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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医学整容专家莫瑞斯·托帕兹博士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亲赴灾区，使用先进的“负压创伤治疗技术”开展创伤治疗，令许多伤者免除了不必要的截肢、缩短了疗程、大量减少了抗生素的应用。他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的医生应该从西方医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国际人才交流》：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您为什么做出亲赴灾区的决定，而不选择像大多数人那样捐款?
托帕兹：当从广播中得知四川地震的消息时，我正在手术室和来自中国的3位外科医生一起做手术。实际上，最初消息并不很确切，当我们知道地震的强度和灾区的人口密度后，事情变得清晰起来，这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肯定会有很大的伤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在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成熟的技术，这种创伤和地震造成的创伤非常相似——多为复合伤、污染性创面、受伤人群多等特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最有效的救助就是亲自去灾区。
我很幸运之前和四川省有过交往。我曾在成都、攀枝花参加过学术会议，也见过当地的医生，而且和四川省外专局也有过交流。所以通过我的助手，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申耀宏，我们和四川省外国专家局的王建红先生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给我们发出了邀请函，于是我就来到了四川地震灾区。
《国际人才交流》：地震后您在灾区的经历，什么最令您印象深刻?
托帕兹：我来提供医疗援助，但却因此了解了这里的人。逆境彰显了人们的品性，令我了解他们的性格、处事的方法。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秩序与平静。那仅仅是震后几天，可一切都秩序井然。军队在提供一切帮助，这是中国独有的，我感触很深。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处在恐慌之中，尽力为自己的生存争取到所有的东西。但军队在提供食物，搭建帐篷，提供医疗设备和服务，他们为灾民带来了安全感。
我当时和一个来自部队的医疗小组一起工作，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认为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提供如此高效率的救助，对这样严重的灾难处理得如此秩序井然。地震几个月前，美国也遇到了重大灾害并转移了大批居民，四川的救助比美国要组织得好，我们应该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给予称赞。
《国际人才交流》：在四川您如何与当地居民、中国医生交流，有语言障碍吗?
托帕兹：我带着我的助手也是我的翻译申耀宏一起来到灾区。但是我发现在手术室里，交流其实并不难反而很简单。事实上，我们在手术室里很少交谈，因为都是同行，他们能够很快领会我的需要，如刀、纱布。简单说来，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做着相同的工作，所以手术中和医生交流很简单。
《国际人才交流》：负压创伤治疗技术的优点之一就是降低大量抗生素的使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在中国很严重，比如：普通人能轻易地在药店买到抗生素，甚至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托帕兹：不仅仅中国是这样，这个问题在以色列也存在。我常常在查访的时候强调：“停止使用抗生素、停止使用抗生素、停止使用抗生素”，因为我之前的主治医生已经开了这样的处方。我们必须考虑抗生素的缺点，一旦我们使用了过量的抗生素，病毒就会对抗生素产生很强的耐药性，你就不得不给患者更多的更强的抗生素，最终我们失去了抗生素的有效性，我们也就没有任何抗生素可以控制患者的感染。如果我们科学使用抗生素，不仅对患者带来益处，而且可以为政府、医院、病人节省很大的治疗开支。
《国际人才交流》：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任笑异说，您在中国所做的所有手术都是免费的，并且坚持把负压创伤治疗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医生，您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托帕兹：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医生掌握这项先进技术，让更多的患者受益。我非常佩服四川德阳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的李忠永医生，他能力非常强。地震后我们在一起工作，我讲授了负压创伤治疗技术的应用的讲座，并且作了手术示范，治疗了一些患者。我离开后，他继续采用负压创伤技术治疗其他的患者，并且做得非常好。两个多月后，我应邀再次去灾区时，他已经完成了100多个病例，他告诉我一位学舞蹈的女孩子因此而免去了截肢手术。他还完成、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在一个学术交流会上讲授了这项技术，很多医生都产生了兴趣。我一直认为对于某个领域的专家来说，重要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只能给少数的病人做手术，但我可以把我多年关于整形外科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很多的外科医生。他们再令这种方法传播开来，让更多患者受益。
今年4月份和5月份，我将应邀在成都和天津的学术交流会上作负压创伤治疗技术的培训，这些医生可以把这种疗法带给广大患者。
《国际人才交流》：听说在四川一次学术会议上，您曾被盛情邀请连续做了3场报告，负压创伤治疗技术、面部整形手术和乳房重建。您想和中国医生分享什么呢?
托帕兹：西方医学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我想中国医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在世界各地都一样，整形手术总是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手术为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有些整形手术并不符合逻辑，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当女性希望在身体里注射或放置某种化学物质达到美观时，我们应该让她们了解这个物质的危险性和手术的并发症。许多手术都是因为我们考虑不全面而失败的。几年前，我曾经写信建议中国卫生部禁止奥美定注射隆胸的使用，但不幸的是仍有很多中国女性因注射奥美定而遭受痛苦。一次整形手术的失败就是一场灾难，一个脸上有疤或鼻子变形的女性，这对于她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我现在担任国际医学整形美容设备安全委员会总秘书长，这一机构致力于医学整容手术技术、疗法的安全性，维护患者的利益。中国的美容整形业刚刚起步，我希望在中国讲授一些西方的错误。我想告诉中国医生要谨慎，应该小心什么。我认为整形医生应该懂些化学知识，因为你必须知道人体组织与人造材料结合产生的后果，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化学博士的长处。
《国际人才交流》：中国从以色列引进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滴灌。您怎样看待MATAT和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这种合作形式?
托帕兹：技术来自需求。以色列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滴灌就来自于水的短缺，我们必须更加高效率地灌溉才能节约用水。
MATAT和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为两国的合作打开了一扇门，这种合作非常重要。我就是一个例子，太原市政府向我咨询滴灌技术，我就为中方和以方专家建立了联系。我为太原市的一些企业引荐了几位污水处理、滴灌和其他领域的以色列专家；此外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派遣了3名外科医生来我的医院学习。
我认为未来两国的合作将加深。更多的以色列人会来中国，更多的中国人会去以色列，我们的关系会更加紧密。目前，我正期待四川灾区能派更多的中国医生来我的医院参加技术培训。
《国际人才交流》：您很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哪方面呢?
托帕兹：古典的。我们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中以两国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家庭结构。在以色列，我们的父母、孩子之间都联系紧密，中国文化对此也非常认同，但在欧洲和美国不全是这样的。
我很早就想来中国，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的一个朋友通过MATAT来到了中国工作，通过他的介绍我也加入了MATAT。我的第一次任务是被派到了中国山西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虽然至今我来中国40多次了，但我的汉语很差，我的儿子比我说的好得多。
另一件事也令我们非常感激，二战时很多犹太人在中国得到庇护，尽管那时你们也受着战争的折磨。所以我们对中国一直心存感激。
《国际人才交流》：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您为什么做出亲赴灾区的决定，而不选择像大多数人那样捐款?
托帕兹：当从广播中得知四川地震的消息时，我正在手术室和来自中国的3位外科医生一起做手术。实际上，最初消息并不很确切，当我们知道地震的强度和灾区的人口密度后，事情变得清晰起来，这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肯定会有很大的伤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在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成熟的技术，这种创伤和地震造成的创伤非常相似——多为复合伤、污染性创面、受伤人群多等特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最有效的救助就是亲自去灾区。
我很幸运之前和四川省有过交往。我曾在成都、攀枝花参加过学术会议，也见过当地的医生，而且和四川省外专局也有过交流。所以通过我的助手，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申耀宏，我们和四川省外国专家局的王建红先生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给我们发出了邀请函，于是我就来到了四川地震灾区。
《国际人才交流》：地震后您在灾区的经历，什么最令您印象深刻?
托帕兹：我来提供医疗援助，但却因此了解了这里的人。逆境彰显了人们的品性，令我了解他们的性格、处事的方法。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秩序与平静。那仅仅是震后几天，可一切都秩序井然。军队在提供一切帮助，这是中国独有的，我感触很深。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处在恐慌之中，尽力为自己的生存争取到所有的东西。但军队在提供食物，搭建帐篷，提供医疗设备和服务，他们为灾民带来了安全感。
我当时和一个来自部队的医疗小组一起工作，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认为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提供如此高效率的救助，对这样严重的灾难处理得如此秩序井然。地震几个月前，美国也遇到了重大灾害并转移了大批居民，四川的救助比美国要组织得好，我们应该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给予称赞。
《国际人才交流》：在四川您如何与当地居民、中国医生交流，有语言障碍吗?
托帕兹：我带着我的助手也是我的翻译申耀宏一起来到灾区。但是我发现在手术室里，交流其实并不难反而很简单。事实上，我们在手术室里很少交谈，因为都是同行，他们能够很快领会我的需要，如刀、纱布。简单说来，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做着相同的工作，所以手术中和医生交流很简单。
《国际人才交流》：负压创伤治疗技术的优点之一就是降低大量抗生素的使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在中国很严重，比如：普通人能轻易地在药店买到抗生素，甚至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托帕兹：不仅仅中国是这样，这个问题在以色列也存在。我常常在查访的时候强调：“停止使用抗生素、停止使用抗生素、停止使用抗生素”，因为我之前的主治医生已经开了这样的处方。我们必须考虑抗生素的缺点，一旦我们使用了过量的抗生素，病毒就会对抗生素产生很强的耐药性，你就不得不给患者更多的更强的抗生素，最终我们失去了抗生素的有效性，我们也就没有任何抗生素可以控制患者的感染。如果我们科学使用抗生素，不仅对患者带来益处，而且可以为政府、医院、病人节省很大的治疗开支。
《国际人才交流》：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任笑异说，您在中国所做的所有手术都是免费的，并且坚持把负压创伤治疗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医生，您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托帕兹：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医生掌握这项先进技术，让更多的患者受益。我非常佩服四川德阳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的李忠永医生，他能力非常强。地震后我们在一起工作，我讲授了负压创伤治疗技术的应用的讲座，并且作了手术示范，治疗了一些患者。我离开后，他继续采用负压创伤技术治疗其他的患者，并且做得非常好。两个多月后，我应邀再次去灾区时，他已经完成了100多个病例，他告诉我一位学舞蹈的女孩子因此而免去了截肢手术。他还完成、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在一个学术交流会上讲授了这项技术，很多医生都产生了兴趣。我一直认为对于某个领域的专家来说，重要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只能给少数的病人做手术，但我可以把我多年关于整形外科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很多的外科医生。他们再令这种方法传播开来，让更多患者受益。
今年4月份和5月份，我将应邀在成都和天津的学术交流会上作负压创伤治疗技术的培训，这些医生可以把这种疗法带给广大患者。
《国际人才交流》：听说在四川一次学术会议上，您曾被盛情邀请连续做了3场报告，负压创伤治疗技术、面部整形手术和乳房重建。您想和中国医生分享什么呢?
托帕兹：西方医学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我想中国医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在世界各地都一样，整形手术总是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手术为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有些整形手术并不符合逻辑，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当女性希望在身体里注射或放置某种化学物质达到美观时，我们应该让她们了解这个物质的危险性和手术的并发症。许多手术都是因为我们考虑不全面而失败的。几年前，我曾经写信建议中国卫生部禁止奥美定注射隆胸的使用，但不幸的是仍有很多中国女性因注射奥美定而遭受痛苦。一次整形手术的失败就是一场灾难，一个脸上有疤或鼻子变形的女性，这对于她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我现在担任国际医学整形美容设备安全委员会总秘书长，这一机构致力于医学整容手术技术、疗法的安全性，维护患者的利益。中国的美容整形业刚刚起步，我希望在中国讲授一些西方的错误。我想告诉中国医生要谨慎，应该小心什么。我认为整形医生应该懂些化学知识，因为你必须知道人体组织与人造材料结合产生的后果，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化学博士的长处。
《国际人才交流》：中国从以色列引进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滴灌。您怎样看待MATAT和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这种合作形式?
托帕兹：技术来自需求。以色列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滴灌就来自于水的短缺，我们必须更加高效率地灌溉才能节约用水。
MATAT和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为两国的合作打开了一扇门，这种合作非常重要。我就是一个例子，太原市政府向我咨询滴灌技术，我就为中方和以方专家建立了联系。我为太原市的一些企业引荐了几位污水处理、滴灌和其他领域的以色列专家；此外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派遣了3名外科医生来我的医院学习。
我认为未来两国的合作将加深。更多的以色列人会来中国，更多的中国人会去以色列，我们的关系会更加紧密。目前，我正期待四川灾区能派更多的中国医生来我的医院参加技术培训。
《国际人才交流》：您很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哪方面呢?
托帕兹：古典的。我们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中以两国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家庭结构。在以色列，我们的父母、孩子之间都联系紧密，中国文化对此也非常认同，但在欧洲和美国不全是这样的。
我很早就想来中国，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的一个朋友通过MATAT来到了中国工作，通过他的介绍我也加入了MATAT。我的第一次任务是被派到了中国山西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虽然至今我来中国40多次了，但我的汉语很差，我的儿子比我说的好得多。
另一件事也令我们非常感激，二战时很多犹太人在中国得到庇护，尽管那时你们也受着战争的折磨。所以我们对中国一直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