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总免不了要发生一些辱没斯文的事件。到了汉武帝一朝，一直被国人尊奉为雄才大略、威武刚烈的刘彻也干过此类勾当。人们不禁要问，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且麾下文人骚客如云，诸如董仲舒、公孙弘、东方朔、司马相如等等，他怎么会有如此不良记录？不错，刘彻尊重文化不假，但耻辱人才也真，腐刑司马迁就是一例。
　　其实，司马迁一生喜怒哀乐、迁升荣辱，皆与武帝息息相关。他甫入仕途，就得到了武帝的宠信，一路擢拔而来：28岁为郎中，秩三百石；38岁为太吏令，秩六百石。此官职品级虽不算高，但职掌天官，典司图籍，是皇上亲近之臣，用如今的话阐释，就是御前高参。这还不算厉害，他追随武帝36年，伴驾从巡竟达26次之多！掐指算来，当朝同僚，谁享有过如此殊誉！当然，司马迁也是一个知恩图报文化人，汉武帝的信任，让他意气风发，便下定决心为当今圣主亦为大汉王朝干出一番业绩。可惜的是，他的感恩之情最终没有融化蛰伏在武帝内心里的那份残暴。
　　君臣关系转折的节点在于“李陵事件”。天汉二年，李陵率5000部卒，孤军深入，北击匈奴，一路拔寨略地，搅得大漠一片狼烟。单于惊恐之下，便集倾国之力，用八万人马将他死死困住。李陵且战几退，激战数日，虽杀敌万余，却终因敌众我寡，粮尽矢绝，最后只得向匈奴投降了。此消息传到朝廷时，武帝邀约众臣，正在为远征军的节节胜利而祝贺。而李陵投降之举，无疑是给他当头浇了一盘冷水，颜面尽失。最可怕的是簇拥在皇上跟前的那帮群臣，见主子不悦，便开始大肆诋毁李陵。一分钟前李陵还是英雄，一分钟后李陵就变成了狗熊。司马迁蔑视的就是这类嘴脸，当武帝询问他时，一个文人的率直与倔犟就显露无遗了：李陵领5000步兵，牵动了匈奴举国之力，且歼敌万余，功过可抵。至于投降一说，犹未可信。用假降保命，再图大汉之业，恐怕是其真意。于是，武帝派公孙傲戍守边关，伺机迎回李陵。此公一去年余，寸功未建，恐皇帝不满，便借一俘虏之口谎报李陵正为匈奴训兵，准备随时攻汉。武帝震怒，遂杀了李陵全家。其实，有汉人为匈奴练兵不假，却是李绪并非李陵。可怜李陵就如此这般地成了可耻的叛徒，而司马迁也因此获“诬罔”之罪。
　　“诬罔”之罪，即欺君之罪，当判死刑。按汉律，在两种情况下也可以免死，一是用钱赎死，二是腐刑代死。恼羞成怒的武帝一开始就堵塞了司马迁赎死之路。如何堵的？一是将赎金从过往的20万金提高到50万金。司马迁不过是一个书生气的文官，50万金恐怕他穷尽一生也难有如此进账；二是密切观察有无资助者。资助就意味着与皇帝作对，作对就是寻死。呜呼，有钱者不肯相助，无钱者无法相助，此刻的司马迁，是否发出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
　　依司马迁刚烈的秉性，他极有可能选择轰轰烈烈的死，问题是武帝决不会让他像英雄一样倒下，他必须对这类桀骜不驯的文人进行一番羞辱，挫其锐气，损其傲骨，并在这一过程享受帝王的威严，而且，留下司马迁一条性命，还可以掩饰他骨子里的血腥与残暴，收获一份爱才惜才的美誉。所以，当帝王的内心阴暗到了如此地步时，司马迁想死也难了，而腐刑就成了他无可奈何、也是唯一的出路了。
　　腐刑又称宫刑。史书载：“宫，淫刑也，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也就是说，所谓宫行，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从字面理解，宫刑的对象，一开始可能是淫行者，而把宫刑强加给一个文化人，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汉武帝对司马迁人格与尊言的耻辱也就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司马迁宫刑过后，在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里，悲愤地写道：“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见，宫刑之厉，摧残之烈。
　　问题是，这还不是司马迁最后的命运。宫刑过后，汉武帝又任他做了中书令。此职为内廷总管，一般由宦宫担任。身体残缺，已让司马迁受辱，再充任此职，更令司马迁心受煎熬！有人说，这是汉武帝惜才使然，又说，这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一种补尝。呜呼，先折其身，后摧其心，如此补尝，是残暴，更是缺德。
　　司马迁如何死的？史书找不到答案。但存三种说法：一是归隐山野，自然而终；二是被武帝近臣所诛；三是他活到了武帝之后，寿终正寝。其实，司马迁怎么死都不重要，即便是被武帝所杀又如何？因为腐刑之痛，对于一代傲骨铮铮的文豪而言实比杀头更甚。重要的是，汉武帝借文人的立威，且用了最阴损的手段，终是亲手把自己捆绑到了历史的耻辱之柱上。因此，腐刑于司马迁而言是大不幸，于中国文化史而言是大不敬，而于汉武帝而言则是大悲哀、大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