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城市已失去了自身的大部分特色，但有一个特色抹之不去，那就是城市里的标语。无论身处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广告牌上、过街天桥上、路边墙上、隔离栏上，无处没有标语。
　　近日，笔者到西北某市开会，闲暇时上公园散步，路见一标语：“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仔细琢磨，不禁疑云袭来，为什么偏要建成“中心城市”？要在多大范围内建成“中心城市”？是在全国还是整个西部抑或大西北？且不说现在连建“文明城市”还要“力争”，就算已是“文明城市”，达到了经济富裕、商贸繁荣、科教发达、满街人才，然而，建成“中心城市”意义何在？
　　建设“中心城市”，说白了就是渴望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而周边也必然围着中小城市。可对于大城市，人们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人口稠密、水泥森林、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噪音超标、雨季内涝、房价奇高、灯光扰民、植被缺乏、健身无所……要治好现有的这些“大城市病”都来不及，还要建设更多的大城市吗？
　　过去都说北京是“首堵”，近几年笔者出差到外地，发现省会级城市没有几个不堵的，有的比起北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都说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现在有的城市比北京更严重。何至于此？各地争建“中心城市”，创建“国际大都市”，招商引资，吸纳人口，城市建设“摊大饼”，建了二环建三环，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城市的确是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忘记要以人为本了。
　　“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知其名者无不产生无尽遐想，心生向往。可究其实，有时它就像一头带病的牯牛，貌似体格庞大，实际却走不远。除了常见的“城市病”，城市负效应更是不容忽视。所谓城市负效应，就是城市聚集规模有一个效率比，把规模控制在某个范围内时，其效率是最高的，一旦超过这个規模，其效率就开始趋低。比如，在一座城市，以往由A地到B地办事需要30分钟，可现在因为城市过大，交通拥堵，则需要花费50分钟甚至更多。除了老百姓浪费时间，浪费交通能源，政府还要为改善城市环境不断再投入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如兴建成本极高的地铁、轻轨等），这些其实都是城市负效应的表现。为此，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呼吁：“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规模，但并非越大越好……城市聚集规模过大必然产生负效应。”“造城运动”应该尽快停止。西方专家也专门作过论证，认为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在200万以内其效率最佳，超出200万，城市效率就开始出现负效应，越是继续扩张，负效应就越大。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基本都不再扩张，争“中心城市”、建“国际大都市”，早已是被抛弃的思维，那些当年建设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无不深受其害而欲求摆脱不能。不少城市即便作为国都，再老化、再没有气派，也无扩张之意，原因只为防止“城市病”，只为减少城市负效应。
　　刻意打造大城市，也必然吸引资金投入，由此所决定，人们要想挣钱，也只有跑到大城市去。结果大城市人口暴增，推高物价，原先的城里人过得不舒服；城外人为了把握机会，不得不抛家舍口、千里迢迢进城务工，同样过得不舒服。既然如此，何不将投入资金摊薄，致力于打造中小城市甚至乡镇，让更多的制造业在这些地方风生水起、龙腾虎跃？这不仅能大大减少大城市的烦恼，也能让更多中小城市人口得以就地就业，从此在我们的生活辞典上逐渐删去“城市病”“民工潮”“留守儿童”等词汇。这难道不是建设发展的真正目标吗？
　　回到最根本的点上，我们要问一句：城市是什么？是人们聚集起来生活的地方，城市形成的初衷就是为了更便利、更人性化的生活，它不是用来观瞻的，也不是用来炫耀的。某些并不具备条件的城市动辄就是建“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一定程度上说，不过是为了满足某种虚荣，仿佛不建设个大都市出来就不足以说明自己地位的重要性，生怕自己的发展愿景不够宏大似的。须知，为了这种虚荣，人们已付出太多代价。
　　离开散步的公园时，笔者就想着上述标语应该改一改，改为：“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宜居城市。”宜居，应该是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城市是属于人的城市，而规模大小并不那么重要。
　　（作者系《解放军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