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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辞令的界定
外交活动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氏族社会就已产生，但古代外交的含义不同于今天，主要是指人臣私见诸侯，例如《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范宁注为：“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而现代外交的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辞令”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解释为应对的言辞。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中对诸侯之间的对话的批注为“此外交辞令尔”。外交辞令又作外交词令，见于钱钟书《围城》：“辛楣自以为这个英文字嵌得非常妙，不愧外交词令。”在这里解释为用于交往的空套话。综合古代和现代对外交的定义，本文将由官方组织的、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交流活动界定为外交，外交辞令就是指适用于外交场合的话语。所以，外交辞令需要包含以下三个要素：涉及两个国家、由官方组织、目的是维护本国利益。例如，《国语·晋语》辛俞从栾氏出奔一篇，虽然涉及两个国家，但其中辛俞属于被抓无奈，不是官方选派，所以不算是外交辞令。再如，《国语·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中，也涉及越国和吴国两个国家，但其中的辞令主要是范蠡向越王进谏的话语，不是两个国家的直接对峙，所以也不纳入本篇文章的考察范围。根据以上标准，笔者在对《国语》进行穷尽式搜索后，认为《国语》中涉及外交辞令的篇目一共有25篇，約占全文的1/10，数量相当可观。
《国语》作为一部记言史书，其精湛的语言为人所叹服，而外交辞令更是其言语表达中极其有特色的一部分，外交辞令的出彩与修辞的运用不无关系。修辞使外交辞令富于形象性，增强说理性，更有利于说理者思想的表达。通过研究其中的外交辞令的修辞方式不仅可以了解《国语》在语言上的特色，更有助于我们窥见当时的社会现状和风俗习惯，推动我们对先秦政治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二、《国语》外交辞令中的修辞
《国语》中的外交辞令生动形象，内蕴深厚，是春秋时期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对它的研究也多在语言形象和文化内涵上，其实，《国语》外交辞令有着丰富的修辞手段，为说理增强了逻辑性和信服力。
（一）引用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讲道： 引用定义为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也就是说引用就是指在作品中直接引用现成的成语、格言等，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引用通常有明引和暗引两种方式，明引就是用引号直接标注出所引句子、成语等或者引用原文的大致意思，一般都标出出处;暗引不标出处，直接把所要引用的原文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国语》外交辞令中运用引用的一共有四篇，例如，《国语·周语中》中《阳人不服晋侯》一篇，周襄王从郑国回到王城后将阳樊赐给了晋文公，但阳樊人却不肯归附晋国，于是晋文公派兵包围了阳樊。这时，阳樊人仓葛挺身而出，他先是说明不敢归附晋国的原因是他们动用武力来拆毁他们的宗庙、杀戮他们的百姓，然后进一步引用俗语：
“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
武力不能炫耀，文德不能藏匿，夸耀武力就会没有威严，隐匿文德就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强调高明的统治者不应滥用武力，而应该以德服人，仓葛据理力争，果然说动了晋文公，最终解决了争端。再如，《国语·楚语》中《诸稽郢行成于吴》一篇引用谚语：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
一份外交辞令如果能让对方感到信服，那就证明劝说已经成功了一半，《国语》的外交辞令中之所以引用的主要是谚语，也是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强说服力，并且能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丰富对话的内涵。
（二）对照
对照，就是把两个对立的事物或者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对照是《国语》外交辞令中比较常用的修辞手段，运用这种手段的一共有13篇文章，外交家们通常摆出一个事物或事件的正反两方面进行对比，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自己想要强调的那方面，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国语·鲁语下》中《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一篇，鲁昭公十三年，诸侯在平丘会盟时，晋国拒绝鲁国会盟。季平子到晋国去讲理，结果被扣留，于是子服惠伯去见韩宣子请求他放人，子服惠伯首先说道诸侯会盟就是集结大家的诚信，如果不让鲁国参加，那么就是有失信义了。
“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
紧接着回忆历史，强调鲁国曾在过去帮助过晋国，面对强大的齐国也没有退缩，而是决定与晋国同进退。最后连用三个反问句：
“今信蛮、夷而弃之，夫诸侯之勉于君者，将安劝矣？若弃鲁而苟固诸侯，群臣敢惮戮乎？诸侯之事晋者，鲁为勉矣。若以蛮、夷之故弃之，其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
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听信他人而背弃鲁国将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韩宣子被子服惠伯的话所打动，于是就放季平子回去了。在这段话中，子服惠伯站在晋国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信鲁国”的利和“不信鲁国”的弊，不卑不亢，情真意切。再如，《国语·晋语三》中《吕甥逆惠公于秦》当中，面对咄咄逼人的秦穆公，吕甥没有退缩，先是分析秦穆公的心理，知道他的顾虑是怕放国君回去后晋国会报复他，于是先回答了晋国的内部并不和谐，然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不和”的原因：
“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丧者，不惮征缮以立孺子，曰：‘必报仇，吾宁事齐、楚，齐、楚又交辅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无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来，故久。”
其症结核心在于“不念其君”与“思其君”，最后从“君子”和“小人”两个角度回答了问题：
“小人忌而不思，愿从其君而与报秦，是故云。其君子则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纳之，能执之，则能释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 最终使秦穆公放下了顾虑，改善了惠公的待遇并放其回国。整个说理过程中，吕甥抓住对方心理，用对照的方式回答了问题，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三）排比
排比，就是把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成串，形成一个整体。排比包括并列排比、承接排比和递进排比。《国语》外交辞令中仅有五篇采用了排比句式。虽然运用得不多，但这并不代表排比的作用不大，外交辞令中排比句的运用不仅可以增强说话者的气势，增强节奏感，并且能够增强说辞的感染力，显得情感洋溢。例如，《国语·楚语下》中《王孙圉论楚宝》一篇，楚国大夫王孙圉在晋国访问时，晋国大夫赵简子戴着能发出声响的玉前来炫耀，故意问王孙圉楚国的白珩还在不在，王孙圉回答楚国并没有把它当成宝贝，紧接着说在楚国当成宝贝的是观射父，因为他能发表训导和外交辞令，来和各诸侯国打交道;有左史倚相，能够说出训导和典章，使国君不忘记先王的基业;还有叫作云连徒洲的多草之湖，用于军备，来防备未料的患难;等等，在楚国，白珩只算是一个玩物而不是宝贝，最后他连用六个排比句：
“圣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
强调了在楚国看来对国家有益的人才和物产才是瑰宝，在维护立场的同时正面表达了楚国的政治主张，显得气势十足。
（四）反问
反问就是以疑问的句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用否定表达肯定，以加重语气的修辞手段，反问只问不答，答案包含在反问句当中。反问是《国语》外交辞令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段，涉及的文章共有16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国语·鲁语下》中《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一篇：
“今信蛮、夷而弃之，夫诸侯之勉于君者，将安劝矣？若弃鲁而苟固诸侯，群臣敢惮戮乎？诸侯之事晋者，鲁为勉矣。若以蛮、夷之故弃之，其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
子服惠伯连用三个反问句，表面上是在问韓宣子，实际上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背弃鲁国会给晋国带来危害。再如《，国语·越语上》中《勾践灭吴》一篇：
“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在这里，文种也是连用反问句来拉近与夫差的距离，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外交辞令中反问的使用能够增强说话者的语气，引起对方的反思，同时增强气势，达到说理的目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委婉
委婉就是不直说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是故意把话说得婉转、含蓄一点，委婉是古汉语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古代由于等级森严，再加上十分注重礼节，所以说话写文章都要求要婉言曲达，委婉语在古代应用得十分广泛，《国语》外交辞令中涉及的就有七篇文章，例如，《国语 ·吴语》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一篇：
“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亲辱于弊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我不遵守天道，得罪了君王，以至于君王亲自来到我的国家”，但实际意思是在说越王带兵攻打吴国。再如，《国语·周语中》中《阳人不服晋侯》中“使无有远志”一句用“远志”来表示叛离之心。外交辞令中委婉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增强说辞的成功概率，显得委婉而有礼貌。
（六）其他修辞
《国语》外交辞令中除了以上五种常用的修辞，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其他修辞，比如，《国语·吴语》中《诸稽郢行成于吴》一篇：
“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君王对于越国的恩情，能让死人复活，白骨生肌。”在这里诸稽郢运用夸张的手法夸大了吴国的恩情，目的就是希望吴国能够同意越国的求和。再如，《国语·吴语》中《夫差退于黄池使王孙苟告于周》中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重复使用“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一句，把如今攻打齐国和过去攻打楚国联系起来，强调攻打齐国的合理性。而“簦笠相望于艾陵”一句又用了借代的手法，“簦笠”原指雨具，在这里表示冒雨与齐军交战，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简洁而又凝练。总之，《国语》的外交辞令中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研究价值很高。
三、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外交辞令中运用修辞的原因
认知语言学是近年来在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它是一门直接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认知的角度分析各种语言现象的科学，包括概念、范畴等原则。认知语言学和修辞学虽然兴起时间不同，基本内容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修辞学中的比喻和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就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以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研究修辞学不仅可以给修辞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角，提高语言研究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从整体上来看，外交辞令中蕴含丰富的修辞手法有其特殊的认知原因。外交辞令作为国与国之间交际的话语，首先要求其必须简洁有力，不能拖沓;其次要内涵丰富，有理有据;最后要做到感染力强，能够引起对方的反思。优秀的外交辞令，以上三点缺一不可。而交际双方只有具备认知能力，拥有共同的语境知识、文化等因素，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识别出话语的真正内涵，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另外，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人文性，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中最能表达人性特点的，从语言中可以透视出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外交辞令关乎一个国家的利益，有时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这就要求外加人员在说理时一定要抓住对方心理，在切中要害的同时要又不失礼节，并且要随着对方的反应不断调整自己的话语，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外交辞令中运用丰富的修辞，是充分分析对方心理的必然结果，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比如，当引用历史传说、谚语等时，由于认知的无意识性，对方的日常经验会不自觉地引导其用已知知识去判断，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这样就把主观判断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起来，潜移默化中增加了己方言辞的可信度。再如，当我们列出正反两方面时，人的大脑会不自觉地把它们进行对比，进而得出说话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达到劝说的目的。
从具体内容上看，认知语言学在承认人类认知共通性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由于语言承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各个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春秋时期，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激化，文化上重视礼教观念，综观《国语》中的外交辞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外交家们说理时运用的修辞方式有所不同，但最后都抓住了“礼”这一核心观点，或是说明自己的做法是出于礼教，或是指出对方的不仁之处，总之，充分抓住了汉民族崇礼尚文的思想特征，为自己的说理披上一层道义的外衣，这样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真正做到了说理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国语·鲁语下》的《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中，季平子到晋国去讲理，结果被扣留，子服惠伯去见韩宣子请求他放季平子时，先说到晋国拒绝鲁国会盟是有失信义的行为：
“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
子服惠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道义，这就为接下来的说理奠定了道德基础。
同时，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更是主观和客观的联合，研究语义总是涉及人的主观意识或心理要素，即语言研究必须与人的概念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在外交辞令上的体现就是首先要抓住对方的心理，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劝说活动。《国语·晋语三》的《吕甥逆惠公于秦》当中，吕甥就是抓住了秦穆公的心理先回答晋国的内部并不和谐，引起秦穆公的兴趣，紧接着用对照的修辞方法进行说理，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强调事物的本质特征，让对方在对比中分清好坏。同理，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也是如此，利用人的心理因素，在叙述中广泛运用修辞，不仅使说理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富于文采，无形之中增强了气势，使说理得以顺利进行。
四、总结
《国语》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使得外交辞令形象生动，富于文采，内涵丰富，研究价值很高。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外交辞令中存在大量修辞的原因也为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总之，修辞手法的应用为外交辞令增添了特色，外交辞令也为修辞的应用提供了载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国语》鲜明的语言特色。
外交活动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氏族社会就已产生，但古代外交的含义不同于今天，主要是指人臣私见诸侯，例如《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范宁注为：“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而现代外交的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辞令”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解释为应对的言辞。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中对诸侯之间的对话的批注为“此外交辞令尔”。外交辞令又作外交词令，见于钱钟书《围城》：“辛楣自以为这个英文字嵌得非常妙，不愧外交词令。”在这里解释为用于交往的空套话。综合古代和现代对外交的定义，本文将由官方组织的、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交流活动界定为外交，外交辞令就是指适用于外交场合的话语。所以，外交辞令需要包含以下三个要素：涉及两个国家、由官方组织、目的是维护本国利益。例如，《国语·晋语》辛俞从栾氏出奔一篇，虽然涉及两个国家，但其中辛俞属于被抓无奈，不是官方选派，所以不算是外交辞令。再如，《国语·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中，也涉及越国和吴国两个国家，但其中的辞令主要是范蠡向越王进谏的话语，不是两个国家的直接对峙，所以也不纳入本篇文章的考察范围。根据以上标准，笔者在对《国语》进行穷尽式搜索后，认为《国语》中涉及外交辞令的篇目一共有25篇，約占全文的1/10，数量相当可观。
《国语》作为一部记言史书，其精湛的语言为人所叹服，而外交辞令更是其言语表达中极其有特色的一部分，外交辞令的出彩与修辞的运用不无关系。修辞使外交辞令富于形象性，增强说理性，更有利于说理者思想的表达。通过研究其中的外交辞令的修辞方式不仅可以了解《国语》在语言上的特色，更有助于我们窥见当时的社会现状和风俗习惯，推动我们对先秦政治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二、《国语》外交辞令中的修辞
《国语》中的外交辞令生动形象，内蕴深厚，是春秋时期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对它的研究也多在语言形象和文化内涵上，其实，《国语》外交辞令有着丰富的修辞手段，为说理增强了逻辑性和信服力。
（一）引用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讲道： 引用定义为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也就是说引用就是指在作品中直接引用现成的成语、格言等，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引用通常有明引和暗引两种方式，明引就是用引号直接标注出所引句子、成语等或者引用原文的大致意思，一般都标出出处;暗引不标出处，直接把所要引用的原文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国语》外交辞令中运用引用的一共有四篇，例如，《国语·周语中》中《阳人不服晋侯》一篇，周襄王从郑国回到王城后将阳樊赐给了晋文公，但阳樊人却不肯归附晋国，于是晋文公派兵包围了阳樊。这时，阳樊人仓葛挺身而出，他先是说明不敢归附晋国的原因是他们动用武力来拆毁他们的宗庙、杀戮他们的百姓，然后进一步引用俗语：
“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
武力不能炫耀，文德不能藏匿，夸耀武力就会没有威严，隐匿文德就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强调高明的统治者不应滥用武力，而应该以德服人，仓葛据理力争，果然说动了晋文公，最终解决了争端。再如，《国语·楚语》中《诸稽郢行成于吴》一篇引用谚语：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
一份外交辞令如果能让对方感到信服，那就证明劝说已经成功了一半，《国语》的外交辞令中之所以引用的主要是谚语，也是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强说服力，并且能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丰富对话的内涵。
（二）对照
对照，就是把两个对立的事物或者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对照是《国语》外交辞令中比较常用的修辞手段，运用这种手段的一共有13篇文章，外交家们通常摆出一个事物或事件的正反两方面进行对比，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自己想要强调的那方面，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国语·鲁语下》中《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一篇，鲁昭公十三年，诸侯在平丘会盟时，晋国拒绝鲁国会盟。季平子到晋国去讲理，结果被扣留，于是子服惠伯去见韩宣子请求他放人，子服惠伯首先说道诸侯会盟就是集结大家的诚信，如果不让鲁国参加，那么就是有失信义了。
“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
紧接着回忆历史，强调鲁国曾在过去帮助过晋国，面对强大的齐国也没有退缩，而是决定与晋国同进退。最后连用三个反问句：
“今信蛮、夷而弃之，夫诸侯之勉于君者，将安劝矣？若弃鲁而苟固诸侯，群臣敢惮戮乎？诸侯之事晋者，鲁为勉矣。若以蛮、夷之故弃之，其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
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听信他人而背弃鲁国将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韩宣子被子服惠伯的话所打动，于是就放季平子回去了。在这段话中，子服惠伯站在晋国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信鲁国”的利和“不信鲁国”的弊，不卑不亢，情真意切。再如，《国语·晋语三》中《吕甥逆惠公于秦》当中，面对咄咄逼人的秦穆公，吕甥没有退缩，先是分析秦穆公的心理，知道他的顾虑是怕放国君回去后晋国会报复他，于是先回答了晋国的内部并不和谐，然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不和”的原因：
“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丧者，不惮征缮以立孺子，曰：‘必报仇，吾宁事齐、楚，齐、楚又交辅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无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来，故久。”
其症结核心在于“不念其君”与“思其君”，最后从“君子”和“小人”两个角度回答了问题：
“小人忌而不思，愿从其君而与报秦，是故云。其君子则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纳之，能执之，则能释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 最终使秦穆公放下了顾虑，改善了惠公的待遇并放其回国。整个说理过程中，吕甥抓住对方心理，用对照的方式回答了问题，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三）排比
排比，就是把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成串，形成一个整体。排比包括并列排比、承接排比和递进排比。《国语》外交辞令中仅有五篇采用了排比句式。虽然运用得不多，但这并不代表排比的作用不大，外交辞令中排比句的运用不仅可以增强说话者的气势，增强节奏感，并且能够增强说辞的感染力，显得情感洋溢。例如，《国语·楚语下》中《王孙圉论楚宝》一篇，楚国大夫王孙圉在晋国访问时，晋国大夫赵简子戴着能发出声响的玉前来炫耀，故意问王孙圉楚国的白珩还在不在，王孙圉回答楚国并没有把它当成宝贝，紧接着说在楚国当成宝贝的是观射父，因为他能发表训导和外交辞令，来和各诸侯国打交道;有左史倚相，能够说出训导和典章，使国君不忘记先王的基业;还有叫作云连徒洲的多草之湖，用于军备，来防备未料的患难;等等，在楚国，白珩只算是一个玩物而不是宝贝，最后他连用六个排比句：
“圣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
强调了在楚国看来对国家有益的人才和物产才是瑰宝，在维护立场的同时正面表达了楚国的政治主张，显得气势十足。
（四）反问
反问就是以疑问的句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用否定表达肯定，以加重语气的修辞手段，反问只问不答，答案包含在反问句当中。反问是《国语》外交辞令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段，涉及的文章共有16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国语·鲁语下》中《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一篇：
“今信蛮、夷而弃之，夫诸侯之勉于君者，将安劝矣？若弃鲁而苟固诸侯，群臣敢惮戮乎？诸侯之事晋者，鲁为勉矣。若以蛮、夷之故弃之，其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
子服惠伯连用三个反问句，表面上是在问韓宣子，实际上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背弃鲁国会给晋国带来危害。再如《，国语·越语上》中《勾践灭吴》一篇：
“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在这里，文种也是连用反问句来拉近与夫差的距离，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外交辞令中反问的使用能够增强说话者的语气，引起对方的反思，同时增强气势，达到说理的目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委婉
委婉就是不直说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是故意把话说得婉转、含蓄一点，委婉是古汉语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古代由于等级森严，再加上十分注重礼节，所以说话写文章都要求要婉言曲达，委婉语在古代应用得十分广泛，《国语》外交辞令中涉及的就有七篇文章，例如，《国语 ·吴语》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一篇：
“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亲辱于弊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我不遵守天道，得罪了君王，以至于君王亲自来到我的国家”，但实际意思是在说越王带兵攻打吴国。再如，《国语·周语中》中《阳人不服晋侯》中“使无有远志”一句用“远志”来表示叛离之心。外交辞令中委婉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增强说辞的成功概率，显得委婉而有礼貌。
（六）其他修辞
《国语》外交辞令中除了以上五种常用的修辞，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其他修辞，比如，《国语·吴语》中《诸稽郢行成于吴》一篇：
“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君王对于越国的恩情，能让死人复活，白骨生肌。”在这里诸稽郢运用夸张的手法夸大了吴国的恩情，目的就是希望吴国能够同意越国的求和。再如，《国语·吴语》中《夫差退于黄池使王孙苟告于周》中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重复使用“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一句，把如今攻打齐国和过去攻打楚国联系起来，强调攻打齐国的合理性。而“簦笠相望于艾陵”一句又用了借代的手法，“簦笠”原指雨具，在这里表示冒雨与齐军交战，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简洁而又凝练。总之，《国语》的外交辞令中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研究价值很高。
三、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外交辞令中运用修辞的原因
认知语言学是近年来在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它是一门直接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认知的角度分析各种语言现象的科学，包括概念、范畴等原则。认知语言学和修辞学虽然兴起时间不同，基本内容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修辞学中的比喻和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就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以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研究修辞学不仅可以给修辞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角，提高语言研究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从整体上来看，外交辞令中蕴含丰富的修辞手法有其特殊的认知原因。外交辞令作为国与国之间交际的话语，首先要求其必须简洁有力，不能拖沓;其次要内涵丰富，有理有据;最后要做到感染力强，能够引起对方的反思。优秀的外交辞令，以上三点缺一不可。而交际双方只有具备认知能力，拥有共同的语境知识、文化等因素，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识别出话语的真正内涵，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另外，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人文性，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中最能表达人性特点的，从语言中可以透视出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外交辞令关乎一个国家的利益，有时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这就要求外加人员在说理时一定要抓住对方心理，在切中要害的同时要又不失礼节，并且要随着对方的反应不断调整自己的话语，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外交辞令中运用丰富的修辞，是充分分析对方心理的必然结果，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比如，当引用历史传说、谚语等时，由于认知的无意识性，对方的日常经验会不自觉地引导其用已知知识去判断，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这样就把主观判断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起来，潜移默化中增加了己方言辞的可信度。再如，当我们列出正反两方面时，人的大脑会不自觉地把它们进行对比，进而得出说话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达到劝说的目的。
从具体内容上看，认知语言学在承认人类认知共通性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由于语言承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各个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了不同民族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春秋时期，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激化，文化上重视礼教观念，综观《国语》中的外交辞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外交家们说理时运用的修辞方式有所不同，但最后都抓住了“礼”这一核心观点，或是说明自己的做法是出于礼教，或是指出对方的不仁之处，总之，充分抓住了汉民族崇礼尚文的思想特征，为自己的说理披上一层道义的外衣，这样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真正做到了说理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国语·鲁语下》的《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中，季平子到晋国去讲理，结果被扣留，子服惠伯去见韩宣子请求他放季平子时，先说到晋国拒绝鲁国会盟是有失信义的行为：
“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
子服惠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道义，这就为接下来的说理奠定了道德基础。
同时，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更是主观和客观的联合，研究语义总是涉及人的主观意识或心理要素，即语言研究必须与人的概念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在外交辞令上的体现就是首先要抓住对方的心理，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劝说活动。《国语·晋语三》的《吕甥逆惠公于秦》当中，吕甥就是抓住了秦穆公的心理先回答晋国的内部并不和谐，引起秦穆公的兴趣，紧接着用对照的修辞方法进行说理，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强调事物的本质特征，让对方在对比中分清好坏。同理，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也是如此，利用人的心理因素，在叙述中广泛运用修辞，不仅使说理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富于文采，无形之中增强了气势，使说理得以顺利进行。
四、总结
《国语》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使得外交辞令形象生动，富于文采，内涵丰富，研究价值很高。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外交辞令中存在大量修辞的原因也为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总之，修辞手法的应用为外交辞令增添了特色，外交辞令也为修辞的应用提供了载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国语》鲜明的语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