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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陈独秀由重庆迁到江津,这里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驿站。他在江津的四年,虽然年老多病,生活贫困,但却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除完成了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外,还吟哦书写了20多首诗和对联。这些诗作和对联,既是他斐然才情的自然流露,更是他傲然不屈的人格魅力的真实体现。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这里集中了很多从安徽逃难来的文化人。其中有的是陈独秀的世交,有的是陈独秀的晚辈,这些人大都前来探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是衰飒老者,日寇侵华后的颠沛流离,已使他疲于奔命,而在江津竟能与那么多的故交相逢相聚,又使他破碎的心多少获取些欣悦的抚慰。他与老友方孝远相逢,并有感而作《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所抒发的正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陈独秀年老多病,且又历经坎坷曲折,然其“疏狂”的个性,却并没因此而有所收敛,反是越挫越多了几分理性的思考,越挫越特立独行。他的“疏狂”就是贯穿一生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也就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刺激,他愤然而作《告少年》。他的学生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首诗,是陈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史大林(斯大林)和希特拉(希特勒)成立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这是陈独秀晚年所写的最长的一首古风体诗。
陈独秀在这首诗中写道:“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他在诗后作了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今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苏德协定的签订,莫斯科大审判的结束,陈独秀感到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当时在云南的濮清泉得到这首诗后,曾给陈独秀去信提出质疑:“《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者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陈独秀复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
陈独秀在这首诗中还以哲人自况,并对社会俗众对哲人的不理解和不容纳而表示无所顾忌,甘愿在坎坷中终其哲人的一生。他在这首诗中写道:“哲人间出世,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并号召青年起来斗争:“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独秀的《告少年》直抒胸臆,不可谓不疏狂,但其对斯大林的批评也不见得全面恰当。直率是陈独秀的优点,但直率一旦失当,便成为缺点。这两方面同时存在,便使陈独秀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包括他在江津的最后四年。当时,他十分清楚自己已是个独行客,但他又“绝对不怕孤立”,更加看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一再表示自己的思想“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他在江津所写的《寒夜醉成》所表达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精神。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狂颠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型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当时,陈独秀已被开除出党,又为年轻的托派所不容,即使这样,他仍然坚守而奋斗着,就似那“乱叶颠舞”之中,一棵独力撑持的“好勇”的“孤桑”。在寒潮袭来,众人大多趋暖而居时,而诗人陈独秀却纵论天下,常常忘形于身外,以酒谈慨,依旧是心雄万夫,傲视天下,“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这种沉郁悲奋的情绪,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似有同样的表现:“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在陈独秀结识的诸多文友中,与沈尹默的相识相交,颇有戏剧性。当年,他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时,曾在无意中看到沈尹默所书写的诗,此时他们并不认识,而对其诗作,心中已自有评论。第二天,他找到沈尹默,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批评道,诗好而字俗。沈尹默多少有些惊诧:此公直率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失为“药石之言”,说的确有道理。这一当头棒喝,使沈尹默重新调整自己的书法技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成就著名的书法家。这段颇具喜剧色彩的经历,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又共在北大,因《新青年》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人。再后来,他们就天各一方,疏于音讯。定居江津后,当陈独秀获悉沈尹默的消息,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欣然作《寄沈尹默绝句四首》:
一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二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三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四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在第一首诗中,他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旧事,杭州西子湖畔饮酒作诗,好不自在。10年风雨,各自单枪匹马奔燕走吴,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如今都已是衰病缠身的垂垂老者,又值日寇侵华,山河破碎。此时此刻,他多想与沈尹默重逢,浊酒一壶,共话情谊!
在第二首诗中,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住在乡下,为的是可以看到绵亘的群山,可以听到潺潺的溪水。读书倦乏了,可就书而枕,听着杜鹃的啁啾,这是一幅多么怡人的图画。“不辞选懦事丹铅”。韩愈有诗:“不如觑文字,丹铅时点勘。”古人常将文字考订称之为“丹铅”。“选懦”犹懦怯。诗人在这里告诉老友,他正大着胆子,在撰写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
诗人接着感叹溯江西上以来,一直是病骨支离。时代大潮、社会风云都已与自己渐行渐远,渐被边缘化,感觉到得失是非、哀乐荣辱的观念已越来越平淡,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的诗兴勃发,雄心万丈。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终究不是个消沉的人,“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不平和不甘,正是他晚年的挥之不去的心结。
最后,诗人对唐宋诗的审美,表现出独有的艺术观。所谓“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这里泛指盛唐时期的诗坛,这是唐诗最为繁荣兴盛的黄金期,出现李白、杜甫、王之涣、崔颢、贺之章等著名的诗人。“无那心情属晚唐。”所谓“无那”乃无可奈何也。唐诗发展到晚唐,虽然余音回响,也出过“小李杜”,即李商隐、杜牧等,然终究是空洞贫弱,情调颓丧,与盛唐相比,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艺术的通达和发展,不在于你去追求“薄苏黄”,即接近于当时代表宋诗最高标准的苏轼、黄庭坚,而在于你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继承,把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这正是诗人陈独秀所孜孜追求而不怠,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了。
在江津,他和著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过从甚密,在得知欧阳竟无藏有《武荣碑》帖时,艳羡之余,乃以诗代柬,向之借阅。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唐代的大和尚,他曾有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故人们又称他得得来和尚。诗人陈独秀以贯休自喻入蜀的艰辛,卧病山中且家计匮乏,眼看年关将近,家家都已备足猪肉和鸡鱼鸭,准备着过年了。自己虽已是又老又馋,却不为“家家足豚鸭”而心动,只想借得《武荣碑》独自欣赏观摩,如能遂愿,那么这个年也就过得比任何人都有滋有味了。
陈独秀在江津题写了很多诗联,这些诗联的艺术价值,叶尚志先生曾如此评价:“陈独秀先生的书法、诗词、对联,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高超卓越,非但与写字匠不可同日而语,且与一般市井书法家大异其趣,给人以真善美的高层次享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切无常,万有不空。”是陈独秀书赠太虚法师的诗句。其间富含哲理,内蕴禅机妙思。“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是他题赠台静农父子的佳作,更见其云水襟怀,学者风范。他为清末民初学者、教育家方守敦撰写的挽联:“先生老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真诚地表现出自己对前贤长辈的崇敬和追思。他对捐款兴学的邓蟾秋尤为敬重,邓先生七十大寿,他不仅篆书“大德必寿”、“寿考作仁”,而且还书写寿联:“火学从衡称卓彦,事功耀赫当寿铭。”
同乡医生程里鸣是陈独秀的好友,常借串门之机,给他问脉诊治。一日,程里鸣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是吗?”他听罢摇头叹息:“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吧!”这副对联便是:“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这就是他对“半截子革命”的回答,比喻贴切,自嘲中不乏调侃和慨叹的意蕴。
陈独秀留下的最后一副诗联,当是给江津县长罗宗文写的:“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据罗宗文回忆:“1942年3月下旬,我调任铜梁,在离开江津之前,求他写了这副对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殊不知我刚一到铜梁,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乃将对联裱好珍藏留作纪念。”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雪后的天气更为阴冷肃杀。望着矮墙上的皑皑积雪,瞅着池塘里的厚厚冻冰,多像自己日益严重的病体和难以排解的愁绪啊!入川后,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以至发展到“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他曾打算去成都、贵阳一游,都因为病体不支而作罢。心仪已久的成都、贵阳之行未果,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陈独秀自幼丧父,过继给叔叔陈衍庶为子,婶母谢氏视他为己出,养育之恩,胜过亲母。到江津后,他让三子陈松年将谢氏接来,以养老送终,尽人子之责。看着老人双目失明、步履蹒跚的悲惨晚境,也是多病之身的他,又怎能不触景生情,感慨伤怀呢?谢氏到江津后不久便去世,他的深切的思念之情,一直郁结于心,在给友人的信中悲痛地说:“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于半聋”。
悼念慈母的哀思未减,又增老友蔡元培逝世的噩耗,更使陈独秀痛上加痛。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想当年,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聘他为文科学长,放手让他进行文科改革,其间蔡对他多有关爱呵护,才使他在北大立足,且使文科改革圆满成功。后来,虽然他们一为国民党元老,一为中共领袖,政治上已成水火,但是,每当他被国民党逮捕时,蔡元培都能伸出援手,给予帮助。此恩此情,令他终生难忘。他在回首往事时,动情地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痛矣!”
1941年,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哀惋凄楚的一年。他早已听说老友李光炯避难成都,几次欲往拜访,都因病而未能成行。谁曾想老友李光炯竟在成都逝世!闻此噩耗,凄然作《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寄余光君以纪哀思。光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江津有他的故友新交,而故人的凋谢辞世,往往使他陷入悲切的怅惘之中,处此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他更有“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的感觉。他写道: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刚刚悼念过老友李光炯,大姐又病逝于江津上游的油溪镇,终年69岁。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已经过世。惟有这一长一幼相互扶持,跋涉于漫漫的人生旅程。在这动荡离居的艰难岁月,大姐竟殁于异地他乡,实在令他痛断肝肠,遂长歌当哭,作《挽大姊》。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首较长的古风体诗,全诗三百言,仅次于《告少年》。诗意悱恻缠绵,字字情真意切,读来哀婉动人,是他晚年诗作的佳篇。
他在诗中回顾手足分离的痛苦,不禁叹息:“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自己一生奔走,与家人聚少离多,“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只是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沦陷区人民逃难,他才和家人一起溶入“避寇群西移”的人流之中。
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
卅年未见姊,见姊且危颠。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他和大姐相聚于汉口时,大姐还没有多少衰老的容颜。30年前姐弟离别,30年后乱世相逢,那种亦喜亦悲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短时的相聚已然忘却身在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居住在江津,姐弟又像往昔那样地相随相从。这是一段珍贵而又愉悦的记忆。
他在诗中缅怀大姐勤俭、孝顺、贤惠的一生。“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这些美德给他留下不尽的思念,而姐弟的最后一别,更是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那是1941年春,他由江津县城回鹤山坪时,大姐相送于西城外,姐弟相对无言,似有万语千言,又不知从何而说,一种不祥的征兆隐然于心。他在《挽大姊》中写道:
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亲友迭逝,给陈独秀的穷愁潦倒的残年以沉重的打击;那丧失亲友的悲哀,更使他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起邻居藏有名酒中山酿,这可是疗治失眠的最好药方,如能讨得深深的一杯,便可在醺然大醉中麻醉自己,以忘却痛苦的哀愁;在炼诗锻句中心胸豁然,以求得自我解脱。
“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
在陈独秀最为困难的江津生活时期,一个名叫杨朋升的青年军官,给了他最为关键的帮助。从1939年5月至他去世,他致杨朋升的信就有40多封,凡世事、人事、家事,信中都是畅开心扉,无话不谈。1939年11月11日,他在给杨朋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这个“率尔寄达”的就是《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
前年初识杨夫子,
过访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
不堪回忆武昌城。
他和杨朋升的相识是在1937年,也就是他出狱后不久。杨朋升,四川渠县平安乡人,比陈独秀小21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字刻章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四川军阀杨森赏识,即带回军中器用,后又资助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后来,又两次留学日本,进入军界。他爱好书法,尤长于篆刻。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杨朋升已是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就他们的年龄差距,陈独秀完全有理由摆谱拿架势,可从他给杨朋升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杨十分尊重,每封信都以“老兄”相称,而自称“弟”。这固是一种谦逊的自称,但也可见杨在他心中的位置。至于他们经何人介绍,怎样相识,比之他们之间山高水长的友谊,已经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了。
武汉在他记忆中有着过多的酸楚和屈辱。八七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他参加会议,剥夺了他自我辩说的权力。辛苦狱中五年,出狱后,本打算集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谁曾想又由于“托派汉奸”之嫌等原因而未能如愿……所谓“不堪回忆武昌城”,当指此“羞”此“辱”。
这一切,他都与杨朋升有所讨论。1939年,他批评斯大林的长诗《告少年》,分赠几位朋友,其中就有杨朋升。这样一个“老病之异乡人”,如果没有杨朋升等的经济援助,那一定是穷途末路,不可终日了。陈独秀对杨朋升的援助无以言表,只是在心中时时感念,并无时不在关心他和家人在战时的安危。他所作《寄杨朋升成都》,就抒发了这种思念之情: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武昌是他“不堪回忆”的地方,而他一生行迹所至的诸多地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乃至美好的回忆。他到江津后,他的学生陈中凡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将去文学院任职,来函相商于他,他复信“极表赞同”,并给陈中凡寄去《春日忆广州绝句》:
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
那已是20年前的往事,当年陈独秀受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不到一年,就被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召回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促,而广州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罗浮山隐隐约约,仿佛是海外仙山。每当春潮初上,放眼望去,盈盈汪汪的珠江春水,姹紫嫣红的湾畔花草,真有“白荷红荔半塘西”的风韵。他提醒陈中凡,再去广州时,可千万要游览胜景,别耽误了好山好水好风景。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大凡秋月能勾起人们的忧忧心事,尤其是文人更有对月遐思的情愫。那些已然逝去的往事,总是纠缠在他的心头。他重新挥毫书写三年前所作《对月忆金陵旧游》:
匆匆二十季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诗的落款:“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夏历壬午年为公元1942年。也是这一年的一月七日,他又作《漫游》:
峰峦出没成奇趣,胜景多门曲折开。
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
诗后写道:“录近作一绝以寄静农兄民卅一年1月7日独秀书蜀之鹤山坪”。陈独秀逝世后不久,台静农在诗尾附记:“先生逝世于五月二十七日,距是诗之作才四个月又二十日耳。”这可谓陈独秀的绝笔。与同年誊写旧作《对月忆金陵旧游》相比,他的心境可谓真的“炼诗心豁猛通禅”,生命态度是那样达观乐天,再也不愿为老而多病发愁忧心,而是从“峰峦出没”“胜景多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情趣。
他多少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年轻人新婚之喜的欢乐场合,你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和青年人一起调笑、打闹。一首《闹新房》,足可看出他天真快乐的赤子情怀: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媸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从长江尾至长江头的流放,从南京到江津的避难奔走,不知不觉中,陈独秀自感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远离尘嚣,告别了轰轰烈烈,在江津鹤山坪,他的生活中似乎多了几份平凡和恬静。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
春耕时节,大地被嫩绿的秧苗所覆盖,晚霞衔着半边山如彤彤烈焰。这红红绿绿的世界,诱使诗人倚靠柴门,放目远眺,将所有的忧伤和不快,统统置之度外。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更热爱脚下的这方热土,晚年所作《郊行》,正是他留连美景的抒情之作:
蹑屐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之时贫病交迫,但他没被艰难困苦所压垮,反以坚韧的毅力,足音蛩然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陈独秀的一生尽管有缺点有过失,但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观其一生,他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诚如陈中凡的哭陈独秀《哀词》所云:“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皭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
(责编孟红)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这里集中了很多从安徽逃难来的文化人。其中有的是陈独秀的世交,有的是陈独秀的晚辈,这些人大都前来探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是衰飒老者,日寇侵华后的颠沛流离,已使他疲于奔命,而在江津竟能与那么多的故交相逢相聚,又使他破碎的心多少获取些欣悦的抚慰。他与老友方孝远相逢,并有感而作《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所抒发的正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陈独秀年老多病,且又历经坎坷曲折,然其“疏狂”的个性,却并没因此而有所收敛,反是越挫越多了几分理性的思考,越挫越特立独行。他的“疏狂”就是贯穿一生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也就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刺激,他愤然而作《告少年》。他的学生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首诗,是陈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史大林(斯大林)和希特拉(希特勒)成立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这是陈独秀晚年所写的最长的一首古风体诗。
陈独秀在这首诗中写道:“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他在诗后作了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今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苏德协定的签订,莫斯科大审判的结束,陈独秀感到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当时在云南的濮清泉得到这首诗后,曾给陈独秀去信提出质疑:“《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者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陈独秀复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
陈独秀在这首诗中还以哲人自况,并对社会俗众对哲人的不理解和不容纳而表示无所顾忌,甘愿在坎坷中终其哲人的一生。他在这首诗中写道:“哲人间出世,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并号召青年起来斗争:“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独秀的《告少年》直抒胸臆,不可谓不疏狂,但其对斯大林的批评也不见得全面恰当。直率是陈独秀的优点,但直率一旦失当,便成为缺点。这两方面同时存在,便使陈独秀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包括他在江津的最后四年。当时,他十分清楚自己已是个独行客,但他又“绝对不怕孤立”,更加看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一再表示自己的思想“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他在江津所写的《寒夜醉成》所表达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精神。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狂颠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型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当时,陈独秀已被开除出党,又为年轻的托派所不容,即使这样,他仍然坚守而奋斗着,就似那“乱叶颠舞”之中,一棵独力撑持的“好勇”的“孤桑”。在寒潮袭来,众人大多趋暖而居时,而诗人陈独秀却纵论天下,常常忘形于身外,以酒谈慨,依旧是心雄万夫,傲视天下,“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这种沉郁悲奋的情绪,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似有同样的表现:“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在陈独秀结识的诸多文友中,与沈尹默的相识相交,颇有戏剧性。当年,他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时,曾在无意中看到沈尹默所书写的诗,此时他们并不认识,而对其诗作,心中已自有评论。第二天,他找到沈尹默,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批评道,诗好而字俗。沈尹默多少有些惊诧:此公直率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失为“药石之言”,说的确有道理。这一当头棒喝,使沈尹默重新调整自己的书法技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成就著名的书法家。这段颇具喜剧色彩的经历,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又共在北大,因《新青年》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人。再后来,他们就天各一方,疏于音讯。定居江津后,当陈独秀获悉沈尹默的消息,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欣然作《寄沈尹默绝句四首》:
一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二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三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四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在第一首诗中,他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旧事,杭州西子湖畔饮酒作诗,好不自在。10年风雨,各自单枪匹马奔燕走吴,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如今都已是衰病缠身的垂垂老者,又值日寇侵华,山河破碎。此时此刻,他多想与沈尹默重逢,浊酒一壶,共话情谊!
在第二首诗中,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住在乡下,为的是可以看到绵亘的群山,可以听到潺潺的溪水。读书倦乏了,可就书而枕,听着杜鹃的啁啾,这是一幅多么怡人的图画。“不辞选懦事丹铅”。韩愈有诗:“不如觑文字,丹铅时点勘。”古人常将文字考订称之为“丹铅”。“选懦”犹懦怯。诗人在这里告诉老友,他正大着胆子,在撰写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
诗人接着感叹溯江西上以来,一直是病骨支离。时代大潮、社会风云都已与自己渐行渐远,渐被边缘化,感觉到得失是非、哀乐荣辱的观念已越来越平淡,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的诗兴勃发,雄心万丈。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终究不是个消沉的人,“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不平和不甘,正是他晚年的挥之不去的心结。
最后,诗人对唐宋诗的审美,表现出独有的艺术观。所谓“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这里泛指盛唐时期的诗坛,这是唐诗最为繁荣兴盛的黄金期,出现李白、杜甫、王之涣、崔颢、贺之章等著名的诗人。“无那心情属晚唐。”所谓“无那”乃无可奈何也。唐诗发展到晚唐,虽然余音回响,也出过“小李杜”,即李商隐、杜牧等,然终究是空洞贫弱,情调颓丧,与盛唐相比,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艺术的通达和发展,不在于你去追求“薄苏黄”,即接近于当时代表宋诗最高标准的苏轼、黄庭坚,而在于你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继承,把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这正是诗人陈独秀所孜孜追求而不怠,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了。
在江津,他和著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过从甚密,在得知欧阳竟无藏有《武荣碑》帖时,艳羡之余,乃以诗代柬,向之借阅。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唐代的大和尚,他曾有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故人们又称他得得来和尚。诗人陈独秀以贯休自喻入蜀的艰辛,卧病山中且家计匮乏,眼看年关将近,家家都已备足猪肉和鸡鱼鸭,准备着过年了。自己虽已是又老又馋,却不为“家家足豚鸭”而心动,只想借得《武荣碑》独自欣赏观摩,如能遂愿,那么这个年也就过得比任何人都有滋有味了。
陈独秀在江津题写了很多诗联,这些诗联的艺术价值,叶尚志先生曾如此评价:“陈独秀先生的书法、诗词、对联,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高超卓越,非但与写字匠不可同日而语,且与一般市井书法家大异其趣,给人以真善美的高层次享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切无常,万有不空。”是陈独秀书赠太虚法师的诗句。其间富含哲理,内蕴禅机妙思。“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是他题赠台静农父子的佳作,更见其云水襟怀,学者风范。他为清末民初学者、教育家方守敦撰写的挽联:“先生老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真诚地表现出自己对前贤长辈的崇敬和追思。他对捐款兴学的邓蟾秋尤为敬重,邓先生七十大寿,他不仅篆书“大德必寿”、“寿考作仁”,而且还书写寿联:“火学从衡称卓彦,事功耀赫当寿铭。”
同乡医生程里鸣是陈独秀的好友,常借串门之机,给他问脉诊治。一日,程里鸣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是吗?”他听罢摇头叹息:“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吧!”这副对联便是:“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这就是他对“半截子革命”的回答,比喻贴切,自嘲中不乏调侃和慨叹的意蕴。
陈独秀留下的最后一副诗联,当是给江津县长罗宗文写的:“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据罗宗文回忆:“1942年3月下旬,我调任铜梁,在离开江津之前,求他写了这副对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殊不知我刚一到铜梁,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乃将对联裱好珍藏留作纪念。”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雪后的天气更为阴冷肃杀。望着矮墙上的皑皑积雪,瞅着池塘里的厚厚冻冰,多像自己日益严重的病体和难以排解的愁绪啊!入川后,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以至发展到“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他曾打算去成都、贵阳一游,都因为病体不支而作罢。心仪已久的成都、贵阳之行未果,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陈独秀自幼丧父,过继给叔叔陈衍庶为子,婶母谢氏视他为己出,养育之恩,胜过亲母。到江津后,他让三子陈松年将谢氏接来,以养老送终,尽人子之责。看着老人双目失明、步履蹒跚的悲惨晚境,也是多病之身的他,又怎能不触景生情,感慨伤怀呢?谢氏到江津后不久便去世,他的深切的思念之情,一直郁结于心,在给友人的信中悲痛地说:“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于半聋”。
悼念慈母的哀思未减,又增老友蔡元培逝世的噩耗,更使陈独秀痛上加痛。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想当年,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聘他为文科学长,放手让他进行文科改革,其间蔡对他多有关爱呵护,才使他在北大立足,且使文科改革圆满成功。后来,虽然他们一为国民党元老,一为中共领袖,政治上已成水火,但是,每当他被国民党逮捕时,蔡元培都能伸出援手,给予帮助。此恩此情,令他终生难忘。他在回首往事时,动情地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痛矣!”
1941年,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哀惋凄楚的一年。他早已听说老友李光炯避难成都,几次欲往拜访,都因病而未能成行。谁曾想老友李光炯竟在成都逝世!闻此噩耗,凄然作《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寄余光君以纪哀思。光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江津有他的故友新交,而故人的凋谢辞世,往往使他陷入悲切的怅惘之中,处此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他更有“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的感觉。他写道: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刚刚悼念过老友李光炯,大姐又病逝于江津上游的油溪镇,终年69岁。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已经过世。惟有这一长一幼相互扶持,跋涉于漫漫的人生旅程。在这动荡离居的艰难岁月,大姐竟殁于异地他乡,实在令他痛断肝肠,遂长歌当哭,作《挽大姊》。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首较长的古风体诗,全诗三百言,仅次于《告少年》。诗意悱恻缠绵,字字情真意切,读来哀婉动人,是他晚年诗作的佳篇。
他在诗中回顾手足分离的痛苦,不禁叹息:“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自己一生奔走,与家人聚少离多,“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只是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沦陷区人民逃难,他才和家人一起溶入“避寇群西移”的人流之中。
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
卅年未见姊,见姊且危颠。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他和大姐相聚于汉口时,大姐还没有多少衰老的容颜。30年前姐弟离别,30年后乱世相逢,那种亦喜亦悲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短时的相聚已然忘却身在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居住在江津,姐弟又像往昔那样地相随相从。这是一段珍贵而又愉悦的记忆。
他在诗中缅怀大姐勤俭、孝顺、贤惠的一生。“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这些美德给他留下不尽的思念,而姐弟的最后一别,更是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那是1941年春,他由江津县城回鹤山坪时,大姐相送于西城外,姐弟相对无言,似有万语千言,又不知从何而说,一种不祥的征兆隐然于心。他在《挽大姊》中写道:
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亲友迭逝,给陈独秀的穷愁潦倒的残年以沉重的打击;那丧失亲友的悲哀,更使他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起邻居藏有名酒中山酿,这可是疗治失眠的最好药方,如能讨得深深的一杯,便可在醺然大醉中麻醉自己,以忘却痛苦的哀愁;在炼诗锻句中心胸豁然,以求得自我解脱。
“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
在陈独秀最为困难的江津生活时期,一个名叫杨朋升的青年军官,给了他最为关键的帮助。从1939年5月至他去世,他致杨朋升的信就有40多封,凡世事、人事、家事,信中都是畅开心扉,无话不谈。1939年11月11日,他在给杨朋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这个“率尔寄达”的就是《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
前年初识杨夫子,
过访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
不堪回忆武昌城。
他和杨朋升的相识是在1937年,也就是他出狱后不久。杨朋升,四川渠县平安乡人,比陈独秀小21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字刻章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四川军阀杨森赏识,即带回军中器用,后又资助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后来,又两次留学日本,进入军界。他爱好书法,尤长于篆刻。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杨朋升已是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就他们的年龄差距,陈独秀完全有理由摆谱拿架势,可从他给杨朋升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杨十分尊重,每封信都以“老兄”相称,而自称“弟”。这固是一种谦逊的自称,但也可见杨在他心中的位置。至于他们经何人介绍,怎样相识,比之他们之间山高水长的友谊,已经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了。
武汉在他记忆中有着过多的酸楚和屈辱。八七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他参加会议,剥夺了他自我辩说的权力。辛苦狱中五年,出狱后,本打算集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谁曾想又由于“托派汉奸”之嫌等原因而未能如愿……所谓“不堪回忆武昌城”,当指此“羞”此“辱”。
这一切,他都与杨朋升有所讨论。1939年,他批评斯大林的长诗《告少年》,分赠几位朋友,其中就有杨朋升。这样一个“老病之异乡人”,如果没有杨朋升等的经济援助,那一定是穷途末路,不可终日了。陈独秀对杨朋升的援助无以言表,只是在心中时时感念,并无时不在关心他和家人在战时的安危。他所作《寄杨朋升成都》,就抒发了这种思念之情: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武昌是他“不堪回忆”的地方,而他一生行迹所至的诸多地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乃至美好的回忆。他到江津后,他的学生陈中凡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将去文学院任职,来函相商于他,他复信“极表赞同”,并给陈中凡寄去《春日忆广州绝句》:
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
那已是20年前的往事,当年陈独秀受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不到一年,就被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召回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促,而广州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罗浮山隐隐约约,仿佛是海外仙山。每当春潮初上,放眼望去,盈盈汪汪的珠江春水,姹紫嫣红的湾畔花草,真有“白荷红荔半塘西”的风韵。他提醒陈中凡,再去广州时,可千万要游览胜景,别耽误了好山好水好风景。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大凡秋月能勾起人们的忧忧心事,尤其是文人更有对月遐思的情愫。那些已然逝去的往事,总是纠缠在他的心头。他重新挥毫书写三年前所作《对月忆金陵旧游》:
匆匆二十季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诗的落款:“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夏历壬午年为公元1942年。也是这一年的一月七日,他又作《漫游》:
峰峦出没成奇趣,胜景多门曲折开。
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
诗后写道:“录近作一绝以寄静农兄民卅一年1月7日独秀书蜀之鹤山坪”。陈独秀逝世后不久,台静农在诗尾附记:“先生逝世于五月二十七日,距是诗之作才四个月又二十日耳。”这可谓陈独秀的绝笔。与同年誊写旧作《对月忆金陵旧游》相比,他的心境可谓真的“炼诗心豁猛通禅”,生命态度是那样达观乐天,再也不愿为老而多病发愁忧心,而是从“峰峦出没”“胜景多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情趣。
他多少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年轻人新婚之喜的欢乐场合,你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和青年人一起调笑、打闹。一首《闹新房》,足可看出他天真快乐的赤子情怀: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媸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从长江尾至长江头的流放,从南京到江津的避难奔走,不知不觉中,陈独秀自感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远离尘嚣,告别了轰轰烈烈,在江津鹤山坪,他的生活中似乎多了几份平凡和恬静。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
春耕时节,大地被嫩绿的秧苗所覆盖,晚霞衔着半边山如彤彤烈焰。这红红绿绿的世界,诱使诗人倚靠柴门,放目远眺,将所有的忧伤和不快,统统置之度外。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更热爱脚下的这方热土,晚年所作《郊行》,正是他留连美景的抒情之作:
蹑屐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之时贫病交迫,但他没被艰难困苦所压垮,反以坚韧的毅力,足音蛩然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陈独秀的一生尽管有缺点有过失,但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观其一生,他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诚如陈中凡的哭陈独秀《哀词》所云:“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皭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