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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04～2009年民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具体考察了审计师选择对公司借款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选择“四大”为外部审计师，会显著有助于公司后续的借款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选择“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对获取借款融资的影响有所加强。分析认为，基于信号传递理论，银行为了降低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贷款风险，由高质量事务所代表的高质量审计必然成为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以降低银行和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目的。
关键词： 市场化程度；审计师选择；借款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6-0092-05
一、引 言
与股权融资相比，银行借款因其资本成本低、手续方便和筹资速度快等优点而备受青睐［1］。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法人组织，银行只能按照契约规定按期获得利息收入和收回本金，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利息收入和债务期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风险状况。现代审计具有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功能、监督功能与保险功能，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保护而促进现代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2］。上市公司聘请的不同审计师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审计质量的高低差异，相比于“非四大”，“四大”事务所的规模较大、声誉资本投资较多、从事审计业务的时间较长、行业专业化程度也较高，上市公司选择“四大”审计，旨在向市场传递公司良好的信息，在上市公司和银行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上市公司审计师在“非四大”和“四大”之间的选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决策。现有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师选择的原因、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意见购买、审计收费及其市场反应等方面，而鲜有论及审计师的选择对企业借款融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审计师的选择对公司借款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师为“四大”时，其新增借款明显会增多，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审计师为“四大” 的选择对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我国目前尚无学者就审计师的选择对公司借款产生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审计师是否为“四大”为切入点，分别研究其对公司借款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分析了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师选择与公司借款融资的研究文献。（2）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证券投资者和债权人结合企业的产权特征和外部治理环境，分析公司审计师的选择对借款融资的影响，降低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利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的提出
通常来说，商业银行作出贷款决策前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除了要对公司的资信进行评估以外，还需要充分关注外部审计师的信息，如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盈余质量信息所表达的意见、审计师的类型、审计师的变更以及审计师自身的特质等［1］。因此，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聘任和解聘必然会成为银行信贷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审计质量高低难以作出判断，因而基于间接感知审计质量的逐步累积就形成了对审计师声誉的认定，“四大”与“非四大”既是规模的体现，也可以作为事务所声誉、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一种表征。Williams（1988）研究认为：当公司的合约环境发生变化时，公司想改善形象，期望得到更高效的审计或非审计服务，此时会选择聘用高质量的变更审计师［3］。Titman & Truman(1986)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在IPO中能得到较高的市场定价［4］。Beatty（1989）对1975～1984年间美国实施IPO的2215家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实施IPO时改聘“国内知名事务所”可以降低公司股价低估的可能性［5］。Johnson & Lys（1990）指出，当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规模扩大时，客户需要寻找质量更高的事务所以适应在规模扩张后的审计需求［6］。Pittman & Fortin（2004）发现,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务所能够降低这些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7］。Mansi Maxwell & Miller（2004）同样发现,“六大”以及事务所的审计任期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8］。胡奕明、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货款利率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和审计师规模有关［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为了更多的融资需求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来披露足够的信息，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开信息披露对债权人来说至关重要。再者，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自身会存在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更大激励，作为一个可信承诺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可靠、管理层勤勉尽职的信号,从而达到与劣质公司区分的目的，以获取债权人对公司的更多贷款。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为国有股权控制，银行也具有较多的国有性质，两者之间这种共同的产权性质致使国有上市公司基于政治背景,必然比民营公司更容易获取贷款，国有产权性质实质上对公司债务起到隐性担保作用，此时,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不太会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效应；另一方面,当国有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也使得政府更愿意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财政支持, 审计对国有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也不太明显，由此可能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太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保险功能，国有银行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而民营上市公司则缺乏这种“政治关联贷款”，来源于政府的行政支持相对较少，其聘请的外部审计师及其所作出的审计意见将会成为银行贷款的重要依据，为更好地获取外部债务融资，自身具有更大的动力通过聘用“四大”等高质量审计师以向市场传递有效信号，以减少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降低银行放贷的风险，促使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10-1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聘任“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其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及国家政策的差异,中国各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制度越完善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较少，法治程度也相对较高，上市公司面临着一个相对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商业银行收集公司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较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契约更多地借助于市场和法律机制来履行，商业银行对高质量审计在公司借款融资中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监督作用的依赖可能会有所减弱；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缺失一个较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较多，此时，银行为了减少对市场水平较低地区企业的贷款风险，由高质量事务所代表的高质量审计必然成为外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自然会成为银行发放贷款的有利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聘任“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审计师选择对银行贷款数量决策的影响，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从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新增贷款的“数量”角度来考察银行贷款决策，直接采用各年期末资产负债表上公布的借款数据来度量借款总额的变化。本文以2004～200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按照以下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了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2）剔除了金融业的上市公司；（3）剔除了发行B股和H股公司、ST和*ST公司；（4）剔除了当年IPO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
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和CSMAR”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来自于樊钢、王小鲁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2009年报告》［16］。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存在异常值的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投资现金流等相关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调整（winsorize），数据处理运用Excel和Stata9.0进行统计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为了检验审计师选择与公司借款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17,18］，对影响借款数量变化的公司特征因素和外部环境加以控制，根据研究目的对某些因素作适当修正，为验证本文前述提出的假说，构建了以下修正模型：
LOAN=β0+β1BIG4+β2OP+β3SIZE+
β4LEV+β5ROA+β6GROW+β7TOP+
β8CIFO+β∑IND+β∑YEAR+ε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OAN表示公司单位资产新增借款额（其中借款总额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长期借款之和）；解释变量为审计师类型（BIG4）。根据前文假说，本文预期BIG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负债比率、成长性、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审计意见、公司自有资金充裕程度以及行业、年度等。模型中各变量定义见表1。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整个样本中，新增借款（LOAN）均值较小，各企业之间的新增借款差异不大，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新增融资相对比较少，扩大融资往往比较困难。审计师选择（BIG4）均值偏小，主要是因为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规模较小，上市时间不长，只有规模较大、发展较成熟的公司会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民营上市公司的整体负债水平(LEV)较高，平均达60%，整体盈利能力(ROA)也较低，均值仅近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达31%，股权相对较为集中，各公司之间成长能力（GROW）与自身经营现金流（CIFO）均显出较大差异，结果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质量整体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除MKT变量外，LOAN与解释变量BIG4和各控制变量均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实际上本文模型中并未将MKT作为控制变量，而只是作为模型检验的设定条件。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均未超过0.5，表明多元共线性问题将不是模型的一个严重问题［18］。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4列示了全样本和分低、高市场化程度样本的OLS回归结果。全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师选择BIG4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四大事务所”为外部审计师，一定程度上向市场和出资人提供了公司经营良好的信息，公司审计质量较高，减少了公司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促使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其他控制变量如审计意见、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收入成长能力、第一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当年经营现金流均与预期保持一致，假说1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审计师选择与借款融资关系的影响程度，按代表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MKT变量的中位数8.81，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对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的样本中，审计师选择BIG4的回归系数虽然符号与预期一致但不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样本中，审计师选择BIG4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两组样本中解释变量BIG4的回归系数值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BIG4系数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的BIG4系数的1.5倍多。这进一步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加之民营公司缺乏类似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贷款”，银行出于降低贷款风险考虑，必然会更加注重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审计质量的高低，此时，“四大”审计作为一种高质量审计的信号传递，必然会成为银行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假设2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局限性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四大”相比，民营上市公司选择“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其新增借款明显会增多，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审计师为“四大”的选择对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分析认为基于风险控制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考虑，银行贷款决策时会关注公司的审计质量，对于审计质量较高的民营上市公司会给予更多借款；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较高，金融发达程度低，加之民营公司缺失类如国有公司的“政治关联贷款”，此时独立审计的质量高低会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缺失的重要替代机制，银行为了将贷款发放给优质企业，必然会更看重外部审计师对公司财务质量的保障作用。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审计师选择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和债务融资之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基于滞后模型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这种内生问题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法予以足够消除，因此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其次，本文关于新增借款的确定和衡量相对比较简单和宽泛，若能严格地认定上市公司前后各期每笔贷款的实际金额，对本文的研究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但限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很难实现。最后，本文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界定局限于国际“四大”，是否能够代表审计质量的高低，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未来可以考虑从审计师是否为国内“十大”、审计师的更换、不同审计师发表的意见类型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胡奕明，林文雄，李思琦，谢诗蕾.大贷款人角色:我国银行具有监督作用吗?［J］.经济研究，2008，（10）:52-64.
［2］江伟，雷光勇.制度环境、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J］.当代经济科学，2008，（2）：117-123.
［3］Willians D. D.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auditor change［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88，(15):243-261.
［4］Titman S., B.Trueman.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the valuation of new issu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6，(2):159-172.
关键词： 市场化程度；审计师选择；借款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6-0092-05
一、引 言
与股权融资相比，银行借款因其资本成本低、手续方便和筹资速度快等优点而备受青睐［1］。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法人组织，银行只能按照契约规定按期获得利息收入和收回本金，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利息收入和债务期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风险状况。现代审计具有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功能、监督功能与保险功能，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保护而促进现代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2］。上市公司聘请的不同审计师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审计质量的高低差异，相比于“非四大”，“四大”事务所的规模较大、声誉资本投资较多、从事审计业务的时间较长、行业专业化程度也较高，上市公司选择“四大”审计，旨在向市场传递公司良好的信息，在上市公司和银行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上市公司审计师在“非四大”和“四大”之间的选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决策。现有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师选择的原因、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意见购买、审计收费及其市场反应等方面，而鲜有论及审计师的选择对企业借款融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审计师的选择对公司借款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师为“四大”时，其新增借款明显会增多，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审计师为“四大” 的选择对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我国目前尚无学者就审计师的选择对公司借款产生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审计师是否为“四大”为切入点，分别研究其对公司借款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分析了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师选择与公司借款融资的研究文献。（2）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证券投资者和债权人结合企业的产权特征和外部治理环境，分析公司审计师的选择对借款融资的影响，降低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利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的提出
通常来说，商业银行作出贷款决策前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除了要对公司的资信进行评估以外，还需要充分关注外部审计师的信息，如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盈余质量信息所表达的意见、审计师的类型、审计师的变更以及审计师自身的特质等［1］。因此，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聘任和解聘必然会成为银行信贷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审计质量高低难以作出判断，因而基于间接感知审计质量的逐步累积就形成了对审计师声誉的认定，“四大”与“非四大”既是规模的体现，也可以作为事务所声誉、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一种表征。Williams（1988）研究认为：当公司的合约环境发生变化时，公司想改善形象，期望得到更高效的审计或非审计服务，此时会选择聘用高质量的变更审计师［3］。Titman & Truman(1986)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在IPO中能得到较高的市场定价［4］。Beatty（1989）对1975～1984年间美国实施IPO的2215家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实施IPO时改聘“国内知名事务所”可以降低公司股价低估的可能性［5］。Johnson & Lys（1990）指出，当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规模扩大时，客户需要寻找质量更高的事务所以适应在规模扩张后的审计需求［6］。Pittman & Fortin（2004）发现,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务所能够降低这些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7］。Mansi Maxwell & Miller（2004）同样发现,“六大”以及事务所的审计任期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8］。胡奕明、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货款利率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和审计师规模有关［9］。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为了更多的融资需求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来披露足够的信息，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开信息披露对债权人来说至关重要。再者，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自身会存在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更大激励，作为一个可信承诺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可靠、管理层勤勉尽职的信号,从而达到与劣质公司区分的目的，以获取债权人对公司的更多贷款。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为国有股权控制，银行也具有较多的国有性质，两者之间这种共同的产权性质致使国有上市公司基于政治背景,必然比民营公司更容易获取贷款，国有产权性质实质上对公司债务起到隐性担保作用，此时,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不太会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效应；另一方面,当国有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也使得政府更愿意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财政支持, 审计对国有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也不太明显，由此可能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太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保险功能，国有银行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而民营上市公司则缺乏这种“政治关联贷款”，来源于政府的行政支持相对较少，其聘请的外部审计师及其所作出的审计意见将会成为银行贷款的重要依据，为更好地获取外部债务融资，自身具有更大的动力通过聘用“四大”等高质量审计师以向市场传递有效信号，以减少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从而降低银行放贷的风险，促使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10-1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聘任“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其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及国家政策的差异,中国各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制度越完善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较少，法治程度也相对较高，上市公司面临着一个相对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商业银行收集公司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较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契约更多地借助于市场和法律机制来履行，商业银行对高质量审计在公司借款融资中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监督作用的依赖可能会有所减弱；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缺失一个较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较多，此时，银行为了减少对市场水平较低地区企业的贷款风险，由高质量事务所代表的高质量审计必然成为外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自然会成为银行发放贷款的有利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聘任“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对借款融资的影响较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审计师选择对银行贷款数量决策的影响，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从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新增贷款的“数量”角度来考察银行贷款决策，直接采用各年期末资产负债表上公布的借款数据来度量借款总额的变化。本文以2004～200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按照以下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了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2）剔除了金融业的上市公司；（3）剔除了发行B股和H股公司、ST和*ST公司；（4）剔除了当年IPO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
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和CSMAR”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来自于樊钢、王小鲁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2009年报告》［16］。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存在异常值的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投资现金流等相关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调整（winsorize），数据处理运用Excel和Stata9.0进行统计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为了检验审计师选择与公司借款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17,18］，对影响借款数量变化的公司特征因素和外部环境加以控制，根据研究目的对某些因素作适当修正，为验证本文前述提出的假说，构建了以下修正模型：
LOAN=β0+β1BIG4+β2OP+β3SIZE+
β4LEV+β5ROA+β6GROW+β7TOP+
β8CIFO+β∑IND+β∑YEAR+ε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OAN表示公司单位资产新增借款额（其中借款总额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长期借款之和）；解释变量为审计师类型（BIG4）。根据前文假说，本文预期BIG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负债比率、成长性、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审计意见、公司自有资金充裕程度以及行业、年度等。模型中各变量定义见表1。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整个样本中，新增借款（LOAN）均值较小，各企业之间的新增借款差异不大，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新增融资相对比较少，扩大融资往往比较困难。审计师选择（BIG4）均值偏小，主要是因为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规模较小，上市时间不长，只有规模较大、发展较成熟的公司会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民营上市公司的整体负债水平(LEV)较高，平均达60%，整体盈利能力(ROA)也较低，均值仅近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达31%，股权相对较为集中，各公司之间成长能力（GROW）与自身经营现金流（CIFO）均显出较大差异，结果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质量整体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除MKT变量外，LOAN与解释变量BIG4和各控制变量均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实际上本文模型中并未将MKT作为控制变量，而只是作为模型检验的设定条件。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均未超过0.5，表明多元共线性问题将不是模型的一个严重问题［18］。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4列示了全样本和分低、高市场化程度样本的OLS回归结果。全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师选择BIG4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四大事务所”为外部审计师，一定程度上向市场和出资人提供了公司经营良好的信息，公司审计质量较高，减少了公司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促使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其他控制变量如审计意见、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收入成长能力、第一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当年经营现金流均与预期保持一致，假说1得到了支持。
为了检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审计师选择与借款融资关系的影响程度，按代表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MKT变量的中位数8.81，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对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的样本中，审计师选择BIG4的回归系数虽然符号与预期一致但不显著，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样本中，审计师选择BIG4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两组样本中解释变量BIG4的回归系数值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较低组的BIG4系数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组的BIG4系数的1.5倍多。这进一步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加之民营公司缺乏类似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贷款”，银行出于降低贷款风险考虑，必然会更加注重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审计质量的高低，此时，“四大”审计作为一种高质量审计的信号传递，必然会成为银行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假设2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局限性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四大”相比，民营上市公司选择“四大”为外部审计师，其新增借款明显会增多，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审计师为“四大”的选择对上市公司借款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分析认为基于风险控制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考虑，银行贷款决策时会关注公司的审计质量，对于审计质量较高的民营上市公司会给予更多借款；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较高，金融发达程度低，加之民营公司缺失类如国有公司的“政治关联贷款”，此时独立审计的质量高低会作为公司外部治理缺失的重要替代机制，银行为了将贷款发放给优质企业，必然会更看重外部审计师对公司财务质量的保障作用。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审计师选择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和债务融资之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基于滞后模型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这种内生问题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法予以足够消除，因此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其次，本文关于新增借款的确定和衡量相对比较简单和宽泛，若能严格地认定上市公司前后各期每笔贷款的实际金额，对本文的研究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但限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很难实现。最后，本文关于审计师选择的界定局限于国际“四大”，是否能够代表审计质量的高低，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未来可以考虑从审计师是否为国内“十大”、审计师的更换、不同审计师发表的意见类型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胡奕明，林文雄，李思琦，谢诗蕾.大贷款人角色:我国银行具有监督作用吗?［J］.经济研究，2008，（10）:52-64.
［2］江伟，雷光勇.制度环境、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J］.当代经济科学，2008，（2）：117-123.
［3］Willians D. D.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auditor change［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88，(15):243-261.
［4］Titman S., B.Trueman.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the valuation of new issu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6，(2):15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