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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离城市不远的农村，从小在庄稼地里偷玉米、在黄土丘上用尿和泥、在河滩里疯跑着长大，对他们来说，城市是过节时被父母拖拽着买新衣服的记忆，是高楼和汽车，是城里孩子手上的变形金刚；长大后他们时常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很方便地在城里买新衣服，他们自如地穿梭在城市的每个街巷……但他们却很难深入这个城市的内核。他们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在边缘地带徘徊、挣扎。
失去土地，没有一技之长，又要养家糊口，这是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80后”所面临的现状。农村的开放、失去土地的困境终于将这些仍然稚嫩的农村青年推到了这个火热时代的前沿。
山西省阳泉市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地之一。它位于省境东侧、太行山西麓的山间盆地中，是石太铁路的中枢站，也是山西省新兴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上白泉村和下白泉村是阳泉市郊区紧邻的两个村落，离市区不过20分钟的车程，它们周围还有窑沟、柳沟、东梁庄、桑堰等村子，村与村之间联系密切。
在这片田野上，一群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
飘忽不定的理想追求
城乡接合部的“80后”青年，对于未来、对于理想始终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城市的繁华世界就在他们的眼前，似乎伸手可得，但又遥不可及。他们兴致来了的时候，可以到城里游逛、娱乐、购物，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文明；可当他们回到家里以后，农村固有的家族观念、伦理习俗，当然也包括田园风光，又将他们还原回一个地道的农村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于城市生活有羡慕、嫉妒，也有自卑。
这一代农村青年，特别是生于1984年后的青年，正赶上“大学热”的高潮，他们的第一理想自然是考上大学，借此走出农村，成为一个“城里人”。
上白泉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被乡亲们称为“状元”的青年后来又读了研究生，他的父母和家人也因此荣耀无比，在乡间备受尊敬。此等凭个人努力跳出“农门”的“鱼化龙”奇迹，对于当时刚上小学的“80后”们来说，无疑起到了航标灯般的引路作用。许多年以后说起这事，仍有人啧啧不已。在市区跑出租的田志鹏对记者说：“当时我上三年级，他考上硕士的消息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他是我班一个同学的叔叔，当时我们都很羡慕，连带对这个‘侄子’也崇拜起来。不过我这个同学也挺厉害的，现在在北京上大学呢。跟人家叔侄俩比，我就是个落榜生，只能开出租混饭吃了。”一丝苦笑浮上他的眼角。
在这些农村，“知识改变命运”已远非一句口号，而变成了每个家庭的实际行动。农村“80后”的父辈们大多有两种经历，一是“文革”动乱，二是改革开放，相似的遭遇使他们愿意以加倍的辛劳和钱财付出培养下一代读书求学，以弥补自己文化知识上的缺憾。尤其是借农村改革之风率先致富的家庭，更是“不惜千金换文凭”，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大学，哪怕走个“自费生”“三本”，甚至大专、中专都行。而相对家贫的农户并不甘落后，借钱供孩子上大学遂成这一带乡村的风尚。
上白泉村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各自成家后分别生有一对儿女。姐妹俩小时没上过几年学，如今是非要让子女们“出息”成城市人不可。为此，两家在阳泉市区买了一套楼房，并达成协议，谁家孩子到市里上学，谁家就搬到市里住，以方便孩子就近上学。先是姐姐的女儿霞霞在市里上中专，姐姐就在市里住；后来妹妹的儿子要到市里上中学，刚好霞霞毕业，于是姐姐返回村里过她的农民生活，妹妹临时成了城里人。
正是这样的氛围，使得“80后”们在幼年时就把上大学当成了奋斗的理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的欲望和上进的决心比之城市“80后”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近几年大学毕业工作难找，但他们的这一目标仍未改变，结果一个新的尴尬出现了：这些孩子由乡村游民“升格”成了城市游民。
对于农村“80后”来说，能考上一个像样大学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还是留在了农村，为了生计而忙碌。不过，一些人则希望能在乡村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以实现自己“乡村仕途”的理想。邻村的赵平生是村里的活跃分子，爱好文艺，每年元宵节村里组织节目表演，他都要参加。一年多前，正值村里换届选举，他动了心思，而村委会长期是由一批老人儿“掌管”的，但他还是想试试。父母一开始不支持，认为他是白费力气。随后，看到儿子像模像样地在村里拉选票，邻居们也频频到他们家来串门聊村事，老两口这才相信儿子是动了真格的。虽说最后没有被选上，但他还是留在村委会“帮忙”，实际是干一些具体的活，尽管没有具体职务，可赵平生也很满足了，他告诉记者：“村委会一直都是老人，可能大家对年轻人还是不放心吧，再说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经常不在，对村里的事有些生疏了。这次就当实习，下次换届我一定争取。”
在调查中发现，如赵平生一样热心于“乡村政治”的年轻人非常有限。下白泉村36岁的葛贵平在一年多前的换届选举中，成为村委会主任，他说：“村两委班子里的人都有10年以上的‘工龄’，我就算最年轻的了。”说到“80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表现，他措辞谨慎：“现在的年轻人对选举不是很上心，投票时不少青年都弃权了，有的连会场都不到。他们觉得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是父亲和伯伯叔叔们的事，反正自己说话没人听，干脆就不说话。”
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农村“80后”们一年年长大，理想的花墙在现实的无奈中渐渐剥饰，残垣下秋虫的鸣唱终变得有气无力了。于是，有人自暴自弃，无所事事，游窜在村落之间，打架斗殴，横行乡里。上白泉村有这样一个青年，父亲犯罪坐牢，母亲又管不住他，他整日在村中游荡。有一段时间，村里传他经常在偏僻的小路上堵截妇女，意图猥亵。有一天，他被人打了，打他的人扬言要去告他，原来，他在路上调戏别人的老婆。可怜他的母亲上门去给人家磕头求情，并送上3000块钱才替他摆平此事。但他仍不悔改，终于有一天案发被派出所抓了。
冲动盲目的创业尝试
对于农村“80后”来说，城里人关于“事业”的说法多少有些华而不实。如非要说“事业”，他们的事业就是生存，就是能够活下去，并比别人活得好。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没有本质区别。要说有区别，只不过是实现的方式和途径不同罢了。
阳泉郊区一直以生产耐火材料而闻名全国。当地许多农村“80后”的父母，甚至之后的他们自己，都曾在这些乡村耐火厂中讨过生活。
2003年3月，郊区白泉工业园区窑沟耐火小区建设启动。在统一调配下，被纳入园区的几个村子接受了翻天覆地的整顿规划。窑沟、柳沟、桑堰这些村子的地下有煤，以前一直有一些小煤矿开采。乘着这次小区建设的东风，不少外地人争相来买地挖煤，与之前小煤矿的人工小规模开采不同的是，他们用工程车、铲车将表面土层挖开，挖出中间的煤层，再将其填平，建成平台，用于下一步的招商引资。而挖土、挖煤、运土、运煤都需要车，这也给周边村子带来了商机，下白泉以及与小区邻近村子的青年显然都敏感地意识到了。
下白泉村的白冰原先养着一辆车，雇司机跑运输。在园区建设开始后，他果断地卖掉旧车买了一辆工程车，受雇于那些外地老板，在工地上挖土、挖煤、造平台。在与这些外地老板混熟后，他们有用车的地方时，他便负责联系，再加上他为人稳重、讲信义，周围逐渐聚拢起了一群年轻人。现在，他自己也在山上买了一块地搞挖掘，升级为老板。在周围村子里，同他一样养车在工地里干活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在对白冰的采访中，问起他最初是怎么干上这行的，他爽朗地说：“我学习不好，人又是那种自由惯了的。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有强烈愿望，以后要自己干点什么，不想被束缚。体校没毕业时，正好有个机会和别人出车，也是拉煤、拉砖。后来对这行熟悉了，想既然上了路了，就一直干吧。”
相较于上了大学、大专的“读书人”，留在村里的青年们创业之情显得更为急迫，然而缺乏专业技能的他们对于要做什么却显得非常盲目。他们往往什么容易做什么，什么能上手才做什么，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方向很有限。白冰的父亲曾是村耐火厂的股东，殷实的家境使白冰有底气去贷款买车，而更多普通的农村青年却并没有这样的魄力。
在记者采访下白泉村村委会主任葛贵平时，一个小青年进门询问自己在村里开小卖部的事情，人走后，葛贵平感叹到：“对村里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拿起来就能干的也只能是小生意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投资又相对较小的汽车司机成为这一带农村青年最初创业时的首选。
冒险精神的不足和盲目的趋同心理，导致村里形成这样一种现象：有人出去做一种事挣了钱，很快便会有人陆陆续续地去做同一种事。有一段时间，上白泉村有许多女孩子都一窝蜂去学理发，学成归来后纷纷在村子最热闹的地段开起了理发店，但一个小村子，对于理发的需求还是有限的，没多久，除两家还在维持外，其他几家均偃旗息鼓。村里的小青年告诉记者，最近比较热的行当是开出租车、学厨艺以及营销之类的工作。
有创业之喜，就有失败之痛。远近几个村子，都不乏创业受挫后黯然消沉的男女青年，他们神情落寞，从今就只有把理想的火花封存在记忆的角落，埋头过自己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倒也其乐融融。
“烂”“滥”不分的爱情行动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农村“80后”的一代在追求爱情的路途上要勇敢和自由得多。“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也成为这些乡村的时髦语言。城市里那些前卫、新潮的爱情观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他们，但他们又不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要受学校、单位等团体规范的约束，他们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似乎走得更远，一些人的开放程度比城市青年更甚，他们常常错把“泛滥”当“灿烂”。
东梁庄村的女孩张絮便如痴如狂地追逐着下白泉村一个比她长8岁的男孩，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她仍然不愿放弃。张絮20岁，活泼开朗，脸上没有一丝阴霾。16岁时和自己的男朋友结识并相爱，到如今已4年了。年轻的男女，刚开始一定是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可久而久之，她的男朋友心情不好与她发生口角时便会对她动手。据张絮的一位朋友讲，“最严重的时候，那男孩追着一直打她，把她逼到一处又陡又长的土坡边，她被打急了就跳下去了，摔的伤过了好长时间才好。可就这她也舍不得分手。她已经堕过好几次胎了。”
而村里相爱的男女青年未婚同居者的比例也大有上升的趋势。下白泉村一位老人叹息着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那么守规矩了。”令人讶异的是，有的女孩未结婚便住进了男方家里，双方家长百劝无用。“那样的闺女让人看轻哩，脑袋锈住了。”老人讲。在村里还听闻曾有一女孩跟随邻村一男子私奔，家长率众人找到后抓回，关在家里，派专人看守，可稍一疏忽，女孩子又跑了，令家长苦恼不已。
商品经济的大潮并不能完全冲垮传统道德的堤坝，在城乡交界的农村同样如此。这些村里，人们对女孩的名节仍十分看重，而这些女孩毅然决然地跟随男方，爱情的狂热可见一斑，其中盲目幼稚、不计后果的成分是主要的。
当那张吹弹可破却无处不在的传统道德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后，农村“80后”的爱情就像田野里的草，开始疯长。
失去土地，没有一技之长，又要养家糊口，这是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80后”所面临的现状。农村的开放、失去土地的困境终于将这些仍然稚嫩的农村青年推到了这个火热时代的前沿。
山西省阳泉市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地之一。它位于省境东侧、太行山西麓的山间盆地中，是石太铁路的中枢站，也是山西省新兴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上白泉村和下白泉村是阳泉市郊区紧邻的两个村落，离市区不过20分钟的车程，它们周围还有窑沟、柳沟、东梁庄、桑堰等村子，村与村之间联系密切。
在这片田野上，一群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
飘忽不定的理想追求
城乡接合部的“80后”青年，对于未来、对于理想始终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城市的繁华世界就在他们的眼前，似乎伸手可得，但又遥不可及。他们兴致来了的时候，可以到城里游逛、娱乐、购物，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文明；可当他们回到家里以后，农村固有的家族观念、伦理习俗，当然也包括田园风光，又将他们还原回一个地道的农村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于城市生活有羡慕、嫉妒，也有自卑。
这一代农村青年，特别是生于1984年后的青年，正赶上“大学热”的高潮，他们的第一理想自然是考上大学，借此走出农村，成为一个“城里人”。
上白泉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被乡亲们称为“状元”的青年后来又读了研究生，他的父母和家人也因此荣耀无比，在乡间备受尊敬。此等凭个人努力跳出“农门”的“鱼化龙”奇迹，对于当时刚上小学的“80后”们来说，无疑起到了航标灯般的引路作用。许多年以后说起这事，仍有人啧啧不已。在市区跑出租的田志鹏对记者说：“当时我上三年级，他考上硕士的消息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他是我班一个同学的叔叔，当时我们都很羡慕，连带对这个‘侄子’也崇拜起来。不过我这个同学也挺厉害的，现在在北京上大学呢。跟人家叔侄俩比，我就是个落榜生，只能开出租混饭吃了。”一丝苦笑浮上他的眼角。
在这些农村，“知识改变命运”已远非一句口号，而变成了每个家庭的实际行动。农村“80后”的父辈们大多有两种经历，一是“文革”动乱，二是改革开放，相似的遭遇使他们愿意以加倍的辛劳和钱财付出培养下一代读书求学，以弥补自己文化知识上的缺憾。尤其是借农村改革之风率先致富的家庭，更是“不惜千金换文凭”，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大学，哪怕走个“自费生”“三本”，甚至大专、中专都行。而相对家贫的农户并不甘落后，借钱供孩子上大学遂成这一带乡村的风尚。
上白泉村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各自成家后分别生有一对儿女。姐妹俩小时没上过几年学，如今是非要让子女们“出息”成城市人不可。为此，两家在阳泉市区买了一套楼房，并达成协议，谁家孩子到市里上学，谁家就搬到市里住，以方便孩子就近上学。先是姐姐的女儿霞霞在市里上中专，姐姐就在市里住；后来妹妹的儿子要到市里上中学，刚好霞霞毕业，于是姐姐返回村里过她的农民生活，妹妹临时成了城里人。
正是这样的氛围，使得“80后”们在幼年时就把上大学当成了奋斗的理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追求的欲望和上进的决心比之城市“80后”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近几年大学毕业工作难找，但他们的这一目标仍未改变，结果一个新的尴尬出现了：这些孩子由乡村游民“升格”成了城市游民。
对于农村“80后”来说，能考上一个像样大学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还是留在了农村，为了生计而忙碌。不过，一些人则希望能在乡村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以实现自己“乡村仕途”的理想。邻村的赵平生是村里的活跃分子，爱好文艺，每年元宵节村里组织节目表演，他都要参加。一年多前，正值村里换届选举，他动了心思，而村委会长期是由一批老人儿“掌管”的，但他还是想试试。父母一开始不支持，认为他是白费力气。随后，看到儿子像模像样地在村里拉选票，邻居们也频频到他们家来串门聊村事，老两口这才相信儿子是动了真格的。虽说最后没有被选上，但他还是留在村委会“帮忙”，实际是干一些具体的活，尽管没有具体职务，可赵平生也很满足了，他告诉记者：“村委会一直都是老人，可能大家对年轻人还是不放心吧，再说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经常不在，对村里的事有些生疏了。这次就当实习，下次换届我一定争取。”
在调查中发现，如赵平生一样热心于“乡村政治”的年轻人非常有限。下白泉村36岁的葛贵平在一年多前的换届选举中，成为村委会主任，他说：“村两委班子里的人都有10年以上的‘工龄’，我就算最年轻的了。”说到“80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表现，他措辞谨慎：“现在的年轻人对选举不是很上心，投票时不少青年都弃权了，有的连会场都不到。他们觉得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是父亲和伯伯叔叔们的事，反正自己说话没人听，干脆就不说话。”
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农村“80后”们一年年长大，理想的花墙在现实的无奈中渐渐剥饰，残垣下秋虫的鸣唱终变得有气无力了。于是，有人自暴自弃，无所事事，游窜在村落之间，打架斗殴，横行乡里。上白泉村有这样一个青年，父亲犯罪坐牢，母亲又管不住他，他整日在村中游荡。有一段时间，村里传他经常在偏僻的小路上堵截妇女，意图猥亵。有一天，他被人打了，打他的人扬言要去告他，原来，他在路上调戏别人的老婆。可怜他的母亲上门去给人家磕头求情，并送上3000块钱才替他摆平此事。但他仍不悔改，终于有一天案发被派出所抓了。
冲动盲目的创业尝试
对于农村“80后”来说，城里人关于“事业”的说法多少有些华而不实。如非要说“事业”，他们的事业就是生存，就是能够活下去，并比别人活得好。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没有本质区别。要说有区别，只不过是实现的方式和途径不同罢了。
阳泉郊区一直以生产耐火材料而闻名全国。当地许多农村“80后”的父母，甚至之后的他们自己，都曾在这些乡村耐火厂中讨过生活。
2003年3月，郊区白泉工业园区窑沟耐火小区建设启动。在统一调配下，被纳入园区的几个村子接受了翻天覆地的整顿规划。窑沟、柳沟、桑堰这些村子的地下有煤，以前一直有一些小煤矿开采。乘着这次小区建设的东风，不少外地人争相来买地挖煤，与之前小煤矿的人工小规模开采不同的是，他们用工程车、铲车将表面土层挖开，挖出中间的煤层，再将其填平，建成平台，用于下一步的招商引资。而挖土、挖煤、运土、运煤都需要车，这也给周边村子带来了商机，下白泉以及与小区邻近村子的青年显然都敏感地意识到了。
下白泉村的白冰原先养着一辆车，雇司机跑运输。在园区建设开始后，他果断地卖掉旧车买了一辆工程车，受雇于那些外地老板，在工地上挖土、挖煤、造平台。在与这些外地老板混熟后，他们有用车的地方时，他便负责联系，再加上他为人稳重、讲信义，周围逐渐聚拢起了一群年轻人。现在，他自己也在山上买了一块地搞挖掘，升级为老板。在周围村子里，同他一样养车在工地里干活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在对白冰的采访中，问起他最初是怎么干上这行的，他爽朗地说：“我学习不好，人又是那种自由惯了的。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有强烈愿望，以后要自己干点什么，不想被束缚。体校没毕业时，正好有个机会和别人出车，也是拉煤、拉砖。后来对这行熟悉了，想既然上了路了，就一直干吧。”
相较于上了大学、大专的“读书人”，留在村里的青年们创业之情显得更为急迫，然而缺乏专业技能的他们对于要做什么却显得非常盲目。他们往往什么容易做什么，什么能上手才做什么，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方向很有限。白冰的父亲曾是村耐火厂的股东，殷实的家境使白冰有底气去贷款买车，而更多普通的农村青年却并没有这样的魄力。
在记者采访下白泉村村委会主任葛贵平时，一个小青年进门询问自己在村里开小卖部的事情，人走后，葛贵平感叹到：“对村里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拿起来就能干的也只能是小生意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投资又相对较小的汽车司机成为这一带农村青年最初创业时的首选。
冒险精神的不足和盲目的趋同心理，导致村里形成这样一种现象：有人出去做一种事挣了钱，很快便会有人陆陆续续地去做同一种事。有一段时间，上白泉村有许多女孩子都一窝蜂去学理发，学成归来后纷纷在村子最热闹的地段开起了理发店，但一个小村子，对于理发的需求还是有限的，没多久，除两家还在维持外，其他几家均偃旗息鼓。村里的小青年告诉记者，最近比较热的行当是开出租车、学厨艺以及营销之类的工作。
有创业之喜，就有失败之痛。远近几个村子，都不乏创业受挫后黯然消沉的男女青年，他们神情落寞，从今就只有把理想的火花封存在记忆的角落，埋头过自己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倒也其乐融融。
“烂”“滥”不分的爱情行动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农村“80后”的一代在追求爱情的路途上要勇敢和自由得多。“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也成为这些乡村的时髦语言。城市里那些前卫、新潮的爱情观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他们，但他们又不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要受学校、单位等团体规范的约束，他们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似乎走得更远，一些人的开放程度比城市青年更甚，他们常常错把“泛滥”当“灿烂”。
东梁庄村的女孩张絮便如痴如狂地追逐着下白泉村一个比她长8岁的男孩，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她仍然不愿放弃。张絮20岁，活泼开朗，脸上没有一丝阴霾。16岁时和自己的男朋友结识并相爱，到如今已4年了。年轻的男女，刚开始一定是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可久而久之，她的男朋友心情不好与她发生口角时便会对她动手。据张絮的一位朋友讲，“最严重的时候，那男孩追着一直打她，把她逼到一处又陡又长的土坡边，她被打急了就跳下去了，摔的伤过了好长时间才好。可就这她也舍不得分手。她已经堕过好几次胎了。”
而村里相爱的男女青年未婚同居者的比例也大有上升的趋势。下白泉村一位老人叹息着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那么守规矩了。”令人讶异的是，有的女孩未结婚便住进了男方家里，双方家长百劝无用。“那样的闺女让人看轻哩，脑袋锈住了。”老人讲。在村里还听闻曾有一女孩跟随邻村一男子私奔，家长率众人找到后抓回，关在家里，派专人看守，可稍一疏忽，女孩子又跑了，令家长苦恼不已。
商品经济的大潮并不能完全冲垮传统道德的堤坝，在城乡交界的农村同样如此。这些村里，人们对女孩的名节仍十分看重，而这些女孩毅然决然地跟随男方，爱情的狂热可见一斑，其中盲目幼稚、不计后果的成分是主要的。
当那张吹弹可破却无处不在的传统道德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后，农村“80后”的爱情就像田野里的草，开始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