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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4日，弗兰克·延森在他的“微博”（脸谱社交网）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的早些时候，我在北京骑了一下单车，在这里生活的德国女孩博朗带着我在市中心的车流中穿行。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是在1993年，当时的北京遍地是单车。而现在，自行车让位于机动车，汽车成了身份的象征，堵车和污染问题令人头痛……我想向中国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骑单车并没有过时，如果实施自行车优先的政策，‘单车文化’将成为城市未来的一部分。”
2014年12月初，弗兰克·延森对北京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拜会北京市长、参加公益活动、出席商务会议、体验中国文化、参观著名景点，他的行程紧凑而丰富。
12月4日下午，刚刚在长安街参加完“绿色骑行”活动的延森牺牲了宝贵的休息时间，接受了《绿色中国》专访。
当日的北京天蓝日丽，刚骑完单车的延森显得十分兴奋。他一身西装，身材笔挺，精神抖擞，健硕、精干、斯文，丝毫看不出他竟是一个50多岁、已经做了爷爷的人。
14岁入党
弗兰克·延森出生在丹麦北部的一个叫Ulsted的小镇，他的父亲则是40公里开外另一个小镇的镇长。
北部的丹麦是一片恬适的净土。镇与镇之间，是连绵不绝的彩田花海；大地的尽头，时而闪现与世无争的木屋、思考人生的老树；这里也生活着捕光逐影的松鼠野兔，乘风滑翔的飞鸟蜻蜓。这便是延森童年生活的地方。
延森小的时候，一家人每年都搞一次野营远游。1965年某日，刚到达营地，全家人正忙着安顿下来，只见4岁的小延森微笑地跟每一位陌生人友好地打着招呼。父亲开玩笑地说，“这孩子将来很可能会是个政治家。”果真精准，一语中之。回过头来看，延森已经从政将近30年了。
从小，延森彬彬有礼、热心助人。也许是由于父亲公务员（镇长）的身份，他十分关注国计民生。
14岁那年，他就加入了丹麦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关注社会平等、主张高福利，符合延森的思想。二战之后，丹麦一直由具有社会民主倾向的政党所领导。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巴黎青年革命的影响，永续发展的思潮席卷北欧，人权、女权与环境等议题被纳入发展议程。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发展，使丹麦的福利制度大步前进，并注重社会福祉高于个人利益。这些理念和思想都参与塑造了延森的政治愿景。
在北部城市奥尔堡，延森完成了硕士学业。毕业之后，他选择留校，研究当时日益凸显的青年就业问题，为社会献计献策。
然而，在大学做研究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命运注定了延森必将发光发热。26岁，刚结婚的他当选全国议会的社民党代表。如果做议员，就得去首都哥本哈根工作，那里离他们当时所在的北日德兰地区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相当于从丹麦的一头到另一头。这意味着他和妻子不得不两地分居。然而，婚姻没能阻挡延森的前行。他毅然决定，进军哥本哈根，实现人生理想，妻子也支持他。
从此，延森的舞台转移到了坐落在首都中央的克里斯钦堡。在这个被护城河环绕的皇家宫殿，他度过了20个春秋。他进入了财政委员会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做了社民党的发言人；有七年时间，他先后担任教育科研部长和司法部长。
20年里，他夙兴夜寐，日理万机，妻子和两个儿子则生活在北日德兰。除了休假，延森很少有时间与妻儿团聚，多少个夜晚，他都在电话里与家人道晚安。有时候，忙碌不休的延森竟忘了儿子的生日。
“老幼贫富，众生平等。我要使这个社会更加公平，让每一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幸福的阳光和空间。”这是延森对政治的理解。他每天都充满斗志和激情，这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越过了重重山丘，终于成为一位百姓拥戴的政治家。“没错，我的确牺牲了很多，但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胜过一切。”回首往事，延森从不后悔。
从退隐江湖到重返政坛
2005年，社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党主席辞去职务，延森被推为主席候选人，但在决战中惜败赫勒·施密特。驰骋政坛近二十年，延森有些倦意，竞选落败后，他有了退隐江湖的念头。
两年后，议员任期结束，延森并没有寻求连任，他走出了克里斯钦堡（议会所在地），打算翻开人生新的一页。他先后做了斯堪的纳维亚电信公司和丹麦律所协会的CEO。
虽然工作仍有压力，但比起官场，他的时间和个人空间毕竟充裕得多。“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有了这种逍遥自在的感觉。”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跑步、划船、看书。在迷人的海滨小镇斯凯尔克，延森有个度假别墅，他可以时常在那里与孩子们享受美好时光。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收入也高了一大节。
可是，“诗意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
一天夜里，延森接到一个电话，是党主席赫勒·施密特打来的，她恳请延森参加哥本哈根市长竞选。延森果断拒绝了。远离官场的两年，他过得棒极了，也更富足了，他十分满意当时的生活状态。
“你必须出山！”施密特很坚决，并做了一番劝说。她的话让延森有点心动了。其实，这两年来，他也不是没有想过重返政坛。“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我都会禁不住地想到，我只是在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并不是延森的兴趣所在，也不是他的人生理想。
是继续享受生活，还是重拾旧业，造福普罗大众？是继续安于现状，还是抓住命运的绳索，追逐梦想？在家思考了几天之后，延森接受了施密特的邀请。
2009年，社民党在丹麦政坛如日中天，有了党主席的支持，延森很顺利地赢得了市长选举。四年后，他成功连任，他将在市长的位置上一直做到2017年底。
哥本哈根占全国1/9的人口、1/6的经济规模，这个市长可不好做，惬意的日子一去无返，但延森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做市长是很有意思的。我每天下班，一走出市政厅，就可以和广场上喝咖啡的市民唠家常，也让他们给我打分，检验一下自己竞选时给出的承诺兑现了没有。”延森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如果他们抱怨了，比如说小孩上不起幼儿园了，那我就得加把劲了。” 赫勒·施密特后来出任丹麦历史上首位女首相。多年来，延森一直对她心存感念，是她的鼓动成就了他今日的辉煌。“施密特很有影响力，没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高票当选。”延森说。
市长有个丹麦梦
也许你没有听说过哥本哈根，但你一定知道有个故事叫《海的女儿》吧？
没错，这座城市正是“人鱼公主”的故乡，安徒生书写童话的地方。多少船员水手、文人墨客不远万里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那尊坐在海边、凝望天际的美人鱼雕像。
世代变迁，“小美人鱼”继续演绎着哥本哈根的优雅，而“绿色、环保”则在过去十多年间悄然崛起，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
延森当选市长的2009年，被称作“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全球近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丹麦，商讨未来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的英文名称“Copenhagen”被改为 “Hopenhagen”（译名“希望之本”）。
“哥本哈根时刻”成了人类文明史的节点。从此，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国际道义和全球政治的制高点。哥本哈根也成为了世界的“绿色灯塔”。
为做表率，大会前夕，市政府出台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计划到2015年较十年前减排1/5。作为新任市长，延森成为这一方案的首任执行官，他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五年以来，他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哥本哈根成了各路媒体追捧、各国学习效仿的国际模范生。纽约、香港、汉堡、里约等世界各大城市纷纷奉之为教科书。
在延森的领导下，市政府设立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要在2025年把哥本哈根建成全球第一个“零碳”城市。
这并不是说哥本哈根会将彻底停止碳排放，而是指十年后，该市的碳排量将降至比较低的水平，而仅有的排放都不是免费的，全部都要通过“碳中和”来补偿地球。也就是说，所有排放者都要向国际碳交易机构购买排放权，再由这些机构通过植树或其它环保措施来抵销这部分碳排，从而使哥本哈根的“全球排放量”为零。
延森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都市蓝图，到了2025年，这座城市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再生能源将取代煤炭成为城市的发电和供热燃料，即风能、生物质能和垃圾焚烧。老旧建筑物将完成绝缘改造，新型楼宇将采用绿色屋顶、通风采光设计和雨水收集再利用技术。太阳能装置将遍布大小房屋的外层，用电自给自足的“零排放”建筑随处可见。单车专用道和公交系统的扩展和人性化设计，将使3/4的出行没有开车的必要。
为实现这一计划，政府需投入160亿?220亿丹麦克朗，相当于每个哥哈市民承担28000?38000元人民币的经济成本。不过，“绝大多数市民都支持我们的政策。”延森自豪地说，“因为这项计划是对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双重投资。”并且，“花出去的钱还可以慢慢收回来”。虽然再生能源远比燃煤昂贵，但化石燃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和高能效技术的应用叠加，将使每个家庭平均每个月节省350元人民币的用电供暖费用。
12年间，哥本哈根的绿色产业增长了3.3倍，这座城市已经被打造成一个绿色实验室。全球顶尖的专家汇集于此，从研发到论证，从应用到推广，从科学家到商人，每一项技术突破和新生解决方案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落地生根。最为延森津津乐道的是该市的新一代技术成果“区域供冷系统”：每当酷暑夏日，将冰凉的海水抽出，结合供暖余热和电力供应共同制冷，再通过管道系统将冷气输送至各个楼房。一项技术就能减少楼宇70%的空调用电量与碳排放。
“哥哈2025气候目标”已经成了延森朝思暮念、日夜期盼的“丹麦梦”。十年后，延森64岁，如果梦想实现，他将被载入世界史册，也将为三十年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我们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每一天都更接近最终的目标。”他信心满满。
北京也能复制哥哈经验
2014年1月23日，正值寒冬，150多名冬泳爱好者来到哥本哈根的某海港浴场，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庆祝他们的城市被欧盟评为“欧洲绿色首都”。
为哥本哈根加分的是正是无处不在的清洁水源，尤其是建在市中心的露天泳池，让外国人羡慕不已。对于很多市民来说，一年四季露天游泳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在二十年前，哥本哈根的运河和海港也曾污水横流，城里93条水道充满了垃圾和废弃物。随后，市政府痛下决心进行整治，直到本世纪初叶，海水才恢复洁净。“我们现在有三个海港浴场，出了市中心，还有两个沙滩。”延森说道，“在仲夏时节，市民们可以欢快地在海港畅游，年轻人在这里吹着海风，尽情享受啤酒烧烤大餐，孩子们放学后还能到海里去游个泳，这就是有生活质量的城市。”
2012年6月，延森到访北京，参加城市可持续发展北京论坛。北京市希望与哥本哈根结为“姐妹城市”，延森欣然答应，与市长郭金龙签署友好城市协议。哥本哈根在环保理念、低碳技术和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北京近年来努力转型，大力防污治霾，发展公共交通，提倡节能节水，两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话题。
延森表示，哥本哈根的绿色发展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也曾经面临与当前的北京非常相似的问题，但及时转型，脱离了困境。他相信，哥本哈根的教训和经验都非常值得北京反思和借鉴。
2014年12月3日，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会见了延森，与之签署水务合作备忘录。据延森介绍，经过多年努力，哥本哈根的自来水管道损耗率已经降至7%，而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中国城市的跑冒滴漏程度则超过20%，如果北京采取哥本哈根的技术和经验，将节省相当于100万个家庭的用水量。
“据我了解，许多城市管理者害怕动真格地实施绿色政策，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增长、就业和税收，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思维和经验。”从1995到2012年，哥本哈根的碳排量减少了40%，但经济增长却达到了50%。“我们已经向世界证明，经济、就业、健康和宜居是可以携手并行的。”延森说。
英国潮流杂志《Monocle》每年都要评选出25个“全球最宜居城市”，连续三年，哥本哈根位列榜首。“高效的公共交通、独树一帜的自行车文化、绿色空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便捷的全球旅游通行”是该杂志对这座城市的评价。
哥本哈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12月5日，延森来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发表“宜居城市-哥哈经验”的演讲，回答了这一问题。
多年以来，哥哈市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如何提高城市的宜居度？“城市发展之道并不是减少碳排量、达到某些指标这么单纯，而是要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市民住得舒服，行得方便？”延森说道，“许多市民，他们很富裕，可以到郊区森林买大房子，但他们不想住到那边去，因为在市区就可以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我对中国以及各国城市管理者的建议是，一定要从城市宜居度的角度去思考，以领导力把握城市转型。一定要树立这样一种认识：走绿色之路绝不是或然，而是必然。一个领导人，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必须发挥领导才能，必须要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必须克服局部利益做出艰难抉择。”
清晨6点，天还没亮，延森已经起身，到家门口的公园慢跑，开始新的一天。“我曾经做了七年部长，那段时间里，每分每秒都是工作。”但现在，虽然还是很忙，他也要挤出时间来搞搞运动。下班后，他时常会到海里去玩一把皮划艇。为了坚持运动，他每天要吃上几片维他命。“毕竟，我是国家体育代表队的主席，得以身作则嘛。”延森笑道。
2014年12月初，弗兰克·延森对北京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拜会北京市长、参加公益活动、出席商务会议、体验中国文化、参观著名景点，他的行程紧凑而丰富。
12月4日下午，刚刚在长安街参加完“绿色骑行”活动的延森牺牲了宝贵的休息时间，接受了《绿色中国》专访。
当日的北京天蓝日丽，刚骑完单车的延森显得十分兴奋。他一身西装，身材笔挺，精神抖擞，健硕、精干、斯文，丝毫看不出他竟是一个50多岁、已经做了爷爷的人。
14岁入党
弗兰克·延森出生在丹麦北部的一个叫Ulsted的小镇，他的父亲则是40公里开外另一个小镇的镇长。
北部的丹麦是一片恬适的净土。镇与镇之间，是连绵不绝的彩田花海；大地的尽头，时而闪现与世无争的木屋、思考人生的老树；这里也生活着捕光逐影的松鼠野兔，乘风滑翔的飞鸟蜻蜓。这便是延森童年生活的地方。
延森小的时候，一家人每年都搞一次野营远游。1965年某日，刚到达营地，全家人正忙着安顿下来，只见4岁的小延森微笑地跟每一位陌生人友好地打着招呼。父亲开玩笑地说，“这孩子将来很可能会是个政治家。”果真精准，一语中之。回过头来看，延森已经从政将近30年了。
从小，延森彬彬有礼、热心助人。也许是由于父亲公务员（镇长）的身份，他十分关注国计民生。
14岁那年，他就加入了丹麦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关注社会平等、主张高福利，符合延森的思想。二战之后，丹麦一直由具有社会民主倾向的政党所领导。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巴黎青年革命的影响，永续发展的思潮席卷北欧，人权、女权与环境等议题被纳入发展议程。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发展，使丹麦的福利制度大步前进，并注重社会福祉高于个人利益。这些理念和思想都参与塑造了延森的政治愿景。
在北部城市奥尔堡，延森完成了硕士学业。毕业之后，他选择留校，研究当时日益凸显的青年就业问题，为社会献计献策。
然而，在大学做研究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命运注定了延森必将发光发热。26岁，刚结婚的他当选全国议会的社民党代表。如果做议员，就得去首都哥本哈根工作，那里离他们当时所在的北日德兰地区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相当于从丹麦的一头到另一头。这意味着他和妻子不得不两地分居。然而，婚姻没能阻挡延森的前行。他毅然决定，进军哥本哈根，实现人生理想，妻子也支持他。
从此，延森的舞台转移到了坐落在首都中央的克里斯钦堡。在这个被护城河环绕的皇家宫殿，他度过了20个春秋。他进入了财政委员会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做了社民党的发言人；有七年时间，他先后担任教育科研部长和司法部长。
20年里，他夙兴夜寐，日理万机，妻子和两个儿子则生活在北日德兰。除了休假，延森很少有时间与妻儿团聚，多少个夜晚，他都在电话里与家人道晚安。有时候，忙碌不休的延森竟忘了儿子的生日。
“老幼贫富，众生平等。我要使这个社会更加公平，让每一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幸福的阳光和空间。”这是延森对政治的理解。他每天都充满斗志和激情，这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越过了重重山丘，终于成为一位百姓拥戴的政治家。“没错，我的确牺牲了很多，但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胜过一切。”回首往事，延森从不后悔。
从退隐江湖到重返政坛
2005年，社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党主席辞去职务，延森被推为主席候选人，但在决战中惜败赫勒·施密特。驰骋政坛近二十年，延森有些倦意，竞选落败后，他有了退隐江湖的念头。
两年后，议员任期结束，延森并没有寻求连任，他走出了克里斯钦堡（议会所在地），打算翻开人生新的一页。他先后做了斯堪的纳维亚电信公司和丹麦律所协会的CEO。
虽然工作仍有压力，但比起官场，他的时间和个人空间毕竟充裕得多。“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有了这种逍遥自在的感觉。”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跑步、划船、看书。在迷人的海滨小镇斯凯尔克，延森有个度假别墅，他可以时常在那里与孩子们享受美好时光。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收入也高了一大节。
可是，“诗意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
一天夜里，延森接到一个电话，是党主席赫勒·施密特打来的，她恳请延森参加哥本哈根市长竞选。延森果断拒绝了。远离官场的两年，他过得棒极了，也更富足了，他十分满意当时的生活状态。
“你必须出山！”施密特很坚决，并做了一番劝说。她的话让延森有点心动了。其实，这两年来，他也不是没有想过重返政坛。“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我都会禁不住地想到，我只是在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并不是延森的兴趣所在，也不是他的人生理想。
是继续享受生活，还是重拾旧业，造福普罗大众？是继续安于现状，还是抓住命运的绳索，追逐梦想？在家思考了几天之后，延森接受了施密特的邀请。
2009年，社民党在丹麦政坛如日中天，有了党主席的支持，延森很顺利地赢得了市长选举。四年后，他成功连任，他将在市长的位置上一直做到2017年底。
哥本哈根占全国1/9的人口、1/6的经济规模，这个市长可不好做，惬意的日子一去无返，但延森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做市长是很有意思的。我每天下班，一走出市政厅，就可以和广场上喝咖啡的市民唠家常，也让他们给我打分，检验一下自己竞选时给出的承诺兑现了没有。”延森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如果他们抱怨了，比如说小孩上不起幼儿园了，那我就得加把劲了。” 赫勒·施密特后来出任丹麦历史上首位女首相。多年来，延森一直对她心存感念，是她的鼓动成就了他今日的辉煌。“施密特很有影响力，没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高票当选。”延森说。
市长有个丹麦梦
也许你没有听说过哥本哈根，但你一定知道有个故事叫《海的女儿》吧？
没错，这座城市正是“人鱼公主”的故乡，安徒生书写童话的地方。多少船员水手、文人墨客不远万里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那尊坐在海边、凝望天际的美人鱼雕像。
世代变迁，“小美人鱼”继续演绎着哥本哈根的优雅，而“绿色、环保”则在过去十多年间悄然崛起，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
延森当选市长的2009年，被称作“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全球近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丹麦，商讨未来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的英文名称“Copenhagen”被改为 “Hopenhagen”（译名“希望之本”）。
“哥本哈根时刻”成了人类文明史的节点。从此，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国际道义和全球政治的制高点。哥本哈根也成为了世界的“绿色灯塔”。
为做表率，大会前夕，市政府出台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计划到2015年较十年前减排1/5。作为新任市长，延森成为这一方案的首任执行官，他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五年以来，他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哥本哈根成了各路媒体追捧、各国学习效仿的国际模范生。纽约、香港、汉堡、里约等世界各大城市纷纷奉之为教科书。
在延森的领导下，市政府设立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要在2025年把哥本哈根建成全球第一个“零碳”城市。
这并不是说哥本哈根会将彻底停止碳排放，而是指十年后，该市的碳排量将降至比较低的水平，而仅有的排放都不是免费的，全部都要通过“碳中和”来补偿地球。也就是说，所有排放者都要向国际碳交易机构购买排放权，再由这些机构通过植树或其它环保措施来抵销这部分碳排，从而使哥本哈根的“全球排放量”为零。
延森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都市蓝图，到了2025年，这座城市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再生能源将取代煤炭成为城市的发电和供热燃料，即风能、生物质能和垃圾焚烧。老旧建筑物将完成绝缘改造，新型楼宇将采用绿色屋顶、通风采光设计和雨水收集再利用技术。太阳能装置将遍布大小房屋的外层，用电自给自足的“零排放”建筑随处可见。单车专用道和公交系统的扩展和人性化设计，将使3/4的出行没有开车的必要。
为实现这一计划，政府需投入160亿?220亿丹麦克朗，相当于每个哥哈市民承担28000?38000元人民币的经济成本。不过，“绝大多数市民都支持我们的政策。”延森自豪地说，“因为这项计划是对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双重投资。”并且，“花出去的钱还可以慢慢收回来”。虽然再生能源远比燃煤昂贵，但化石燃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和高能效技术的应用叠加，将使每个家庭平均每个月节省350元人民币的用电供暖费用。
12年间，哥本哈根的绿色产业增长了3.3倍，这座城市已经被打造成一个绿色实验室。全球顶尖的专家汇集于此，从研发到论证，从应用到推广，从科学家到商人，每一项技术突破和新生解决方案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落地生根。最为延森津津乐道的是该市的新一代技术成果“区域供冷系统”：每当酷暑夏日，将冰凉的海水抽出，结合供暖余热和电力供应共同制冷，再通过管道系统将冷气输送至各个楼房。一项技术就能减少楼宇70%的空调用电量与碳排放。
“哥哈2025气候目标”已经成了延森朝思暮念、日夜期盼的“丹麦梦”。十年后，延森64岁，如果梦想实现，他将被载入世界史册，也将为三十年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我们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每一天都更接近最终的目标。”他信心满满。
北京也能复制哥哈经验
2014年1月23日，正值寒冬，150多名冬泳爱好者来到哥本哈根的某海港浴场，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庆祝他们的城市被欧盟评为“欧洲绿色首都”。
为哥本哈根加分的是正是无处不在的清洁水源，尤其是建在市中心的露天泳池，让外国人羡慕不已。对于很多市民来说，一年四季露天游泳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在二十年前，哥本哈根的运河和海港也曾污水横流，城里93条水道充满了垃圾和废弃物。随后，市政府痛下决心进行整治，直到本世纪初叶，海水才恢复洁净。“我们现在有三个海港浴场，出了市中心，还有两个沙滩。”延森说道，“在仲夏时节，市民们可以欢快地在海港畅游，年轻人在这里吹着海风，尽情享受啤酒烧烤大餐，孩子们放学后还能到海里去游个泳，这就是有生活质量的城市。”
2012年6月，延森到访北京，参加城市可持续发展北京论坛。北京市希望与哥本哈根结为“姐妹城市”，延森欣然答应，与市长郭金龙签署友好城市协议。哥本哈根在环保理念、低碳技术和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北京近年来努力转型，大力防污治霾，发展公共交通，提倡节能节水，两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话题。
延森表示，哥本哈根的绿色发展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也曾经面临与当前的北京非常相似的问题，但及时转型，脱离了困境。他相信，哥本哈根的教训和经验都非常值得北京反思和借鉴。
2014年12月3日，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会见了延森，与之签署水务合作备忘录。据延森介绍，经过多年努力，哥本哈根的自来水管道损耗率已经降至7%，而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中国城市的跑冒滴漏程度则超过20%，如果北京采取哥本哈根的技术和经验，将节省相当于100万个家庭的用水量。
“据我了解，许多城市管理者害怕动真格地实施绿色政策，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增长、就业和税收，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思维和经验。”从1995到2012年，哥本哈根的碳排量减少了40%，但经济增长却达到了50%。“我们已经向世界证明，经济、就业、健康和宜居是可以携手并行的。”延森说。
英国潮流杂志《Monocle》每年都要评选出25个“全球最宜居城市”，连续三年，哥本哈根位列榜首。“高效的公共交通、独树一帜的自行车文化、绿色空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便捷的全球旅游通行”是该杂志对这座城市的评价。
哥本哈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12月5日，延森来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发表“宜居城市-哥哈经验”的演讲，回答了这一问题。
多年以来，哥哈市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如何提高城市的宜居度？“城市发展之道并不是减少碳排量、达到某些指标这么单纯，而是要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市民住得舒服，行得方便？”延森说道，“许多市民，他们很富裕，可以到郊区森林买大房子，但他们不想住到那边去，因为在市区就可以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我对中国以及各国城市管理者的建议是，一定要从城市宜居度的角度去思考，以领导力把握城市转型。一定要树立这样一种认识：走绿色之路绝不是或然，而是必然。一个领导人，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必须发挥领导才能，必须要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必须克服局部利益做出艰难抉择。”
清晨6点，天还没亮，延森已经起身，到家门口的公园慢跑，开始新的一天。“我曾经做了七年部长，那段时间里，每分每秒都是工作。”但现在，虽然还是很忙，他也要挤出时间来搞搞运动。下班后，他时常会到海里去玩一把皮划艇。为了坚持运动，他每天要吃上几片维他命。“毕竟，我是国家体育代表队的主席，得以身作则嘛。”延森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