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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那代是兄弟四个，我爷爷最小，行四。
我爷爷的大哥，我叫大爷。大爷有两个儿子，老大有点儿闷，不爱说话，都叫他大哑巴。其实他不是哑巴，会说话，只是不爱说话，话少，少得像个哑巴。我们这一辈儿的，都叫他大哑巴大爷。大哑巴大爷打了一辈子光棍，年轻时是个小光棍，老了，是个老光棍，死了，就绝户了。
大哑巴大爷一辈子没什么故事，像个哑巴似的活着，像个哑巴似的死去。有一次，他去我们家，看见我们家墙上一张刚刚洗出、放大的照片，那是我读县师范时照的一张照片，十七岁，抬头挺胸、意气风发的样子。他看着看着，乐了，说：“这张相照的，出洋相。”他的意思是不喜欢，在嘲讽我。他习惯的是那种苦着脸、蔫头耷脑的照片，我这种风格的，他不接受。
这是我记得的他唯一的一句话。本来我对他并不反感，听了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有点儿烦他。
大爷的二儿子和他哥完全相反，聪明，能说会道，长得英俊，看着就招人喜欢。大爷在老二的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从小就把他送到学堂，希望他长大后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老二也争气，脑子快，学习用功，经常受到先生的表扬。小学上完，大爷又努着老命，供他去县里上中学。
1941年，老二十六岁，每次从县里的中学回家，都给他爹拿回两张百分的卷子。大爷透过这一张一张卷子，看到了儿子的大好前程，日子再苦，也要供他把中学读完。
这年冬天，当地除了闹日本鬼子，闹游击队，还闹各路土匪。土匪经常夜里摸进各村，抢粮食，抢牲口，抢女人，绑票。
土匪绑票，绑的都是财主家的票。财主家有钱，有粮，有牲口，绑了他们的票，他们有能力去赎。绑了穷人家的票，穷人没有能力去赎，票只好撕了。土匪绑票不是为了自己撕，撕票没意义，还伤天害理。绑票是为了用票去换钱，换粮食，换牲口。所以，土匪在绑票之前，都先打听好了，哪个村的谁家，是财主，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几个儿子，几个闺女，儿子里哪个最有出息，是一家子的命根子，好了，就是他了。然后踩点儿，摸清这家在村子里的具体位置，再确定行动的具体日期。
一天夜里，一股土匪悄悄地摸进了我们村。我们村里有一个财主，姓张，在村子的西头儿。这股土匪要绑的就是张财主的儿子。大爷家住在村子的东头儿，大爷家的家底和张财主家根本没法儿比。大爷有时给张财主家做长工，有时打短工，这要看张财主家的活多活少。两家的实力从此可看出高低。
那天夜里，土匪从山里下来，走了很长时间的夜路，到了村子，土匪的头目转向了，把东当作了西，把西当作了东，东西不分了。土匪头目一转向，十几个喽啰大部分也糊涂了，有两个不转向的，头目一骂人，也就跟着转向了。
头目一转向，大爷家遭了殃。他们把大爷家当成了张财主家了。如果是白天，一看房子、院墙，就知道大爷家肯定不是张财主家。三更半夜的，土匪虽然有些疑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一个土匪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其他土匪手持长枪、短枪，还有大刀、长矛，旋风一样闯进了大爷的家里。大爷一家还在睡梦之中，冷冰冰的枪口，已经顶在了眉心。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大爷一家四口吓得浑身似筛糠，一声都不敢吭。
那天大爷的二儿子正好回家过周末，该他倒霉，他被当成张财主的儿子，让土匪绑票了。土匪把老二绑了，嘴里塞了破布，装进麻袋，扔到门外的马车上。临走，土匪头目撂下一句话，想要儿子，三天之内，带着二十块大洋，到后河十里坡找震八方赎人。后河十里坡是个地名，村里人都知道，在村北三十里外的大山里，震八方是一股土匪的名號，在当地名气很大。
这股土匪走出院子的时候，把门口一条吓成一摊烂泥的狗，一棒打死，和老二一样，扔进了马车。
从一进大爷家的大门，土匪头目就觉得不对劲儿，出了村子，他就把老二嘴里的破布掏出，问明情况，这才知道是绑错了票。再想回去，已经晚了，大爷家一叫，村里就响起了锣声，家家的青壮男人，都手持刀棒、火把，跑到了街上。土匪只好将错就错地把老二带回了驻地。
老二手脚被绳子捆着，扔进了一间闲置的柴房。土匪们等着大爷家拿钱赎人。
土匪一走，大爷家就开始借钱，先和亲兄弟借，然后是亲戚，二十块大洋两天内就凑齐了。二十块大洋虽然不是个小数儿，可毕竟人命关天，兄弟亲戚虽然家中都不富余，也都倾囊而助了。钱筹齐了，得找个人送去，交了钱，把人带回来。这个人不但可靠，还得有胆量，毕竟是去土匪窝子，也算是深入虎穴了。选来选去，大爷选中了本村田家的田横，田横胆子大，交往广，和游击队、日本人、土匪都能说上话。
大爷就去找田横，田横开始还不愿意去，嫌路远，嫌不安全，大爷答应给他两块大洋，他才答应带钱去赎人。第三天，田横拿着大爷的二十块大洋，去后河十里坡赎人。走到半路，田横掂了掂手中的大洋，听着大洋相互撞击发出的悦耳响声，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拿着这二十块大洋，跑到了口外，从此人间蒸发了。口外，就是张家口以西，山西、内蒙古等地。
等大爷知道被田横骗了，已经是四天以后了。此时，田横的老婆和孩子，也已下落不明，肯定是被田横偷偷地接走了。
大爷无奈，只好再次筹钱。第一次借钱，还没等大爷把话说完，大家便倾囊而出；第二次借钱，大爷磨破了嘴皮子，在兄弟、亲戚家再也借不出钱了。很多家是真没了，有的家即使还有，也不敢借了。大爷就向亲戚之外的乡亲们借，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把二十块大洋重新筹齐。这时，已经是老二被绑走后的第十天了。
十天里，老二的手脚一直被麻绳捆着，双手和双脚血液不流通，慢慢地就变黑，坏死了。土匪想起来，就用破碗盛点儿剩饭，扔到他的面前，被捆住手脚的老二，就像猪一样，用嘴拱着吃。喝水，也是像猪一样，拱着喝。却没人想着给他松开麻绳，活动活动手脚。
大爷第二次凑够了二十块大洋，再也不敢找别人了，这次他亲自推着小车进山，去把儿子赎了回来。儿子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就像后来减肥减猛了的电视台女主持人，皮包骨的女模特，从坟里挖出的骷髅。皮包骨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老二的手和脚，已经彻底坏死，已经变成四块风干的腊肉了。大爷想到了所有他认为应该想到的办法，想把老二的手脚救过来，让它们重新活动自如，最终无效。 老二的手脚，最终从他的手腕和脚腕上，脱落了。没了手脚，人立刻变得简洁而且怪诞。老二的学业理所当然地中断了，大爷在这个儿子身上寄托的所有希望，也都破灭了。
没了手，照样可以干活儿。写字，就用两只手腕夹着毛笔；切菜，就用两个手腕夹着菜刀；吃饭，是在右手的手腕上绑一根布条，把勺子插在布条里，照样吃得脑门儿冒汗。总之，没了手，什么活儿都可以干；没了脚，照样可以走路。怎么走？跪着走。把胶皮裹在膝盖上，里面塞着破布、旧棉絮，照样走得不慢。老二的父母、哥哥死后，他一个人生活，村里把他五保了。村里派人定期给他搞搞卫生，拆洗被褥。平时的生活，都是他自己料理。当然，没有结婚，哪家的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没手没脚的男人呢？
晚辈的，比如我，都叫他秃爪大爷。同辈的，或者长辈的，都叫他秃爪子。有些残忍，有些恶作剧，却很生动，也很形象。没有恶意。
秃爪大爷被五保了，他对新社会怀着感激之情，对毛主席更是怀着敬仰之情。一天三顿饭，每次饭前，他都要跪在土炕上，冲着墙上的领袖像，举起没了右手的右臂，向领袖表达敬仰、感激之情，然后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东方红》，或者《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完，才开始喝汤、吃饭。
我小的时候，有幾次母亲下地干活，没有人看我，就把我扔给了秃爪大爷。秃爪大爷家，有一股浓浓的只有光棍身上才有的污浊之气，我很不喜欢，但我只能忍耐。秃爪大爷做出的饭菜，也有一股光棍家特有的怪味儿，饿急了，我也皱着眉头，和他一块儿吃。饭后，他带着我上街，他跪着走，我站着走。总觉得他跪着走路有意思，于是和他一样，以膝代脚，跪行数米。顿觉疼痛难忍，裤子的膝盖处也破了两个洞。为这，母亲下地回来，把我摁在炕沿上，赏了我一顿笤帚疙瘩。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秃爪大爷全身溃烂，已经卧床不起。我周末回家，去后院看他，用手推车推着他去卫生所换药。他的身上已经多处化脓，大夫用大号针头把他体内的脓水吸出来，一针一针，吸了好几针。我带他去换了几次药，并嘱咐他安心养病。秃爪大爷临死的时候，还在念叨我，说我仁义、心眼好。可惜的是，他一死就被村里草草掩埋了，没人告诉我，我没有送他最后一程。
秃爪大爷正经上过中学，是个好学生，没了手脚后，仍然喜欢看一些小说、话本。他经常给我讲书上的故事，有时还边讲边唱，很有意思。他讲得最好的是《隋唐演义》，他最喜欢的人物是秦琼和罗成。
大爷家的老二被赎回半年以后，另一拨土匪趁着月色摸进了我们村，目标还是财主张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一进村也转了向，认错了门儿。把和张家隔着八丈远的季家，当成了张家。季家十八岁的大儿子，被当成肉票，绑走了。要的也是二十块大洋，期限也是三天。季家穷，本家少，用了五天才把赎金凑齐。
五天里，季家老大的手脚一直被麻绳捆着，万幸的是他的两只手腕捆得松，血液还能在手上流动，所以两只手保住了。两只脚被捆得紧，血液不流通了很快坏死，脱落了。季家老大以后走路，和大爷家的老二一样，只能以膝代脚跪行了。幸运的是，他还有两只活动自如的手。
相好的
二爷是我爷爷的二哥，他有三个孩子，两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成人后就嫁到外村，后来又不经常回来，所以我没有印象。二爷的儿子叫宝田，因为比我的父亲年龄小，我应该叫叔叔。可我们那儿把“叔叔”叫成“伯伯”，读音又读成了“百百”。“百百”可能是从“白白”那儿来的，“白白”是从“伯伯”那儿来的。所以，我们那儿叫叔叔不叫“叔叔”叫“伯伯”，伯伯又读半边读成了“白白”，白白发音又不准，叫成了“百百”。
有点儿像绕口令。
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叫宝田叔叔，都叫“宝田百百”。叫其他叔叔，也叫成“百百”。
父亲的同辈，比他大的，应该叫伯伯，我们不叫“伯伯”而是叫“大爷”。
爷爷辈的，排行老大的，我们叫大爷；父亲辈的，比父亲年长的，我们也叫大爷，不是叫乱了吗？乱不了，此大爷非彼大爷。爷爷辈的大爷中的“爷”，读二声；叫“大爷”的时候，重音放在“爷”上。父亲辈大爷里的“爷”，读轻声，叫“大爷”的时候，重音放在“大”上。老北京都这么叫，我们那儿属于北京的远郊，也这么叫。
宝田有一个儿子，叫铁牛，铁牛和我同辈，比我大，我叫铁牛哥。宝田的媳妇，在儿子铁牛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宝田一直没有再娶，一个老光棍，带着一个小光棍，就这么一天天把个寡淡的日子，过下去。宝田自己却不觉得日子寡淡，他觉得日子很滋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村里有个相好的。
宝田的相好叫东英，是小有子的媳妇。小有子和东英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她爹小有子，一天天眉眼越来越像宝田。这孩子八成是宝田的种，抢在小有子之前，发芽了。小有子也看出这丫头儿哪哪都不像自己，开始是模样不像，后来发现连脾气都不像自己，却越来越像宝田了。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宝田和东英好，差不多是公开的。有时他去东英家，小有子和孩子们都在，东英欢迎他，别人也不嫌弃。就是聊聊天，正常的串门儿。如果家里只有东英一个人，他们才匆匆忙忙地相好一次。有时东英去宝田家，用头巾包着脸，整得像个阿拉伯女人似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贼一样东瞅一眼，西瞅一眼，然后溜进宝田家。
宝田的儿子铁牛，很小就到煤矿上挖煤去了，家里就剩下了宝田一个人，这就给他和东英偷情提供了方便。其实，东英用不着包脸，也用不着鬼鬼祟祟，像个贼似的，她就是大大方方地进出宝田家，也没人大惊小怪。可这种事儿，要是能大大方方地去干，也就没劲了。这种事儿，妙就妙在鬼鬼祟祟，妙就妙在胆战心惊。东英就是包着脸，别人也能一眼认出那是东英。认出了也假装没认出，故意不叫她。东英就很得意，进出宝田家也就更频繁了。
邻居家的四凤问她娘，意思是东英去宝田家串门儿，为什么还包着脸呢？她娘就说，因为她要去干不要脸的事儿了，所以就把脸包起来了。四凤又问，她是去偷东西吗？她娘说，不是偷东西，是偷人。四凤问，啥叫偷人？她娘想了想，说，偷人就是包着脸，贼一样地去人家串门儿。别问了，也别乱说。 后来，铁牛挖煤的煤矿出了事故，好几个工友就在他的眼前被砸成了肉饼，铁牛受了刺激，再也不敢下井了，从煤矿跑了回来。从此，铁牛再也没有出过村子。在村里种地，再苦再累，也不会被砸成肉饼。铁牛一回来，还是和他爹一块儿过，又是两根光棍儿。儿子在家，宝田就不好再在家里和东英相好，害得两个人很不方便。
再后来，铁牛结婚了，虽然和父亲分开过，可还是在一个院子里。有了儿媳妇，老公公再和东英相好，就更不方便了。儿媳妇很快就知道了公公和东英的事儿，就好言劝说公公：要找，就找个合适的女人。东英有男人，有子女，和她好，多不合适。
宝田有点儿下不来台，赌咒发誓，自己和东英是清白的，比清白还清白！
儿媳妇就笑了，不再说这事儿。
铁牛娶媳妇之前，东英有时还以借东西、还东西的名义过来看看、坐坐，铁牛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娶了媳妇，东英就很少来了。有几次宝田和东英实在熬不住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相好，宝田就把东英装在麻袋里，像背粮食一样，把他背回了家。關上门，死劲儿地相好，尽兴了，宝田又把东英装在麻袋里，把她背了出去。
儿媳妇早就透过窗户，把一切尽收眼底。她看得清清楚楚，老公公背相好的进来的时候，两只脚还是有力的，走路咚咚的。等他背着相好的出去时，两条腿已经打晃儿，两只脚就像踩在了棉花上。儿媳妇就笑了，两个老东西，这是豁出老命了。
看过几次后，儿媳妇从屋里出来了。那天，宝田和东英折腾够了，宝田又背东英出来，儿媳妇也出来了，问公公，麻袋里装的是啥？宝田晃着两条软得快要站不住的腿，说，棒子豆，去磨点儿棒子面。棒子就是玉米，棒子豆就是玉米豆。媳妇说，咋看着不像棒子豆，倒像是一头猪，或者是一个人，里面不会是个人吧？公公赶紧说，不是人，怎么会是人呢！有用麻袋装人的么？媳妇就说，不是人就好。要是人可得小心点儿，千万别磕了碰了，别让人看见！
宝田和东英就知道，这件事露馅儿了。儿媳妇不但自己看得紧了，还去找了东英的男人小有子，嘱咐他看好自己的媳妇。小有子本来在这件事上态度模糊，现在人家的儿媳妇都找上门来了，他的态度一下子明朗了。宝田再去他家串门，变得不受欢迎了，不但他冷着脸不搭理人了，连三个孩子也开始把他往出轰了。小有子开始把媳妇看得紧了，只要东英一出门，就派个孩子跟着，让她没有和宝田单独相好的机会。
看不见对方，看见了不能单独相处，两个人就觉得这日子没法儿过了。离开对方，日子没法儿过了。东英和小有子摊牌了：离婚！不离婚，毋宁死！小有子不同意，他也想不明白，过了大半辈子，孩子都快成人了，撒的哪门子癔症，离的哪门子婚呀！说完好话说狠话，哄着不成就棍棒伺候，怎么着都不能动摇东英离婚的决心。
问她为啥要离婚？回答为了嫁给宝田。
问她宝田哪儿比我好？回答哪儿都比你好。
小有子又去找宝田，把他堵在一个墙角，突然掏出一把杀猪刀来，顶在了宝田的脖子上。宝田有种，眼皮都不多眨一下，说，捅死我得了，我早就不想活了。小有子一看这孙子不怕死，自己先软了，扔了刀子，扑通跪下了，说，你就放过东英吧，没了她，我和三个孩子怎么过？宝田说，东英是你媳妇，你为什么来求我？说完，转身走了。
闹得不像话，闹得不可收拾，小有子和东英终于离了婚，东英嫁给了宝田，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宝田和东英，偷情偷了半辈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在一起过日子了。都觉得他们会把日子过得很幸福，两个人更是觉得姻缘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你恩我爱，白头偕老。没想到，他们只在一起过了三个月，就离婚了。因为啥？合不来。
东英嫌宝田太懒，懒到晚上不洗脚。宝田嫌东英爱吃蒜，一嘴蒜臭，让人不敢靠近。东英就骂，结婚前你个王八蛋怎么不嫌老娘有蒜臭，抓到老娘就要吃嘴儿？宝田还嫌东英张嘴就“老娘老娘”的，粗俗。不仅有蒜臭，还粗俗。东英嫌宝田吃饭吧唧嘴，吃相难看，让人心烦，让人吃不下去，恨不得把手里的饭碗扣在他的脑袋上。宝田嫌东英做饭不好吃，而且饭后刷碗也刷不干净。
就是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人你骂我我骂你，你打我我打你，闹得鸡犬不宁。两个人都骂自己瞎了眼。还差一天半，两个人就在一起过了三个月，也不凑那个整儿了，离！就真的离了。离了婚的东英，当天就拿上自己的东西回了原来的家，问小有子，你要是愿意，明天咱们就去复婚。小有子喜出望外，赶紧说，愿意，愿意。就这样，东英和小有子复婚了，宝田重新成了一根光溜溜的棍儿。
东英再也不去找宝田了，宝田也不理东英了。甚至大街上走成对面，谁都不理谁了，好像两个陌生人。
记得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一个周末，我帮宝田百百家收庄稼。上午干了半天，累乏了，回去躺在他家炕上就睡着了。醒来，宝田已经做好了手擀面，面条煮好还过了水，吃在嘴里非常可口。调料是什么？蒜泥。新砸的蒜泥，蒜香扑鼻，又咸又辣，吃得我满头大汗，直呼过瘾。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宝田，我就想起那次的手擀面，想起那次又咸又辣的蒜泥。
他怎么能把过水面做得那么香呢？
我爷爷的大哥，我叫大爷。大爷有两个儿子，老大有点儿闷，不爱说话，都叫他大哑巴。其实他不是哑巴，会说话，只是不爱说话，话少，少得像个哑巴。我们这一辈儿的，都叫他大哑巴大爷。大哑巴大爷打了一辈子光棍，年轻时是个小光棍，老了，是个老光棍，死了，就绝户了。
大哑巴大爷一辈子没什么故事，像个哑巴似的活着，像个哑巴似的死去。有一次，他去我们家，看见我们家墙上一张刚刚洗出、放大的照片，那是我读县师范时照的一张照片，十七岁，抬头挺胸、意气风发的样子。他看着看着，乐了，说：“这张相照的，出洋相。”他的意思是不喜欢，在嘲讽我。他习惯的是那种苦着脸、蔫头耷脑的照片，我这种风格的，他不接受。
这是我记得的他唯一的一句话。本来我对他并不反感，听了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有点儿烦他。
大爷的二儿子和他哥完全相反，聪明，能说会道，长得英俊，看着就招人喜欢。大爷在老二的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从小就把他送到学堂，希望他长大后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老二也争气，脑子快，学习用功，经常受到先生的表扬。小学上完，大爷又努着老命，供他去县里上中学。
1941年，老二十六岁，每次从县里的中学回家，都给他爹拿回两张百分的卷子。大爷透过这一张一张卷子，看到了儿子的大好前程，日子再苦，也要供他把中学读完。
这年冬天，当地除了闹日本鬼子，闹游击队，还闹各路土匪。土匪经常夜里摸进各村，抢粮食，抢牲口，抢女人，绑票。
土匪绑票，绑的都是财主家的票。财主家有钱，有粮，有牲口，绑了他们的票，他们有能力去赎。绑了穷人家的票，穷人没有能力去赎，票只好撕了。土匪绑票不是为了自己撕，撕票没意义，还伤天害理。绑票是为了用票去换钱，换粮食，换牲口。所以，土匪在绑票之前，都先打听好了，哪个村的谁家，是财主，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几个儿子，几个闺女，儿子里哪个最有出息，是一家子的命根子，好了，就是他了。然后踩点儿，摸清这家在村子里的具体位置，再确定行动的具体日期。
一天夜里，一股土匪悄悄地摸进了我们村。我们村里有一个财主，姓张，在村子的西头儿。这股土匪要绑的就是张财主的儿子。大爷家住在村子的东头儿，大爷家的家底和张财主家根本没法儿比。大爷有时给张财主家做长工，有时打短工，这要看张财主家的活多活少。两家的实力从此可看出高低。
那天夜里，土匪从山里下来，走了很长时间的夜路，到了村子，土匪的头目转向了，把东当作了西，把西当作了东，东西不分了。土匪头目一转向，十几个喽啰大部分也糊涂了，有两个不转向的，头目一骂人，也就跟着转向了。
头目一转向，大爷家遭了殃。他们把大爷家当成了张财主家了。如果是白天，一看房子、院墙，就知道大爷家肯定不是张财主家。三更半夜的，土匪虽然有些疑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一个土匪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其他土匪手持长枪、短枪，还有大刀、长矛，旋风一样闯进了大爷的家里。大爷一家还在睡梦之中，冷冰冰的枪口，已经顶在了眉心。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大爷一家四口吓得浑身似筛糠，一声都不敢吭。
那天大爷的二儿子正好回家过周末，该他倒霉，他被当成张财主的儿子，让土匪绑票了。土匪把老二绑了，嘴里塞了破布，装进麻袋，扔到门外的马车上。临走，土匪头目撂下一句话，想要儿子，三天之内，带着二十块大洋，到后河十里坡找震八方赎人。后河十里坡是个地名，村里人都知道，在村北三十里外的大山里，震八方是一股土匪的名號，在当地名气很大。
这股土匪走出院子的时候，把门口一条吓成一摊烂泥的狗，一棒打死，和老二一样，扔进了马车。
从一进大爷家的大门，土匪头目就觉得不对劲儿，出了村子，他就把老二嘴里的破布掏出，问明情况，这才知道是绑错了票。再想回去，已经晚了，大爷家一叫，村里就响起了锣声，家家的青壮男人，都手持刀棒、火把，跑到了街上。土匪只好将错就错地把老二带回了驻地。
老二手脚被绳子捆着，扔进了一间闲置的柴房。土匪们等着大爷家拿钱赎人。
土匪一走，大爷家就开始借钱，先和亲兄弟借，然后是亲戚，二十块大洋两天内就凑齐了。二十块大洋虽然不是个小数儿，可毕竟人命关天，兄弟亲戚虽然家中都不富余，也都倾囊而助了。钱筹齐了，得找个人送去，交了钱，把人带回来。这个人不但可靠，还得有胆量，毕竟是去土匪窝子，也算是深入虎穴了。选来选去，大爷选中了本村田家的田横，田横胆子大，交往广，和游击队、日本人、土匪都能说上话。
大爷就去找田横，田横开始还不愿意去，嫌路远，嫌不安全，大爷答应给他两块大洋，他才答应带钱去赎人。第三天，田横拿着大爷的二十块大洋，去后河十里坡赎人。走到半路，田横掂了掂手中的大洋，听着大洋相互撞击发出的悦耳响声，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拿着这二十块大洋，跑到了口外，从此人间蒸发了。口外，就是张家口以西，山西、内蒙古等地。
等大爷知道被田横骗了，已经是四天以后了。此时，田横的老婆和孩子，也已下落不明，肯定是被田横偷偷地接走了。
大爷无奈，只好再次筹钱。第一次借钱，还没等大爷把话说完，大家便倾囊而出；第二次借钱，大爷磨破了嘴皮子，在兄弟、亲戚家再也借不出钱了。很多家是真没了，有的家即使还有，也不敢借了。大爷就向亲戚之外的乡亲们借，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把二十块大洋重新筹齐。这时，已经是老二被绑走后的第十天了。
十天里，老二的手脚一直被麻绳捆着，双手和双脚血液不流通，慢慢地就变黑，坏死了。土匪想起来，就用破碗盛点儿剩饭，扔到他的面前，被捆住手脚的老二，就像猪一样，用嘴拱着吃。喝水，也是像猪一样，拱着喝。却没人想着给他松开麻绳，活动活动手脚。
大爷第二次凑够了二十块大洋，再也不敢找别人了，这次他亲自推着小车进山，去把儿子赎了回来。儿子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就像后来减肥减猛了的电视台女主持人，皮包骨的女模特，从坟里挖出的骷髅。皮包骨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老二的手和脚，已经彻底坏死，已经变成四块风干的腊肉了。大爷想到了所有他认为应该想到的办法，想把老二的手脚救过来，让它们重新活动自如，最终无效。 老二的手脚，最终从他的手腕和脚腕上，脱落了。没了手脚，人立刻变得简洁而且怪诞。老二的学业理所当然地中断了，大爷在这个儿子身上寄托的所有希望，也都破灭了。
没了手，照样可以干活儿。写字，就用两只手腕夹着毛笔；切菜，就用两个手腕夹着菜刀；吃饭，是在右手的手腕上绑一根布条，把勺子插在布条里，照样吃得脑门儿冒汗。总之，没了手，什么活儿都可以干；没了脚，照样可以走路。怎么走？跪着走。把胶皮裹在膝盖上，里面塞着破布、旧棉絮，照样走得不慢。老二的父母、哥哥死后，他一个人生活，村里把他五保了。村里派人定期给他搞搞卫生，拆洗被褥。平时的生活，都是他自己料理。当然，没有结婚，哪家的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没手没脚的男人呢？
晚辈的，比如我，都叫他秃爪大爷。同辈的，或者长辈的，都叫他秃爪子。有些残忍，有些恶作剧，却很生动，也很形象。没有恶意。
秃爪大爷被五保了，他对新社会怀着感激之情，对毛主席更是怀着敬仰之情。一天三顿饭，每次饭前，他都要跪在土炕上，冲着墙上的领袖像，举起没了右手的右臂，向领袖表达敬仰、感激之情，然后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东方红》，或者《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完，才开始喝汤、吃饭。
我小的时候，有幾次母亲下地干活，没有人看我，就把我扔给了秃爪大爷。秃爪大爷家，有一股浓浓的只有光棍身上才有的污浊之气，我很不喜欢，但我只能忍耐。秃爪大爷做出的饭菜，也有一股光棍家特有的怪味儿，饿急了，我也皱着眉头，和他一块儿吃。饭后，他带着我上街，他跪着走，我站着走。总觉得他跪着走路有意思，于是和他一样，以膝代脚，跪行数米。顿觉疼痛难忍，裤子的膝盖处也破了两个洞。为这，母亲下地回来，把我摁在炕沿上，赏了我一顿笤帚疙瘩。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秃爪大爷全身溃烂，已经卧床不起。我周末回家，去后院看他，用手推车推着他去卫生所换药。他的身上已经多处化脓，大夫用大号针头把他体内的脓水吸出来，一针一针，吸了好几针。我带他去换了几次药，并嘱咐他安心养病。秃爪大爷临死的时候，还在念叨我，说我仁义、心眼好。可惜的是，他一死就被村里草草掩埋了，没人告诉我，我没有送他最后一程。
秃爪大爷正经上过中学，是个好学生，没了手脚后，仍然喜欢看一些小说、话本。他经常给我讲书上的故事，有时还边讲边唱，很有意思。他讲得最好的是《隋唐演义》，他最喜欢的人物是秦琼和罗成。
大爷家的老二被赎回半年以后，另一拨土匪趁着月色摸进了我们村，目标还是财主张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一进村也转了向，认错了门儿。把和张家隔着八丈远的季家，当成了张家。季家十八岁的大儿子，被当成肉票，绑走了。要的也是二十块大洋，期限也是三天。季家穷，本家少，用了五天才把赎金凑齐。
五天里，季家老大的手脚一直被麻绳捆着，万幸的是他的两只手腕捆得松，血液还能在手上流动，所以两只手保住了。两只脚被捆得紧，血液不流通了很快坏死，脱落了。季家老大以后走路，和大爷家的老二一样，只能以膝代脚跪行了。幸运的是，他还有两只活动自如的手。
相好的
二爷是我爷爷的二哥，他有三个孩子，两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成人后就嫁到外村，后来又不经常回来，所以我没有印象。二爷的儿子叫宝田，因为比我的父亲年龄小，我应该叫叔叔。可我们那儿把“叔叔”叫成“伯伯”，读音又读成了“百百”。“百百”可能是从“白白”那儿来的，“白白”是从“伯伯”那儿来的。所以，我们那儿叫叔叔不叫“叔叔”叫“伯伯”，伯伯又读半边读成了“白白”，白白发音又不准，叫成了“百百”。
有点儿像绕口令。
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叫宝田叔叔，都叫“宝田百百”。叫其他叔叔，也叫成“百百”。
父亲的同辈，比他大的，应该叫伯伯，我们不叫“伯伯”而是叫“大爷”。
爷爷辈的，排行老大的，我们叫大爷；父亲辈的，比父亲年长的，我们也叫大爷，不是叫乱了吗？乱不了，此大爷非彼大爷。爷爷辈的大爷中的“爷”，读二声；叫“大爷”的时候，重音放在“爷”上。父亲辈大爷里的“爷”，读轻声，叫“大爷”的时候，重音放在“大”上。老北京都这么叫，我们那儿属于北京的远郊，也这么叫。
宝田有一个儿子，叫铁牛，铁牛和我同辈，比我大，我叫铁牛哥。宝田的媳妇，在儿子铁牛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宝田一直没有再娶，一个老光棍，带着一个小光棍，就这么一天天把个寡淡的日子，过下去。宝田自己却不觉得日子寡淡，他觉得日子很滋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村里有个相好的。
宝田的相好叫东英，是小有子的媳妇。小有子和东英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她爹小有子，一天天眉眼越来越像宝田。这孩子八成是宝田的种，抢在小有子之前，发芽了。小有子也看出这丫头儿哪哪都不像自己，开始是模样不像，后来发现连脾气都不像自己，却越来越像宝田了。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宝田和东英好，差不多是公开的。有时他去东英家，小有子和孩子们都在，东英欢迎他，别人也不嫌弃。就是聊聊天，正常的串门儿。如果家里只有东英一个人，他们才匆匆忙忙地相好一次。有时东英去宝田家，用头巾包着脸，整得像个阿拉伯女人似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贼一样东瞅一眼，西瞅一眼，然后溜进宝田家。
宝田的儿子铁牛，很小就到煤矿上挖煤去了，家里就剩下了宝田一个人，这就给他和东英偷情提供了方便。其实，东英用不着包脸，也用不着鬼鬼祟祟，像个贼似的，她就是大大方方地进出宝田家，也没人大惊小怪。可这种事儿，要是能大大方方地去干，也就没劲了。这种事儿，妙就妙在鬼鬼祟祟，妙就妙在胆战心惊。东英就是包着脸，别人也能一眼认出那是东英。认出了也假装没认出，故意不叫她。东英就很得意，进出宝田家也就更频繁了。
邻居家的四凤问她娘，意思是东英去宝田家串门儿，为什么还包着脸呢？她娘就说，因为她要去干不要脸的事儿了，所以就把脸包起来了。四凤又问，她是去偷东西吗？她娘说，不是偷东西，是偷人。四凤问，啥叫偷人？她娘想了想，说，偷人就是包着脸，贼一样地去人家串门儿。别问了，也别乱说。 后来，铁牛挖煤的煤矿出了事故，好几个工友就在他的眼前被砸成了肉饼，铁牛受了刺激，再也不敢下井了，从煤矿跑了回来。从此，铁牛再也没有出过村子。在村里种地，再苦再累，也不会被砸成肉饼。铁牛一回来，还是和他爹一块儿过，又是两根光棍儿。儿子在家，宝田就不好再在家里和东英相好，害得两个人很不方便。
再后来，铁牛结婚了，虽然和父亲分开过，可还是在一个院子里。有了儿媳妇，老公公再和东英相好，就更不方便了。儿媳妇很快就知道了公公和东英的事儿，就好言劝说公公：要找，就找个合适的女人。东英有男人，有子女，和她好，多不合适。
宝田有点儿下不来台，赌咒发誓，自己和东英是清白的，比清白还清白！
儿媳妇就笑了，不再说这事儿。
铁牛娶媳妇之前，东英有时还以借东西、还东西的名义过来看看、坐坐，铁牛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娶了媳妇，东英就很少来了。有几次宝田和东英实在熬不住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相好，宝田就把东英装在麻袋里，像背粮食一样，把他背回了家。關上门，死劲儿地相好，尽兴了，宝田又把东英装在麻袋里，把她背了出去。
儿媳妇早就透过窗户，把一切尽收眼底。她看得清清楚楚，老公公背相好的进来的时候，两只脚还是有力的，走路咚咚的。等他背着相好的出去时，两条腿已经打晃儿，两只脚就像踩在了棉花上。儿媳妇就笑了，两个老东西，这是豁出老命了。
看过几次后，儿媳妇从屋里出来了。那天，宝田和东英折腾够了，宝田又背东英出来，儿媳妇也出来了，问公公，麻袋里装的是啥？宝田晃着两条软得快要站不住的腿，说，棒子豆，去磨点儿棒子面。棒子就是玉米，棒子豆就是玉米豆。媳妇说，咋看着不像棒子豆，倒像是一头猪，或者是一个人，里面不会是个人吧？公公赶紧说，不是人，怎么会是人呢！有用麻袋装人的么？媳妇就说，不是人就好。要是人可得小心点儿，千万别磕了碰了，别让人看见！
宝田和东英就知道，这件事露馅儿了。儿媳妇不但自己看得紧了，还去找了东英的男人小有子，嘱咐他看好自己的媳妇。小有子本来在这件事上态度模糊，现在人家的儿媳妇都找上门来了，他的态度一下子明朗了。宝田再去他家串门，变得不受欢迎了，不但他冷着脸不搭理人了，连三个孩子也开始把他往出轰了。小有子开始把媳妇看得紧了，只要东英一出门，就派个孩子跟着，让她没有和宝田单独相好的机会。
看不见对方，看见了不能单独相处，两个人就觉得这日子没法儿过了。离开对方，日子没法儿过了。东英和小有子摊牌了：离婚！不离婚，毋宁死！小有子不同意，他也想不明白，过了大半辈子，孩子都快成人了，撒的哪门子癔症，离的哪门子婚呀！说完好话说狠话，哄着不成就棍棒伺候，怎么着都不能动摇东英离婚的决心。
问她为啥要离婚？回答为了嫁给宝田。
问她宝田哪儿比我好？回答哪儿都比你好。
小有子又去找宝田，把他堵在一个墙角，突然掏出一把杀猪刀来，顶在了宝田的脖子上。宝田有种，眼皮都不多眨一下，说，捅死我得了，我早就不想活了。小有子一看这孙子不怕死，自己先软了，扔了刀子，扑通跪下了，说，你就放过东英吧，没了她，我和三个孩子怎么过？宝田说，东英是你媳妇，你为什么来求我？说完，转身走了。
闹得不像话，闹得不可收拾，小有子和东英终于离了婚，东英嫁给了宝田，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宝田和东英，偷情偷了半辈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在一起过日子了。都觉得他们会把日子过得很幸福，两个人更是觉得姻缘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你恩我爱，白头偕老。没想到，他们只在一起过了三个月，就离婚了。因为啥？合不来。
东英嫌宝田太懒，懒到晚上不洗脚。宝田嫌东英爱吃蒜，一嘴蒜臭，让人不敢靠近。东英就骂，结婚前你个王八蛋怎么不嫌老娘有蒜臭，抓到老娘就要吃嘴儿？宝田还嫌东英张嘴就“老娘老娘”的，粗俗。不仅有蒜臭，还粗俗。东英嫌宝田吃饭吧唧嘴，吃相难看，让人心烦，让人吃不下去，恨不得把手里的饭碗扣在他的脑袋上。宝田嫌东英做饭不好吃，而且饭后刷碗也刷不干净。
就是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人你骂我我骂你，你打我我打你，闹得鸡犬不宁。两个人都骂自己瞎了眼。还差一天半，两个人就在一起过了三个月，也不凑那个整儿了，离！就真的离了。离了婚的东英，当天就拿上自己的东西回了原来的家，问小有子，你要是愿意，明天咱们就去复婚。小有子喜出望外，赶紧说，愿意，愿意。就这样，东英和小有子复婚了，宝田重新成了一根光溜溜的棍儿。
东英再也不去找宝田了，宝田也不理东英了。甚至大街上走成对面，谁都不理谁了，好像两个陌生人。
记得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一个周末，我帮宝田百百家收庄稼。上午干了半天，累乏了，回去躺在他家炕上就睡着了。醒来，宝田已经做好了手擀面，面条煮好还过了水，吃在嘴里非常可口。调料是什么？蒜泥。新砸的蒜泥，蒜香扑鼻，又咸又辣，吃得我满头大汗，直呼过瘾。多少年过去了，一想起宝田，我就想起那次的手擀面，想起那次又咸又辣的蒜泥。
他怎么能把过水面做得那么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