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已经开始装修厨房了，大楼9月的某一天就会正式启用。”8月2日，心情愉快的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在紧靠清华科技园的成府路柏拉图酒吧告诉《商务周刊》，当下全球风头最健的企业、市值超过1100亿美元的Google，已经租下了清华科技园B04项目整栋大楼，作为其在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研发基地。
“我们来到中国9个月了，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招人、招人、招人，搬家、搬家、搬家。”李开复开心地告诉记者，Google在中国已经搬了5次家，其中三次就发生在清华科技园里，“而且是越搬越大，这次是整整一栋楼”。
至于原因，这位世界IT业界风云人物给出的答案是：“主要看中了这里的研发人才。”他透露，从初谈到最后签署协议，仅花了3个多月时间。
现在，李开复带领着Google除美国本土外最大的研发团队，准备入主这栋面积1.4万平方米、年租金2000多万元的大楼，到时候这栋“谷歌大厦”将挂上醒目的Google的Logo。清华科技园副总裁曹一兵向《商务周刊》透露，“李开复目前又有意向让我们在别的地方给他们预留，因为那个楼可能三年之后不够用。”
事实上，一贯对工作环境要求苛刻的Google在选择清华科技园时之所以如此豪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块狭小拥挤、交通拥堵、租金昂贵的园区，却经受住了全球500强企业在环境和服务上的考验，比如此前入住的微软、Sun中国工程研究中心、Schlumberger、P&G、NEC研究院等跨国公司。
“国际科技园业内有一个共识，要做成最好最出色的科技园，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园区要有世界级的公司，否则就不够格。”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启迪控股公司董事长梅萌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顾建园13年的艰辛历程，颇为感慨和自豪地说：“我们聚集了一批非常非常好的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今天在清华科技园的本园，大约有400多家各种各样的企业。其中不但有Google这样的全球500强企业，更有200多家像芯技佳易、矽正电子、数码视讯这样具有全球500强潜质的核心技术创新创业公司。”
但回望聚沙成山的最初时光，梅萌最清楚清华科技园为了完成“聚集”所饱尝的甘苦。
无中生有
1940年代后期，美国斯坦福大学将学校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一些工业公司，并将自己的技术投入其中，建立起科研与产业相结合的高新技术工业区，这个世界上第一家以大学为依托建立的科技园，就是“硅谷”的前身。到1980年代，斯坦福工业区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并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支柱。
但近半个世纪后的1993年，清华大学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大学科技园构想时，无论是学习硅谷，还是效仿斯坦福大学，都发现自己面对的现实环境迥然不同。
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启迪控股公司总裁徐井宏向《商务周刊》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中国走的是一条与国外大学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大学不是在一开始就建大学科技园的，而是自己创办校办企业。”
他认为，其中的原因或者动机有两点。首先，因为1980年代的计划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研发资源都集中到了大学和科研院所，使得高校和科学院所不得不为企业承担起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启迪的功能，但因为当时国家经费紧张，不但科研资金不够，甚至连教师的工资都很低。
其次，当时的科研主要是根据国家计划设立项目，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出申请。因此一般的过程是，先申请项目，然后进行研发，最后成果鉴定、技术评奖。一套程序结束后，往往这项成果就放到仓库里了，与形成生产力完全脱节。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科研大户，有大量科技成果等待转化。
“所以，为了推进国家高新技术成长，支持学校教研，转化积压的科技成果，雨后春笋般长起来了众多校办企业。”徐井宏回忆，“当时不但学校办、院系办，甚至教研组拿个成果也在办。”
对此，梅萌也记忆尤深。“1992年左右，外界抨击大学办公司，当时报纸上有文章说，推开清华的一个教研室，就是一个公司，学校领导听了很恼火。”当时梅萌正担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查了一下发现，清华有146个教研室，一共有164个公司，“应该是推开一个门还不止一个公司”。
但是考虑到这些校办企业多有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基础，也不能贸然关闭。于是，清华大学领导开始酝酿让校办企业与校内教学分离，用一个单独的区域对其进行规范。
1993年5月1日，当时北京市主要领导到北京大学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清华大学正式提出建设清华科技园的构想，并以时任清华大学产业管理处处长荣泳霖为首成立了三人工作小组，提出来建设清华科技园的初衷：促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对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产业进行功能分区；改善学校周边环境。
梅萌解释说：“除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功能，当初主要考虑的是把教学与面向社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分开，后者拿到学校周边去组建成科技园。同时科技园的建设对当时学校周边的环境也是一个改善。”于是便有了此后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建科技园”和清华大学“一墙隔出科技园”的新闻。
1994年，清华科技园立项获得批准，梅萌受命组建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企业法人身份代表学校负责园区的规划、建设、开发、经营和管理，正式开始建设清华科技园。事实上，校长王大中交给梅萌的只有今天的同方大厦和学研大厦这两块校园基建用地，和“清华科技园”这个名字，至于200万元注册资金，也是因为按照当时工商管理规定200万元注册不用验资。
没有一分钱自有资金，没有风险资本的参与，没有工业企业的支持，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成熟的市场环境……此时的梅萌几乎就是要在1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无中生有”造出一个“硅谷”。
盖房子、搭台子
“北大科技园推倒南墙，实在不行还能回来；清华科技园被一墙隔在大门外，根本就没有退路。”清华科技园信息化中心主任刘杰向《商务周刊》开玩笑地描述当时建园的心情。但现实却远比一道墙严峻。
“在中国创建科技园，比国外难多了。”梅萌回忆，自己带领团队去过硅谷、剑桥和台湾新竹调研，发现中国情况和国外完全不同。“在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市场资源非常充足，企业有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区域环境就足以帮助实现它。”梅萌说，“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先天就不足，本身还处在发育中。”
在他看来，做清华科技园比全世界的同行都累。“硅谷相当于从清华大学到八达岭这么长的区间，一条高速公路把所有的企业都串起来，背靠大学、风险投资还有人力资源等等，发达完善的市场环境营造了非常好的成长环境。而我们只能在清华科技园这几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改造或改善局部环境，来聚集各种资源，其辛苦可想而知。”
在中国建设科技园，按照梅萌的判断，首要课题就是营造局部环境。而营造环境的第一步是开发土地，建设科技园的物理空间或者说硬件设施——也就是盖房子、搭台子。
“盖房子最困难的一件事：没钱。”在梅萌看来，“科技园是有钱人做的事，因为得盖楼，几百万是小数。我们刚开始连几毛钱都没有，就要做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事情。”
清华科技园就是在最没钱的时候开始了楼宇建设。此时正赶上1993年的宏观调控，国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收紧贷款，而当时的清华大学也没有如今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清华科技园第一阶段走得异常艰辛。清华科技园的第一个客户是由清华设备处改造而来的清华同方实业总公司。清华科技园与其签署协议盖了同方大厦，为此从同方获得了大约500万元的第一笔收入。
1996年年底，依靠贷款，清华科技园终于开始独立建造自己的第一栋楼——学研大厦。徐井宏回忆：“当时清华科技园对学研大厦完工后的使用比较模糊和保守，计划1998年竣工，1999年能够有30％的入驻率，租金够科技园工资和车马费就差不多了。”但没有想到，4万平方米、成本1个多亿的学研大厦落成后，就赶上IT企业飞速发展在中关村引起的第一次创业热潮。“当时中关村写字楼拥有量很低，学研大厦一时寸土寸金，短短一年间就实现了90％的招租率。”徐井宏认为，勇气和运气让清华科技园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好事情接踵而至。1999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清华科技园被纳入中关村的总体规划，予以重点发展支持，清华科技园迎来了第二次的历史发展机遇。这年4月，清华大学科技园规划建设委员会成立，对清华科技园的发展进行宏观决策，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任主任。借助园区内有声有色的创业热潮在全国引起的广泛影响，清华科技园开始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这时的清华科技园，起步区工程已经完工，随着学研大厦的落成和企业入驻，清华科技园初具规模。于是，借助各方面劲吹的“东风”，科技园开始了第一轮的重组和注资。首先，把学研大厦的大楼资产装进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注册资本从200万元一举增加到4个亿。而后，清华大学拿出9000万元——清华大学对其企业实际注资最多的一次，中关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75亿元，2000年7月24日，注册资金4.8亿元的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组建。
这个公司的成立，按照徐井宏解释，大大加快了清华科技园57万平方米的主体园区建设。清华科技园适时提出了《清华科技园发展纲要》，明确了科技园的三大功能定位：创业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也在这个时候，作为掌舵者的梅萌正式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科技园的目标及科技园的三阶段发展思路：建设起步期（1994－1999年）、初步成形期（2000－2005年）、发展完善期（2006－2011年）。
2002年创新大厦投入使用，2004年威新国际大厦竣工，2005年1月文津国际项目开盘，2005年7月清华科技园标志性建筑——科技大厦竣工……清华科技园总体入驻住率也表现不俗，威新国际大厦在投入使用第一天，入住率就达到了78％。中关村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近期在一次公开场合评价说：“清华科技园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建成速度最快、入住率最高、入园企业质量最好、服务体系最完善的科技园。”
“2006年年底，整个科技园主园建设将全部完成，成为中关村科技园中唯一全部完成规划的专业园。”徐井宏说，“这也标志着清华科技园初步成形期的顺利实现。”
孵化器
清华科技园12年里“盖房子、搭台子”所出的成绩，给社会各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副作用之一就是清华科技园被当作了房地产商，甚至一些清华大学的师生提起科技园，就是“盖房子、搞房地产的”。
对此误解，徐井宏没有直接反驳。“科技园第一条就是要有房子和地，才能构成园区。但是只有房子和地，并不就是科技园。”他说，“除了房子和地，科技园要能够在区域范围内，具备整合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发展资源的强大能力。”在他看来，清华科技园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房子和地，而是其提供给高新技术企业的服务体系，尤其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增值功能的服务。
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军则用三个反问来维护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清华科技园有一项重要的业务是房地产，但第一，有哪个房地产公司在盖完楼以后能吸引这么多的高品质公司来入驻？第二，又有哪个房地产公司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研发机构和创业型高科技公司在这个地方发展？第三，又有哪个房地产公司愿意每年花费2000万元以上的投入去为这些中小创业型高科技企业提供无偿服务？这还不包括我们以风险投资形式对创业企业的支持。”薛军说，“如果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清华科技园还是不是房地产公司？”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是，1999年，清华科技园“在最应该也最容易挣钱的时候做了不挣钱的孵化器”。1998年，梅萌从硅谷考察带回了“孵化器（Incubator）”概念，科技园研究后决定上马当时国人还一无所知的“孵化器”，开办肩负此任务的清华创业园。
负责孵化器工作的启迪控股公司副总裁、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总经理罗茁记得很清楚：“1999年8月20日，清华创业园正式开园，牺牲了眼前的部分租金利益，为创业企业减免了一半房租，并做出了创业园所有收入直接投向创业园企业孵化业务的决策。”负责筹办的罗茁从梅萌手中得到的是学研大厦A9、A10两层楼，50万元启动资金和建设银行海淀支行提供的50万元的资金资助——至今罗茁对此还充满了感激。创业园最初的所有人员是首任清华创业园主任罗建北、罗茁和一名19岁的小秘书。
从历史进程来看，这又是个充满前瞻性的英明决策。清华创业园成立，恰逢网络经济急剧发展，学生创业活动兴起，入驻企业极其踊跃。22家申请入驻企业中，首批11家企业获批入驻，媒体、政府、投资等优质资源迅速汇集。一时间，“清华创业园知名度超过清华科技园”，清华科技园对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的“聚集”效果真正开始。
2001年，清华科技园又注册成立孵化器公司。按照罗茁的理解，孵化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提供公共空间、共享服务和公共设施，尽力降低高新技术创业公司的创业成本，同时把资金、信息、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按照被孵化企业需求进行整合，以期提供促进其更快成长的增值服务。
但是，软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和难度远远超过硬环境，令罗茁倍感艰辛的是，因为国情所限，软环境建设不但辛苦而且还要往其中赔钱。他回忆：“当时2400平方米的孵化场地，为了创新企业降低成本，一年仅房租要贴进几百万元，直到5年后才当年盈亏平衡，5年中一共倒贴房租1100万元。”在这个过程中，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仍然在创业园向4家企业投资了500多万元，其中包括目前已经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准备上市的北京数码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对此，一位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副主任感慨地说，“清华科技园自己还需要孵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清华科技园，所以我们要孵化别的企业。”而当时，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注册资金也才200万元。
对这句话理解最深的应该是数码视讯的董事长郑海涛。数码视讯是打败了华为的国内最大的数字电视前端系统供应商，国家发改委唯一认定的数字电视前端系统产业基地，手机电视联盟发起人和手机电视国家标准制定参与者，目前总资产近2亿元，具有一大批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最初曾数度被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从“命悬一线”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数码视讯的故事
2000年，郑海涛带着自己的技术和项目，开着一辆黑色富康车，从深圳一路到北京创业，通过老师介绍找到了罗茁，在清华创业园成立了现在的数码视讯。但作为创业企业的数码视讯，很快就遇到了资金和市场两大瓶颈。
“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的数码视讯要做广播电视硬件设备，资金是最大的难题。”郑海涛回忆，2001年5月，数码视讯的创业者们用自有资金完成产品开发后，连做入网测试的资金都拿不出来了。不做测试，拿不到入网许可证，千辛万苦研制出来的产品就会死在襁褓之中。郑海涛的感觉是：“就像游泳，几乎是游到了对岸，就差最后一口气上不去。”
在数码视讯公司的资金近于断流之际，清华创业园根据对其业务及团队的长期关注了解，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出资50万元的决定，使数码视讯的命运出现转机。“这笔资金进来之后，陆续就有风险投资跟进。”郑海涛说，“这是科技园在资金瓶颈上第一次帮我们解决问题。”
资金暂且缓解了，市场瓶颈又摆在郑海涛面前。尽管数码视讯的设备经过测试证明性能优异，价格也是国外产品的一半，但江西省网用户不相信一家新公司能够做出超过哈雷、飞利浦等国外巨头的设备，又采用匿名办法测试，仍然是数码视讯领先。徘徊不决的用户要求亲赴北京厂验。
“数码视讯没什么好看的，所以需要清华科技园领导的帮助。我们比较小，但清华科技园比较大，尤其是清华科技园的声誉能给客户以信心。”郑海涛的办公室太小，实在不好见客户，就借了梅萌的办公室，“当时梅总也出面进行了很好的交流，用户进行反复权衡后，最后大胆地选择了我们。可以说清华科技园用它的品牌使别人相信了我们的品牌”。
江西省网实现突破后，数码视讯的设备迅速走向全国。截至目前，其产品不但覆盖了全国所有省级网络和200多个地市网络，而且进入了西班牙、意大利、伊朗、巴西和印度，包括香港凤凰卫视、澳门和台湾地区都在使用数码视讯产品。
这只是郑海涛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事实上，清华科技园对创业公司的帮助已经具体到日常细节里，比如到银行贷款需要担保，清华创业园会帮助解决；清华科技园在注册、税收等方面都在积极落实国家的优惠政策；投资者来找项目，创业园会给予专业推荐……这些帮助形成了一个绵密的软环境扶助网。
2003年，郑海涛记得清楚，公司因为人员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多年积累的矛盾激化。直接起因是两个早期创业者离开公司，但由此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是股东开始意见不合，有分裂的风险。
没有信任的合作能维持多久？公司运转下去还有无意义？在郑海涛彷徨不定之时，清华科技园邀请前IBM副总裁刘英武为创业园内企业做免费咨询。郑海涛坦言了自己的问题，刘英武的建议是，要么把公司卖掉重新开始，要么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管股东说什么。因为创业团队是把公司当成事业来做，而股东是求利的，两者本质不是一回事。
在刘英武的建议下，郑海涛开始认识到，不管创业者对公司期待多大，投入多少，付出多少牺牲，但毕竟公司是社会的，要由大家共同分享、共同分担。于是，坦然下来的郑海涛，开始与公司保持一定距离，心态平和，并注意股东意见，主动与之交流，寻求集体决策。数码视讯安然走出了公司成长中生死攸关的管理危机。
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和清华科技园创投公司在数码视讯前后共投资660万元，占20％的股份。目前，这家中国广电网络数字化和数字视频综合系统的第一品牌正处于上市辅导期，有希望成为清华科技园里孵化出来的第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上市成功，我们的第一笔投资将有60倍的回报。”罗茁告诉记者。
聚沙成山
正如梅萌所说，“孵化器”今天已经成为清华科技园的灵魂。在清华科技园，几乎所有入园创业创新公司都或多或少接受过数码视讯这样的“孵化”扶助。也正是这种伴随中小企业不断成长的“孵化”，使清华科技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利于创新机制的发挥。
这种聚集力让薛军深有体会，事实上，他本人就是受清华科技园的聚集力感召而来。
薛军的经历丰富而精彩。1988年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读完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后到国家计委工作；一年多后辞职下海，在IBM呆了3年；而后停薪留职去美国留学，一待就是10多年，期间在硅谷读书、创业、办公司。按照他的说法：“在政府呆过，也在企业工作过；在国际大公司干过，也办过小公司；赚过钱也赔过钱，成功的经历失败的经验都有。”
2002年，梅萌去硅谷访问，遇到熟悉管理、懂得技术、了解市场并正在尝试新的创业的薛军，谈起清华科技园的发展前景，梅萌邀请他回清华工作。薛军说自己不仅受浓厚的“清华情结”作用，更看到了清华科技园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最后决定追随梅萌回国。
“以当时清华科技园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按照我在美国的标准付工资的，梅总很为难，觉得过意不去。我对他说，我不要任何特殊待遇，按科技园员工的正常水平发工资即可。我说你只需要给我一个位置，让我做风险投资这件事。”薛军向梅萌提出了唯一的要求，“给我独立运作这件事情的空间，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做。”梅萌答应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位深谙中国国情的“海归”做出如此选择，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清华科技园优势和资源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坦率地说，对清华科技园的发展，梅总也没跟我说得很明确，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他之所以那么多次去硅谷访问，就是希望能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创造出硅谷那样的氛围。而且，我相信这个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是有机会成功的。”薛军分析说，一家高科技企业要想快速成长，第一其成长的环境里要一流的大学，第二当地的经济水平要高、社会资源要丰富。而清华科技园背靠清华大学，地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依托清华百年声誉、强大师资和校友力量，具有巨大的市场投资吸引力，完全有条件营造出硅谷那样极具创新“爆炸力”的环境和氛围。
在薛军看来，清华科技园要做的就是搭台、铺路、架桥。“由于科技园势能较高，会吸引很多资源向我们这边聚集，我们再把能量和资源转化到入园企业中去，使它们得到靠其自身在外面不能得到的东西。”他说，“比如企业都在找投资，虽然清华科技园不能给所有的企业都投资，而且直接投资数量很小，但由于能够把各种资源、注意力聚集过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到这里找项目——这是高档写字楼里的高新技术企业难以企及的机会。”
所以，对于市场而言，清华科技园依靠自己对资源强大的聚集能力，给企业介绍投资人，给投资人介绍企业，而且不收中介费用；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知道哪些企业掌握了对本国产业有重要价值的关键技术，以便给予大力扶持，需要第三方提供信息整合和技术评判。清华科技园既有清华大学积淀百年的信誉，也有很强的技术背景，能够代替政府完成一定政府性质的中介作用。这些效果和作用，都使清华科技园对高新技术创新企业产生强大的聚集能力。
薛军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2005年1月，英国科技与创新部长Lord Sainsbury一行5人访问清华科技园，薛军向客人介绍了科技园如何同硅谷开展互动，部长听了很有兴趣，要求参观一家从硅谷回来的创业公司。于是，薛军陪同部长参观了亿科三友公司。结束后，薛军马上打电话给亿科三友公司总经理周涛，抱歉带一个与其公司关系不大的人参观，干扰了正常工作。
没有想到，周涛告诉薛军：“我想谢谢你带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来参观，不管我们发展得多好，我们还是小公司，虽然我们融资了很多钱，但大家每天工作都很辛苦，也不知道公司的明天是什么。像这样一个人来参观，会提高我们员工的士气，之前你给我打电话，我提前10分钟跟大家说准备准备，有重要人物来参观了。这对大家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们很特殊，有人来关心我们，所以我要谢谢你们。”
对此，薛军很是感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在无意之中帮助人家员工提高了士气。在周围其他写字楼里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本来这个部长对清华科技园的印象已经很好了，并不取决于这家公司怎么样，“但我们把我们的价值传递给了这个公司”。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孵化出的中文在线，拥有几万部书籍的电子版权，是中国拥有电子版权量最大的公司。某全球知名的媒体集团来清华科技园访问，向其了解投资机会，清华科技园就把中文在线介绍给了他们，该集团很快予以投资，大大推动了中文在线的发展。
最难能可贵的是，清华科技园具有与硅谷相同的“宽容失败”的创新价值观。中文在线前身是网络狂潮时期清华大学生创业的明星企业——易得方舟网站的一个读书频道，其总裁童之磊与当时学生创业的旗帜性人物鲁军共同创办了易得方舟。但易得方舟没有躲过互联网寒冬打击而遭遇失败。
童之磊从易得方舟抽出读书频道，在清华创业园“浴火重生”成立了中文在线。2001年10月，中文在线被香港泰德时代集团收购，他成了中文在线的职业经理人。童之磊不甘心，2004年初重新收购了中文在线，在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副总经理李瑛的支持下再归清华创业园，一时令业界惊诧不已。现在，据清华科技园透露，童之磊在易得方舟的搭档鲁军，也回到创业园重新创业。
正是因为“聚集”所形成的特殊“软实力”，清华科技园成为中国大学科技园中唯一的A类园区。其“聚沙成山”的威力在徐井宏为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2000－2005年的6年间，清华科技园总资产从5.18亿元增长到32.04亿元，增长618%；收入从413万元增长到7.25亿元，增长176倍；净利润从216万元增长到5482万元，增长25倍；主体园区建筑面积从9.1万平方米增长到55.4万平方米；入园企业从98个增加到436个；孵化面积从8800平方米增长到21750平方米；在孵企业数量从30家增长到170家……
“我们来到中国9个月了，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招人、招人、招人，搬家、搬家、搬家。”李开复开心地告诉记者，Google在中国已经搬了5次家，其中三次就发生在清华科技园里，“而且是越搬越大，这次是整整一栋楼”。
至于原因，这位世界IT业界风云人物给出的答案是：“主要看中了这里的研发人才。”他透露，从初谈到最后签署协议，仅花了3个多月时间。
现在，李开复带领着Google除美国本土外最大的研发团队，准备入主这栋面积1.4万平方米、年租金2000多万元的大楼，到时候这栋“谷歌大厦”将挂上醒目的Google的Logo。清华科技园副总裁曹一兵向《商务周刊》透露，“李开复目前又有意向让我们在别的地方给他们预留，因为那个楼可能三年之后不够用。”
事实上，一贯对工作环境要求苛刻的Google在选择清华科技园时之所以如此豪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块狭小拥挤、交通拥堵、租金昂贵的园区，却经受住了全球500强企业在环境和服务上的考验，比如此前入住的微软、Sun中国工程研究中心、Schlumberger、P&G、NEC研究院等跨国公司。
“国际科技园业内有一个共识，要做成最好最出色的科技园，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园区要有世界级的公司，否则就不够格。”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启迪控股公司董事长梅萌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顾建园13年的艰辛历程，颇为感慨和自豪地说：“我们聚集了一批非常非常好的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今天在清华科技园的本园，大约有400多家各种各样的企业。其中不但有Google这样的全球500强企业，更有200多家像芯技佳易、矽正电子、数码视讯这样具有全球500强潜质的核心技术创新创业公司。”
但回望聚沙成山的最初时光，梅萌最清楚清华科技园为了完成“聚集”所饱尝的甘苦。
无中生有
1940年代后期，美国斯坦福大学将学校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一些工业公司，并将自己的技术投入其中，建立起科研与产业相结合的高新技术工业区，这个世界上第一家以大学为依托建立的科技园，就是“硅谷”的前身。到1980年代，斯坦福工业区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并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支柱。
但近半个世纪后的1993年，清华大学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大学科技园构想时，无论是学习硅谷，还是效仿斯坦福大学，都发现自己面对的现实环境迥然不同。
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启迪控股公司总裁徐井宏向《商务周刊》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中国走的是一条与国外大学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大学不是在一开始就建大学科技园的，而是自己创办校办企业。”
他认为，其中的原因或者动机有两点。首先，因为1980年代的计划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研发资源都集中到了大学和科研院所，使得高校和科学院所不得不为企业承担起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启迪的功能，但因为当时国家经费紧张，不但科研资金不够，甚至连教师的工资都很低。
其次，当时的科研主要是根据国家计划设立项目，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出申请。因此一般的过程是，先申请项目，然后进行研发，最后成果鉴定、技术评奖。一套程序结束后，往往这项成果就放到仓库里了，与形成生产力完全脱节。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科研大户，有大量科技成果等待转化。
“所以，为了推进国家高新技术成长，支持学校教研，转化积压的科技成果，雨后春笋般长起来了众多校办企业。”徐井宏回忆，“当时不但学校办、院系办，甚至教研组拿个成果也在办。”
对此，梅萌也记忆尤深。“1992年左右，外界抨击大学办公司，当时报纸上有文章说，推开清华的一个教研室，就是一个公司，学校领导听了很恼火。”当时梅萌正担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查了一下发现，清华有146个教研室，一共有164个公司，“应该是推开一个门还不止一个公司”。
但是考虑到这些校办企业多有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基础，也不能贸然关闭。于是，清华大学领导开始酝酿让校办企业与校内教学分离，用一个单独的区域对其进行规范。
1993年5月1日，当时北京市主要领导到北京大学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清华大学正式提出建设清华科技园的构想，并以时任清华大学产业管理处处长荣泳霖为首成立了三人工作小组，提出来建设清华科技园的初衷：促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对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产业进行功能分区；改善学校周边环境。
梅萌解释说：“除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功能，当初主要考虑的是把教学与面向社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分开，后者拿到学校周边去组建成科技园。同时科技园的建设对当时学校周边的环境也是一个改善。”于是便有了此后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建科技园”和清华大学“一墙隔出科技园”的新闻。
1994年，清华科技园立项获得批准，梅萌受命组建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企业法人身份代表学校负责园区的规划、建设、开发、经营和管理，正式开始建设清华科技园。事实上，校长王大中交给梅萌的只有今天的同方大厦和学研大厦这两块校园基建用地，和“清华科技园”这个名字，至于200万元注册资金，也是因为按照当时工商管理规定200万元注册不用验资。
没有一分钱自有资金，没有风险资本的参与，没有工业企业的支持，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成熟的市场环境……此时的梅萌几乎就是要在1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无中生有”造出一个“硅谷”。
盖房子、搭台子
“北大科技园推倒南墙，实在不行还能回来；清华科技园被一墙隔在大门外，根本就没有退路。”清华科技园信息化中心主任刘杰向《商务周刊》开玩笑地描述当时建园的心情。但现实却远比一道墙严峻。
“在中国创建科技园，比国外难多了。”梅萌回忆，自己带领团队去过硅谷、剑桥和台湾新竹调研，发现中国情况和国外完全不同。“在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市场资源非常充足，企业有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区域环境就足以帮助实现它。”梅萌说，“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先天就不足，本身还处在发育中。”
在他看来，做清华科技园比全世界的同行都累。“硅谷相当于从清华大学到八达岭这么长的区间，一条高速公路把所有的企业都串起来，背靠大学、风险投资还有人力资源等等，发达完善的市场环境营造了非常好的成长环境。而我们只能在清华科技园这几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改造或改善局部环境，来聚集各种资源，其辛苦可想而知。”
在中国建设科技园，按照梅萌的判断，首要课题就是营造局部环境。而营造环境的第一步是开发土地，建设科技园的物理空间或者说硬件设施——也就是盖房子、搭台子。
“盖房子最困难的一件事：没钱。”在梅萌看来，“科技园是有钱人做的事，因为得盖楼，几百万是小数。我们刚开始连几毛钱都没有，就要做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事情。”
清华科技园就是在最没钱的时候开始了楼宇建设。此时正赶上1993年的宏观调控，国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收紧贷款，而当时的清华大学也没有如今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清华科技园第一阶段走得异常艰辛。清华科技园的第一个客户是由清华设备处改造而来的清华同方实业总公司。清华科技园与其签署协议盖了同方大厦，为此从同方获得了大约500万元的第一笔收入。
1996年年底，依靠贷款，清华科技园终于开始独立建造自己的第一栋楼——学研大厦。徐井宏回忆：“当时清华科技园对学研大厦完工后的使用比较模糊和保守，计划1998年竣工，1999年能够有30％的入驻率，租金够科技园工资和车马费就差不多了。”但没有想到，4万平方米、成本1个多亿的学研大厦落成后，就赶上IT企业飞速发展在中关村引起的第一次创业热潮。“当时中关村写字楼拥有量很低，学研大厦一时寸土寸金，短短一年间就实现了90％的招租率。”徐井宏认为，勇气和运气让清华科技园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好事情接踵而至。1999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清华科技园被纳入中关村的总体规划，予以重点发展支持，清华科技园迎来了第二次的历史发展机遇。这年4月，清华大学科技园规划建设委员会成立，对清华科技园的发展进行宏观决策，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任主任。借助园区内有声有色的创业热潮在全国引起的广泛影响，清华科技园开始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这时的清华科技园，起步区工程已经完工，随着学研大厦的落成和企业入驻，清华科技园初具规模。于是，借助各方面劲吹的“东风”，科技园开始了第一轮的重组和注资。首先，把学研大厦的大楼资产装进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注册资本从200万元一举增加到4个亿。而后，清华大学拿出9000万元——清华大学对其企业实际注资最多的一次，中关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75亿元，2000年7月24日，注册资金4.8亿元的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组建。
这个公司的成立，按照徐井宏解释，大大加快了清华科技园57万平方米的主体园区建设。清华科技园适时提出了《清华科技园发展纲要》，明确了科技园的三大功能定位：创业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也在这个时候，作为掌舵者的梅萌正式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科技园的目标及科技园的三阶段发展思路：建设起步期（1994－1999年）、初步成形期（2000－2005年）、发展完善期（2006－2011年）。
2002年创新大厦投入使用，2004年威新国际大厦竣工，2005年1月文津国际项目开盘，2005年7月清华科技园标志性建筑——科技大厦竣工……清华科技园总体入驻住率也表现不俗，威新国际大厦在投入使用第一天，入住率就达到了78％。中关村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近期在一次公开场合评价说：“清华科技园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建成速度最快、入住率最高、入园企业质量最好、服务体系最完善的科技园。”
“2006年年底，整个科技园主园建设将全部完成，成为中关村科技园中唯一全部完成规划的专业园。”徐井宏说，“这也标志着清华科技园初步成形期的顺利实现。”
孵化器
清华科技园12年里“盖房子、搭台子”所出的成绩，给社会各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副作用之一就是清华科技园被当作了房地产商，甚至一些清华大学的师生提起科技园，就是“盖房子、搞房地产的”。
对此误解，徐井宏没有直接反驳。“科技园第一条就是要有房子和地，才能构成园区。但是只有房子和地，并不就是科技园。”他说，“除了房子和地，科技园要能够在区域范围内，具备整合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发展资源的强大能力。”在他看来，清华科技园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房子和地，而是其提供给高新技术企业的服务体系，尤其是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增值功能的服务。
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军则用三个反问来维护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清华科技园有一项重要的业务是房地产，但第一，有哪个房地产公司在盖完楼以后能吸引这么多的高品质公司来入驻？第二，又有哪个房地产公司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研发机构和创业型高科技公司在这个地方发展？第三，又有哪个房地产公司愿意每年花费2000万元以上的投入去为这些中小创业型高科技企业提供无偿服务？这还不包括我们以风险投资形式对创业企业的支持。”薛军说，“如果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清华科技园还是不是房地产公司？”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是，1999年，清华科技园“在最应该也最容易挣钱的时候做了不挣钱的孵化器”。1998年，梅萌从硅谷考察带回了“孵化器（Incubator）”概念，科技园研究后决定上马当时国人还一无所知的“孵化器”，开办肩负此任务的清华创业园。
负责孵化器工作的启迪控股公司副总裁、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总经理罗茁记得很清楚：“1999年8月20日，清华创业园正式开园，牺牲了眼前的部分租金利益，为创业企业减免了一半房租，并做出了创业园所有收入直接投向创业园企业孵化业务的决策。”负责筹办的罗茁从梅萌手中得到的是学研大厦A9、A10两层楼，50万元启动资金和建设银行海淀支行提供的50万元的资金资助——至今罗茁对此还充满了感激。创业园最初的所有人员是首任清华创业园主任罗建北、罗茁和一名19岁的小秘书。
从历史进程来看，这又是个充满前瞻性的英明决策。清华创业园成立，恰逢网络经济急剧发展，学生创业活动兴起，入驻企业极其踊跃。22家申请入驻企业中，首批11家企业获批入驻，媒体、政府、投资等优质资源迅速汇集。一时间，“清华创业园知名度超过清华科技园”，清华科技园对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的“聚集”效果真正开始。
2001年，清华科技园又注册成立孵化器公司。按照罗茁的理解，孵化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提供公共空间、共享服务和公共设施，尽力降低高新技术创业公司的创业成本，同时把资金、信息、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按照被孵化企业需求进行整合，以期提供促进其更快成长的增值服务。
但是，软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和难度远远超过硬环境，令罗茁倍感艰辛的是，因为国情所限，软环境建设不但辛苦而且还要往其中赔钱。他回忆：“当时2400平方米的孵化场地，为了创新企业降低成本，一年仅房租要贴进几百万元，直到5年后才当年盈亏平衡，5年中一共倒贴房租1100万元。”在这个过程中，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仍然在创业园向4家企业投资了500多万元，其中包括目前已经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准备上市的北京数码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对此，一位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副主任感慨地说，“清华科技园自己还需要孵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清华科技园，所以我们要孵化别的企业。”而当时，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注册资金也才200万元。
对这句话理解最深的应该是数码视讯的董事长郑海涛。数码视讯是打败了华为的国内最大的数字电视前端系统供应商，国家发改委唯一认定的数字电视前端系统产业基地，手机电视联盟发起人和手机电视国家标准制定参与者，目前总资产近2亿元，具有一大批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最初曾数度被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从“命悬一线”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数码视讯的故事
2000年，郑海涛带着自己的技术和项目，开着一辆黑色富康车，从深圳一路到北京创业，通过老师介绍找到了罗茁，在清华创业园成立了现在的数码视讯。但作为创业企业的数码视讯，很快就遇到了资金和市场两大瓶颈。
“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的数码视讯要做广播电视硬件设备，资金是最大的难题。”郑海涛回忆，2001年5月，数码视讯的创业者们用自有资金完成产品开发后，连做入网测试的资金都拿不出来了。不做测试，拿不到入网许可证，千辛万苦研制出来的产品就会死在襁褓之中。郑海涛的感觉是：“就像游泳，几乎是游到了对岸，就差最后一口气上不去。”
在数码视讯公司的资金近于断流之际，清华创业园根据对其业务及团队的长期关注了解，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出资50万元的决定，使数码视讯的命运出现转机。“这笔资金进来之后，陆续就有风险投资跟进。”郑海涛说，“这是科技园在资金瓶颈上第一次帮我们解决问题。”
资金暂且缓解了，市场瓶颈又摆在郑海涛面前。尽管数码视讯的设备经过测试证明性能优异，价格也是国外产品的一半，但江西省网用户不相信一家新公司能够做出超过哈雷、飞利浦等国外巨头的设备，又采用匿名办法测试，仍然是数码视讯领先。徘徊不决的用户要求亲赴北京厂验。
“数码视讯没什么好看的，所以需要清华科技园领导的帮助。我们比较小，但清华科技园比较大，尤其是清华科技园的声誉能给客户以信心。”郑海涛的办公室太小，实在不好见客户，就借了梅萌的办公室，“当时梅总也出面进行了很好的交流，用户进行反复权衡后，最后大胆地选择了我们。可以说清华科技园用它的品牌使别人相信了我们的品牌”。
江西省网实现突破后，数码视讯的设备迅速走向全国。截至目前，其产品不但覆盖了全国所有省级网络和200多个地市网络，而且进入了西班牙、意大利、伊朗、巴西和印度，包括香港凤凰卫视、澳门和台湾地区都在使用数码视讯产品。
这只是郑海涛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事实上，清华科技园对创业公司的帮助已经具体到日常细节里，比如到银行贷款需要担保，清华创业园会帮助解决；清华科技园在注册、税收等方面都在积极落实国家的优惠政策；投资者来找项目，创业园会给予专业推荐……这些帮助形成了一个绵密的软环境扶助网。
2003年，郑海涛记得清楚，公司因为人员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多年积累的矛盾激化。直接起因是两个早期创业者离开公司，但由此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是股东开始意见不合，有分裂的风险。
没有信任的合作能维持多久？公司运转下去还有无意义？在郑海涛彷徨不定之时，清华科技园邀请前IBM副总裁刘英武为创业园内企业做免费咨询。郑海涛坦言了自己的问题，刘英武的建议是，要么把公司卖掉重新开始，要么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管股东说什么。因为创业团队是把公司当成事业来做，而股东是求利的，两者本质不是一回事。
在刘英武的建议下，郑海涛开始认识到，不管创业者对公司期待多大，投入多少，付出多少牺牲，但毕竟公司是社会的，要由大家共同分享、共同分担。于是，坦然下来的郑海涛，开始与公司保持一定距离，心态平和，并注意股东意见，主动与之交流，寻求集体决策。数码视讯安然走出了公司成长中生死攸关的管理危机。
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和清华科技园创投公司在数码视讯前后共投资660万元，占20％的股份。目前，这家中国广电网络数字化和数字视频综合系统的第一品牌正处于上市辅导期，有希望成为清华科技园里孵化出来的第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上市成功，我们的第一笔投资将有60倍的回报。”罗茁告诉记者。
聚沙成山
正如梅萌所说，“孵化器”今天已经成为清华科技园的灵魂。在清华科技园，几乎所有入园创业创新公司都或多或少接受过数码视讯这样的“孵化”扶助。也正是这种伴随中小企业不断成长的“孵化”，使清华科技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利于创新机制的发挥。
这种聚集力让薛军深有体会，事实上，他本人就是受清华科技园的聚集力感召而来。
薛军的经历丰富而精彩。1988年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读完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后到国家计委工作；一年多后辞职下海，在IBM呆了3年；而后停薪留职去美国留学，一待就是10多年，期间在硅谷读书、创业、办公司。按照他的说法：“在政府呆过，也在企业工作过；在国际大公司干过，也办过小公司；赚过钱也赔过钱，成功的经历失败的经验都有。”
2002年，梅萌去硅谷访问，遇到熟悉管理、懂得技术、了解市场并正在尝试新的创业的薛军，谈起清华科技园的发展前景，梅萌邀请他回清华工作。薛军说自己不仅受浓厚的“清华情结”作用，更看到了清华科技园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最后决定追随梅萌回国。
“以当时清华科技园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按照我在美国的标准付工资的，梅总很为难，觉得过意不去。我对他说，我不要任何特殊待遇，按科技园员工的正常水平发工资即可。我说你只需要给我一个位置，让我做风险投资这件事。”薛军向梅萌提出了唯一的要求，“给我独立运作这件事情的空间，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做。”梅萌答应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位深谙中国国情的“海归”做出如此选择，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清华科技园优势和资源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坦率地说，对清华科技园的发展，梅总也没跟我说得很明确，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他之所以那么多次去硅谷访问，就是希望能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创造出硅谷那样的氛围。而且，我相信这个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是有机会成功的。”薛军分析说，一家高科技企业要想快速成长，第一其成长的环境里要一流的大学，第二当地的经济水平要高、社会资源要丰富。而清华科技园背靠清华大学，地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依托清华百年声誉、强大师资和校友力量，具有巨大的市场投资吸引力，完全有条件营造出硅谷那样极具创新“爆炸力”的环境和氛围。
在薛军看来，清华科技园要做的就是搭台、铺路、架桥。“由于科技园势能较高，会吸引很多资源向我们这边聚集，我们再把能量和资源转化到入园企业中去，使它们得到靠其自身在外面不能得到的东西。”他说，“比如企业都在找投资，虽然清华科技园不能给所有的企业都投资，而且直接投资数量很小，但由于能够把各种资源、注意力聚集过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到这里找项目——这是高档写字楼里的高新技术企业难以企及的机会。”
所以，对于市场而言，清华科技园依靠自己对资源强大的聚集能力，给企业介绍投资人，给投资人介绍企业，而且不收中介费用；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知道哪些企业掌握了对本国产业有重要价值的关键技术，以便给予大力扶持，需要第三方提供信息整合和技术评判。清华科技园既有清华大学积淀百年的信誉，也有很强的技术背景，能够代替政府完成一定政府性质的中介作用。这些效果和作用，都使清华科技园对高新技术创新企业产生强大的聚集能力。
薛军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2005年1月，英国科技与创新部长Lord Sainsbury一行5人访问清华科技园，薛军向客人介绍了科技园如何同硅谷开展互动，部长听了很有兴趣，要求参观一家从硅谷回来的创业公司。于是，薛军陪同部长参观了亿科三友公司。结束后，薛军马上打电话给亿科三友公司总经理周涛，抱歉带一个与其公司关系不大的人参观，干扰了正常工作。
没有想到，周涛告诉薛军：“我想谢谢你带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来参观，不管我们发展得多好，我们还是小公司，虽然我们融资了很多钱，但大家每天工作都很辛苦，也不知道公司的明天是什么。像这样一个人来参观，会提高我们员工的士气，之前你给我打电话，我提前10分钟跟大家说准备准备，有重要人物来参观了。这对大家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们很特殊，有人来关心我们，所以我要谢谢你们。”
对此，薛军很是感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在无意之中帮助人家员工提高了士气。在周围其他写字楼里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本来这个部长对清华科技园的印象已经很好了，并不取决于这家公司怎么样，“但我们把我们的价值传递给了这个公司”。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孵化出的中文在线，拥有几万部书籍的电子版权，是中国拥有电子版权量最大的公司。某全球知名的媒体集团来清华科技园访问，向其了解投资机会，清华科技园就把中文在线介绍给了他们，该集团很快予以投资，大大推动了中文在线的发展。
最难能可贵的是，清华科技园具有与硅谷相同的“宽容失败”的创新价值观。中文在线前身是网络狂潮时期清华大学生创业的明星企业——易得方舟网站的一个读书频道，其总裁童之磊与当时学生创业的旗帜性人物鲁军共同创办了易得方舟。但易得方舟没有躲过互联网寒冬打击而遭遇失败。
童之磊从易得方舟抽出读书频道，在清华创业园“浴火重生”成立了中文在线。2001年10月，中文在线被香港泰德时代集团收购，他成了中文在线的职业经理人。童之磊不甘心，2004年初重新收购了中文在线，在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副总经理李瑛的支持下再归清华创业园，一时令业界惊诧不已。现在，据清华科技园透露，童之磊在易得方舟的搭档鲁军，也回到创业园重新创业。
正是因为“聚集”所形成的特殊“软实力”，清华科技园成为中国大学科技园中唯一的A类园区。其“聚沙成山”的威力在徐井宏为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2000－2005年的6年间，清华科技园总资产从5.18亿元增长到32.04亿元，增长618%；收入从413万元增长到7.25亿元，增长176倍；净利润从216万元增长到5482万元，增长25倍；主体园区建筑面积从9.1万平方米增长到55.4万平方米；入园企业从98个增加到436个；孵化面积从8800平方米增长到21750平方米；在孵企业数量从30家增长到17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