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哪怕只是为了在遗体前肃立片刻。
　　当我颠簸着仆仆尘埃，在草长莺飞的五月赶往江南时，感觉到的不是英萃葱葱的仲春季节的生意盎然，而是亲情涌来的伤思满怀。与外婆相处的日夜，如淡淡的流水般映入了脑海。从幼小的时候起，我就是由外婆带大的。最初的幼年记忆，都是后来听长辈们说起的，初时父母还两地分居，母亲一个人在江都工作，多亏了外婆带我。长到三四岁时外婆将我带到南京，离开了母亲，进入了外公外婆的大家庭。大概是从五六岁开始逐渐有些记忆了的，外婆的形象，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记忆。
　　外婆的名字叫作刘素珍（1922—2006），享年八十四岁，算来也是高寿了。然而，我觉得外婆“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一辈子都是在奉献，而能够享受到的实在太少了。她总是劳碌的身影，在家务活中从来不知休息的态度，我永远铭刻在脑海中。
　　当默默站立在外婆遗像之前时，将身体鞠躬，静默无言的那片刻，我的心底蓦然涌上一股酸楚的情绪。说不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或许是血缘相连，或许是日久亲情，或许是天性之中柔弱的感情作用……人活到这个年纪辞世，原也是常理，可我仍然感到伤感，“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最遗憾的了。后代不肖，无所成就，也就谈不上“扬名声，显父母”的古贤教训。然而，亲人终究是不会在乎这些的，无论是你名满天下，还是默默无闻，无论是悄然归来，还是衣锦还乡，在亲人的眼中，你还是你，你还是那个他们一手拉扯大的黄童幼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啊，那幽咽的哭泣声，将我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记忆。
　　八岁之前，我是在南京长大的。幼时当然不知道老人是如何含辛茹苦操持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后来回头看时才体念他们是多么的不易。老人膝下共六个子女，他们都是老观念，要扶持孩子成家结婚才算完事。那时还是“文革”后不久，还有一半的子女需要成家。他们的精力，都全盘地放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说到外婆，当然免不了勾起对外公的记忆。外公严格说来是一个工人。他喜欢喝酒，也喜欢骂人。脾气暴躁，但天性善良。有小市民的习气，但还是非常正直的人。他的名字是梁万民（1915—1995），生于辛亥革命之后，解放时不过三十四岁，还在壮年。我曾听他讲起过从苏北农村到南京打拼的点滴，他是很以为荣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以近耄耋之龄而辞世，想来也可算是高寿了。
　　我想起的，是外公与我相处的日子。真的很遗憾，那时没有日记留下来，但记忆里温馨的岁月却并不能抹去。我十岁的那年吧，父亲出国留学，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母亲查出了脑肿瘤，要去南京的大医院住院治疗。那时的我，年龄很小，尚不懂事。记得陪母亲一起去南京检查，还缠着她带我去书店买书，真是“慈母情、幼子稚”了。为了不干扰父亲的学业，他们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当母家的亲戚承担起照顾手术中的母亲的重任的时候，外公担当起在镇江照料我的责任。我那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欢欢快快地照样上学、读书、玩耍。
　　外公是个蛮开朗的人，他刚退休不久，精神好得很，时常带着我出去逛街，吃小笼包、锅贴，有时还给我买连环画，他不怎么识字，就让我讲解给他听。小时候虽然怕外公，但真正与他朝夕相处时，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老人。后来有一段时间，外公外婆在一起夸我，说养个孙子还真管用。真的很高兴，想着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然而，当我走进大学殿堂，再一步步地由社会返回学术象牙塔的时候，却难以做到“略尽孝道”。甚至，连在一起略尽天伦之乐的机会也变得很少。
　　上大学时，虽然就在南京，但由于住校的缘故，去外公家的次数并不多。多数时候，也只是匆匆打个照面，说不了几句话，二十左右的年龄仍是青春的风风火火，那时好像不知为什么与家人很少沟通。外婆依然如她一生的劳作生活般在锅台边忙碌，外公的精神倒也还健铄，每次总是如此，便习以为常了。后来外公病时，母亲专程从外地到南京看望照顾，我也去医院看他。那时的外公，哮喘得厉害，但他身体素来强健，也就没把这宿疾太当回事。如此反反复复，大家都习惯了。我毕业离宁之前他还是蛮好的，真没想到，他最后匆匆就去了。隐约想起老人的话：“牛拴在树上也一辈子老，卖力干活也是一辈子老。”或许这就是外公一辈子的座右铭吧！
　　记得2000年时，外婆提前过八十大寿，一大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妻和我也去了。在我的内心深处，也许隐隐有着一个念头，不想失去与老人团聚一次的机会。老人被一大家子众星捧月在中间，还是很高兴的。可幼时那种亲切感，却无论如何再也无法唤起。这是不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呢？
　　外公去后，外婆就和小舅一家过，那时她身体也明显不如前了，干了一辈子的家务事也因为危险性的增加（如烧水会忘记关火）而被迫“下岗”。子女们都让她“享享清福”，然而在她，这福又该如何享呢？离开了借以为生的“战场”，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外婆一辈子没有文化，不识字，到晚年时忽然信起“基督”来，又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终究是无法搞清这基督是怎么回事的。最后的岁月里，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很难有什么反应，在敬老院溟然而去。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呆了一下，竟是如此得巧合，本是计划四月南行，其中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看外婆，结果单位另有“重任相委”，不让我此时动身，这一拖就耽搁下了。想不到五月份外婆就去了。
　　十年之后，外婆终于接着外公的步子去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又可以相濡以沫，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恩爱历程。可在生者，在我们这些不肖的后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当他们的骨灰终合葬在一处时，或许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能够稍觉平静。
　　想起自己幼时与外婆、外公在一起的日子，竟恍如隔世。转眼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如今轮到自己带孩子，才感受到这种亲情的意味是如何的浓重与珍贵。
　　每个个体，都难免其在时代下挣扎的命运。祖父如此，外公亦复如此。他们的生命历程，都是渺小的，在大时代的衬托下，显得那般微不足道。我常在想，如果没有记录和思考，他们的生命史是否就如同秋日里凋零落下的一片孤叶，孑然而来，寂寞而去，不会在大历史中留下任何星点的丹青痕迹？当听到这样的生命史阐述时，我怦然心动，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同情心与感伤怀，也还有史家意识的自觉和触动。
　　给我這份发自内心冲动的，是与自己相关的八位老人的生命故事，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妻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的经验让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凉。这就是普通人是如何伴随着经历了20世纪中国历程的“年谱”，他们以他们的平凡，亲历了历史的伟大。这些，与从书本里读来的伟人传记、名人历程很有些不一样，因为由他们口中相传的，是一份极普通、极真实而极亲近的“历史”。相比较其他老人都与“革命”有“亲密接触”的经历，那么我的外公、外婆可能更是如此，他们是再简单不过，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或者工人，虽然也同样经历过历史的惊涛骇浪，但体验的却仅仅是风平浪静的平民生活。我相信，他们的生命，不仅孕育了后代的躯体与灵魂，也同样是这历史浪涛前进中的一束波环。
　　我们也会沧桑老去，我们也会看云观雨，可我们，是否也能以这样的平凡，走过历史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