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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不对称视角分析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基于使用价值的实物流和基于虚拟价值的信息流不对称导致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信用体系不对称导致了中美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对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是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最后给出政策建议：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根本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使用价值；虚拟价值；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1-0048-10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以来，在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之下，中国长期面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2005年中国汇改以前，美国曾多次与中国交涉，要求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施压人民币升值。2005年汇改以后，中国开始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05-2008年期问升值了21％。但在2008年中期全球金融危机恶化之后，人民币在6.83比价周围再次盯住美元，改变了此前持续升值的态势，于是美国再次施压人民币升值，美国总统奥巴马、金融大鳄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纷纷开炮，谴责人民币汇率过低，要求人民币尽快升值。2010年7月8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定期政策报告》虽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认为人民币汇率仍然有被低估的迹象，未来将密切留意人民币汇改的成果。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正式宣布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未来8个月内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试图通过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而这将使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
人民币升值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人民币升值问题本质，如何采取措施缓解和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6000亿美元冲击，成为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急需解答的重大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问题有关文献总结与评述
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文献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讨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另一部分主要讨论中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对策。下面将分别论述。
(一)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原因的若干观点
1.对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的研究观点
经济上，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至少可以获得三方面的利益。首先，虽然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改变今日全球经济失衡之基本格局，但至少在较短的时期内有助于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的失业率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当然，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对华出口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因为人民币升值虽然可以增加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但可能出现的经济减速也会使中国从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其次，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可以变相地对华债务违约。目前，中国有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约有9000亿美元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倘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0％，则9000亿美元的债务也将缩水10％。第三，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人民币，可以有效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若放任人民币朝着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的方向迈进，则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将会大幅下降，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极大威胁。
政治上，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迎合选民，可以快捷有效地赢得选票。美国对汇率问题的强硬态度背后，或许是奥巴马政府对提振出口的期待。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在未来5年内，美国对外出口将翻一番，由此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有效增加美国的出口，并创造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是存疑的，但至少此举有助于转移人民对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不满，为中期选举乃至连任奠定基础。经济学者余永定曾经形象地用“失业+中期选举=贸易保护”这一公式描述美国的政治现实，而当前的美国恰好满足这两个条件。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点也是十分正确的，大萧条期问的1930年，美国通过了旨在保护美国本土就业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恰也是美国处于高失业和中期选举的时期。然而，诚如前面所述，这一措施对于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完全无能为力。之所以美国乐此不疲，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不断上升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还可以扰乱中国的货币金融环境，引起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进而损害和遏制实体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美国正是通过类似的手法打垮了日本的经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大有争夺世界第一之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产的产品在世界上有着最强的竞争力，大量资本到美国投资、购置地产。然而，通过“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升值，并通过巴塞尔协议限制银行业放贷以及金融衍生品的渗透，在打压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美国成功催生日本资产泡沫并将其成功刺破，导致随后日本陷入长达近20年的经济停滞。
2.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视角分析的研究观点
中国等非发达国家必然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在历史发展阶段来说，一个非发达国家或地区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币升值的过程，比如中国台湾地区，在1970年时的汇率是40台币折合1美元，而到1992年台币升值到25.4台币折1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货币升值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取得了成功。而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所以人民币趋向升值。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促使人民币升值多年来，我国都保持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势头，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10％的高速度增长，这在世界上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即使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即使是美国“9·11”事件阶段，也都无法阻挡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下去。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普遍慢的情况下，我国仍能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而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导致我国的高投资和高储蓄等现象，这使得人民币升值似乎是理所当然是事情。
3.从人民币均衡汇率视角分析的研究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民币估值过低，2010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在《美国不该拿人民币问题玩火》一文中提到“几乎所有的估计数据均显示，人民币被低估了20％到40％。通过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中国维持着这种低估局面。”并称，这种政策相当于同时对进口征收关税、对出口提供补贴——即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与此同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和兑美元汇率偏低的程度可能分别高达25％和4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人民币币值太低导致了140万美国人失业。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是合理的。克鲁格曼多年同道、大摩亚洲主席罗奇，2010年3月19日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对克鲁格曼 有关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的观点给予了言辞激烈的反驳，并称美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有双重标准之嫌。吉姆·奥尼尔认为人民币低估论存在两方面误区：一是无视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近20％的事实；二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贸易模式已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口增长急速上升，不管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出口而言。
第三种观点则直接认为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算是无效的。有研究人员整理了讨论人民币均衡汇率计算的论文，发现有上千篇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没有合适的方式准确计算均衡汇率。程实认为，“均衡汇率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均衡汇率测算本身就充满争议，难以令人信服。”
(二)关于人民币升值对策的若干观点
1.关于中国对外采取的态度
中国首先要态度坚决地表明人民币不会屈服外部压力而被动升值的坚定立场。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了21％，目前不会屈服于压力，而只会依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和发展水平做出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策，以此摆脱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避免热钱加速流人中国，助长中国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其次中国要表明愿意同西方国家就遏制全球失衡问题协作和中国追求贸易基本平衡的立场。
2.关于汇率政策
在坚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上，健全外汇市场，完善外汇市场运行机制，增强市场流动性。(1)改革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一是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拓展市场交易主体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逐渐取消经常项目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2)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推广远期、掉期外汇交易和外汇期货交易等金融交易方式提高经济主体的避险能力。
根据国际经济学中四个经典的汇率模型框架下分析相应的汇率政策。按照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是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进行选择。按照多恩布什的超调模型，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高，应该采用固定汇率，而且实证研究表明，2005年7月的汇改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无益处。Redux模型建立了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方法论上有开创性的进步，但其汇率波动不影响本国和外国福利的结论和采用完全浮动汇率的政策建议显然与实际不符，这是由于其两个不合实际的假设造成的。Devereux和Engel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中引入美元霸权，他们的模型既具有微观基础，又考虑了汇率不完全传递，其结论是在定价时两国政策博弈的结果是固定汇率最优。
3.关于经济结构调整
从根本上而言，中国最迫切的是要调整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优化经济结构，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通过提高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积极稳妥地推进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以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
(三)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目前虽然已有众多文献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试图给出各种答案，但主要是围绕汇率体制改革、降低出口依赖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等思路，从实际效果看仍未能实质改变人民币升值压力，似乎治标不治本。个别观点提及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损害和抑制问题，但分析不够深入，考虑范围也局限在实体经济范畴，没有进一步考虑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此外，在人民币汇率决定测算方法上，有学者甚至提出均衡汇率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均衡汇率测算本身就充满争议，难以令人信服。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新的视角，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中虚拟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入手，试解读美国长期诟病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揭示人民币升值的本质，进而给出政策建议。
三、从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不对称视角看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
已有的文献分析认为，美国以人民币低估导致对华贸易逆差为理由，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由此看来，因人民币低估导致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屡次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那么我们可以将中美贸易问题作为分析的起始点，从虚拟价值的视角来解读美国对华逆差问题，进而揭示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
(一)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不对称导致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以实体经济为主，出口美国的多是满足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的实物商品。美国是以广义虚拟经济为主，依赖信用支撑的经济，出口中国的多是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的“信用”，而不是实物商品。两国问的经济结构差异可以用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来表示，即美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要高于中国。衡量国际贸易顺差还是逆差一般是以实物商品的贸易总量为标准的，所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可避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相互交易的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不对称，而不在于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如果考察贸易活动的范畴从实体经济扩展到广义虚拟经济，则美国对中国出口不是逆差，而是顺差。中国出口美国的使用价值对应实体经济总量要远小于从美国进口的虚拟价值对应的虚拟经济总量，所以从输出的实体经济总量和输入的虚拟经济总量差额来看，中国对美国贸易实际是逆差，即美国对中国是顺差。
如上图所示，细线的箭头表示中国实体经济输出的实物流R(sub)输出(/sub)和虚拟经济信息流V(sub)输出(/sub)(基于讨论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需要，虽然总量不大，但这里仍考虑中国出口虚拟经济的变量)，粗线的箭头表示中国输入的虚拟经济的信息(信用)流V(sub)输出(/sub)(在美国实体经济对华巨额逆差的前提下，为简化分析，这里忽略美国对中国实体经济输入)，且V(sub)输入(/sub)>R(sub)输出(/sub)+V(sub)输出(/sub)出，即中国出口的经济总量小于进口的经济总量，实物流与信息流的不对称总体上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实际的逆差，大量虚拟经济的输入也抑制了中国自身虚拟经济的发展。用i表示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下视输出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经济总量，暂时忽略国内需求产生的经济总量，则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定义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i中可表示为：
i(sub)中(/sub)=V(sub)输出(/sub)/(R(sub)输出(/sub)+V(sub)输出(/sub))
公式右侧进一步变形可得：
i(sub)中(/sub)=1/(R(sub)输出(/sub)/V(sub)输出(/sub)+1)
由此可得出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输出的虚拟经济V(sub)输出(/sub)成正比，即美国通过向中国大量输送虚拟经济，抑制了中国的V(sub)输出(/sub)，从而抑制了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提升，而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又代表着一国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以虚拟价值为核心的经济繁荣发达的程度，则意味着美 国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美国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也会抑制中国输出的实体经济，这又会对中国的i(sub)中(/sub)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涉及到实体经济变动对虚拟经济变动的影响问题，笔者曾发表文章分析过这个问题，这里直接引用当时文章的结论，即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遵循一个二次函数的关系，初期实体经济发展较快，虚拟经济发展较慢，当实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虚拟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具体如下图所示：
这里用V=R(sup)2(/sup)来简化表示两者的关系，并将其代入i的方程式中得出R变动对i的影响。
i(sub)中(/sub)=1/(1/R(sub)输出(/sub)+1)
即综合考虑V与R的互动影响后，i与R也是成正比关系的，则美国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抑制中国实体经济输出同样可以抑制i中的提高。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吸引更多的虚拟价值(例如美国的“热钱”)输入到中国，即进一步提高美国对中国虚拟经济的输入，从而进一步抑制i(sub)中(/sub)的提高。
综上分析，美国通过维持虚拟价值创造和输出的垄断优势，可以实现虚拟经济对中国的顺差，抑制i中的提高；而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则可以同时抑制中国自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杀伤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向虚拟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加剧了中国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平衡，使中国继续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实体经济输出，继续出现实体经济层面的对美顺差，然后再次面临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国陷入不利的恶性循环中。这种作用机理可以用下图简化表示：
中美贸易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对称(美国净输出虚拟价值，中国净输出使用价值)，不仅在表面上造成了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顺差，给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以借口，更在实质上造成了广义虚拟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逆差，进而抑制了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提高。
由此可知，经济结构的差异使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在与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美国贸易中总是处于逆差，并且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在这种模式下始终受到抑制而难以提高。那么，什么导致了中美国两国这种经济结构差异呢?
(二)信用体系不对称导致了中美经济结构的差异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机理与实体经济时代大不相同。传统商品价值容人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从而进化为更高级商品价值的二元容介态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在这个时代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财富的本质属性已突破了传统的物质形态，进化为以凝聚人类心理需求为核心的信息态，财富的产生机理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进化为生活价值论，这样一种价值创造过程必须在一个强大而又完善的信用体系之上才能正常运转，而美国通过多年的发展就具备了这样的信用体系，这使美国可以创造世界最大的心理需求。
首先，美国是一个征信国家。所谓征信国家，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信用管理体系比较健全，形成了独立、公正且市场化运作的征信服务企业主体，从而保证以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的成熟市场经济能健康发展。在这样的国度，可以快速取得资本市场、商业市场上任何一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真实的资信背景调查报告，企业和消费者已经形成自觉培育和维护自己良好信用的习惯。在征信国家做生意和生活，信用的缺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美国信用体系具备了征信国家的基本内涵，既有比较完善、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也有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信用服务企业主体，还有对信用产品有强烈需求的信用产品使用者。美国信用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完善的法律体系
美国有比较完备的涉及信用管理各方面的法律体系，将信用产品加工、生产、销售、使用的全过程纳入法律范畴。美国对信用管理的立法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信用管理的法律框架。这些法律主要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共15部。
2.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
美国政府对信用管理法案的主要监督和执法机构分两类：一类是银行系统的机构，包括财政部货币监理办公室、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一类是非银行系统的机构，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信用联盟办公室和储蓄监督局。
3.市场化运作的各类信用服务公司
美国信用服务行业经过100多年的市场竞争，现已形成了少数几个市场化运作主体。目前从事信用服务的企业高度集中，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资本市场上的信用评估机构，即对国家、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债券及上市大企业的信用进行评级的公司，目前美国只剩下三个这类公司，即穆迪、标准普尔和菲奇公司；第二类是商业市场上的信用评估机构，即对各类大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调查评级的公司，经过100多年市场竞争，邓白氏集团公司最终独占鳌头，成了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征信机构，也是目前美国唯一的这类评级公司；第三类对消费者信用评估的机构，在美国叫信用局，或叫消费信用报告机构，目前美国有三家大的信用局，分别是美国人控股的全联公司(Trans Union)、Equifax公司和英国人控股的益百利公司(Experian)。所谓信用局，是向需求者提供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报告的供应商。信用局的基本工作是收集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记录，合法地制作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报告，并向法律规定的合格使用者有偿传播信用报告。信用局不像穆迪等资信评级公司和邓白氏这样的企业资信调查评级公司是全球性信用评级机构。做消费者信用评级的公司，没有能力做全球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和评级，基本上都是只建立一国或者一个地区消费者个人信用数据库。上述三个大型信用局，充其量只拥有覆盖整个北美地区的个人征信数据库。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千家小型消费者信用服务机构，提供不同形式的消费者信用服务。
其次，美国又通过国际制度体系安排扩大了自身信用体系在世界经贸活动中的影响力，奠定了美元霸权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是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后来该体系解体，但是由其产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 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八国集团和十一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及欧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由此可知，中国无论在信用法律体系、管理体系以及市场运作机构方面都没有美国成熟完善；在国际方面，中国与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美国又有更大的差距。这种信用体系的不对称，在制度层面影响了中国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输出，是造成中美经济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对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是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创造机理的变化使得对物质的占有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而打造稳定的“信心供应链”，获取他国对本国的信心，这才是获取财富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就是不断打造国家期值，并把这种期值通过市场不断变现，从而迭代地形成和维持强势，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美国在军事霸权和经济粘性的基础上，以制文化权为核心，掌握了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但这个主导权正在不断受到挑战，施压人民币升值就是美国捍卫自身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1.军事霸权
美国维持军事霸权的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土地占领和侵略，而是为了控制信心、制造心理需求。因此美国不断推出自己新的先进军事装备，在保护国土安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打造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形象，维护持续不断的“信心供应链”。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军事霸权的神话破灭，美国股市下跌，美元下挫，美国的广义虚拟经济体系受到重创，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开始动摇。此外，军事霸权本身又破坏了市场这个自组织体系，破坏了政治和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所需要的稳定和平的社会秩序。
2.制文化权
和平稳定愈发重要，军事霸权就越让位于制文化权。美国竭力推行一个以自身为范本的文明标准，向全世界宣扬自由民主的美国文化和价值理念，企图控制他国文化观念的形成，即掌握“制文化权”。但是，伊斯兰世界文化与美国文化(西方基督文化)的巨大差异和长期对峙，使得美国即使动用武力也难以推行其“制文化权”。同理，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制文化权”对中国已不是陌生的事物，而今天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这对美国无疑不是巨大的威胁，即在“制文化权”方面，只有几百年历史积淀的美国是难以与拥有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相竞争的，短期看美国文化在世界流行，但长期看美国文化必定后劲不足，中国文化定当后发制人。
3.经济主导权
根据前面的分析，美国夺取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三个重要手段：军事霸权、制文化权和经济黏性软实力，前两个已对中国不太适用了，剩下的就是基于经济黏性软实力的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而这就引出了人民币升值问题。
二战后，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地位举世瞩目。美国通过占据经济发展的产业链高端，将底端制造业向他国转移，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形成了他国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打造了美国的经济黏性软实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苦心经营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世界霸权体系，同时也宣告了美国这种黏性软实力开始瓦解。如何促进美国本国经济的复苏，抑制他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美国经济主导权，这成为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和经济的焦点问题，而施压人民币升值正是这一时期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同时打压中国这个排名不断提升的世界经济体的便捷手段。有关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利益和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已有众多文献论述，在此本文不再赘述。
因此，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情形下，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企图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扰乱中国经济发展，引起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进而损害和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从而降低中国对美国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威胁。
四、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深度分析，我们进一步给出缓解和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若干建议。
(一)正确认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前文论述已指出人民币升值问题是与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济结构不对称相关的，而且深层原因是美国夺取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要理解这些深层关系，就要正确认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基于人本的生活对象化的财富价值创造的新机理，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重要特点，正确认识广义虚拟经济与传统的物本经济的差异和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大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度，不断完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积累实践经验，指导宏观层面的产业实践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营。
(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既然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失衡，则实现经济结构从实体经济为主向虚拟经济为主转型是解决这种失衡的直接手段，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正是利用我国文化“富矿”优势，激活我国文化虚拟价值巨大潜力，提高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最好的选择。2009年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三)根本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
美国对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是产生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在发挥自身历史文化优势和掌握制文化权基础上，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国防能力，占据产业链高端，提高经济粘性软实力，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从根本上解决长期面临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打破从人民币升值到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抑制的不良循环传导过程。
(四)增加非物质财富标志供应缓解6000亿美元热钱的冲击
针对近期美国实施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中国未来将面临来自美国6000亿美元的热钱冲击，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用一个“大池子”来吸纳热钱，防止其扩散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随后央行副行长补充解释说“大池子”就是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对此，笔者认为“大池子”应理解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财富标志，因为财富标志是大量凝聚虚拟价值的载体，对于吸纳美国热钱来说最合适不过了。财富标志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的财富标志承载虚拟价值的能力有限，“过载”的话就会发生财富标志泛化的问题，非物质的财富标志是聚集信心的符号标志，其承载能力不受物质有限性的限制，因此应成为此次吸纳美国热钱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首选。通过货币政策吸收流动性可以起到一定的非物质财富标志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应该更明确的提出将中国股市等资本市场作为吸纳热钱的非物质财富标志首选，引导其进入，一方面尽量避免热钱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减轻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努力避免热钱流入正“高烧不退”的楼市(物质的财富标志)，降低财富标志泛化的风险。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使用价值；虚拟价值；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1-0048-10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以来，在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之下，中国长期面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2005年中国汇改以前，美国曾多次与中国交涉，要求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施压人民币升值。2005年汇改以后，中国开始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05-2008年期问升值了21％。但在2008年中期全球金融危机恶化之后，人民币在6.83比价周围再次盯住美元，改变了此前持续升值的态势，于是美国再次施压人民币升值，美国总统奥巴马、金融大鳄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纷纷开炮，谴责人民币汇率过低，要求人民币尽快升值。2010年7月8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定期政策报告》虽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认为人民币汇率仍然有被低估的迹象，未来将密切留意人民币汇改的成果。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正式宣布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未来8个月内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试图通过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而这将使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
人民币升值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人民币升值问题本质，如何采取措施缓解和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6000亿美元冲击，成为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急需解答的重大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问题有关文献总结与评述
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文献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讨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另一部分主要讨论中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对策。下面将分别论述。
(一)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原因的若干观点
1.对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的研究观点
经济上，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至少可以获得三方面的利益。首先，虽然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改变今日全球经济失衡之基本格局，但至少在较短的时期内有助于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的失业率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当然，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对华出口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因为人民币升值虽然可以增加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但可能出现的经济减速也会使中国从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其次，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可以变相地对华债务违约。目前，中国有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约有9000亿美元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倘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0％，则9000亿美元的债务也将缩水10％。第三，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人民币，可以有效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若放任人民币朝着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的方向迈进，则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将会大幅下降，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极大威胁。
政治上，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迎合选民，可以快捷有效地赢得选票。美国对汇率问题的强硬态度背后，或许是奥巴马政府对提振出口的期待。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在未来5年内，美国对外出口将翻一番，由此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有效增加美国的出口，并创造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是存疑的，但至少此举有助于转移人民对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不满，为中期选举乃至连任奠定基础。经济学者余永定曾经形象地用“失业+中期选举=贸易保护”这一公式描述美国的政治现实，而当前的美国恰好满足这两个条件。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点也是十分正确的，大萧条期问的1930年，美国通过了旨在保护美国本土就业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恰也是美国处于高失业和中期选举的时期。然而，诚如前面所述，这一措施对于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完全无能为力。之所以美国乐此不疲，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不断上升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还可以扰乱中国的货币金融环境，引起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进而损害和遏制实体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美国正是通过类似的手法打垮了日本的经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大有争夺世界第一之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产的产品在世界上有着最强的竞争力，大量资本到美国投资、购置地产。然而，通过“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升值，并通过巴塞尔协议限制银行业放贷以及金融衍生品的渗透，在打压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美国成功催生日本资产泡沫并将其成功刺破，导致随后日本陷入长达近20年的经济停滞。
2.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视角分析的研究观点
中国等非发达国家必然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在历史发展阶段来说，一个非发达国家或地区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币升值的过程，比如中国台湾地区，在1970年时的汇率是40台币折合1美元，而到1992年台币升值到25.4台币折1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货币升值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取得了成功。而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所以人民币趋向升值。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促使人民币升值多年来，我国都保持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势头，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10％的高速度增长，这在世界上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即使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即使是美国“9·11”事件阶段，也都无法阻挡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下去。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普遍慢的情况下，我国仍能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而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导致我国的高投资和高储蓄等现象，这使得人民币升值似乎是理所当然是事情。
3.从人民币均衡汇率视角分析的研究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民币估值过低，2010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在《美国不该拿人民币问题玩火》一文中提到“几乎所有的估计数据均显示，人民币被低估了20％到40％。通过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中国维持着这种低估局面。”并称，这种政策相当于同时对进口征收关税、对出口提供补贴——即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与此同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和兑美元汇率偏低的程度可能分别高达25％和4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人民币币值太低导致了140万美国人失业。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是合理的。克鲁格曼多年同道、大摩亚洲主席罗奇，2010年3月19日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对克鲁格曼 有关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的观点给予了言辞激烈的反驳，并称美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有双重标准之嫌。吉姆·奥尼尔认为人民币低估论存在两方面误区：一是无视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近20％的事实；二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贸易模式已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口增长急速上升，不管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出口而言。
第三种观点则直接认为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算是无效的。有研究人员整理了讨论人民币均衡汇率计算的论文，发现有上千篇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没有合适的方式准确计算均衡汇率。程实认为，“均衡汇率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均衡汇率测算本身就充满争议，难以令人信服。”
(二)关于人民币升值对策的若干观点
1.关于中国对外采取的态度
中国首先要态度坚决地表明人民币不会屈服外部压力而被动升值的坚定立场。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了21％，目前不会屈服于压力，而只会依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和发展水平做出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策，以此摆脱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避免热钱加速流人中国，助长中国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其次中国要表明愿意同西方国家就遏制全球失衡问题协作和中国追求贸易基本平衡的立场。
2.关于汇率政策
在坚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上，健全外汇市场，完善外汇市场运行机制，增强市场流动性。(1)改革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一是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拓展市场交易主体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逐渐取消经常项目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2)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推广远期、掉期外汇交易和外汇期货交易等金融交易方式提高经济主体的避险能力。
根据国际经济学中四个经典的汇率模型框架下分析相应的汇率政策。按照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是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进行选择。按照多恩布什的超调模型，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高，应该采用固定汇率，而且实证研究表明，2005年7月的汇改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无益处。Redux模型建立了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方法论上有开创性的进步，但其汇率波动不影响本国和外国福利的结论和采用完全浮动汇率的政策建议显然与实际不符，这是由于其两个不合实际的假设造成的。Devereux和Engel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中引入美元霸权，他们的模型既具有微观基础，又考虑了汇率不完全传递，其结论是在定价时两国政策博弈的结果是固定汇率最优。
3.关于经济结构调整
从根本上而言，中国最迫切的是要调整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优化经济结构，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通过提高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积极稳妥地推进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以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
(三)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目前虽然已有众多文献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试图给出各种答案，但主要是围绕汇率体制改革、降低出口依赖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等思路，从实际效果看仍未能实质改变人民币升值压力，似乎治标不治本。个别观点提及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损害和抑制问题，但分析不够深入，考虑范围也局限在实体经济范畴，没有进一步考虑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此外，在人民币汇率决定测算方法上，有学者甚至提出均衡汇率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均衡汇率测算本身就充满争议，难以令人信服。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新的视角，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中虚拟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入手，试解读美国长期诟病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揭示人民币升值的本质，进而给出政策建议。
三、从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不对称视角看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
已有的文献分析认为，美国以人民币低估导致对华贸易逆差为理由，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由此看来，因人民币低估导致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屡次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那么我们可以将中美贸易问题作为分析的起始点，从虚拟价值的视角来解读美国对华逆差问题，进而揭示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
(一)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不对称导致了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以实体经济为主，出口美国的多是满足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的实物商品。美国是以广义虚拟经济为主，依赖信用支撑的经济，出口中国的多是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的“信用”，而不是实物商品。两国问的经济结构差异可以用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来表示，即美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要高于中国。衡量国际贸易顺差还是逆差一般是以实物商品的贸易总量为标准的，所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可避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相互交易的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不对称，而不在于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如果考察贸易活动的范畴从实体经济扩展到广义虚拟经济，则美国对中国出口不是逆差，而是顺差。中国出口美国的使用价值对应实体经济总量要远小于从美国进口的虚拟价值对应的虚拟经济总量，所以从输出的实体经济总量和输入的虚拟经济总量差额来看，中国对美国贸易实际是逆差，即美国对中国是顺差。
如上图所示，细线的箭头表示中国实体经济输出的实物流R(sub)输出(/sub)和虚拟经济信息流V(sub)输出(/sub)(基于讨论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需要，虽然总量不大，但这里仍考虑中国出口虚拟经济的变量)，粗线的箭头表示中国输入的虚拟经济的信息(信用)流V(sub)输出(/sub)(在美国实体经济对华巨额逆差的前提下，为简化分析，这里忽略美国对中国实体经济输入)，且V(sub)输入(/sub)>R(sub)输出(/sub)+V(sub)输出(/sub)出，即中国出口的经济总量小于进口的经济总量，实物流与信息流的不对称总体上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实际的逆差，大量虚拟经济的输入也抑制了中国自身虚拟经济的发展。用i表示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下视输出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经济总量，暂时忽略国内需求产生的经济总量，则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定义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i中可表示为：
i(sub)中(/sub)=V(sub)输出(/sub)/(R(sub)输出(/sub)+V(sub)输出(/sub))
公式右侧进一步变形可得：
i(sub)中(/sub)=1/(R(sub)输出(/sub)/V(sub)输出(/sub)+1)
由此可得出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输出的虚拟经济V(sub)输出(/sub)成正比，即美国通过向中国大量输送虚拟经济，抑制了中国的V(sub)输出(/sub)，从而抑制了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提升，而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又代表着一国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以虚拟价值为核心的经济繁荣发达的程度，则意味着美 国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美国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也会抑制中国输出的实体经济，这又会对中国的i(sub)中(/sub)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涉及到实体经济变动对虚拟经济变动的影响问题，笔者曾发表文章分析过这个问题，这里直接引用当时文章的结论，即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遵循一个二次函数的关系，初期实体经济发展较快，虚拟经济发展较慢，当实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虚拟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具体如下图所示：
这里用V=R(sup)2(/sup)来简化表示两者的关系，并将其代入i的方程式中得出R变动对i的影响。
i(sub)中(/sub)=1/(1/R(sub)输出(/sub)+1)
即综合考虑V与R的互动影响后，i与R也是成正比关系的，则美国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抑制中国实体经济输出同样可以抑制i中的提高。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吸引更多的虚拟价值(例如美国的“热钱”)输入到中国，即进一步提高美国对中国虚拟经济的输入，从而进一步抑制i(sub)中(/sub)的提高。
综上分析，美国通过维持虚拟价值创造和输出的垄断优势，可以实现虚拟经济对中国的顺差，抑制i中的提高；而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则可以同时抑制中国自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杀伤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向虚拟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加剧了中国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平衡，使中国继续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实体经济输出，继续出现实体经济层面的对美顺差，然后再次面临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国陷入不利的恶性循环中。这种作用机理可以用下图简化表示：
中美贸易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对称(美国净输出虚拟价值，中国净输出使用价值)，不仅在表面上造成了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顺差，给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以借口，更在实质上造成了广义虚拟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逆差，进而抑制了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提高。
由此可知，经济结构的差异使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在与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美国贸易中总是处于逆差，并且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在这种模式下始终受到抑制而难以提高。那么，什么导致了中美国两国这种经济结构差异呢?
(二)信用体系不对称导致了中美经济结构的差异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机理与实体经济时代大不相同。传统商品价值容人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从而进化为更高级商品价值的二元容介态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在这个时代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财富的本质属性已突破了传统的物质形态，进化为以凝聚人类心理需求为核心的信息态，财富的产生机理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进化为生活价值论，这样一种价值创造过程必须在一个强大而又完善的信用体系之上才能正常运转，而美国通过多年的发展就具备了这样的信用体系，这使美国可以创造世界最大的心理需求。
首先，美国是一个征信国家。所谓征信国家，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信用管理体系比较健全，形成了独立、公正且市场化运作的征信服务企业主体，从而保证以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的成熟市场经济能健康发展。在这样的国度，可以快速取得资本市场、商业市场上任何一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真实的资信背景调查报告，企业和消费者已经形成自觉培育和维护自己良好信用的习惯。在征信国家做生意和生活，信用的缺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美国信用体系具备了征信国家的基本内涵，既有比较完善、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也有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信用服务企业主体，还有对信用产品有强烈需求的信用产品使用者。美国信用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完善的法律体系
美国有比较完备的涉及信用管理各方面的法律体系，将信用产品加工、生产、销售、使用的全过程纳入法律范畴。美国对信用管理的立法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信用管理的法律框架。这些法律主要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共15部。
2.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
美国政府对信用管理法案的主要监督和执法机构分两类：一类是银行系统的机构，包括财政部货币监理办公室、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一类是非银行系统的机构，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信用联盟办公室和储蓄监督局。
3.市场化运作的各类信用服务公司
美国信用服务行业经过100多年的市场竞争，现已形成了少数几个市场化运作主体。目前从事信用服务的企业高度集中，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资本市场上的信用评估机构，即对国家、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债券及上市大企业的信用进行评级的公司，目前美国只剩下三个这类公司，即穆迪、标准普尔和菲奇公司；第二类是商业市场上的信用评估机构，即对各类大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调查评级的公司，经过100多年市场竞争，邓白氏集团公司最终独占鳌头，成了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征信机构，也是目前美国唯一的这类评级公司；第三类对消费者信用评估的机构，在美国叫信用局，或叫消费信用报告机构，目前美国有三家大的信用局，分别是美国人控股的全联公司(Trans Union)、Equifax公司和英国人控股的益百利公司(Experian)。所谓信用局，是向需求者提供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报告的供应商。信用局的基本工作是收集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记录，合法地制作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报告，并向法律规定的合格使用者有偿传播信用报告。信用局不像穆迪等资信评级公司和邓白氏这样的企业资信调查评级公司是全球性信用评级机构。做消费者信用评级的公司，没有能力做全球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和评级，基本上都是只建立一国或者一个地区消费者个人信用数据库。上述三个大型信用局，充其量只拥有覆盖整个北美地区的个人征信数据库。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千家小型消费者信用服务机构，提供不同形式的消费者信用服务。
其次，美国又通过国际制度体系安排扩大了自身信用体系在世界经贸活动中的影响力，奠定了美元霸权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是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美国制定的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体制。后来该体系解体，但是由其产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 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八国集团和十一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及欧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由此可知，中国无论在信用法律体系、管理体系以及市场运作机构方面都没有美国成熟完善；在国际方面，中国与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美国又有更大的差距。这种信用体系的不对称，在制度层面影响了中国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输出，是造成中美经济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对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是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创造机理的变化使得对物质的占有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而打造稳定的“信心供应链”，获取他国对本国的信心，这才是获取财富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就是不断打造国家期值，并把这种期值通过市场不断变现，从而迭代地形成和维持强势，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美国在军事霸权和经济粘性的基础上，以制文化权为核心，掌握了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但这个主导权正在不断受到挑战，施压人民币升值就是美国捍卫自身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1.军事霸权
美国维持军事霸权的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土地占领和侵略，而是为了控制信心、制造心理需求。因此美国不断推出自己新的先进军事装备，在保护国土安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打造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形象，维护持续不断的“信心供应链”。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军事霸权的神话破灭，美国股市下跌，美元下挫，美国的广义虚拟经济体系受到重创，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开始动摇。此外，军事霸权本身又破坏了市场这个自组织体系，破坏了政治和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所需要的稳定和平的社会秩序。
2.制文化权
和平稳定愈发重要，军事霸权就越让位于制文化权。美国竭力推行一个以自身为范本的文明标准，向全世界宣扬自由民主的美国文化和价值理念，企图控制他国文化观念的形成，即掌握“制文化权”。但是，伊斯兰世界文化与美国文化(西方基督文化)的巨大差异和长期对峙，使得美国即使动用武力也难以推行其“制文化权”。同理，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制文化权”对中国已不是陌生的事物，而今天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这对美国无疑不是巨大的威胁，即在“制文化权”方面，只有几百年历史积淀的美国是难以与拥有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相竞争的，短期看美国文化在世界流行，但长期看美国文化必定后劲不足，中国文化定当后发制人。
3.经济主导权
根据前面的分析，美国夺取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三个重要手段：军事霸权、制文化权和经济黏性软实力，前两个已对中国不太适用了，剩下的就是基于经济黏性软实力的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而这就引出了人民币升值问题。
二战后，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地位举世瞩目。美国通过占据经济发展的产业链高端，将底端制造业向他国转移，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形成了他国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打造了美国的经济黏性软实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苦心经营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世界霸权体系，同时也宣告了美国这种黏性软实力开始瓦解。如何促进美国本国经济的复苏，抑制他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美国经济主导权，这成为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和经济的焦点问题，而施压人民币升值正是这一时期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同时打压中国这个排名不断提升的世界经济体的便捷手段。有关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利益和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已有众多文献论述，在此本文不再赘述。
因此，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情形下，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企图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扰乱中国经济发展，引起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进而损害和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从而降低中国对美国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威胁。
四、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深度分析，我们进一步给出缓解和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若干建议。
(一)正确认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前文论述已指出人民币升值问题是与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济结构不对称相关的，而且深层原因是美国夺取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要理解这些深层关系，就要正确认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基于人本的生活对象化的财富价值创造的新机理，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重要特点，正确认识广义虚拟经济与传统的物本经济的差异和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大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度，不断完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积累实践经验，指导宏观层面的产业实践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营。
(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既然虚拟价值和使用价值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失衡，则实现经济结构从实体经济为主向虚拟经济为主转型是解决这种失衡的直接手段，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正是利用我国文化“富矿”优势，激活我国文化虚拟价值巨大潜力，提高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最好的选择。2009年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三)根本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
美国对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是产生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在发挥自身历史文化优势和掌握制文化权基础上，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国防能力，占据产业链高端，提高经济粘性软实力，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从根本上解决长期面临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打破从人民币升值到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抑制的不良循环传导过程。
(四)增加非物质财富标志供应缓解6000亿美元热钱的冲击
针对近期美国实施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中国未来将面临来自美国6000亿美元的热钱冲击，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用一个“大池子”来吸纳热钱，防止其扩散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随后央行副行长补充解释说“大池子”就是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对此，笔者认为“大池子”应理解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财富标志，因为财富标志是大量凝聚虚拟价值的载体，对于吸纳美国热钱来说最合适不过了。财富标志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的财富标志承载虚拟价值的能力有限，“过载”的话就会发生财富标志泛化的问题，非物质的财富标志是聚集信心的符号标志，其承载能力不受物质有限性的限制，因此应成为此次吸纳美国热钱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首选。通过货币政策吸收流动性可以起到一定的非物质财富标志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应该更明确的提出将中国股市等资本市场作为吸纳热钱的非物质财富标志首选，引导其进入，一方面尽量避免热钱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减轻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努力避免热钱流入正“高烧不退”的楼市(物质的财富标志)，降低财富标志泛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