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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华，山西省永济市人，首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驻校作家。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矿业报》《中国绿色时报》《大地文学》《山西日报》《运城晚报》《重庆科技报》《三峡文学》《河东文学》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多篇。
那两棵槐树，长在我家门前，是一对伴儿，它们每天对望着，说着悄悄话。爷爷说它们是亲兄弟，奶奶说它们更像是夫妻。这两棵树是1949年冬天爷爷在新院门口栽的。
每年春风刚开始东张西望，鹅黄色的嫩芽就拱出厚厚的树皮，毛茸茸的像新生婴儿的手。忙碌的日子里没人留意它们，翁葱的绿就覆盖了整个夏天。
午后或者傍晚，树下挤满了乘凉人，摇着蒲扇，说着有影没影儿的故事。
树叶慢慢生长，只长到拇指蛋儿大小。叶子密密匝匝簇拥在一起，把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只有风吹过，斑驳的光才能从叶子缝隙中落下来，落在房顶的黑瓦上。积年累月，黑瓦间落了厚厚一层枯叶，树叶和尘埃混合成新的泥土，一场雨过后，房顶生出了许多像多肉一样的小植物。
残破的黑瓦间有岁月流淌的痕迹。三间土木结构的门房低矮破旧，白灰做成的墙皮掉了多半。剩下的墙面上还能隐约看到大红的宣传画和标语。墙根基泛碱的青砖已经脱落了不少，整个门房被两棵树巨大的树冠拥着，像母亲怀抱中的婴儿。
儿时的记忆里，这两颗树就高大挺拔，树干一个人抱不拢，树皮上有细密、均匀的裂纹。我记得有许多蚂蚁上上下下，迤逦而行。我想树上一定有蚂蚁的家，大概是蚂蚁妈妈带着一群孩子去外婆家。树枝自然而随意地生长，越高树枝越细，枝叶缱绻交错。最顶端的一根枝条，独立在风中摇摆，它是树的眼睛，更像是警觉的哨兵，它率先知晓山雨欲来，然后将神秘的信息层层向下传递。
树不像血肉丰满、活蹦乱跳的动物那样活泼，它恬静默然，吸收大自然的精华，回馈人类新鲜的氧气。树虽然被砍伐了，但只要根还在，就还会有绿阴。
这两棵国槐，花朵细小。浅绿色的小花羞答答地藏在枝叶中，等到碎花凋谢，枝丫上就挂满绿色的果实，一串串的，像珍珠串起来的链子，孩子们很好奇，捡起落下的果实吃，苦涩得皱起眉头。奶奶笑着说，憨娃，这果子不能吃，吃了会中毒。我问爷爷，怎么不种两棵洋槐树？爷爷说，洋槐树成不了材。何况村南山坡上净是野生的洋槐树，洋槐花够我们吃了。春天是洋槐开花的日子，整个村庄的空气都甜丝丝的，随手撸一串就能吃，嗡嗡飞来的蜜蜂也来凑热闹，和我们争抢美味。洋槐花拌面蒸熟，撒上花椒、辣椒、盐，用热油一烹，那个香味缭绕在舌尖好久。我现在回想起那种香，嘴里的唾液便丰富起来。缺少食物的年代，这种味道已经沁入我的骨髓，拉近了我和故乡的距离。
孩子们长高了，两棵槐树却还是老样子，好像是不再长个子却慢慢发福的中年人。
我问爷爷，左边那棵的树干中间怎么弯了？爷爷说，这棵树救过我们全家的命呢！多年前一个夜晚，忽然间狂风大作，天好像裂开了口子，大雨倾盆，一道白光从天而降，那声雷把全村人都震醒了，大家都不敢出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才看到这棵树被拦腰劈断，巨大的树冠耷拉下来，奄奄一息。 一个长者对爷爷说，是这棵树保护了我们全家，如果它倒向南边，门房早被压塌了。奶奶面如土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爷爷把树扶起来，说也许还能救活。于是，在众乡亲的帮助下，锯掉已经折断的树枝，用木板和铁丝把树干连起来，用泥土糊住了断茬，再用麻布包裹好。第二年，这棵树奇迹般地活了。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这两棵树突然就成了宝贝疙瘩，成了我家的摇钱树，引起街坊四邻的羡慕。爷爷奶奶经常对着树，盘算着紧巴巴的日子。
槐米，槐花的花骨朵，据说可以做染料。卖槐米，每年會给我家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槐米快成型的那几天，爷爷从早到晚都站在树下张望，估计着最佳的采摘时刻。采摘过早了，或者开花了，品质就下降，贩子就趁机压价钱。爷爷说，他能从风吹树叶发出的声音，判断最佳的采摘期。采摘当天，他爬上树，小心翼翼地折断小枝，奶奶在树下捡，把槐米和叶子、树枝分开。
我们只能远远看着。他们不让孩子们帮忙，害怕我们踩坏了槐米，在他们眼里，那不是槐米，而是黄灿灿的金粒，能换回好多家里急需的东西。
爷爷越爬越高，直到接近最高的那条细枝，他要颗粒归仓，不漏掉一枝。爷爷在树尖晃悠，全家人的心也跟着晃悠，奶奶在树下铺了几层棉被，爷爷用自制的工具采摘，他不舍得折断大枝，他说那样树会疼。
采完两棵树的槐米得用一整天时间，爷爷要休息好几天，奶奶将分好的槐米摊开晾晒，并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如果一场雨下来，槐米淋了雨，色泽就会变暗，就会影响收购价格。
爷爷吸着旱烟袋，盯着太阳下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槐米，慈祥的笑容挂在脸上。在缕缕烟雾里，时光静静流走，奶奶忙着手里的活，目光却黏在那一苇席槐米上，稍微风吹草动，她好像如临大敌，直到黄澄澄的槐米晒干装进塑料袋密封好，他们才算打完这场仗，骄傲地等待收槐米的贩子。
贩子们都晓得我家有两棵摇钱树，他们和爷爷以质论价，斤两计较。有时会有几拨人一起来，有的三番五次来，软磨硬泡。
爷爷的槐米成色好也卖得硬气。一个商贩说，叔，我给的价钱已经够高了，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再不卖，我真的走了。
奶奶毕竟是女人，说就卖给他吧，这小伙子也跑了几趟，别耽误了好价钱，让人家走了可惜。
爷爷一瞪眼睛，奶奶便退后不语，也许爷爷奶奶是在演双簧。爷爷断定那个小伙子走不了多远就会返回来的，果真如此。
爷爷卖到了他满意的价格，这个收槐米的后生说，叔，我真是服你了，我还要预定明年的货，要不我预付一点儿定钱给你。
爷爷笑了，全家人都笑了，我们的餐桌上有肉了，家里也置办了好些东西，我家有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听到了小喇叭广播里的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父亲骑着新买的飞鸽自行车带我们去县城看电影。 爷爷年纪大了，爸爸不让他再爬树，他不听，几次差点儿摔下来，全家人每年都为这事伤脑筋。
到后来，每年槐米成熟时，爸爸总是先斩后奏，论树卖，让收货的贩子自己上树采摘，虽然少卖了好多钱，但是为了爷爷的安全着想。
贩子才不管树疼不疼，听着“咔嚓、咔嚓”大树枝被折断的声音，爷爷流了眼泪。他不停地喊：“当心、当心……”树上的人说谢谢叔，你别操心，就等着数钱吧。爷爷其实是让他当心树枝。
贩子走后，树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望着一地的残枝败叶，爷爷心疼好久，他摇头叹气着说，树是有生命的，树枝就是它的胳膊腿。这两棵老槐树是我们家的功臣，被这样虐待，真是造孽呀！
几年后，这两棵树冠越来越小，树叶间的空隙越来越大，阳光肆意地下泄，树荫下没有人来乘凉了，昔日的笑声也远去。
责任制后，包产到户，我家八口人分到十五亩地和一头黄牛，爷爷在两棵树中间搭建了简易的牛棚，置办了犁耧耙耱等农具，我家的田地在哞哞的牛叫声中肥沃起来。
爸爸妈妈是主劳力，我们只能利用假期帮大人干活，那时孩子们能干的活就是去地里割草，一个暑假下来，晒干的青草堆成小山，好让我家的牛在冬天也能享受到干草的美味。
爷爷忽然有些闷闷不乐，奶奶看在眼里，也跟着着急。原来他看到别人家都置办了能套牛的大车。那时，畜力大车是农家的主要运输工具，秋天的收获要运回来，农家肥需要送到地里。爷爷就梦想有一辆大木车。爷爷说，明年槐米不论树卖了，他要亲自上树。爸爸说，他都七十岁了，老胳膊硬腿的，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又到了一年槐米成熟季，爷爷站在树下，望着满树的槐米心有不甘。
村里有个河南木匠，一把好手艺，没有他不会做的木活。附近几个村谁家需要木制品，都去找他做。
木匠对爷爷说，你家有两棵大槐树，还愁没有套牛的大车？爷爷说，不能打这两棵树的主意，他可是我家的宝贝。木匠说要做一个大车，用普通的木料不行，槐木料最好，質地硬，做成的大木车经久耐用。再说老百姓讲究槐木有“鬼”不上梁，你这槐木也不能做家具进屋，我看叔你就狠一下心吧。
爷爷陷入两难，他转悠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他叫来木匠问，用一棵树就够了吧？木匠看了看说，右边这棵粗点的，那棵中间有弯度，不好取材。一般的木匠做肯定不够，要是用上树杈粗一些的枝条差不多能够了。爷爷说，木匠，那你来锯吧，我下不了手。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哽咽着，眼睛通红。
那棵粗大的槐树被锯断了，爷爷摸着锯口流出的汁液，手不停地发抖。那棵失去伴儿的树，孤零零站着，树叶蜡黄，萎靡不振。从此我家再也没有摘过槐米，爷爷说剩下一棵够孤单了，由着它去长吧。从此我家门前少了一半儿阴凉，多了一半儿忧伤。
大木车做好了，爷爷套上牛，手舞足蹈得像个孩子。去外村走亲戚，赶集看戏，爷爷套上牛车，拉着奶奶，车子吱吱呀呀唱起欢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后，村里的牲口都卖了，只有爷爷和他的老黄牛拉大车行走在田间地头，成了夕阳里最后一道风景。
那棵被锯掉的大槐树，从根部生出了嫩芽，爷爷怕老黄牛啃，就用酸枣刺围了护栏。他定时浇水、打枝，没有几年，这棵幼苗就长得和老树一样高了，新树枝叶更加繁茂。它是晚辈，它让出了半边天空给对面的长辈，可老树顶上的枯枝越来越多，再后来，老槐树死了，爷爷、奶奶也先后离开人世，三间门房也不住人了。那辆木车成了古董，靠在屋檐下被风雨蹂躏。
后来，侄子盖新房，这两棵槐树被连根拔掉了，原来栽树的地方硬化成停车场，新落成的两层青砖大瓦门房宽敞明亮。那辆木车我几次回家也没有看到，侄子说不知道谁家拿去劈柴烧火了。
每次回家，走到门口我都会驻足停一会儿，抬头张望。侄子问，叔，你在看什么？我说这里有两棵老槐树。侄子笑着说，叔，您老眼昏花了。
有一天，侄子说他在后院也在栽了几棵槐树，和门房正对着。
侄子说，现在没有人再走街串巷收槐米了，不过，他上网查了槐米还有市场。于是他承包了村南几十亩荒山，全部种了国槐树。不几年，南山就是槐树的海洋。叔，我在树林里盖了几间房子，你退休了，就回到咱村住，帮我守住这满山的绿。
我眼眶湿润，捋捋花白的头发，也听不清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
责任编辑 杨 枥
那两棵槐树，长在我家门前，是一对伴儿，它们每天对望着，说着悄悄话。爷爷说它们是亲兄弟，奶奶说它们更像是夫妻。这两棵树是1949年冬天爷爷在新院门口栽的。
每年春风刚开始东张西望，鹅黄色的嫩芽就拱出厚厚的树皮，毛茸茸的像新生婴儿的手。忙碌的日子里没人留意它们，翁葱的绿就覆盖了整个夏天。
午后或者傍晚，树下挤满了乘凉人，摇着蒲扇，说着有影没影儿的故事。
树叶慢慢生长，只长到拇指蛋儿大小。叶子密密匝匝簇拥在一起，把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只有风吹过，斑驳的光才能从叶子缝隙中落下来，落在房顶的黑瓦上。积年累月，黑瓦间落了厚厚一层枯叶，树叶和尘埃混合成新的泥土，一场雨过后，房顶生出了许多像多肉一样的小植物。
残破的黑瓦间有岁月流淌的痕迹。三间土木结构的门房低矮破旧，白灰做成的墙皮掉了多半。剩下的墙面上还能隐约看到大红的宣传画和标语。墙根基泛碱的青砖已经脱落了不少，整个门房被两棵树巨大的树冠拥着，像母亲怀抱中的婴儿。
儿时的记忆里，这两颗树就高大挺拔，树干一个人抱不拢，树皮上有细密、均匀的裂纹。我记得有许多蚂蚁上上下下，迤逦而行。我想树上一定有蚂蚁的家，大概是蚂蚁妈妈带着一群孩子去外婆家。树枝自然而随意地生长，越高树枝越细，枝叶缱绻交错。最顶端的一根枝条，独立在风中摇摆，它是树的眼睛，更像是警觉的哨兵，它率先知晓山雨欲来，然后将神秘的信息层层向下传递。
树不像血肉丰满、活蹦乱跳的动物那样活泼，它恬静默然，吸收大自然的精华，回馈人类新鲜的氧气。树虽然被砍伐了，但只要根还在，就还会有绿阴。
这两棵国槐，花朵细小。浅绿色的小花羞答答地藏在枝叶中，等到碎花凋谢，枝丫上就挂满绿色的果实，一串串的，像珍珠串起来的链子，孩子们很好奇，捡起落下的果实吃，苦涩得皱起眉头。奶奶笑着说，憨娃，这果子不能吃，吃了会中毒。我问爷爷，怎么不种两棵洋槐树？爷爷说，洋槐树成不了材。何况村南山坡上净是野生的洋槐树，洋槐花够我们吃了。春天是洋槐开花的日子，整个村庄的空气都甜丝丝的，随手撸一串就能吃，嗡嗡飞来的蜜蜂也来凑热闹，和我们争抢美味。洋槐花拌面蒸熟，撒上花椒、辣椒、盐，用热油一烹，那个香味缭绕在舌尖好久。我现在回想起那种香，嘴里的唾液便丰富起来。缺少食物的年代，这种味道已经沁入我的骨髓，拉近了我和故乡的距离。
孩子们长高了，两棵槐树却还是老样子，好像是不再长个子却慢慢发福的中年人。
我问爷爷，左边那棵的树干中间怎么弯了？爷爷说，这棵树救过我们全家的命呢！多年前一个夜晚，忽然间狂风大作，天好像裂开了口子，大雨倾盆，一道白光从天而降，那声雷把全村人都震醒了，大家都不敢出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才看到这棵树被拦腰劈断，巨大的树冠耷拉下来，奄奄一息。 一个长者对爷爷说，是这棵树保护了我们全家，如果它倒向南边，门房早被压塌了。奶奶面如土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爷爷把树扶起来，说也许还能救活。于是，在众乡亲的帮助下，锯掉已经折断的树枝，用木板和铁丝把树干连起来，用泥土糊住了断茬，再用麻布包裹好。第二年，这棵树奇迹般地活了。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这两棵树突然就成了宝贝疙瘩，成了我家的摇钱树，引起街坊四邻的羡慕。爷爷奶奶经常对着树，盘算着紧巴巴的日子。
槐米，槐花的花骨朵，据说可以做染料。卖槐米，每年會给我家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槐米快成型的那几天，爷爷从早到晚都站在树下张望，估计着最佳的采摘时刻。采摘过早了，或者开花了，品质就下降，贩子就趁机压价钱。爷爷说，他能从风吹树叶发出的声音，判断最佳的采摘期。采摘当天，他爬上树，小心翼翼地折断小枝，奶奶在树下捡，把槐米和叶子、树枝分开。
我们只能远远看着。他们不让孩子们帮忙，害怕我们踩坏了槐米，在他们眼里，那不是槐米，而是黄灿灿的金粒，能换回好多家里急需的东西。
爷爷越爬越高，直到接近最高的那条细枝，他要颗粒归仓，不漏掉一枝。爷爷在树尖晃悠，全家人的心也跟着晃悠，奶奶在树下铺了几层棉被，爷爷用自制的工具采摘，他不舍得折断大枝，他说那样树会疼。
采完两棵树的槐米得用一整天时间，爷爷要休息好几天，奶奶将分好的槐米摊开晾晒，并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如果一场雨下来，槐米淋了雨，色泽就会变暗，就会影响收购价格。
爷爷吸着旱烟袋，盯着太阳下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槐米，慈祥的笑容挂在脸上。在缕缕烟雾里，时光静静流走，奶奶忙着手里的活，目光却黏在那一苇席槐米上，稍微风吹草动，她好像如临大敌，直到黄澄澄的槐米晒干装进塑料袋密封好，他们才算打完这场仗，骄傲地等待收槐米的贩子。
贩子们都晓得我家有两棵摇钱树，他们和爷爷以质论价，斤两计较。有时会有几拨人一起来，有的三番五次来，软磨硬泡。
爷爷的槐米成色好也卖得硬气。一个商贩说，叔，我给的价钱已经够高了，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再不卖，我真的走了。
奶奶毕竟是女人，说就卖给他吧，这小伙子也跑了几趟，别耽误了好价钱，让人家走了可惜。
爷爷一瞪眼睛，奶奶便退后不语，也许爷爷奶奶是在演双簧。爷爷断定那个小伙子走不了多远就会返回来的，果真如此。
爷爷卖到了他满意的价格，这个收槐米的后生说，叔，我真是服你了，我还要预定明年的货，要不我预付一点儿定钱给你。
爷爷笑了，全家人都笑了，我们的餐桌上有肉了，家里也置办了好些东西，我家有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听到了小喇叭广播里的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父亲骑着新买的飞鸽自行车带我们去县城看电影。 爷爷年纪大了，爸爸不让他再爬树，他不听，几次差点儿摔下来，全家人每年都为这事伤脑筋。
到后来，每年槐米成熟时，爸爸总是先斩后奏，论树卖，让收货的贩子自己上树采摘，虽然少卖了好多钱，但是为了爷爷的安全着想。
贩子才不管树疼不疼，听着“咔嚓、咔嚓”大树枝被折断的声音，爷爷流了眼泪。他不停地喊：“当心、当心……”树上的人说谢谢叔，你别操心，就等着数钱吧。爷爷其实是让他当心树枝。
贩子走后，树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望着一地的残枝败叶，爷爷心疼好久，他摇头叹气着说，树是有生命的，树枝就是它的胳膊腿。这两棵老槐树是我们家的功臣，被这样虐待，真是造孽呀！
几年后，这两棵树冠越来越小，树叶间的空隙越来越大，阳光肆意地下泄，树荫下没有人来乘凉了，昔日的笑声也远去。
责任制后，包产到户，我家八口人分到十五亩地和一头黄牛，爷爷在两棵树中间搭建了简易的牛棚，置办了犁耧耙耱等农具，我家的田地在哞哞的牛叫声中肥沃起来。
爸爸妈妈是主劳力，我们只能利用假期帮大人干活，那时孩子们能干的活就是去地里割草，一个暑假下来，晒干的青草堆成小山，好让我家的牛在冬天也能享受到干草的美味。
爷爷忽然有些闷闷不乐，奶奶看在眼里，也跟着着急。原来他看到别人家都置办了能套牛的大车。那时，畜力大车是农家的主要运输工具，秋天的收获要运回来，农家肥需要送到地里。爷爷就梦想有一辆大木车。爷爷说，明年槐米不论树卖了，他要亲自上树。爸爸说，他都七十岁了，老胳膊硬腿的，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又到了一年槐米成熟季，爷爷站在树下，望着满树的槐米心有不甘。
村里有个河南木匠，一把好手艺，没有他不会做的木活。附近几个村谁家需要木制品，都去找他做。
木匠对爷爷说，你家有两棵大槐树，还愁没有套牛的大车？爷爷说，不能打这两棵树的主意，他可是我家的宝贝。木匠说要做一个大车，用普通的木料不行，槐木料最好，質地硬，做成的大木车经久耐用。再说老百姓讲究槐木有“鬼”不上梁，你这槐木也不能做家具进屋，我看叔你就狠一下心吧。
爷爷陷入两难，他转悠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他叫来木匠问，用一棵树就够了吧？木匠看了看说，右边这棵粗点的，那棵中间有弯度，不好取材。一般的木匠做肯定不够，要是用上树杈粗一些的枝条差不多能够了。爷爷说，木匠，那你来锯吧，我下不了手。爷爷说这话的时候，哽咽着，眼睛通红。
那棵粗大的槐树被锯断了，爷爷摸着锯口流出的汁液，手不停地发抖。那棵失去伴儿的树，孤零零站着，树叶蜡黄，萎靡不振。从此我家再也没有摘过槐米，爷爷说剩下一棵够孤单了，由着它去长吧。从此我家门前少了一半儿阴凉，多了一半儿忧伤。
大木车做好了，爷爷套上牛，手舞足蹈得像个孩子。去外村走亲戚，赶集看戏，爷爷套上牛车，拉着奶奶，车子吱吱呀呀唱起欢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后，村里的牲口都卖了，只有爷爷和他的老黄牛拉大车行走在田间地头，成了夕阳里最后一道风景。
那棵被锯掉的大槐树，从根部生出了嫩芽，爷爷怕老黄牛啃，就用酸枣刺围了护栏。他定时浇水、打枝，没有几年，这棵幼苗就长得和老树一样高了，新树枝叶更加繁茂。它是晚辈，它让出了半边天空给对面的长辈，可老树顶上的枯枝越来越多，再后来，老槐树死了，爷爷、奶奶也先后离开人世，三间门房也不住人了。那辆木车成了古董，靠在屋檐下被风雨蹂躏。
后来，侄子盖新房，这两棵槐树被连根拔掉了，原来栽树的地方硬化成停车场，新落成的两层青砖大瓦门房宽敞明亮。那辆木车我几次回家也没有看到，侄子说不知道谁家拿去劈柴烧火了。
每次回家，走到门口我都会驻足停一会儿，抬头张望。侄子问，叔，你在看什么？我说这里有两棵老槐树。侄子笑着说，叔，您老眼昏花了。
有一天，侄子说他在后院也在栽了几棵槐树，和门房正对着。
侄子说，现在没有人再走街串巷收槐米了，不过，他上网查了槐米还有市场。于是他承包了村南几十亩荒山，全部种了国槐树。不几年，南山就是槐树的海洋。叔，我在树林里盖了几间房子，你退休了，就回到咱村住，帮我守住这满山的绿。
我眼眶湿润，捋捋花白的头发，也听不清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