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18日，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宣布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理由是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涉嫌造假。此前，施普林格集团下属的英国BMC出版社也以同样原因撤回了43篇论文。两次被撤稿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医疗系统，包括一些知名大学的附属医院。其中，施普林格的撤稿中有61篇来自中国；在被BMC撤稿的43篇论文中，中国则占了41篇。
施普林格在关于此次撤稿事件的声明中说，该集团的期刊编辑最先发现一些论文评议人电子邮件地址的真实性存在问题，随后展开的内部调查发现了伪造的同行评议报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64篇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受到不正当影响。”声明没有明确指出64篇涉事论文来自哪个国家。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对该集团网站进行检索得到完整的撤稿论文目录，其中来自中国的论文作者的单位赫然在列。
施普林格撤稿事件并非特例。世界上其他几家主要学术出版社也有过从旗下学术期刊撤稿的行动。这些案例涉及爱思唯尔（Elsevier）、赛捷（SAGE）等学术出版巨头。
除了此次撤稿事件外，近年来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还有：2014年2月施普林格与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联合撤销120篇论文；2014年7月赛捷公司撤销60篇文章，之后，2015年3月BMC撤稿43篇。其中，IEEE的撤稿主要涉及计算机领域，而施普林格和BMC的撤稿主要涉及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
专门追踪学术论文质量的“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3年到2014年，各大学术期刊就因6起同行评议舞弊事件而撤回了超过110篇论文，在爱思唯尔撤稿16篇和BMC撤稿43篇之后，这一数字达到了约170篇。过去3年里，因同行评议造假行为遭撤的论文数量占该网站记录的全部遭撤论文总数的15%。这些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论文提供者发现并利用了学术出版系统的漏洞，“自己的论文自己审”，伪造同行评议，使论文得到编辑认可。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的主角，是曾任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副教授的陈震远。2013年5月，《振动与控制期刊》（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的主编发现有声称是审稿人的不明账号向他们的作者发送“审稿意见”邮件。赛捷出版社对此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调查，结果发现，事件涉及出版管理系统ScholarOne中的130个可疑账号。这些可疑账户的使用者间互相评议、引用彼此论文的频率不正常地偏高。最后，调查员确定，有60篇论文存在同行评议造假、论文互相引用的情况。而所有可疑文章的作者栏中都能找到陈震远的名字。最终，陈震远在2014年2月辞职。在这之后赛捷出版社撤回了相关的60篇文章。
另一个案例的焦点则是计算机自动生成程序。2014年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西里尔·拉贝利（Cyril Labbé）用自己开发的识别程序，在IEEE数据库和施普林格的数据库中识别出了120多篇的虚假论文。这些于2008年至2013年之间发表的论文是由一个名为SCIgen的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的，同样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在这之后，“撤稿观察”发现，2009年～2014年在中国举办的几十个学术会议的9000多篇会议论文被IEEE学术文献数据库撤稿，但并未给出明确的理由，撤稿声明中只是说“根据正式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该论文违反了IEEE数据库的出版准则。我们因此撤回这篇论文，我们也会尽力移除这篇论文的所有参考文献。”
接二连三的撤稿事件，都涉及到同行评议造假，而中国作者频频牵涉其中，国家的科研信誉也因此大打折扣。更令人忧心的是，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这中间有第三方单位，也就是语言编校或论文服务提供商牵涉其中。
据施普林格医学及生物医学出版执行副总裁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介绍，在现有的学术出版程序中，论文首先由总编、编辑委员会进行初审，然后交由两名或两名以上有资格的科学同行进行评审。有时，还使用CrossCheck、iThenticate等全文比对软件来确认文章不存在剽窃的情况。根据同行评议报告，论文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以下四种：接收、修改后接收、修改后再投稿、拒稿。其中，同行评议程序是确认学术文章专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步骤。
一直以来，许多出版社都允许论文作者在递交相关材料的过程中向期刊编辑推荐同行评议的人选。尽管期刊编辑通常会对被推荐的审稿人做一番预先审查，但此前BMC出版社展开的调查显示，自行推荐审稿人的制度给作者或第三方机构操纵同行评议过程提供了机会。
除了最简单的介绍熟人、同事作为审稿人这一作弊方法之外，在同行评议程序中造假的另一个常见手段是伪造邮件地址。论文作者在推荐审稿人时，提供知名专家的名字，但捏造相关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期刊审稿邀请发送到伪造的邮件地址，就会被作者自己收到。
2012年，韩国庆州市东国大学的药用植物研究员文亨仁（Hyung-In Moon）就利用这一方式伪造同行评议，在英富曼（Informa Healthcare）出版社旗下的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伪造事件被揭露后，英富曼共撤回了28篇相关论文，并有一名编辑因此辞职。
文亨仁和前面提到的陈震远在造假过程中都利用了被学术出版集团广泛使用的ScholarOne系统中的漏洞。邀请审稿人进行论文评议时，这一系统会向对方发送一封含有登录信息的邮件。如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伪造的邮箱地址，收件人通过它就可以用其注册的任何用户名登陆系统，而无需再经过身份验证。
然而，存在漏洞的出版系统并不止ScholarOne一家。Aries System公司制作的“编辑管家”（Editorial Manager）软件也是其一，这个系统的使用者包括了施普林格与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编辑管家系统的问题在于密码管理：用户忘记密码时，系统会直接把密码以文本的形式发送到用户的邮箱中，而这种办法极易造成密码的泄露。 在黑客技术日益发达的当前，因为担心软件可能出现问题和漏洞，一些观察家提出，论文评议的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尤其是应该停止由作者自行推荐评审人的做法。
目前，包括BMC在内的多家期刊出版社已不再允许论文作者推荐同行评议的人选。其他一些期刊则要求提供机构电子邮件地址或被推荐评审人的SCOPUS或ORCID身份识别码等信息。此次64篇论文被撤回之后，施普林格集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将对同行评审人的资质进行更加细致严格的审查”。
调查中还发现，一些伪造同行评议的论文是由专门与学术出版机构打交道的论文公司提供的。如果故意利用学术出版系统的漏洞成为一种系统性行为的话，问题就比单纯的作者个人行为严重得多。
2014年，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的吉拉姆·菲利翁（Guillaume Filion）和法布拉大学的卢卡斯·凯瑞（Lucas Carey）从PubMed下载了2012年1月到2014年4月期间的论文出版记录。通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二人将这200万篇论文的摘要部分进行比对分析，找出了2014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他们本想找到最热门的研究趋势，却发现一个意料之外的词汇十分突出——“CISCOM”，这是一个由位于伦敦的补充医学研究委员会运作的数据库。2014年之前，“CISCOM”这个字眼每年仅会出现在2～3篇论文中，而从2014年2月起，这个数据库突然间开始每个星期就出现一次。
进一步分析发现，有32篇有关不同主题的论文却都有着相同的特征——都是利用数据库里已发表的文章写出的综述文章，而且全部来自中国的研究小组。将这些论文用剽窃检测程序iThenticate进行分析后，并没有发现抄袭的情况。文章作者们使用的文字描述似乎来自多个模板的组合，这意味着作者在有意调整这些文字的顺序，来逃避剽窃检测。这些论文多数提交于2013年末，因此不太可能相互抄袭。菲利翁和凯瑞推测，这些论文可能都出自同一个公司之手。
尽管在2013年，《科学》杂志一项为期五个月的调查已经揭露了中国“论文工厂”的存在，但那时出版商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2014年12月，《科学美国人》也在一项调查中，通过对100多篇学术文献的遣词进行分析，发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实质上是偷梁换柱的“填空研究”，这些也都是综述性质的论文，使用相近的文字模版，分析结论的遣词造句都惊人地相似，只是替换掉基因和疾病名称。《科学美国人》联系BMC，指出了一些文章存在可疑的相似性，不到两周之后，BMC撤回了43篇论文。他们向“撤稿观察”表示，“可能有第三方卷入，并影响了同行评议程序”，这意味着文章很可能就来自“论文工厂”。
对此，一些期刊已加强了安全措施，比如，《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要求他们收到的每一篇综述论文都必须经过特殊的编辑检查，强制作者提交附加信息，包括他们开展研究的目的。这意味着中国的论文作者以后在向国际期刊投稿时会面临更多的质疑和审查，不管他们是否使用了第三方机构的论文服务。而最近更加频繁曝出的撤稿事件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通常所说的SCI，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论文检索工具。 而现在，在科研人员的前途与其论文数量直接挂钩的中国学术圈内部，SCI有了“中国人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的戏称。
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中，SCI论文是衡量科研人员前途的标尺。在五年时间内，研究者所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数目（往往只算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是晋升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大学，博士生需要发表一篇或多篇SCI论文才能够毕业。这样的考察标准使得中国的科研人员变得“重量不重质”，也孕育了在灰色地带里繁荣的论文市场。伪造同行评议仅是学术界众多造假问题之一，学术界激励机制的最根本问题不解决，即便能堵住同行评议漏洞，造假者仍会通过其他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2013年，《科学》杂志记者的卧底调查发现，在27家买卖SCI论文的机构中，根据期刊影响因子、是否第一作者等因素，购买文章作者身份的费用从1600美元（约人民币9750元）到26300美元（约人民币16万元）不等。其最高价格已经高于一些中国副教授的年收入。这个“黑市”售卖的“商品”不单是作者身份，还有捉刀代写、将已发表的中文论文翻译再转投英文期刊，甚至直接买别人的论文草稿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写道：“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科研实力发展极其迅速……然而，这一快速发展却不一定伴随着科研领域规范的同步提升。最值得担忧的是科研诚信的缺失，它可能会阻碍中国原创科学领域的进展，损害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也会削弱中国科学的影响力。”他提到，除了“重量不重质”的科研考察体系，目前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竞争性科研基金占据了大部分经费来源，也是学术不诚实的重要诱因之一。还有一个诱因是基于绩效的补贴收入。
而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受影响面最大的医生群体看来，用考核科研人员的方法考核临床医生，则是大规模同行评议造假现象集中发生在医疗领域的重要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某著名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用科研论文的数目来考核临床医生的水平，这就像让厨师考英语来证明技术一样，很荒谬。”目前，国内临床医生的考核标准也与SCI论文数目挂钩，不仅职称评选受其影响，在有的医院，工资等级也要看发了什么论文。“有的人职称一卡十几年，最后临床技术好的人辞职走了，留下的是会写论文不会看病的人。”
涉及此次施普林格撤稿事件的论文名单中，作者来自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及中国医科大学等多家著名大学的附属医院。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涉及撤稿事件的论文作者，“如果作者自己在同行评议过程中作假，或授意第三方机构作假，应该受到学校学术纪律的严惩；如果有第三方论文服务公司在幕后操作，作者应该站出来揪出这种恶劣的服务商。”
但《中国新闻周刊》比对撤稿论文目录，联系了其中一些作者所在的医院，对方一听到关于撤稿事件的问题，就匆匆挂断了电话。而据前述业内人士称，他所在的医院已经处分了涉及撤稿事件的作者，包括收回博士学位、工资降级等。“这就相当于前边几年白干了，现在跟后辈在一个水平线上奋斗。”
频频撤稿
施普林格在关于此次撤稿事件的声明中说，该集团的期刊编辑最先发现一些论文评议人电子邮件地址的真实性存在问题，随后展开的内部调查发现了伪造的同行评议报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64篇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受到不正当影响。”声明没有明确指出64篇涉事论文来自哪个国家。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对该集团网站进行检索得到完整的撤稿论文目录，其中来自中国的论文作者的单位赫然在列。
施普林格撤稿事件并非特例。世界上其他几家主要学术出版社也有过从旗下学术期刊撤稿的行动。这些案例涉及爱思唯尔（Elsevier）、赛捷（SAGE）等学术出版巨头。
除了此次撤稿事件外，近年来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类似事件还有：2014年2月施普林格与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联合撤销120篇论文；2014年7月赛捷公司撤销60篇文章，之后，2015年3月BMC撤稿43篇。其中，IEEE的撤稿主要涉及计算机领域，而施普林格和BMC的撤稿主要涉及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
专门追踪学术论文质量的“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3年到2014年，各大学术期刊就因6起同行评议舞弊事件而撤回了超过110篇论文，在爱思唯尔撤稿16篇和BMC撤稿43篇之后，这一数字达到了约170篇。过去3年里，因同行评议造假行为遭撤的论文数量占该网站记录的全部遭撤论文总数的15%。这些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论文提供者发现并利用了学术出版系统的漏洞，“自己的论文自己审”，伪造同行评议，使论文得到编辑认可。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的主角，是曾任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副教授的陈震远。2013年5月，《振动与控制期刊》（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的主编发现有声称是审稿人的不明账号向他们的作者发送“审稿意见”邮件。赛捷出版社对此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调查，结果发现，事件涉及出版管理系统ScholarOne中的130个可疑账号。这些可疑账户的使用者间互相评议、引用彼此论文的频率不正常地偏高。最后，调查员确定，有60篇论文存在同行评议造假、论文互相引用的情况。而所有可疑文章的作者栏中都能找到陈震远的名字。最终，陈震远在2014年2月辞职。在这之后赛捷出版社撤回了相关的60篇文章。
另一个案例的焦点则是计算机自动生成程序。2014年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西里尔·拉贝利（Cyril Labbé）用自己开发的识别程序，在IEEE数据库和施普林格的数据库中识别出了120多篇的虚假论文。这些于2008年至2013年之间发表的论文是由一个名为SCIgen的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的，同样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在这之后，“撤稿观察”发现，2009年～2014年在中国举办的几十个学术会议的9000多篇会议论文被IEEE学术文献数据库撤稿，但并未给出明确的理由，撤稿声明中只是说“根据正式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该论文违反了IEEE数据库的出版准则。我们因此撤回这篇论文，我们也会尽力移除这篇论文的所有参考文献。”
接二连三的撤稿事件，都涉及到同行评议造假，而中国作者频频牵涉其中，国家的科研信誉也因此大打折扣。更令人忧心的是，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这中间有第三方单位，也就是语言编校或论文服务提供商牵涉其中。
变身的“同行”
据施普林格医学及生物医学出版执行副总裁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介绍，在现有的学术出版程序中，论文首先由总编、编辑委员会进行初审，然后交由两名或两名以上有资格的科学同行进行评审。有时，还使用CrossCheck、iThenticate等全文比对软件来确认文章不存在剽窃的情况。根据同行评议报告，论文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以下四种：接收、修改后接收、修改后再投稿、拒稿。其中，同行评议程序是确认学术文章专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步骤。
一直以来，许多出版社都允许论文作者在递交相关材料的过程中向期刊编辑推荐同行评议的人选。尽管期刊编辑通常会对被推荐的审稿人做一番预先审查，但此前BMC出版社展开的调查显示，自行推荐审稿人的制度给作者或第三方机构操纵同行评议过程提供了机会。
除了最简单的介绍熟人、同事作为审稿人这一作弊方法之外，在同行评议程序中造假的另一个常见手段是伪造邮件地址。论文作者在推荐审稿人时，提供知名专家的名字，但捏造相关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期刊审稿邀请发送到伪造的邮件地址，就会被作者自己收到。
2012年，韩国庆州市东国大学的药用植物研究员文亨仁（Hyung-In Moon）就利用这一方式伪造同行评议，在英富曼（Informa Healthcare）出版社旗下的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伪造事件被揭露后，英富曼共撤回了28篇相关论文，并有一名编辑因此辞职。
文亨仁和前面提到的陈震远在造假过程中都利用了被学术出版集团广泛使用的ScholarOne系统中的漏洞。邀请审稿人进行论文评议时，这一系统会向对方发送一封含有登录信息的邮件。如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伪造的邮箱地址，收件人通过它就可以用其注册的任何用户名登陆系统，而无需再经过身份验证。
然而，存在漏洞的出版系统并不止ScholarOne一家。Aries System公司制作的“编辑管家”（Editorial Manager）软件也是其一，这个系统的使用者包括了施普林格与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编辑管家系统的问题在于密码管理：用户忘记密码时，系统会直接把密码以文本的形式发送到用户的邮箱中，而这种办法极易造成密码的泄露。 在黑客技术日益发达的当前，因为担心软件可能出现问题和漏洞，一些观察家提出，论文评议的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尤其是应该停止由作者自行推荐评审人的做法。
目前，包括BMC在内的多家期刊出版社已不再允许论文作者推荐同行评议的人选。其他一些期刊则要求提供机构电子邮件地址或被推荐评审人的SCOPUS或ORCID身份识别码等信息。此次64篇论文被撤回之后，施普林格集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将对同行评审人的资质进行更加细致严格的审查”。
调查中还发现，一些伪造同行评议的论文是由专门与学术出版机构打交道的论文公司提供的。如果故意利用学术出版系统的漏洞成为一种系统性行为的话，问题就比单纯的作者个人行为严重得多。
“论文工厂”
2014年，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的吉拉姆·菲利翁（Guillaume Filion）和法布拉大学的卢卡斯·凯瑞（Lucas Carey）从PubMed下载了2012年1月到2014年4月期间的论文出版记录。通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二人将这200万篇论文的摘要部分进行比对分析，找出了2014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他们本想找到最热门的研究趋势，却发现一个意料之外的词汇十分突出——“CISCOM”，这是一个由位于伦敦的补充医学研究委员会运作的数据库。2014年之前，“CISCOM”这个字眼每年仅会出现在2～3篇论文中，而从2014年2月起，这个数据库突然间开始每个星期就出现一次。
进一步分析发现，有32篇有关不同主题的论文却都有着相同的特征——都是利用数据库里已发表的文章写出的综述文章，而且全部来自中国的研究小组。将这些论文用剽窃检测程序iThenticate进行分析后，并没有发现抄袭的情况。文章作者们使用的文字描述似乎来自多个模板的组合，这意味着作者在有意调整这些文字的顺序，来逃避剽窃检测。这些论文多数提交于2013年末，因此不太可能相互抄袭。菲利翁和凯瑞推测，这些论文可能都出自同一个公司之手。
尽管在2013年，《科学》杂志一项为期五个月的调查已经揭露了中国“论文工厂”的存在，但那时出版商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2014年12月，《科学美国人》也在一项调查中，通过对100多篇学术文献的遣词进行分析，发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实质上是偷梁换柱的“填空研究”，这些也都是综述性质的论文，使用相近的文字模版，分析结论的遣词造句都惊人地相似，只是替换掉基因和疾病名称。《科学美国人》联系BMC，指出了一些文章存在可疑的相似性，不到两周之后，BMC撤回了43篇论文。他们向“撤稿观察”表示，“可能有第三方卷入，并影响了同行评议程序”，这意味着文章很可能就来自“论文工厂”。
对此，一些期刊已加强了安全措施，比如，《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要求他们收到的每一篇综述论文都必须经过特殊的编辑检查，强制作者提交附加信息，包括他们开展研究的目的。这意味着中国的论文作者以后在向国际期刊投稿时会面临更多的质疑和审查，不管他们是否使用了第三方机构的论文服务。而最近更加频繁曝出的撤稿事件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变味的SCI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通常所说的SCI，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论文检索工具。 而现在，在科研人员的前途与其论文数量直接挂钩的中国学术圈内部，SCI有了“中国人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的戏称。
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中，SCI论文是衡量科研人员前途的标尺。在五年时间内，研究者所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数目（往往只算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是晋升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大学，博士生需要发表一篇或多篇SCI论文才能够毕业。这样的考察标准使得中国的科研人员变得“重量不重质”，也孕育了在灰色地带里繁荣的论文市场。伪造同行评议仅是学术界众多造假问题之一，学术界激励机制的最根本问题不解决，即便能堵住同行评议漏洞，造假者仍会通过其他办法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2013年，《科学》杂志记者的卧底调查发现，在27家买卖SCI论文的机构中，根据期刊影响因子、是否第一作者等因素，购买文章作者身份的费用从1600美元（约人民币9750元）到26300美元（约人民币16万元）不等。其最高价格已经高于一些中国副教授的年收入。这个“黑市”售卖的“商品”不单是作者身份，还有捉刀代写、将已发表的中文论文翻译再转投英文期刊，甚至直接买别人的论文草稿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写道：“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科研实力发展极其迅速……然而，这一快速发展却不一定伴随着科研领域规范的同步提升。最值得担忧的是科研诚信的缺失，它可能会阻碍中国原创科学领域的进展，损害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也会削弱中国科学的影响力。”他提到，除了“重量不重质”的科研考察体系，目前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竞争性科研基金占据了大部分经费来源，也是学术不诚实的重要诱因之一。还有一个诱因是基于绩效的补贴收入。
而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受影响面最大的医生群体看来，用考核科研人员的方法考核临床医生，则是大规模同行评议造假现象集中发生在医疗领域的重要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某著名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用科研论文的数目来考核临床医生的水平，这就像让厨师考英语来证明技术一样，很荒谬。”目前，国内临床医生的考核标准也与SCI论文数目挂钩，不仅职称评选受其影响，在有的医院，工资等级也要看发了什么论文。“有的人职称一卡十几年，最后临床技术好的人辞职走了，留下的是会写论文不会看病的人。”
涉及此次施普林格撤稿事件的论文名单中，作者来自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及中国医科大学等多家著名大学的附属医院。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涉及撤稿事件的论文作者，“如果作者自己在同行评议过程中作假，或授意第三方机构作假，应该受到学校学术纪律的严惩；如果有第三方论文服务公司在幕后操作，作者应该站出来揪出这种恶劣的服务商。”
但《中国新闻周刊》比对撤稿论文目录，联系了其中一些作者所在的医院，对方一听到关于撤稿事件的问题，就匆匆挂断了电话。而据前述业内人士称，他所在的医院已经处分了涉及撤稿事件的作者，包括收回博士学位、工资降级等。“这就相当于前边几年白干了，现在跟后辈在一个水平线上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