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西方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逐渐感受到了王朝的危机。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家门，投身科学考察事业，以期从中找到救世的良方。
　　 徐霞客与李时珍：明代科考旅行的实践者
　　 旅游、科学活动，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关的词，却在徐霞客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使得徐霞客最终投身于科学游的原因是，他在阅读前人的地理书籍时，发现了诸多错误，所以他立志还原山川的真实面貌。
　　 徐霞客的旅游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万历三十五年到崇祯九年，这时期徐霞客主要游览了国内的一些圣地名山。无论是泛舟太湖，还是乘舟渡曹娥江，或是游黄山、九华山，徐霞客在这一时期都是以搜奇揽胜为主，辅之以考察山川地貌。
　　 崇祯九年以后是徐霞客的第二个旅游阶段，这一时期徐霞客的西南之行十分艰苦，但这一时期徐霞客的旅行对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徐霞客的西南之行从江苏江阴出发，途经很多地方，最后到达云南的重镇腾冲，金沙江以及澜沧江上都留下了徐霞客的足迹。
　　 艰苦的旅途中危险时有发生，徐霞客在云南腾冲瑞滇考察时，为了获取准确的资料，他选择了攀登险峻的石房洞山，以致于在攀登结束后许久徐霞客仍心有余悸。他在旅途中还多次遇到了强盗，差点因此而丧命。
　　 在历经一次次危险之后，徐霞客在地理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世界上探究石灰岩地貌分布以及发育规律的第一人。
　　 除了徐霞客以外，李时珍也是明代科考旅行中的佼佼者。很多人对李时珍的认识停留在他的《本草纲目》上，鲜为人知的是，李时珍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本草纲目》一书的著成与他踏遍大江南北的旅行有着莫大的关系。
　　 李时珍用了27年的时间，从湖北、安徽再到湖南，李时珍游历了伏牛山以及大别山等一系列名山，在其中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以及效用进行深入研究。因李时珍不辞劳苦、勤勤恳恳的探索，一本190万字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才能展现在后人面前。
　　 科考旅行之盛，亦是经世致用学风之盛
　　 明代的科考旅行是在经世致用思潮下产生的，正是在这种思潮下，明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旅行这一形式达到获取科学知识的目的。
　　 明代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在田间地头亲自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每遇一人便询问农业经验，然后用纸笔记录下来，这一切的经验都是他在日常的旅行考察中得来的。于是，一本共计60卷、50余万字的巨著《农政全书》便诞生了，而这从根本上说亦是受到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同样也受到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在对黄河进行治理时，他深入黄河流域进行实地考察，并且频繁地向当地群众进行请教，由此得出了切实可行的治理黄河的方案，最终成为黄河治理的专家。
　　 在医药学方面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的，首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第一次，他在湖广各地进行游历旅行，找到了曼陀罗花，并且发现了曼陀罗花还具有麻醉的效用，这是李时珍第一次旅行的最大收获。第二次，在太医院做医官的李时珍深感自己脱离了对药物的实际了解，因而选择了辞官归乡，在归乡途中的游历中，李时珍收获了许多新的药物知识。第三次旅行历时比前两次更加漫长，当然在这段旅行经历中，李时珍也发现了许多新的药物，例如九仙子等。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得最深刻的领域莫过于地理学，因为这本就是一门需要进行实地探索的科学。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王士性，著有《广游志》以及《广志绎》两本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王士性注重研究人文地理方面，并且在人与环境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认知。
　　 《徐霞客游记》作者徐霞客，60万字的著作中记载着河流分流、钟乳石成因以及地热等现象。在经世致用的思潮下，明代的科考旅行愈发兴盛，在科考旅行兴盛的同时，又反过来使得人们对经世致用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明代的文人旅游出現了许多前代所没有的特点，不再将寄情山水作为旅游的唯一目的，通过旅游得出科学认知是明代所独有的旅游现象，并为后世留下诸多科学巨著。
　　（据“文史博览”公众号 空境勿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