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5月，对于中国电影行业而言不可不谓“多事之夏”。从仍疑云重重的退票风波，到导演丁晟对光线的发难，再到最近掀起行业波澜却又因“无牌”面临夭折的“移动电影院”，这三桩相互独立的事情接连发生，涉及从产业链上下游到外部舆论和监管等方方面面。
　　市场经济是不完美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不完美的市场经济依靠的是“两只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互补，尽可能地发挥其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并防止或消减弊端。
　　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在具体实践层面，却是非常难的课题。市场是动态的，革新是始终伴随的，而政府管理依据的是法律的、静态的，滞后难以避免——立法、修法通常是社会在遭遇和积累了相当数量和相当程度新问题一段时间之后才着手做的。因此，在市场和政府之间，需要中间角色来弥补空隙，联结和延展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力不能及”之处。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的第十三项中，专门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并专门要求“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意在让过去扮演着政府延伸角色的行业协会商会回归市场主体，成为行业自治的真正依托——“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笔者在两年前的《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爆发时，曾著文表达过遗憾，当时尽管官方已有明确定性，舆论已是沸沸扬扬，但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两大行业协会却均默不作声。这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买票房”在此后两年里延绵不绝并升级成如今的“退票门”。这是典型的破窗效应。此次，再度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院线、影院在“退票门”事件中纷纷通过媒体表达了愤怒，却依然没有得到行业协会的关切。如果最终找不到惩戒的具体对象，院线、影投、影院这些“受害者”是否还会面临继续被钻空子而遭受无端损失呢？如果这40多条院线没有领头人来联合，在与两家几乎垄断网票市场巨头间的博弈中将永远陷于被动。
　　欣慰的是，所谓“移动电影院”在几乎是轰轰烈烈地发布了2天后，就被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呛声”。但如果在“移动电影院”发布当天，协会就更早地表态声援院线们的质疑乃至愤慨——即便只是对外表示关切，都会是对挑战行业法规的相关公司的有力警告，都会是对市场秩序更加有力的维护。
　　丁晟发难光线背后，是行业的众所周知——这类问题绝非个例。因为今天的发行巨头们太过强势，所以，大部分制片方在个案的交易中都难以改变这种现状，无法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宣发明细。那么制片人协会是否可以向前一步，代为博弈和抗争，以自治推动行业秩序的进步呢？很遗憾，这一次，一个著名导演的“以卵击石”并没有得到行业协会的回应。
　　套用當年微博时代的一句流行语，“围观也是一种力量”，对于行业自治来说，关切也是力量，而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行业自治更是进步所必需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