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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期做出的重要举措，它为中国联通世界、发展中国家联通发达国家提供了有利平台。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作为对外传播中国优秀学术作品的主要形式，近年来无论在出版规模还是出版动力上都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但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诸多问题。文章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学术出版境遇的考察，凭依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旨在回答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及路径探寻。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G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3-0142-04
“一带一路”倡议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方面，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民心相通是基础，需要通过文化先行来实现，而学术出版在此则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学术出版”这一概念最早于19世纪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者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提出，他指出学术出版是“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以学术传承和传播为根本任务，以追求人类知识进步为宗旨的出版”，主要包括学术专著出版和学术期刊出版两大类型[1]。学术出版作为国家和民族知识水平的最高体现，它的“走出去”有助于传递中国声音，聆听世界反馈，加强中国和世界互动交流，从中获得认可、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因此，梳理出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相应的解决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1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特征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形势愈加乐观，学术出版“走出去”在此背景下也呈现出规模持续增长、动力逐步提升和方式愈加多元等特征。
1.1 学术出版“走出去”规模持续增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累计出版图书达600多万种，并以每年约30万种的增幅持续增长，其中学术图书占据较大比例（近5年平均每年出版7.2万余种）[2]，但能够顺利走出国门并为外国读者接受的学术图书却是凤毛麟角。在2012年的伦敦书展上，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学术读物甚少，一时间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困境引发关注。此后6年间国内出版社为此下足功夫，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截至2018年底与20多家国际出版社签约“走出去”的出版项目高达318项。仅2018年上半年，国内多家出版单位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五洲传播有限公司等分别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达成合作，有效扩大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规模，并获得可观的码洋收入，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不仅如此，我国学术论文“走出去”也呈现出利好态势。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简称STM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各国的论文数量中，中国占18.6%的份额，美国的份额为18%[3]。科睿唯安所发布2017年《期刊引证报告》，称我国进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各学科最具影响力Q1区的期刊近年来增速较快，目前已达46种[4]。总的来说，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规模愈加扩大，趋向稳定增长的态势。
1.2 学术出版“走出去”动力逐步提升
学术出版“走出去”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出版动力的逐步提升是关键所在，主要体现为出版意识和出版行动力“双引擎”发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闭门造车”不再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出版界——包括作者、出版人、出版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意识到对学术出版需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积极对外传播中国优秀的学术作品。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走出去”实践过程中成绩斐然，其携手马尔沙维克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等众多国外平台簽订出版协议积极开展学术互译，推动我国优秀的学术作品走出国门;再如，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阿拉伯出版商协会共同主办的that's阿文平台，也成为助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见证。不仅如此，研究者也开始主动“走出去”，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交流活动。学术出版社亚太销售总监Liesbeth Kanis说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加国际会议、提交论文，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他们不仅仅做学术研究，也更多地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并且非常活跃。”[5]
近些年，中国不断亮相国际书展的同时，自身也作为主宾国开展很多书展活动，并借此拓展海外潜在读者群，扩大我国学术出版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学术出版“走出去”亦给予了多项扶助与支持，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04年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2010年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2年开展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等，均给予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以坚定决心和强大支持。
1.3 学术出版“走出去”方式愈加多元
学术出版意识和行动力“双引擎”发力产生了诸多积极效用，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走出去”的方式愈加多元化。
第一，从出版物输出转向版权输出。所谓出版物输出是指直接向国外输出本国学术出版物，版权输出则是将国内学术著作的版权转售给国外出版机构，由其自行出版发行。
第二，国内出版社开始在国外设立分社或编辑部，这一举措有利于使资料获取便捷化和内容出版流畅化，此外这些出版社还尝试与国外出版单位合作，联合成立学术研究或翻译中心，共同承担学术刊物的策划、撰写和出版等工作。
第三，国内出版机构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依据自身特长确定目标受众。如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在中国学术作品对阿传播过程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联合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成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有利平台。一年来，联盟成员数量增加至206家，遍及44个国家和地区，成员涵盖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出版学科囊括人文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国际版权交易量明显增多[6]。对内而言，它让更多有潜力的出版单位通过合作实现双赢。对外来说，学术联盟能够集中多方意见，扩大视野拒绝狭隘，更好地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服务。总的来说，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从“借船出海”逐步迈向到“造船出海”，开始注重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出版渠道、平台和品牌。
2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问题呈现
当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中的问题。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意识和行动力虽然有所提升，但也遭遇了“尴尬”境遇：学术出版规模扩大了，高质量的作品占比却没有因此获得增长。纵观中国学术出版“生产—发行—输出”的生产链条，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病端。
2.1 生产环节：出版主体的职业失范
广义的学术出版实际上包含了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两个环节，因此学术出版生产环节的职业失范涉及研究者和出版单位两个主体。
第一，个别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抛弃了学术严谨性，主要表现为：盲目选题，忽视研究过程的实操性;草率论证，强加研究对象的因果性;应付结项，忽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第二，部分出版单位的“把关人”角色衰微。诸如，不少出版单位一股脑将学术产品不分优劣、不辨题材直接对外输出。不仅如此，不少出版单位还忽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文化差异性，鉴于此，出版单位急需做好相应的读者调查。
2.2 发行环节：质量与数量极不相称
出版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出版规模和学术成就，出版质量则需要通过读者受众反馈信息才能得到。就我国目前的学术出版市场而言，两者是极不相称的。“内容为王”的背景下，学术出版也需要“核心产品”。
第一，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同质化现象严重，学术作品原创动力不足，能够在国际上被认可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此外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存在诸多弊病。
第二，从学术出版的流程角度来看，缺少专业人才对优秀学术作品进行精选、策划和校对等，也导致学术作品不能有效对外出版。
较为严重的是，一些出版社缺乏必要的选书制度，出版了一些内容空乏的作品，总体呈现出“走出去多，走进去少”的局面。
2017年4月世界学术出版巨头斯普林格出版社发表一篇撤稿声明，宣布撤回107篇中国学者发表在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上的论文[7]。
STM报告亦称，虽然中国在科研投入和论文产出方面进步明显，但在科研人才引进和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2017年世界100大科研创新企业排行中，美国拥有36家公司，中国只有3家公司上榜，其中两家为中国台湾企业[3]。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投入研发7 000多亿元，居全球第二，但成果的产出率排在全球10名左右[8]。
2.3 输出环节：未能与国际成功接轨
各国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存在差异，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遭遇诸多传播困境。中国的学术作品对内传播时所遇阻力较小，但其写作范式未必与海外读者阅读习惯相契合。Liesbeth Kanis认为，挑战集中体现在语言与翻译方面。由于语言的差异，中国学者一般无需向国内读者解释太多，但需要对国外读者作更多的背景性解释。因此，研究作品面对的不仅是单纯的翻译，还有二次改编问题。“我们对学术思想的翻译要对得起研究者和他的研究。”[5]必要的推广、营销方式在之后的环节中也是缺少的，当图书出版到国外，放置在书架上，没有采取任何方式向读者做任何介绍，读者很少主动关注。
此外，学术出版物在设计上也需要考虑输出地的历史文化特性。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范式的共通性、内容的专业性、产品的核心品牌、优秀的合作伙伴以及背后支撑的文化自信等。前几个要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优秀的合作伙伴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国学术出版与国际上知名出版机构建立的关系远远不够，缺乏远见，只凭己力无法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3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探寻
上述问题虽然没有完全呈现出当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病症，但不妨循着“生产-发行-输出”的模式，探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以提升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内功”。
3.1 培养人才，尊重学术传播规律
学术作品的作者处于学术出版环节的首位，在“内容为王”的传播背景下逐步成为学术出版中的核心。学术质量和数量问题都与“人”这一关键要素密切相联。在生产过程中，“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需要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是学术人才，二是翻译人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培养此类人才不妨采用“+”方式，努力使学术人才和翻译人才合二为一。重视人才培养，从大学时代的课堂就要做起，“一带一路”正处在上升期，急需高校输送大批优秀人才。此外，建立恰當的奖惩制度也是重中之重，此举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不道德的学术行为，也可以激励研究者提高学术质量。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尊重学术传播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事实证明，属于高端产品的学术出版物不会像大众畅销书那样火爆。但透过“长尾理论”不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它的传播过程比较漫长，销量也不会很疯狂，但需要者一定会努力拥有此书[9]。
3.2 培育受众，实现多元文化对话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产生国际认同和影响力，必须拥有国际视角，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易于被接受的方式，站在他国读者的角度策划选题、编辑出版。并以此作为基础，再辅以合理恰当的形式，让作品透过读者的眼睛进入其内心深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各国之间存在地理和文化差异，对其输出学术作品，不仅需要注意学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需要选择恰当的输出方式。在内容上，输出的学术作品需要贴近沿线国家的思维方式，展示他们希望了解的“中国故事”，唤醒其内心深处的“中国兴趣”。 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通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等一系列中医著作，其中《张仲景50味药证》《八名方临床应用》《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等中医药图书已经成为国外学生学习中医的教材。
在形式上，纸质书的出版依然是重头戏，但不妨再辅以技术手段，对内容进行数字化与可视化呈现。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要想了解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只有枯燥的文字会使得他们体验感不佳。将内容进行数字化与可视化操作，不仅于普通大众有益，同时也为目标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阅读方式。
3.3 培植市场，实现内外合作共生
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通过内外合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不论是输出图书还是签约版权，或是共建学术研究中心，内外合作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通过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进行战略合作、输出版权等实现了一大批优秀学术出版物的“走出去”。三联书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2017年版权输出累计19个语种，带动了其与欧美和“一带一路”二十几个国家的版权合作[10]。凤凰传媒集团启动的“凤凰国际出版翻译专家库”项目，让更多来自阿语世界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加入这一专家库，成为中阿文化在海外的“代言人”，他们是“中阿两国故事”最好的讲述人[11]。“酒香也怕巷子深”，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术作品的质量，同时能够畅通学术出版的输出，与国际话语搭建关系。从单一化的图书输出，到版权输出、设立海外编辑部、共建研究中心，再到资本合作共同开发，从单一形式到融合发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方式越来越多。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可以改变海外读者对中国学术作品的刻板印象，加快学术出版“走出去”“走进去”的进程。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迎来了机遇：开放自我，走向国际，让世界听到中国的真实声音。与此同时，“问题意识”不容忽略，中国学术出版离我们期望的局面还相差甚远，这一局面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促进。“发现问题—提出問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看似简单，却需要凝结中国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共同智慧，从而让中国由“学术出版大国”转型为“学术出版强国”，让“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视野的普遍认可与肯定。
参考文献
[1]韩筠.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出版的发展策略[J].科技与出版，2018（10）：35-36.
[2]出版人杂志.哪些出版社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出版权威？[EB/OL].（2019-01-11）.https：//mp.weixin.qq.com/s/EFwuJqujzJeaLCUD1oQGmQ.
[3]虞洋.学术出版市场新趋势，中国论文数量超过美国[EB/OL].（2019-03-16）.http：//www.fx361.com/page/2019/0316/4881933.shtml.
[4]詹媛.中国何时能有世界闻名科技期刊[N].光明日报，2018-11-06.
[5]国际版话.聚焦中西思想碰撞|2019年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之路[EB/OL].（2018-12-29）.https：//mp.weixin.qq.com/s/lch_G6sbcKSr9IgszVOGww.
[6]中国图书馆网.精品出版物持续走出去，让世界读懂中国[EB/OL].（2019-01-07）.http：//www.chnlib.com/wenhuadongtai/2019-01/902868.html.
[7]人民网.论文造假 107篇中国被撤稿论文逐一彻查[EB/OL].（2017-06-15）.http：//bj.people.com.cn/n2/2017/0615/c82841-30330325.html.
[8]谢寿光.成绩可喜问题堪忧 谈学术出版的问题与机遇[N].光明日报，2019-01-01.
[9]蒋东明.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四个着力点”[J].现代出版，2017（5）：25.
[10]孙玮.立足自身优势，对接国际话语体系，创新合作模式[J].出版参考，2017（5）：49.
[11]李雪坤.以书为媒，同谱美好篇章[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11-06.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G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3-0142-04
“一带一路”倡议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方面，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民心相通是基础，需要通过文化先行来实现，而学术出版在此则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学术出版”这一概念最早于19世纪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者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提出，他指出学术出版是“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以学术传承和传播为根本任务，以追求人类知识进步为宗旨的出版”，主要包括学术专著出版和学术期刊出版两大类型[1]。学术出版作为国家和民族知识水平的最高体现，它的“走出去”有助于传递中国声音，聆听世界反馈，加强中国和世界互动交流，从中获得认可、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因此，梳理出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相应的解决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1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特征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形势愈加乐观，学术出版“走出去”在此背景下也呈现出规模持续增长、动力逐步提升和方式愈加多元等特征。
1.1 学术出版“走出去”规模持续增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累计出版图书达600多万种，并以每年约30万种的增幅持续增长，其中学术图书占据较大比例（近5年平均每年出版7.2万余种）[2]，但能够顺利走出国门并为外国读者接受的学术图书却是凤毛麟角。在2012年的伦敦书展上，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学术读物甚少，一时间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困境引发关注。此后6年间国内出版社为此下足功夫，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截至2018年底与20多家国际出版社签约“走出去”的出版项目高达318项。仅2018年上半年，国内多家出版单位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五洲传播有限公司等分别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达成合作，有效扩大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规模，并获得可观的码洋收入，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不仅如此，我国学术论文“走出去”也呈现出利好态势。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简称STM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各国的论文数量中，中国占18.6%的份额，美国的份额为18%[3]。科睿唯安所发布2017年《期刊引证报告》，称我国进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各学科最具影响力Q1区的期刊近年来增速较快，目前已达46种[4]。总的来说，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规模愈加扩大，趋向稳定增长的态势。
1.2 学术出版“走出去”动力逐步提升
学术出版“走出去”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出版动力的逐步提升是关键所在，主要体现为出版意识和出版行动力“双引擎”发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闭门造车”不再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出版界——包括作者、出版人、出版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意识到对学术出版需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积极对外传播中国优秀的学术作品。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走出去”实践过程中成绩斐然，其携手马尔沙维克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等众多国外平台簽订出版协议积极开展学术互译，推动我国优秀的学术作品走出国门;再如，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阿拉伯出版商协会共同主办的that's阿文平台，也成为助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见证。不仅如此，研究者也开始主动“走出去”，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交流活动。学术出版社亚太销售总监Liesbeth Kanis说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加国际会议、提交论文，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他们不仅仅做学术研究，也更多地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并且非常活跃。”[5]
近些年，中国不断亮相国际书展的同时，自身也作为主宾国开展很多书展活动，并借此拓展海外潜在读者群，扩大我国学术出版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学术出版“走出去”亦给予了多项扶助与支持，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04年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2010年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2年开展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等，均给予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以坚定决心和强大支持。
1.3 学术出版“走出去”方式愈加多元
学术出版意识和行动力“双引擎”发力产生了诸多积极效用，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走出去”的方式愈加多元化。
第一，从出版物输出转向版权输出。所谓出版物输出是指直接向国外输出本国学术出版物，版权输出则是将国内学术著作的版权转售给国外出版机构，由其自行出版发行。
第二，国内出版社开始在国外设立分社或编辑部，这一举措有利于使资料获取便捷化和内容出版流畅化，此外这些出版社还尝试与国外出版单位合作，联合成立学术研究或翻译中心，共同承担学术刊物的策划、撰写和出版等工作。
第三，国内出版机构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依据自身特长确定目标受众。如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在中国学术作品对阿传播过程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联合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机构成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有利平台。一年来，联盟成员数量增加至206家，遍及44个国家和地区，成员涵盖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出版学科囊括人文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国际版权交易量明显增多[6]。对内而言，它让更多有潜力的出版单位通过合作实现双赢。对外来说，学术联盟能够集中多方意见，扩大视野拒绝狭隘，更好地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服务。总的来说，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从“借船出海”逐步迈向到“造船出海”，开始注重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出版渠道、平台和品牌。
2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问题呈现
当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中的问题。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意识和行动力虽然有所提升，但也遭遇了“尴尬”境遇：学术出版规模扩大了，高质量的作品占比却没有因此获得增长。纵观中国学术出版“生产—发行—输出”的生产链条，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病端。
2.1 生产环节：出版主体的职业失范
广义的学术出版实际上包含了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两个环节，因此学术出版生产环节的职业失范涉及研究者和出版单位两个主体。
第一，个别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抛弃了学术严谨性，主要表现为：盲目选题，忽视研究过程的实操性;草率论证，强加研究对象的因果性;应付结项，忽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第二，部分出版单位的“把关人”角色衰微。诸如，不少出版单位一股脑将学术产品不分优劣、不辨题材直接对外输出。不仅如此，不少出版单位还忽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文化差异性，鉴于此，出版单位急需做好相应的读者调查。
2.2 发行环节：质量与数量极不相称
出版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出版规模和学术成就，出版质量则需要通过读者受众反馈信息才能得到。就我国目前的学术出版市场而言，两者是极不相称的。“内容为王”的背景下，学术出版也需要“核心产品”。
第一，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同质化现象严重，学术作品原创动力不足，能够在国际上被认可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此外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存在诸多弊病。
第二，从学术出版的流程角度来看，缺少专业人才对优秀学术作品进行精选、策划和校对等，也导致学术作品不能有效对外出版。
较为严重的是，一些出版社缺乏必要的选书制度，出版了一些内容空乏的作品，总体呈现出“走出去多，走进去少”的局面。
2017年4月世界学术出版巨头斯普林格出版社发表一篇撤稿声明，宣布撤回107篇中国学者发表在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上的论文[7]。
STM报告亦称，虽然中国在科研投入和论文产出方面进步明显，但在科研人才引进和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2017年世界100大科研创新企业排行中，美国拥有36家公司，中国只有3家公司上榜，其中两家为中国台湾企业[3]。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投入研发7 000多亿元，居全球第二，但成果的产出率排在全球10名左右[8]。
2.3 输出环节：未能与国际成功接轨
各国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存在差异，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遭遇诸多传播困境。中国的学术作品对内传播时所遇阻力较小，但其写作范式未必与海外读者阅读习惯相契合。Liesbeth Kanis认为，挑战集中体现在语言与翻译方面。由于语言的差异，中国学者一般无需向国内读者解释太多，但需要对国外读者作更多的背景性解释。因此，研究作品面对的不仅是单纯的翻译，还有二次改编问题。“我们对学术思想的翻译要对得起研究者和他的研究。”[5]必要的推广、营销方式在之后的环节中也是缺少的，当图书出版到国外，放置在书架上，没有采取任何方式向读者做任何介绍，读者很少主动关注。
此外，学术出版物在设计上也需要考虑输出地的历史文化特性。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范式的共通性、内容的专业性、产品的核心品牌、优秀的合作伙伴以及背后支撑的文化自信等。前几个要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优秀的合作伙伴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国学术出版与国际上知名出版机构建立的关系远远不够，缺乏远见，只凭己力无法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3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探寻
上述问题虽然没有完全呈现出当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病症，但不妨循着“生产-发行-输出”的模式，探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以提升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内功”。
3.1 培养人才，尊重学术传播规律
学术作品的作者处于学术出版环节的首位，在“内容为王”的传播背景下逐步成为学术出版中的核心。学术质量和数量问题都与“人”这一关键要素密切相联。在生产过程中，“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需要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是学术人才，二是翻译人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培养此类人才不妨采用“+”方式，努力使学术人才和翻译人才合二为一。重视人才培养，从大学时代的课堂就要做起，“一带一路”正处在上升期，急需高校输送大批优秀人才。此外，建立恰當的奖惩制度也是重中之重，此举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不道德的学术行为，也可以激励研究者提高学术质量。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尊重学术传播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事实证明，属于高端产品的学术出版物不会像大众畅销书那样火爆。但透过“长尾理论”不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它的传播过程比较漫长，销量也不会很疯狂，但需要者一定会努力拥有此书[9]。
3.2 培育受众，实现多元文化对话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产生国际认同和影响力，必须拥有国际视角，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易于被接受的方式，站在他国读者的角度策划选题、编辑出版。并以此作为基础，再辅以合理恰当的形式，让作品透过读者的眼睛进入其内心深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各国之间存在地理和文化差异，对其输出学术作品，不仅需要注意学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需要选择恰当的输出方式。在内容上，输出的学术作品需要贴近沿线国家的思维方式，展示他们希望了解的“中国故事”，唤醒其内心深处的“中国兴趣”。 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通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等一系列中医著作，其中《张仲景50味药证》《八名方临床应用》《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等中医药图书已经成为国外学生学习中医的教材。
在形式上，纸质书的出版依然是重头戏，但不妨再辅以技术手段，对内容进行数字化与可视化呈现。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要想了解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只有枯燥的文字会使得他们体验感不佳。将内容进行数字化与可视化操作，不仅于普通大众有益，同时也为目标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阅读方式。
3.3 培植市场，实现内外合作共生
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通过内外合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不论是输出图书还是签约版权，或是共建学术研究中心，内外合作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通过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进行战略合作、输出版权等实现了一大批优秀学术出版物的“走出去”。三联书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2017年版权输出累计19个语种，带动了其与欧美和“一带一路”二十几个国家的版权合作[10]。凤凰传媒集团启动的“凤凰国际出版翻译专家库”项目，让更多来自阿语世界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加入这一专家库，成为中阿文化在海外的“代言人”，他们是“中阿两国故事”最好的讲述人[11]。“酒香也怕巷子深”，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术作品的质量，同时能够畅通学术出版的输出，与国际话语搭建关系。从单一化的图书输出，到版权输出、设立海外编辑部、共建研究中心，再到资本合作共同开发，从单一形式到融合发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方式越来越多。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可以改变海外读者对中国学术作品的刻板印象，加快学术出版“走出去”“走进去”的进程。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迎来了机遇：开放自我，走向国际，让世界听到中国的真实声音。与此同时，“问题意识”不容忽略，中国学术出版离我们期望的局面还相差甚远，这一局面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促进。“发现问题—提出問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看似简单，却需要凝结中国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共同智慧，从而让中国由“学术出版大国”转型为“学术出版强国”，让“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视野的普遍认可与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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