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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9年秋出生于汕头郊区一个小商贩家庭。父母做些小本买卖，兄弟姐妹五人，四男一女，但二哥在抗战时期卖给别人养活，此后再也寻不见了。
印象中，父亲爱好艺术，他会给我们在纸上画大轮船，或者拿吃剩的鱼骨头摆动物给我们看。60年代初大饥荒时，父亲过世了。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也爱画画。潮汕地区虽然穷，但文化氛围很好，能书会画的人很多。记得那时候有个写字好的，经常晚上在村里的晒谷场拿木炭写字画画，我常去看，也跟着学。时间长了，有人围观，有人叫好，自己越发来劲，就这么一步步学下来。
慢慢地，我在那一带小有名气，13岁就被人民公社选去，作为郊区唯一的代表，参加了汕头工人文化宫的青少年美术班。我的儿童画作品还被《汕头日报》登过。
上中学后不久，学校就因“文革”爆发而停课。那时我还在郊区的扫盲耕读小学做过教师，教语文和美术。学生里有人比我年纪还大，但因为我会说普通话，认字多，还会画画，都来听我上课。
在当地，我成了比较活跃的人。1967年部队来招兵，我顺理成章被推荐上去。当年下半年，我开始新兵训练，之后到团部做电影放映员。我所在的部队那时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提干名额很多，只要出身贫寒家庭、积极表现的，几乎都有机会。我在一年之后成为电影组组长，相当于排级干部，一个月有50多元工资。
部队里第一次发工资是发两个月的钱，一下子拿到106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现在想起来就要流眼泪。那时候家里很穷，全靠母亲和哥哥支撑，我拿到钱就赶紧寄了几十元回去。
1968年底，我获得了到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的机会。那时全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中断，但是湖南省革委会为了提高宣传工作的水平，牵头搞了一个美术班，名为“敬绘毛主席光辉形象学习班”——我们那时候政治任务很重，要画许多毛主席的形象，描述他的光辉历史等等，组织上也希望我们美术水平能有所提高。
班上老师都是湖南美术名家，如聂南溪、陈白一等。那时他们都是“牛鬼蛇神”，上课前还要向工人代表汇报。
在那个年代，我能在大学里上课，觉得十分幸运。这几个月的课程也给我的美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后我又调到师部做宣传干事，到军政治部做美术工作，一切都很顺利。
70年代中期，部队从湖南转移到了陕西临潼。1978年，我被调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工作，一待就是十年，专职搞美术，负责宣传、创作。当时陕西的美术活动很多，我因此认识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同行，包括我后来的岳父。我老婆，那时在西安南门外最大的庆丰食品店做小领导。
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却不想一辈子待在北方。1987年，恰逢部队精简，我们这种职务都要转为文职，不再属于部队编制。我借机提出转业，希望回广东去。
当时我的领导并不赞同，对我说：“广东改革开放没多久，你这样性格的人估计回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还是安安稳稳在这里画画吧。”我老婆家里也不赞成，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需要转学。但我还是在两头都做了工作，转业到了佛山。
我分到了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专业很对口，由于此前是营级干部，过来就做副主任(后升为正主任)，主要负责工艺品制作设计、艺术工程策划、监管等。单位主要做剪纸、彩灯、工艺壁画、木刻、狮头等民间手工艺，在全国很有名。以前有句话说，“北有北京琉璃厂，南有民间艺术社”，就是说我们这里。研究社名字是郭沫若题写的，不少国家政要都来视察过。
我们做过很多有名的工程，许多都以空前的高度、长度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香港回归的时候，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彩灯都是我们做的；建国50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几百头舞狮，狮头都由我们制作；千禧年，我们在香港做了两个足球场大的一条长龙彩灯；2005年文化部在佛山举办亚洲艺术节，我们搞了大型的彩灯艺术展，4个月参观人数超过400万人次。
一般来说，我们的产品在南方更受欢迎，包括港澳台、东南亚，合作很多年。其实这些民间传统本来是中原文化的发展继承，但在南方得到了更大的发扬。而且我们一直在创新，比如迪士尼也请我们做过。
最近几年，社里有些不景气。虽然订货额比较大，一个工程听起来有几十万、上百万，但由于是手工行业，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来完成，收益并不大。而且我们目前是按企业范畴征税，负担很重。
我们单位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去年我们交了100多万元税款。现在文化人都让政府养着，我们非但不要政府的钱，还每年交那么多。现在我们正请求政府减免税收，将我们视作文化单位，而非单纯企业，给一些支持和优惠。
去年佛山市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是2000多元，但我们的收入低于这个水平。佛山市陶瓷行业全国领先，一块瓷砖就两三块钱。我们都说，生产瓷砖就像是拿机器在印人民币。我们做更复杂的手工艺，过的却是穷书生的生活。做了一辈子，也不太可能改行。好在大家都在职称和称号上有个精神安慰，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创作了一辈子，肯定到死也要继续做工艺美术和画画。我的孩子们没有跟我学画，还好没学，学了更穷。老一辈人可以在艺术发展中得到满足，但年轻一代难以做到。
印象中，父亲爱好艺术，他会给我们在纸上画大轮船，或者拿吃剩的鱼骨头摆动物给我们看。60年代初大饥荒时，父亲过世了。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也爱画画。潮汕地区虽然穷，但文化氛围很好，能书会画的人很多。记得那时候有个写字好的，经常晚上在村里的晒谷场拿木炭写字画画，我常去看，也跟着学。时间长了，有人围观，有人叫好，自己越发来劲，就这么一步步学下来。
慢慢地，我在那一带小有名气，13岁就被人民公社选去，作为郊区唯一的代表，参加了汕头工人文化宫的青少年美术班。我的儿童画作品还被《汕头日报》登过。
上中学后不久，学校就因“文革”爆发而停课。那时我还在郊区的扫盲耕读小学做过教师，教语文和美术。学生里有人比我年纪还大，但因为我会说普通话，认字多，还会画画，都来听我上课。
在当地，我成了比较活跃的人。1967年部队来招兵，我顺理成章被推荐上去。当年下半年，我开始新兵训练，之后到团部做电影放映员。我所在的部队那时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提干名额很多，只要出身贫寒家庭、积极表现的，几乎都有机会。我在一年之后成为电影组组长，相当于排级干部，一个月有50多元工资。
部队里第一次发工资是发两个月的钱，一下子拿到106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现在想起来就要流眼泪。那时候家里很穷，全靠母亲和哥哥支撑，我拿到钱就赶紧寄了几十元回去。
1968年底，我获得了到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的机会。那时全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中断，但是湖南省革委会为了提高宣传工作的水平，牵头搞了一个美术班，名为“敬绘毛主席光辉形象学习班”——我们那时候政治任务很重，要画许多毛主席的形象，描述他的光辉历史等等，组织上也希望我们美术水平能有所提高。
班上老师都是湖南美术名家，如聂南溪、陈白一等。那时他们都是“牛鬼蛇神”，上课前还要向工人代表汇报。
在那个年代，我能在大学里上课，觉得十分幸运。这几个月的课程也给我的美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后我又调到师部做宣传干事，到军政治部做美术工作，一切都很顺利。
70年代中期，部队从湖南转移到了陕西临潼。1978年，我被调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工作，一待就是十年，专职搞美术，负责宣传、创作。当时陕西的美术活动很多，我因此认识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同行，包括我后来的岳父。我老婆，那时在西安南门外最大的庆丰食品店做小领导。
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却不想一辈子待在北方。1987年，恰逢部队精简，我们这种职务都要转为文职，不再属于部队编制。我借机提出转业，希望回广东去。
当时我的领导并不赞同，对我说：“广东改革开放没多久，你这样性格的人估计回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还是安安稳稳在这里画画吧。”我老婆家里也不赞成，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需要转学。但我还是在两头都做了工作，转业到了佛山。
我分到了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专业很对口，由于此前是营级干部，过来就做副主任(后升为正主任)，主要负责工艺品制作设计、艺术工程策划、监管等。单位主要做剪纸、彩灯、工艺壁画、木刻、狮头等民间手工艺，在全国很有名。以前有句话说，“北有北京琉璃厂，南有民间艺术社”，就是说我们这里。研究社名字是郭沫若题写的，不少国家政要都来视察过。
我们做过很多有名的工程，许多都以空前的高度、长度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香港回归的时候，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彩灯都是我们做的；建国50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几百头舞狮，狮头都由我们制作；千禧年，我们在香港做了两个足球场大的一条长龙彩灯；2005年文化部在佛山举办亚洲艺术节，我们搞了大型的彩灯艺术展，4个月参观人数超过400万人次。
一般来说，我们的产品在南方更受欢迎，包括港澳台、东南亚，合作很多年。其实这些民间传统本来是中原文化的发展继承，但在南方得到了更大的发扬。而且我们一直在创新，比如迪士尼也请我们做过。
最近几年，社里有些不景气。虽然订货额比较大，一个工程听起来有几十万、上百万，但由于是手工行业，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来完成，收益并不大。而且我们目前是按企业范畴征税，负担很重。
我们单位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去年我们交了100多万元税款。现在文化人都让政府养着，我们非但不要政府的钱，还每年交那么多。现在我们正请求政府减免税收，将我们视作文化单位，而非单纯企业，给一些支持和优惠。
去年佛山市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是2000多元，但我们的收入低于这个水平。佛山市陶瓷行业全国领先，一块瓷砖就两三块钱。我们都说，生产瓷砖就像是拿机器在印人民币。我们做更复杂的手工艺，过的却是穷书生的生活。做了一辈子，也不太可能改行。好在大家都在职称和称号上有个精神安慰，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创作了一辈子，肯定到死也要继续做工艺美术和画画。我的孩子们没有跟我学画，还好没学，学了更穷。老一辈人可以在艺术发展中得到满足，但年轻一代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