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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假山记》是苏洵引物托喻的名作，前篇层析“木之升沉遇合”以类比人才“寿夭穷通”的遭遇，后篇形容三峰岌然不阿以寄寓三苏凛然自立的人格追求。对此，诸家多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分析“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的内涵和喻指时，又存在一定分歧。本文拟由此展开讨论，揭示埋藏在隐微的文字中的苏洵心态转变。
先引相关文段如下：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一种理解认为，“幸”是因为“伐”发生在“任为栋梁”之后。如牛宝彤把“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转述为“有的长成合抱大树才被砍伐，这算是有幸的了”。 但是，表示条件关系、可译为现代汉语“才”的“则”，一般用以询问动作行为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发生、出现，如《孟子·梁惠王上》“德何如则可以王矣”，不用以陈述已然的事实发生或结束得晚。
另一种理解认为，“幸”是仅就“至于任为栋梁”而言，“伐”是由幸引发的不幸，“则”强调前后的因果关系，全句译为“幸而长成木材，用作栋梁，那么就被伐去”。 宋文蔚评注“虽幸遂其生矣，又有材之患”，又在“强之以为山”下评注“无用之用，可以全其天矣”。 这是借用了《庄子》中“成材遭砍伐，不材终天年”的观点（见于《逍遥游》《人间世》《山木》等篇）。但《庄子》的思想未必可以用来解释苏洵的用意。比如木假山为人供奉，与《庄子·秋水》中“留骨而贵”的楚之神龟无异，按《庄子》的观念，就不当称为“最幸”。
近来，更多学者把“则”理解为表示转折，认为“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是指树木“有的幸而成材，又被采伐者随意剪除掉”。 有人进一步引申，认为这是隐喻“部分人才已成国之栋梁，却难逃斧斤之伐”，“‘斧斤之患’象征着奸人的打击迫害”。
以上三种理解，都把“任为栋梁则伐”当作与蘖殇拱夭、风拔水漂、斧斤之患相并列的不幸。这就违背了本段的逻辑层次。为了说清层次关系，我们绘制了以下流程图：
文章分四个阶段叙述树木的经历，每个阶段提出相对应的幸或不幸的两至三个发展方向，并选择其一往下一阶段推演。“幸而至于任为栋梁”既是上一阶段的分支，与上句“蘖而殇”“拱而夭”的不幸相对，又是分析下一阶段发展的起点，“伐”与下句的“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的不幸相对。所以，“至于任为栋梁”和“伐”是两个阶段的幸运者，都可以被“幸而”统摄，“则”表示顺接关系。
苏洵散文中，“幸而……则……”的句式基本表示顺接。如：
彼其举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幸而未有败事，则长为廉与能矣。（《上皇帝十事书》）
有些以“幸”与“不幸”对举的句子，“则”的顺接作用就更清楚了：
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六经纶·书论》）
明确了“则”表示顺接关系，就可以确定“伐”属于幸事。之前列举的三种理解都误会“伐”为不幸，一是因为树木遭砍伐就是失去了生命，二是因为“伐”易与下文的“斧斤之患”混淆。这两点，需要结合《木假山记》及相关作品加以解释。
在《木假山记》中，“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说的是风拔水漂后的树木，而“伐”涉及的是“至于任为栋梁”的树木，两者不属于同一层次。另外，“为人之所材”的“人”指百姓，“材”指日用的木料，比喻人才沉淪后仅从事俗务，而“栋梁”施于大厦，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之人，两者有小大之别。另外，对于已遭风拔水漂之木来说，“斧斤”已不是指砍伐，而是指修削加工。不曾破腐的断木为人取作小用的同时，也将被人改变，其过程是痛苦的，其结果是悲哀的，所以不是“最幸者”。而树木被“伐”为栋梁，虽然失去了生命，但实现了自我价值，并且保持了高直的本相，这与“斧斤之患”有高下之分。
古人在诗歌中，也往往推崇“伐”对于巨树的价值实现意义。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翦伐谁能送？（[唐]杜甫《古柏行》）
尚可以斧斤，伐之为栋梁。杀身获其所，为君构明堂。（[唐]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松树》）
伐木丁丁山径通，林深长觉昼冥濛。栋梁自挟扶舆气，斤斧全收造化功。（[元]凌云翰《樵云》）
以上诗句把“伐为栋梁”作为巨树的归宿（“杀身获其所”），作为对巨树多年生长的成全（“斤斧全收造化功”），甚至作为一件急切盼望的事（“未辞翦伐谁能送”）。因为在诗人看来，巨树遭伐就是人才出仕，成为国之栋梁，自然是一大幸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洵之子苏辙的诗句：
徐君郁郁涧底松，陈君落落堂上栋。涧深松茂不遭伐，堂毁栋折伤其躬。二人出处势不合，譬如日月行西东。（《徐孺亭》）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苇。春风一张王，秋霜死则已。胡为南涧中，辛勤种柏子？上枝挠云霓，下根绞石齿。伐之为梁栋，岁月良晚矣。白首阅时人，君看柱下史。（《次韵子瞻系御史狱赋狱中榆槐竹柏·柏》）
前一首诗用不遭砍伐的松树比喻未曾出仕的徐孺子，用庙堂上的栋梁比喻朝廷重臣陈蕃。诗中“徐君郁郁涧底松”是套用了左思《咏史》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涧深松茂不遭伐”含有悲士不遇的意味。
后一首诗感慨柏树错过了伐为梁栋的时机，只能空老南涧，其际遇还不如春季显赫一时、秋季一死了之的山下曲藤和溪上脆苇。诗中的“南涧”依然是化用左思之诗，“胡为”的反问是在替柏树不值。考虑到此诗是次韵苏轼经历乌台诗案时的狱中所作，其同情兄长大才无用的用意就更加明显了。 总之，苏辙把堪为栋梁而不伐视为可惜之事。而且，如前文所论，木假山只是经历第三、第四阶段的最幸者，而第三阶段是由第二阶段的不幸推演出的。所以，苏洵意中树木最大的幸运，应该是“任为栋梁则伐”。
可为佐证的是梅尧臣《苏明允木山》：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雳液落鱼凫洲。鱼凫水射千秋蠹，肌烂随沙荡漾流。唯存坚骨蛟龙锼，形如三山中雄酋。左右两峰相挟翊，奠奉君长无慢尤。苏夫子见之惊且异，买於溪叟凭貂裘。因嗟大不为梁栋，又叹残不为薪槱。雨侵藓涩得石瘦，宜与夫子归隐丘。
本诗应该是读过《木假山记》或与苏洵交流后所作，是我们了解苏洵写作意图的重要途径。“因嗟大不为梁栋”与苏洵以伐为栋梁为幸事相通。下句“又叹残不为薪槱”取意于《诗·大雅·棫朴》：“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槱，积也。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虽然梅诗最终归结到隐逸之意，但仍可说明成为栋梁、为国效力是“苏夫子”的第一追求。
苏洵二十七岁（1035）始发愤读书，宝元元年（1038）、庆历六年（1046）试，皆不中，于是悉焚旧稿，辍笔苦读，有志再图进取。此时可类比树木“任为栋梁”前的成长期。苏洵自觉“任为栋梁”，要到送二子入京应试的嘉祐元年（1056）。《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说“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自信将获得“任为栋梁则伐”的幸运。
来到京师之后，他屡屡上书当朝政要，意在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以求得到荐举和不次擢用。虽然在欧阳修等的揄扬之下，三苏名动京师，但苏洵并未得到一官半职。嘉祐二年（1057）四月，妻子程氏亡故的噩耗传来，父子三人只好匆匆离京返蜀。这次求仕未成对于苏洵来说，是真正的“任为栋梁而不伐”。
《木假山记》作于返蜀后的嘉祐三年（1058）。作于同一年且亦提及木假山的《答二任》很值得重视：
鲁人贱夫子，呼丘指东家。当时虽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乡闾人，曾不为叹嗟。区区吴越间，问骨不惮遐。习见反不怪，海人等龙虾。嗟我何足道，穷居出无车。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夸。故旧未肯信，闻之笑呀呀。独有两任子，知我有足嘉。远游苦相念，长篇寄芬葩。我道亦未尔，子得无增加。贫穷已衰老，短发垂髿髿。重禄无意取，思治山中畲。往岁栽苦竹，细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为水中楂。当前凿方池，寒泉照谽谺。玩此可竟日，胡为踏朝衙。何当子来会，酒食相邀遮。愿为久相敬，终始无疵瑕。闲居各无事，数来饮流霞。
此诗是为答谢任孜、任伋兄弟的来信而作。开篇以孔子自比，“文章彼人夸”“知我有足嘉”等语，都是自信大才堪栋梁。而“海人等龙虾”“穷居出无车”“我道亦未尔”“贫穷已衰老”等，又表达了自己日暮途穷、不能得志的处境。后文所描绘的治田栽竹、玩石饮霞的山林闲居生活固然惬意，但毕竟是“吾道穷矣”之后的独善其身。正如曾枣庄所论：“‘重禄无意取’二句乃未取得重禄的无可奈何心情之表露。”不过从“玩此可竟日，胡为踏朝衙”来看，苏洵确实甘心林泉闲居，无意出山求仕了。
苏洵由出仕转向退隐的心态变化，呈现在《木假山记》里，就是“予家有三峰”一段对之前段落做出的改动：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蘖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这一段包括了前段所述树木命运的各个节点，但改层析结构为单线结构，仅叙述树木由蘖到成假山的过程。这是因为前一段意在说木，是用树木的种种经历来隐喻文人的种种命运，而这一段意在说山，是用木假山的遭遇来隐喻苏洵自身的经历。他说“予家有三峰”“疑其有数存乎其间”，就是在暗示木假山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际。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段连用“不”字句表现木假山避开了种种不幸，营造其命运一路上扬之势。“任为栋梁而不伐”本来是命运的一次大跌落，但夹于“不夭”“不腐”之间，便让人不能察觉。上下句将“任为栋梁”与“风拔水漂”对举，又使“任为栋梁”转为负面。蘖、拱、任、风四句由短句而渐为长句，更增强了傲岸之意。如此行文，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经历的不幸，还是对现状的接受甚至庆幸，我们很难确知。但苏洵一定在通过木假山设想他的未来。
写作《木假山记》时，苏洵离京返蜀不久，正是“不伐”而遭“风拔水漂”的时期。他希望自己能像木假山一样，“不为人所材”。因为他知道，一旦错过了伐为栋梁的时机，就只能被当作普通材料使用，还不如隐居终老，以免为人雕琢，扭曲了本性。
可以说，《木假山记》是苏洵清醒认识才士命途多舛的普遍性悲剧后，做出的对自己境遇的冷静判断和对自己未来的坚定抉择。这标志了他个人处世态度的变化，也代表了世风的转变。宋人已经不像杜甫、白居易那样执着于朝廷的采伐。上引梅尧臣诗的“归隐丘”、苏辙诗的“柱下史”，已用老庄的遁世来解脱对未成栋梁的惋惜。陆游诗《木山》全用《木假山记》文意，但语气更为坚决：“一丘一壑吾所许，不须更慕明堂材。”
在陆游诗中，木假山已经是个单一、固化的隐逸意象。而苏洵对于木假山，因为是在树木的种种可能遭遇中把握其形成过程，其情感是复杂的，坦然、淡然的背后，也埋藏着深深的忧虑和悲凉。
（作者单位：南京市金陵中学）
先引相关文段如下：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一种理解认为，“幸”是因为“伐”发生在“任为栋梁”之后。如牛宝彤把“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转述为“有的长成合抱大树才被砍伐，这算是有幸的了”。 但是，表示条件关系、可译为现代汉语“才”的“则”，一般用以询问动作行为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发生、出现，如《孟子·梁惠王上》“德何如则可以王矣”，不用以陈述已然的事实发生或结束得晚。
另一种理解认为，“幸”是仅就“至于任为栋梁”而言，“伐”是由幸引发的不幸，“则”强调前后的因果关系，全句译为“幸而长成木材，用作栋梁，那么就被伐去”。 宋文蔚评注“虽幸遂其生矣，又有材之患”，又在“强之以为山”下评注“无用之用，可以全其天矣”。 这是借用了《庄子》中“成材遭砍伐，不材终天年”的观点（见于《逍遥游》《人间世》《山木》等篇）。但《庄子》的思想未必可以用来解释苏洵的用意。比如木假山为人供奉，与《庄子·秋水》中“留骨而贵”的楚之神龟无异，按《庄子》的观念，就不当称为“最幸”。
近来，更多学者把“则”理解为表示转折，认为“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是指树木“有的幸而成材，又被采伐者随意剪除掉”。 有人进一步引申，认为这是隐喻“部分人才已成国之栋梁，却难逃斧斤之伐”，“‘斧斤之患’象征着奸人的打击迫害”。
以上三种理解，都把“任为栋梁则伐”当作与蘖殇拱夭、风拔水漂、斧斤之患相并列的不幸。这就违背了本段的逻辑层次。为了说清层次关系，我们绘制了以下流程图：
文章分四个阶段叙述树木的经历，每个阶段提出相对应的幸或不幸的两至三个发展方向，并选择其一往下一阶段推演。“幸而至于任为栋梁”既是上一阶段的分支，与上句“蘖而殇”“拱而夭”的不幸相对，又是分析下一阶段发展的起点，“伐”与下句的“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的不幸相对。所以，“至于任为栋梁”和“伐”是两个阶段的幸运者，都可以被“幸而”统摄，“则”表示顺接关系。
苏洵散文中，“幸而……则……”的句式基本表示顺接。如：
彼其举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幸而未有败事，则长为廉与能矣。（《上皇帝十事书》）
有些以“幸”与“不幸”对举的句子，“则”的顺接作用就更清楚了：
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六经纶·书论》）
明确了“则”表示顺接关系，就可以确定“伐”属于幸事。之前列举的三种理解都误会“伐”为不幸，一是因为树木遭砍伐就是失去了生命，二是因为“伐”易与下文的“斧斤之患”混淆。这两点，需要结合《木假山记》及相关作品加以解释。
在《木假山记》中，“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说的是风拔水漂后的树木，而“伐”涉及的是“至于任为栋梁”的树木，两者不属于同一层次。另外，“为人之所材”的“人”指百姓，“材”指日用的木料，比喻人才沉淪后仅从事俗务，而“栋梁”施于大厦，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之人，两者有小大之别。另外，对于已遭风拔水漂之木来说，“斧斤”已不是指砍伐，而是指修削加工。不曾破腐的断木为人取作小用的同时，也将被人改变，其过程是痛苦的，其结果是悲哀的，所以不是“最幸者”。而树木被“伐”为栋梁，虽然失去了生命，但实现了自我价值，并且保持了高直的本相，这与“斧斤之患”有高下之分。
古人在诗歌中，也往往推崇“伐”对于巨树的价值实现意义。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翦伐谁能送？（[唐]杜甫《古柏行》）
尚可以斧斤，伐之为栋梁。杀身获其所，为君构明堂。（[唐]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松树》）
伐木丁丁山径通，林深长觉昼冥濛。栋梁自挟扶舆气，斤斧全收造化功。（[元]凌云翰《樵云》）
以上诗句把“伐为栋梁”作为巨树的归宿（“杀身获其所”），作为对巨树多年生长的成全（“斤斧全收造化功”），甚至作为一件急切盼望的事（“未辞翦伐谁能送”）。因为在诗人看来，巨树遭伐就是人才出仕，成为国之栋梁，自然是一大幸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洵之子苏辙的诗句：
徐君郁郁涧底松，陈君落落堂上栋。涧深松茂不遭伐，堂毁栋折伤其躬。二人出处势不合，譬如日月行西东。（《徐孺亭》）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苇。春风一张王，秋霜死则已。胡为南涧中，辛勤种柏子？上枝挠云霓，下根绞石齿。伐之为梁栋，岁月良晚矣。白首阅时人，君看柱下史。（《次韵子瞻系御史狱赋狱中榆槐竹柏·柏》）
前一首诗用不遭砍伐的松树比喻未曾出仕的徐孺子，用庙堂上的栋梁比喻朝廷重臣陈蕃。诗中“徐君郁郁涧底松”是套用了左思《咏史》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涧深松茂不遭伐”含有悲士不遇的意味。
后一首诗感慨柏树错过了伐为梁栋的时机，只能空老南涧，其际遇还不如春季显赫一时、秋季一死了之的山下曲藤和溪上脆苇。诗中的“南涧”依然是化用左思之诗，“胡为”的反问是在替柏树不值。考虑到此诗是次韵苏轼经历乌台诗案时的狱中所作，其同情兄长大才无用的用意就更加明显了。 总之，苏辙把堪为栋梁而不伐视为可惜之事。而且，如前文所论，木假山只是经历第三、第四阶段的最幸者，而第三阶段是由第二阶段的不幸推演出的。所以，苏洵意中树木最大的幸运，应该是“任为栋梁则伐”。
可为佐证的是梅尧臣《苏明允木山》：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雳液落鱼凫洲。鱼凫水射千秋蠹，肌烂随沙荡漾流。唯存坚骨蛟龙锼，形如三山中雄酋。左右两峰相挟翊，奠奉君长无慢尤。苏夫子见之惊且异，买於溪叟凭貂裘。因嗟大不为梁栋，又叹残不为薪槱。雨侵藓涩得石瘦，宜与夫子归隐丘。
本诗应该是读过《木假山记》或与苏洵交流后所作，是我们了解苏洵写作意图的重要途径。“因嗟大不为梁栋”与苏洵以伐为栋梁为幸事相通。下句“又叹残不为薪槱”取意于《诗·大雅·棫朴》：“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槱，积也。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虽然梅诗最终归结到隐逸之意，但仍可说明成为栋梁、为国效力是“苏夫子”的第一追求。
苏洵二十七岁（1035）始发愤读书，宝元元年（1038）、庆历六年（1046）试，皆不中，于是悉焚旧稿，辍笔苦读，有志再图进取。此时可类比树木“任为栋梁”前的成长期。苏洵自觉“任为栋梁”，要到送二子入京应试的嘉祐元年（1056）。《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说“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自信将获得“任为栋梁则伐”的幸运。
来到京师之后，他屡屡上书当朝政要，意在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以求得到荐举和不次擢用。虽然在欧阳修等的揄扬之下，三苏名动京师，但苏洵并未得到一官半职。嘉祐二年（1057）四月，妻子程氏亡故的噩耗传来，父子三人只好匆匆离京返蜀。这次求仕未成对于苏洵来说，是真正的“任为栋梁而不伐”。
《木假山记》作于返蜀后的嘉祐三年（1058）。作于同一年且亦提及木假山的《答二任》很值得重视：
鲁人贱夫子，呼丘指东家。当时虽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乡闾人，曾不为叹嗟。区区吴越间，问骨不惮遐。习见反不怪，海人等龙虾。嗟我何足道，穷居出无车。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夸。故旧未肯信，闻之笑呀呀。独有两任子，知我有足嘉。远游苦相念，长篇寄芬葩。我道亦未尔，子得无增加。贫穷已衰老，短发垂髿髿。重禄无意取，思治山中畲。往岁栽苦竹，细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为水中楂。当前凿方池，寒泉照谽谺。玩此可竟日，胡为踏朝衙。何当子来会，酒食相邀遮。愿为久相敬，终始无疵瑕。闲居各无事，数来饮流霞。
此诗是为答谢任孜、任伋兄弟的来信而作。开篇以孔子自比，“文章彼人夸”“知我有足嘉”等语，都是自信大才堪栋梁。而“海人等龙虾”“穷居出无车”“我道亦未尔”“贫穷已衰老”等，又表达了自己日暮途穷、不能得志的处境。后文所描绘的治田栽竹、玩石饮霞的山林闲居生活固然惬意，但毕竟是“吾道穷矣”之后的独善其身。正如曾枣庄所论：“‘重禄无意取’二句乃未取得重禄的无可奈何心情之表露。”不过从“玩此可竟日，胡为踏朝衙”来看，苏洵确实甘心林泉闲居，无意出山求仕了。
苏洵由出仕转向退隐的心态变化，呈现在《木假山记》里，就是“予家有三峰”一段对之前段落做出的改动：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蘖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这一段包括了前段所述树木命运的各个节点，但改层析结构为单线结构，仅叙述树木由蘖到成假山的过程。这是因为前一段意在说木，是用树木的种种经历来隐喻文人的种种命运，而这一段意在说山，是用木假山的遭遇来隐喻苏洵自身的经历。他说“予家有三峰”“疑其有数存乎其间”，就是在暗示木假山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际。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段连用“不”字句表现木假山避开了种种不幸，营造其命运一路上扬之势。“任为栋梁而不伐”本来是命运的一次大跌落，但夹于“不夭”“不腐”之间，便让人不能察觉。上下句将“任为栋梁”与“风拔水漂”对举，又使“任为栋梁”转为负面。蘖、拱、任、风四句由短句而渐为长句，更增强了傲岸之意。如此行文，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经历的不幸，还是对现状的接受甚至庆幸，我们很难确知。但苏洵一定在通过木假山设想他的未来。
写作《木假山记》时，苏洵离京返蜀不久，正是“不伐”而遭“风拔水漂”的时期。他希望自己能像木假山一样，“不为人所材”。因为他知道，一旦错过了伐为栋梁的时机，就只能被当作普通材料使用，还不如隐居终老，以免为人雕琢，扭曲了本性。
可以说，《木假山记》是苏洵清醒认识才士命途多舛的普遍性悲剧后，做出的对自己境遇的冷静判断和对自己未来的坚定抉择。这标志了他个人处世态度的变化，也代表了世风的转变。宋人已经不像杜甫、白居易那样执着于朝廷的采伐。上引梅尧臣诗的“归隐丘”、苏辙诗的“柱下史”，已用老庄的遁世来解脱对未成栋梁的惋惜。陆游诗《木山》全用《木假山记》文意，但语气更为坚决：“一丘一壑吾所许，不须更慕明堂材。”
在陆游诗中，木假山已经是个单一、固化的隐逸意象。而苏洵对于木假山，因为是在树木的种种可能遭遇中把握其形成过程，其情感是复杂的，坦然、淡然的背后，也埋藏着深深的忧虑和悲凉。
（作者单位：南京市金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