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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首都北京寒意逼人。不过,围绕“政府治理”而展开的各种研讨,却是异常火爆。
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全面改革总动员令”,明确提出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誓言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与十八大相关论述相比,“国家治理”概念的引入尚属于首次,因而格外耐人寻味、引人注目。
任何顶层设计,最终都要依靠地方和基层来落实。这一变动对地方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地方治理的精髓是什么?从此岸到彼岸,“船和桥”的问题如何解决?
“负面清单”与权力让渡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首份“负面清单”出炉。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是依照国际通行规则,定出一份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行”。此举意在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创造更大的空间。
过去,我国一直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政府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代替市场作出判断,告诉市场主体应当做什么、怎么做。这种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产能过剩、权力寻租等诸多顽症,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也就是说,中央已下决心以负面清单为抓手,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要把不该管的事情尽量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地方,该管的事情要切实管好、管住。做好简政放权的加减法,许多改革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刘峰告诉《决策》。
在上海自贸区,通过简政放权,企业注册时间从目前全国平均的29天缩短到4天。注册一家企业,除了营业执照,完成备案的时间甚至只要半个小时,因为负面清单一目了然,很多环节根本不用找人审批。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看,审批改革远未抵达核心。据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调查,企业依法走完审批流程,最短时间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市场机遇早就没了。”
由于改革触动的都是部门既得利益,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但市场经济强调法治,是没有审批概念的。李克强总理曾直言:“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改革的第一刀,便挥向发改委。媒体在探访中发现,改革之前,每到年底,国家发改委总是车水马龙、官商匆匆;改革之后,门前“稀稀落落停了几辆自行车,在寒风中诉说着孤寂”。
而在地方层面,“负面清单”模式正被更多城市所效仿。2013年1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布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开355项禁限项目。在安徽省省会合肥,也将很快推出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审批没了,官员是不是没活可干了?广东省编办行政改革处处长刘光大说:“我们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作为本轮审批改革的探路者,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
“模拟征收”与公众参与
“才几户人反对就中止了?太可惜了。100%签约率,有可能吗?”浦西村村民苏幼俤,至今仍在纳闷。这位老人守着一处破败的老宅住了77年,而她渴盼已久的拆迁,却被暂时中止了。
2012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引入“模拟征收”模式,拟征收浦西村等村数百栋危旧房。2013年3月8日,最后签约期限到了,在437户业主中,共有410户签约,签约率为93%。由于未达到100%签约率,补偿安置协议自动失效,房屋征收暂时中止。
7%的民意被充分尊重,的确让人有些“发懵”。以往,房屋征收多按政府规划,画个红线,做个方案,发个公告,就大刀阔斧地拆起来了。凡遇到“钉子户”,一律强制执行。这种模式有意无意忽视了公众这一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感受,极易激化矛盾,导致地方恶性事件频发。
而福州的“模拟征收”,则是变政府主导为民意主导,变政府“要我拆”为百姓“我要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未出现公开化的矛盾,还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尽管暂时失败了,但个体利益不再天然地被视作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博弈逐渐被视为可接受的状态,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
因此,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要求,继续试行“模拟征收”、“协商征收”、“自治征收”等新征收模式,探索走出一条依靠群众参与、全力支持拆迁工作的新路子。
“公共治理,不等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除了政府,它还涵盖了社会、市场,是多主体的博弈与共治,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当然,这里边政府仍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但不是唯一的。”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告诉《决策》。
实现公共治理,首先要求政府谦卑倾听民意,善于将群众意见转化为政府决策。对于那些不同意见,尤其应当审慎对待。2013年5月,浙江省吉安县天子湖镇政府开设“百姓讲堂”,每月主动请一位村民上台“骂”干部,以此来给干部“清醒头脑”,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尽管外界对此评价不一,但的确有助于政府精准把握村民需求,进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相比之下,江苏省太仓市“政社互动”试验,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所谓政社互动,实质上是厘清政府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2010年,太仓梳理出“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和“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后者由原来的78个事项削减到28项,减少了64%。放权之后,镇政府与辖区内所有村(居)委会签订了《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
“以前是责任状,双方就像是上下级;现在改签协议,就变成了伙伴关系。”中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金亚形象地说。过去,政府下派到村(居)的任务,仅记录在案的每年就多达72项,涉及20多个部门。现在,政府想让社区干什么事,年前都要签好协议,协议里有的,居委会才会去做。 2013年9月,太仓出台了江苏省首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对于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事务服务事项,都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由社会组织承担。
目前,当地政府的购买服务对象主要还是村(居)委会,但村(居)委会未必对所有事务都精通。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自治组织太弱,还无力完全承担政府退出的事务。为此,太仓专门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并公开招募公益性社会组织入驻中心孵化。
而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则是国内第一家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自2009年正式运营以来,这里已经孵化出数十家公益机构,服务对象包括社区居民、老年人、残疾人、民工子女等各类群体。如今,“浦东模式”逐渐被更多城市认同和复制,成为完善地方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技术支撑与价值唤醒
2013年11月11日,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治理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往往落实不了,原因在哪里?就是缺乏技术性的支撑。与其高谈阔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该中心主任谈火生告诉《决策》。
“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曾让历史学者黄仁宇声名鹊起。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不重视技术要素,很多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道德命题上去。他倡导进行“数目字管理”。这一洞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地方治理中,如果以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态度来改进治理技术,最终将会使社会运作得以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法则来重组。
谈火生教授举例说,怎样开会,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活儿。孙中山曾提出,民主政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他在《罗伯特议事规则》基础上,编译出了《民权初步》,称“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
更有意思的是,“海归”袁天鹏跑到偏僻的安徽省南塘村,跟村民一起践行罗伯特议事规则。他深知,民主的大叙事如果不与村民的切身利益挂钩,村民就没有理由和动力去关心大叙事。因此,乡村版议事规则“南塘十三条”,莫不从微观入手,从老百姓的小日子入手,最终成为可操作的民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话语权获得了极大拓展。是否擅长“指尖上的官民对话”,对地方政府是一场大考。
2013年,是政务微信元年。继政务网站、博客、微博之后,政府又纷纷推出了政务微信。微博与微信,一个略显嘈杂但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民意,一个略显平和但能够近距离地深度对话,二者在传播上优势互补。据清华大学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12月20日,全国政务微信逾3500个,浙江、江苏、广东三省数量最多。
从运营效果看,一些基层政务微信表现更为出彩。它们充分发挥与老百姓距离近的优势,用语音或单条图文发布民生话题,能够有效地提升受众的阅读体验和参与热情。比如,福建省厦门市的梧村派出所,曾在微信平台上推出“闺蜜逛街型盗窃团伙预警”。翌日中午,该团伙再次伺机作案时,被看过平台预警的店员认出,团伙成员当场就被警方擒获。
预计2014年,政务微信将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再有一种新兴的信息工具出现,并在便捷高效反映民生民意方面超越微博、微信。届时,政务微博、政务微信自然会趋于从属地位,这是信息变革必然带来的“进化法则”。
刘峰教授则提醒说,中国行政管理,一定不能走那种技术主义、管理主义的路子。电子政务,不能光强调电子,不研究政务;更不能只重视管理,不重视行政。“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提高行政价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质量。”
考核“指挥棒”与选人用人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湾里区在江西省南昌市14个县区的考核排名,居然从2008年的最后一名跃升到了现在的第一名。
这得益于考核“指挥棒”的转向。2013年9月,江西省出台《2013年度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意见》,对11个设区市和100个县(市、区)予以差别化分类考核评价。通过综合考评经济、环境、民生指标,全省彻底告别了“唯GDP论英雄”的发展观。
湾里区森林覆盖率高达73.7%,但这笔绿色财富一度被忽视。为了闪亮的经济数据,区里不得不主攻重工业,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在,上级非但不考核其工业增加值,反而大幅增加了生态环境指标的权重。区委、区政府终于放下了包袱,开始放胆培育绿色产业,结果客商反倒纷至沓来。
抓住了考核“指挥棒”,可谓抓住了地方治理的命脉。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言辞之中,展现出破除积弊、开拓新局的坚强决心。在这种氛围下,再也没有哪个不识趣的官员高谈阔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2013年12月,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由单纯比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换句话说,中央要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这份政绩考核新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譬如,首次把地方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在全国很多城市是普遍现象。据中国社科院最新披露,2012年,中央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债务高达19.94万亿元。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被戏称为“满城挖”的武汉市,眼下正遭遇资金困境,多个项目被迫停工。财政部湖北专员办一份报告显示,武汉2013年偿债规模为310.59亿元,2014年为311.76亿元。也就是说,最近两年,当地政府每天都要偿还1亿元债务。
另外,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也都被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时出现雾霾天气,就是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污染过度排放和环境治理不力的产物。这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问题。因此,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显而易见,政绩考核新规,既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紧箍咒”,也给他们“松了绑”,实质上是激励与约束的重新定位。此举有助于引导官员把更多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来。
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干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未来10年,怎样选人用人,事关地方治理的绩效,事关全面改革的成败。对此,民间的期待之火在熠然跃动,接下来就看官方如何行动了。
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全面改革总动员令”,明确提出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誓言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与十八大相关论述相比,“国家治理”概念的引入尚属于首次,因而格外耐人寻味、引人注目。
任何顶层设计,最终都要依靠地方和基层来落实。这一变动对地方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地方治理的精髓是什么?从此岸到彼岸,“船和桥”的问题如何解决?
“负面清单”与权力让渡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首份“负面清单”出炉。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是依照国际通行规则,定出一份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行”。此举意在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创造更大的空间。
过去,我国一直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政府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代替市场作出判断,告诉市场主体应当做什么、怎么做。这种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产能过剩、权力寻租等诸多顽症,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也就是说,中央已下决心以负面清单为抓手,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要把不该管的事情尽量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地方,该管的事情要切实管好、管住。做好简政放权的加减法,许多改革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刘峰告诉《决策》。
在上海自贸区,通过简政放权,企业注册时间从目前全国平均的29天缩短到4天。注册一家企业,除了营业执照,完成备案的时间甚至只要半个小时,因为负面清单一目了然,很多环节根本不用找人审批。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看,审批改革远未抵达核心。据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调查,企业依法走完审批流程,最短时间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市场机遇早就没了。”
由于改革触动的都是部门既得利益,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但市场经济强调法治,是没有审批概念的。李克强总理曾直言:“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改革的第一刀,便挥向发改委。媒体在探访中发现,改革之前,每到年底,国家发改委总是车水马龙、官商匆匆;改革之后,门前“稀稀落落停了几辆自行车,在寒风中诉说着孤寂”。
而在地方层面,“负面清单”模式正被更多城市所效仿。2013年1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布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开355项禁限项目。在安徽省省会合肥,也将很快推出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审批没了,官员是不是没活可干了?广东省编办行政改革处处长刘光大说:“我们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作为本轮审批改革的探路者,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
“模拟征收”与公众参与
“才几户人反对就中止了?太可惜了。100%签约率,有可能吗?”浦西村村民苏幼俤,至今仍在纳闷。这位老人守着一处破败的老宅住了77年,而她渴盼已久的拆迁,却被暂时中止了。
2012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引入“模拟征收”模式,拟征收浦西村等村数百栋危旧房。2013年3月8日,最后签约期限到了,在437户业主中,共有410户签约,签约率为93%。由于未达到100%签约率,补偿安置协议自动失效,房屋征收暂时中止。
7%的民意被充分尊重,的确让人有些“发懵”。以往,房屋征收多按政府规划,画个红线,做个方案,发个公告,就大刀阔斧地拆起来了。凡遇到“钉子户”,一律强制执行。这种模式有意无意忽视了公众这一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感受,极易激化矛盾,导致地方恶性事件频发。
而福州的“模拟征收”,则是变政府主导为民意主导,变政府“要我拆”为百姓“我要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未出现公开化的矛盾,还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尽管暂时失败了,但个体利益不再天然地被视作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博弈逐渐被视为可接受的状态,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
因此,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要求,继续试行“模拟征收”、“协商征收”、“自治征收”等新征收模式,探索走出一条依靠群众参与、全力支持拆迁工作的新路子。
“公共治理,不等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除了政府,它还涵盖了社会、市场,是多主体的博弈与共治,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当然,这里边政府仍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但不是唯一的。”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告诉《决策》。
实现公共治理,首先要求政府谦卑倾听民意,善于将群众意见转化为政府决策。对于那些不同意见,尤其应当审慎对待。2013年5月,浙江省吉安县天子湖镇政府开设“百姓讲堂”,每月主动请一位村民上台“骂”干部,以此来给干部“清醒头脑”,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尽管外界对此评价不一,但的确有助于政府精准把握村民需求,进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相比之下,江苏省太仓市“政社互动”试验,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所谓政社互动,实质上是厘清政府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2010年,太仓梳理出“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和“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后者由原来的78个事项削减到28项,减少了64%。放权之后,镇政府与辖区内所有村(居)委会签订了《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
“以前是责任状,双方就像是上下级;现在改签协议,就变成了伙伴关系。”中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金亚形象地说。过去,政府下派到村(居)的任务,仅记录在案的每年就多达72项,涉及20多个部门。现在,政府想让社区干什么事,年前都要签好协议,协议里有的,居委会才会去做。 2013年9月,太仓出台了江苏省首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对于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事务服务事项,都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由社会组织承担。
目前,当地政府的购买服务对象主要还是村(居)委会,但村(居)委会未必对所有事务都精通。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自治组织太弱,还无力完全承担政府退出的事务。为此,太仓专门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并公开招募公益性社会组织入驻中心孵化。
而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则是国内第一家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自2009年正式运营以来,这里已经孵化出数十家公益机构,服务对象包括社区居民、老年人、残疾人、民工子女等各类群体。如今,“浦东模式”逐渐被更多城市认同和复制,成为完善地方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技术支撑与价值唤醒
2013年11月11日,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治理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往往落实不了,原因在哪里?就是缺乏技术性的支撑。与其高谈阔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该中心主任谈火生告诉《决策》。
“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曾让历史学者黄仁宇声名鹊起。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不重视技术要素,很多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道德命题上去。他倡导进行“数目字管理”。这一洞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地方治理中,如果以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态度来改进治理技术,最终将会使社会运作得以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法则来重组。
谈火生教授举例说,怎样开会,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活儿。孙中山曾提出,民主政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他在《罗伯特议事规则》基础上,编译出了《民权初步》,称“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
更有意思的是,“海归”袁天鹏跑到偏僻的安徽省南塘村,跟村民一起践行罗伯特议事规则。他深知,民主的大叙事如果不与村民的切身利益挂钩,村民就没有理由和动力去关心大叙事。因此,乡村版议事规则“南塘十三条”,莫不从微观入手,从老百姓的小日子入手,最终成为可操作的民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话语权获得了极大拓展。是否擅长“指尖上的官民对话”,对地方政府是一场大考。
2013年,是政务微信元年。继政务网站、博客、微博之后,政府又纷纷推出了政务微信。微博与微信,一个略显嘈杂但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民意,一个略显平和但能够近距离地深度对话,二者在传播上优势互补。据清华大学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12月20日,全国政务微信逾3500个,浙江、江苏、广东三省数量最多。
从运营效果看,一些基层政务微信表现更为出彩。它们充分发挥与老百姓距离近的优势,用语音或单条图文发布民生话题,能够有效地提升受众的阅读体验和参与热情。比如,福建省厦门市的梧村派出所,曾在微信平台上推出“闺蜜逛街型盗窃团伙预警”。翌日中午,该团伙再次伺机作案时,被看过平台预警的店员认出,团伙成员当场就被警方擒获。
预计2014年,政务微信将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期。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再有一种新兴的信息工具出现,并在便捷高效反映民生民意方面超越微博、微信。届时,政务微博、政务微信自然会趋于从属地位,这是信息变革必然带来的“进化法则”。
刘峰教授则提醒说,中国行政管理,一定不能走那种技术主义、管理主义的路子。电子政务,不能光强调电子,不研究政务;更不能只重视管理,不重视行政。“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提高行政价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质量。”
考核“指挥棒”与选人用人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湾里区在江西省南昌市14个县区的考核排名,居然从2008年的最后一名跃升到了现在的第一名。
这得益于考核“指挥棒”的转向。2013年9月,江西省出台《2013年度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意见》,对11个设区市和100个县(市、区)予以差别化分类考核评价。通过综合考评经济、环境、民生指标,全省彻底告别了“唯GDP论英雄”的发展观。
湾里区森林覆盖率高达73.7%,但这笔绿色财富一度被忽视。为了闪亮的经济数据,区里不得不主攻重工业,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在,上级非但不考核其工业增加值,反而大幅增加了生态环境指标的权重。区委、区政府终于放下了包袱,开始放胆培育绿色产业,结果客商反倒纷至沓来。
抓住了考核“指挥棒”,可谓抓住了地方治理的命脉。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言辞之中,展现出破除积弊、开拓新局的坚强决心。在这种氛围下,再也没有哪个不识趣的官员高谈阔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2013年12月,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由单纯比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换句话说,中央要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这份政绩考核新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譬如,首次把地方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要求“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在全国很多城市是普遍现象。据中国社科院最新披露,2012年,中央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其中,地方债务高达19.94万亿元。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被戏称为“满城挖”的武汉市,眼下正遭遇资金困境,多个项目被迫停工。财政部湖北专员办一份报告显示,武汉2013年偿债规模为310.59亿元,2014年为311.76亿元。也就是说,最近两年,当地政府每天都要偿还1亿元债务。
另外,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也都被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时出现雾霾天气,就是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污染过度排放和环境治理不力的产物。这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问题。因此,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显而易见,政绩考核新规,既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紧箍咒”,也给他们“松了绑”,实质上是激励与约束的重新定位。此举有助于引导官员把更多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来。
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干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未来10年,怎样选人用人,事关地方治理的绩效,事关全面改革的成败。对此,民间的期待之火在熠然跃动,接下来就看官方如何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