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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封面，我们谈论的话题是“癌症”。
我们常说的癌症，是一组可以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100多种疾病的统称，也可称为恶性肿瘤和赘生物。不同癌症之间的性质差异很大，但无论是那种癌症，都不是一个大家乐意拿出来讨论的话题，很多人甚至连“癌”这个字都不愿意提及。
一位患癌症十多年的患者告诉我们，即便在跟癌症打了多年的交道之后，看到“癌”字他仍然会感到心悸。癌，这个从山岩的“岩”字的方块字，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那种癌变组织坚硬难移的感觉；而与癌症相关的另一个词“肿瘤”，也因为与“种”和“留”字同音，让闻之者总有种疾病在体内播种滞留挥之不去的感觉。癌症的英文词源则来自长着硬壳、横行霸道的螃蟹（Cancer），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发现恶性肿瘤在筋肉和血管中的膨胀扭曲很像是螃蟹，于是就用螃蟹来命名这种可怕的疾病。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身边的癌症患者还极其罕见，大都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那时，一纸癌症诊断书几乎就等同于死亡通知书；而现在，尽管不清楚总体的癌症发病率，但是人们却普遍感觉身边患上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也有一些人年纪并不大。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疑问：癌症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常见了？
在今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表达了类似的担忧：30年以前，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边上谁谁谁有癌症？那个时候癌症是一个稀有的名词，今天癌症变成了一种常态。马云随后所说的话更加刺激人：“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有三大癌症将会困扰着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因为我们的食物。当年我很圆润，十年中国创业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并不让我担心。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么辛苦，最后我们所有挣的钱买的是医药费。”
马云的话有他习惯性的夸张，但也的确有事实和数据的支撑。由于受到人口老化、环境污染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新增肿瘤病例数在逐年增长，根据《2012年肿瘤登记年报》的相关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已经上升到350万例，也就是每6分钟确诊一例癌症。同时，癌症死亡率也在不断上升，根据《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最近20年，恶性肿瘤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已经超过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大死亡原因，在农村居民中恶性肿瘤仅次于脑血管疾病是第二大死亡原因。
在《众病之王：癌症传》这本书中，作者印裔美国科学家悉达多·穆克吉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尽管考古病理学家在史前干尸中发现恶性肿瘤在骨骼留下的痕迹，尽管现存最早的癌症记录可以追溯到5000年之前，比如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医生印和记录过极其疑似乳腺癌的病例，但在随后的历史中，癌症的影子稍纵即逝，几乎从古代医学史里消失了，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癌症是一种现代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强烈主张“癌症是一种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就像19世纪的肺结核那样。
看起来，我们似乎很容易推断癌症是一种现代文明病，但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从两面来理解这种现象：癌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性非常强的疾病，其发生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指数性增加，肿瘤发生率几乎是随着人口年龄增长而呈指数式增长，年龄是最强的肿瘤预测因子，例如，美国大约3/4的恶性肿瘤发生在年龄5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因此，我们姑且不说现代生活方式是否导致癌症，但现代科技的确首先通过延长人类的寿命而暴露了癌症。古代人受到各种疾病的威胁，大多数人都活不到癌症显现的年纪，当肺结核、霍乱、天花、麻风病、鼠疫等各种病症被人类一一制服，癌症众病之王的地位才开始凸显出来，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癌症固然可怕，但最大的恐惧往往却源自未知，这就是我们硬着头皮也要谈论这个不受欢迎的话题的原因之一。当我们的记者在跟随着全国闻名的肿瘤权威赵平大夫出诊几天之后，她不但更加了解了癌症这种病症和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方式，她本人对于癌症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而另一位记者在确认自己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求诊过程中，因为与医生之间的沟通障碍，在病情之外又平添了不少波折。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对此曾经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和分析，他认为，医院是一个为了处理危机而设立的组织，但是大部分患者的病情都没有严重到引发危机的程度，而“医院不喜欢病得不够重的患者”。换言之，作为一个机构，医院的首要目标是救死扶伤，而不是让病人得到安慰。德鲁克为此提出一种看似离经叛道的主张：为了让更多人满意，医院可以将首要目标转换为让病人更加安心，而不仅仅是治病疗伤。
这种观念有些类似于肿瘤大夫赵平所秉持的理念：有时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来自一位美国名医墓志铭的箴言，也成为了很多医生的座右铭。或早或晚，死亡都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终点，大部分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远离这个终点，无非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得更加从容，更加有尊严。在北京的抗癌乐园，被社会无端排斥的癌症患者一起抱团取暖，那些安然度过了“五整生日”的癌症患者们，不仅获得了医学上的治愈，也迎来了心灵的重生。
癌症不仅仅是个人的顽疾，也是社会的病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癌症也将为相关的产业带来巨大的商机。也许这话听起来有些残酷，但的确是事实。在今年低迷惨淡的A股市场中，医药生物板块和传媒娱乐板块成为了少见的亮点板块。不少投资者和行业分析专家都看到了支撑医药行业高速成长的坚实逻辑：随着越来越多人将罹患绝症，花在疾病治疗上的钱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刚需”。这种趋势还将不断支持医药企业市值逆势增长，迎来“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这一切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我们的社会也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带癌生存”的社会。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当患癌症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医保体系是否足以支撑？个体悲剧是否会演变成一场群体悲剧，甚至引起社会伦理的变化？为此，我们的记者深入采访了一个近期被多家媒体聚焦的“癌症村”代表—浙江省萧山市坞里村。
在探寻中，我们发现，工业污染和现代生活方式与癌症之间的关联就像癌症致癌原因一样难以确切而笃定。在坞里村，我们见到了极力试图证明坞里村是癌症村的村民，也见到了极力试图证明坞里村不是癌症村的村民，我们见到了大量工业污染的事实，也见到了政府追求改善的努力，但我们最终没有见到那份扑朔迷离的癌症死亡名单。
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这些村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显示出了极强的公民素质以及对所居所在和自身命运的真心关怀—这是一个“带癌生存”的社会得以治愈的希望所在。
我们常说的癌症，是一组可以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100多种疾病的统称，也可称为恶性肿瘤和赘生物。不同癌症之间的性质差异很大，但无论是那种癌症，都不是一个大家乐意拿出来讨论的话题，很多人甚至连“癌”这个字都不愿意提及。
一位患癌症十多年的患者告诉我们，即便在跟癌症打了多年的交道之后，看到“癌”字他仍然会感到心悸。癌，这个从山岩的“岩”字的方块字，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那种癌变组织坚硬难移的感觉；而与癌症相关的另一个词“肿瘤”，也因为与“种”和“留”字同音，让闻之者总有种疾病在体内播种滞留挥之不去的感觉。癌症的英文词源则来自长着硬壳、横行霸道的螃蟹（Cancer），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发现恶性肿瘤在筋肉和血管中的膨胀扭曲很像是螃蟹，于是就用螃蟹来命名这种可怕的疾病。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身边的癌症患者还极其罕见，大都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那时，一纸癌症诊断书几乎就等同于死亡通知书；而现在，尽管不清楚总体的癌症发病率，但是人们却普遍感觉身边患上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也有一些人年纪并不大。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疑问：癌症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常见了？
在今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表达了类似的担忧：30年以前，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边上谁谁谁有癌症？那个时候癌症是一个稀有的名词，今天癌症变成了一种常态。马云随后所说的话更加刺激人：“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有三大癌症将会困扰着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因为我们的食物。当年我很圆润，十年中国创业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并不让我担心。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么辛苦，最后我们所有挣的钱买的是医药费。”
马云的话有他习惯性的夸张，但也的确有事实和数据的支撑。由于受到人口老化、环境污染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新增肿瘤病例数在逐年增长，根据《2012年肿瘤登记年报》的相关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已经上升到350万例，也就是每6分钟确诊一例癌症。同时，癌症死亡率也在不断上升，根据《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最近20年，恶性肿瘤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已经超过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大死亡原因，在农村居民中恶性肿瘤仅次于脑血管疾病是第二大死亡原因。
在《众病之王：癌症传》这本书中，作者印裔美国科学家悉达多·穆克吉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尽管考古病理学家在史前干尸中发现恶性肿瘤在骨骼留下的痕迹，尽管现存最早的癌症记录可以追溯到5000年之前，比如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医生印和记录过极其疑似乳腺癌的病例，但在随后的历史中，癌症的影子稍纵即逝，几乎从古代医学史里消失了，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癌症是一种现代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强烈主张“癌症是一种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就像19世纪的肺结核那样。
看起来，我们似乎很容易推断癌症是一种现代文明病，但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从两面来理解这种现象：癌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性非常强的疾病，其发生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指数性增加，肿瘤发生率几乎是随着人口年龄增长而呈指数式增长，年龄是最强的肿瘤预测因子，例如，美国大约3/4的恶性肿瘤发生在年龄5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因此，我们姑且不说现代生活方式是否导致癌症，但现代科技的确首先通过延长人类的寿命而暴露了癌症。古代人受到各种疾病的威胁，大多数人都活不到癌症显现的年纪，当肺结核、霍乱、天花、麻风病、鼠疫等各种病症被人类一一制服，癌症众病之王的地位才开始凸显出来，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癌症固然可怕，但最大的恐惧往往却源自未知，这就是我们硬着头皮也要谈论这个不受欢迎的话题的原因之一。当我们的记者在跟随着全国闻名的肿瘤权威赵平大夫出诊几天之后，她不但更加了解了癌症这种病症和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方式，她本人对于癌症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而另一位记者在确认自己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求诊过程中，因为与医生之间的沟通障碍，在病情之外又平添了不少波折。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对此曾经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和分析，他认为，医院是一个为了处理危机而设立的组织，但是大部分患者的病情都没有严重到引发危机的程度，而“医院不喜欢病得不够重的患者”。换言之，作为一个机构，医院的首要目标是救死扶伤，而不是让病人得到安慰。德鲁克为此提出一种看似离经叛道的主张：为了让更多人满意，医院可以将首要目标转换为让病人更加安心，而不仅仅是治病疗伤。
这种观念有些类似于肿瘤大夫赵平所秉持的理念：有时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来自一位美国名医墓志铭的箴言，也成为了很多医生的座右铭。或早或晚，死亡都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终点，大部分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远离这个终点，无非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得更加从容，更加有尊严。在北京的抗癌乐园，被社会无端排斥的癌症患者一起抱团取暖，那些安然度过了“五整生日”的癌症患者们，不仅获得了医学上的治愈，也迎来了心灵的重生。
癌症不仅仅是个人的顽疾，也是社会的病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癌症也将为相关的产业带来巨大的商机。也许这话听起来有些残酷，但的确是事实。在今年低迷惨淡的A股市场中，医药生物板块和传媒娱乐板块成为了少见的亮点板块。不少投资者和行业分析专家都看到了支撑医药行业高速成长的坚实逻辑：随着越来越多人将罹患绝症，花在疾病治疗上的钱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刚需”。这种趋势还将不断支持医药企业市值逆势增长，迎来“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这一切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我们的社会也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带癌生存”的社会。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当患癌症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医保体系是否足以支撑？个体悲剧是否会演变成一场群体悲剧，甚至引起社会伦理的变化？为此，我们的记者深入采访了一个近期被多家媒体聚焦的“癌症村”代表—浙江省萧山市坞里村。
在探寻中，我们发现，工业污染和现代生活方式与癌症之间的关联就像癌症致癌原因一样难以确切而笃定。在坞里村，我们见到了极力试图证明坞里村是癌症村的村民，也见到了极力试图证明坞里村不是癌症村的村民，我们见到了大量工业污染的事实，也见到了政府追求改善的努力，但我们最终没有见到那份扑朔迷离的癌症死亡名单。
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这些村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显示出了极强的公民素质以及对所居所在和自身命运的真心关怀—这是一个“带癌生存”的社会得以治愈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