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我和丈夫住在宾夕法尼亚洲的阿德莫尔，位于费城的郊外。我们租的是每月五十美元的公寓。这几乎花去了丈夫月工资的一半。虽然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我们却努力抚养着两个孩子。偶尔，在丈夫的一再坚持下，我也会出去看场电影，可我俩不可能一起去，况且一起出门的话，谁来照顾孩子们呢?
　　在那些努力奋斗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却幸福得令人羡慕。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会把两个孩子放进帆布童车，推着小家伙们到廉价物品商店，只是去看看，什么都不买。我最渴望得到的是一个煮鸡蛋用的煮蛋锅，可是也要花十五美分。我每次都拿起来，从各个角度欣赏，然后又放回柜台。我连十五美分都花不起。难以置信，这从来就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不快。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绝对能够做到知足常乐。 说到娱乐，我们仅仅是聊聊天、做做游戏，还有就是享受一碗碗切成小块的红苹果。
　　唯一一件让丈夫感到贫穷的东西是我怀孕时候穿的孕妇装。它原本属于个头比我高出许多的姐姐。衣服是芥黄色的，大得足以把我整个儿装进去。从白天到晚上，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穿着这件宽大的长罩衣，我只有这件芥黄色衣衫。
　　我和丈夫初次相遇的那个晚上，他告诉我说，我让他想起了当时的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诺玛·希勒。和她一样，我也有深色头发。按照当时流行的样式垂在脸颊一侧。可我敢肯定，除此之外，我和她再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一天晚上，丈夫告诉我说他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了一件衣服。“真希望我能买给你，”他说，“看起来那就像是属于你的。你穿着一定很像诺玛·希勒。”
　　“我在什么场合穿呢?”我问，“还是实际一点吧。”
　　可是，从那天起，每天带孩子们出去散步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偷偷看一眼那件衣服。轻柔的薄纱面料，彩色菱形图案，色彩细腻又不失真实；外套从腰间到臀部贴身地包裹着模特，衬托出脚上的银色高跟鞋；胸部下面黑色的天鹅绒腰带上有一朵小花，花瓣用同样的面料做成。它不仅仅是我喜爱的那种外套，也是任何女人所梦想的——漂亮，永远也不会过时。外套的标价是二十美元。
　　我告诉丈夫，别再去想我们支付不起的奢侈品。如果有二十美元，我宁愿给家里的每个人添双新鞋，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一天，我在家里找粉笔，却意外地发现了二十美元!前一年的圣诞节，我丈夫的公司发了一笔意外的奖金——个礼拜的额外工资，整整二十七美元。我们还不习惯拥有这么一大笔意外的财富。除了把其中的七美元挥霍在大虾、洋蓟、凤尾鱼和红酒上以外，我们把剩余的二十美元叠好，小心翼翼地收进衣柜抽屉的粉笔盒里。后来，这件事就被我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怎么会把这么一大笔钱给忘记了呢?长久以来我们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突然有了这笔额外的钱，它在我心目中也仅仅是一张美丽的绿票子，并没有马上变成新鞋、食品或者是娱乐开销。
　　丈夫回家以后，我们笑个不停，把玩着这张发出清脆声音的票子。后来，我们又把它放回了原处。
　　第二天是个雨天，所以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出去散步。那天晚上，丈夫胳膊下夹着一个大大的盒子走进了家门。我们默默无语地彼此对视了一下。他把盒子放进了卧室。我们安安静静地吃完了晚餐，把孩子们安顿好上了床，这时候丈夫终于开口了，言语中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快穿上，亲爱的!快把外套穿上。”
　　我来到卧室，穿上那件外套，在镜子里欣赏着自己的模样。这是我的外套，这么完美的一件外套。在它的映衬下我也显得那么完美，我简直就是诺玛·希勒!
　　这件外套变成了我们家里最纯洁的欢乐的象征，照亮了我们平凡的生活，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每个星期六，我都会穿上它，与我的丈夫来一次特别的约会。默默地，我们借着心中的旋律翩翩起舞，不知疲倦地交谈，同结婚前一样。
　　希望又降临到我们心中。我们勇敢地计划着未来。当然，谁也没有再提粉笔盒里的那张钞票，它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我们得到的是多少金钱都无法买来的。
　　现在，这件外套还躺在松木衣柜抽屉的最下面。它已经躺在那里很长时间了。虽然腰带上的花的边缘已经有些变形，颜色却依然鲜亮。只要想到这件外套，很久以前的温暖与快乐便又会重驻我心间。我记得有时候我在夜里醒来，丈夫转身对我说：“为什么还不睡?你在想什么事情?”
　　“那件外套。”我回答。
　　我又感觉到了面料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我想起了没有音乐的舞步；我闭上眼睛，就又变成了诺玛·希勒，就在今夜。
　　选自《爱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