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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城市已失去了自身的大部分特色,但有一个特色抹之不去,那就是城市里的标语。无论身处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广告牌上、过街天桥上、路边墙上、隔离栏上,无处没有标语。
近日,笔者到西北某市开会,闲暇时上公园散步,路见一标语:“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仔细琢磨,不禁疑云袭来,为什么偏要建成“中心城市”?要在多大范围内建成“中心城市”?是在全国还是整个西部抑或大西北?且不说现在连建“文明城市”还要“力争”,就算已是“文明城市”,达到了经济富裕、商贸繁荣、科教发达、满街人才,然而,建成“中心城市”意义何在?
建设“中心城市”,说白了就是渴望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而周边也必然围着中小城市。可对于大城市,人们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人口稠密、水泥森林、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噪音超标、雨季内涝、房价奇高、灯光扰民、植被缺乏、健身无所……要治好现有的这些“大城市病”都来不及,还要建设更多的大城市吗?
过去都说北京是“首堵”,近几年笔者出差到外地,发现省会级城市没有几个不堵的,有的比起北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都说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现在有的城市比北京更严重。何至于此?各地争建“中心城市”,创建“国际大都市”,招商引资,吸纳人口,城市建设“摊大饼”,建了二环建三环,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城市的确是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忘记要以人为本了。
“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知其名者无不产生无尽遐想,心生向往。可究其实,有时它就像一头带病的牯牛,貌似体格庞大,实际却走不远。除了常见的“城市病”,城市负效应更是不容忽视。所谓城市负效应,就是城市聚集规模有一个效率比,把规模控制在某个范围内时,其效率是最高的,一旦超过这个規模,其效率就开始趋低。比如,在一座城市,以往由A地到B地办事需要30分钟,可现在因为城市过大,交通拥堵,则需要花费50分钟甚至更多。除了老百姓浪费时间,浪费交通能源,政府还要为改善城市环境不断再投入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如兴建成本极高的地铁、轻轨等),这些其实都是城市负效应的表现。为此,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呼吁:“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规模,但并非越大越好……城市聚集规模过大必然产生负效应。”“造城运动”应该尽快停止。西方专家也专门作过论证,认为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在200万以内其效率最佳,超出200万,城市效率就开始出现负效应,越是继续扩张,负效应就越大。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基本都不再扩张,争“中心城市”、建“国际大都市”,早已是被抛弃的思维,那些当年建设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无不深受其害而欲求摆脱不能。不少城市即便作为国都,再老化、再没有气派,也无扩张之意,原因只为防止“城市病”,只为减少城市负效应。
刻意打造大城市,也必然吸引资金投入,由此所决定,人们要想挣钱,也只有跑到大城市去。结果大城市人口暴增,推高物价,原先的城里人过得不舒服;城外人为了把握机会,不得不抛家舍口、千里迢迢进城务工,同样过得不舒服。既然如此,何不将投入资金摊薄,致力于打造中小城市甚至乡镇,让更多的制造业在这些地方风生水起、龙腾虎跃?这不仅能大大减少大城市的烦恼,也能让更多中小城市人口得以就地就业,从此在我们的生活辞典上逐渐删去“城市病”“民工潮”“留守儿童”等词汇。这难道不是建设发展的真正目标吗?
回到最根本的点上,我们要问一句:城市是什么?是人们聚集起来生活的地方,城市形成的初衷就是为了更便利、更人性化的生活,它不是用来观瞻的,也不是用来炫耀的。某些并不具备条件的城市动辄就是建“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一定程度上说,不过是为了满足某种虚荣,仿佛不建设个大都市出来就不足以说明自己地位的重要性,生怕自己的发展愿景不够宏大似的。须知,为了这种虚荣,人们已付出太多代价。
离开散步的公园时,笔者就想着上述标语应该改一改,改为:“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宜居城市。”宜居,应该是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城市是属于人的城市,而规模大小并不那么重要。
(作者系《解放军报》高级编辑)
近日,笔者到西北某市开会,闲暇时上公园散步,路见一标语:“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仔细琢磨,不禁疑云袭来,为什么偏要建成“中心城市”?要在多大范围内建成“中心城市”?是在全国还是整个西部抑或大西北?且不说现在连建“文明城市”还要“力争”,就算已是“文明城市”,达到了经济富裕、商贸繁荣、科教发达、满街人才,然而,建成“中心城市”意义何在?
建设“中心城市”,说白了就是渴望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而周边也必然围着中小城市。可对于大城市,人们现在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人口稠密、水泥森林、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噪音超标、雨季内涝、房价奇高、灯光扰民、植被缺乏、健身无所……要治好现有的这些“大城市病”都来不及,还要建设更多的大城市吗?
过去都说北京是“首堵”,近几年笔者出差到外地,发现省会级城市没有几个不堵的,有的比起北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都说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现在有的城市比北京更严重。何至于此?各地争建“中心城市”,创建“国际大都市”,招商引资,吸纳人口,城市建设“摊大饼”,建了二环建三环,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城市的确是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忘记要以人为本了。
“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知其名者无不产生无尽遐想,心生向往。可究其实,有时它就像一头带病的牯牛,貌似体格庞大,实际却走不远。除了常见的“城市病”,城市负效应更是不容忽视。所谓城市负效应,就是城市聚集规模有一个效率比,把规模控制在某个范围内时,其效率是最高的,一旦超过这个規模,其效率就开始趋低。比如,在一座城市,以往由A地到B地办事需要30分钟,可现在因为城市过大,交通拥堵,则需要花费50分钟甚至更多。除了老百姓浪费时间,浪费交通能源,政府还要为改善城市环境不断再投入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如兴建成本极高的地铁、轻轨等),这些其实都是城市负效应的表现。为此,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呼吁:“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规模,但并非越大越好……城市聚集规模过大必然产生负效应。”“造城运动”应该尽快停止。西方专家也专门作过论证,认为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在200万以内其效率最佳,超出200万,城市效率就开始出现负效应,越是继续扩张,负效应就越大。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基本都不再扩张,争“中心城市”、建“国际大都市”,早已是被抛弃的思维,那些当年建设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无不深受其害而欲求摆脱不能。不少城市即便作为国都,再老化、再没有气派,也无扩张之意,原因只为防止“城市病”,只为减少城市负效应。
刻意打造大城市,也必然吸引资金投入,由此所决定,人们要想挣钱,也只有跑到大城市去。结果大城市人口暴增,推高物价,原先的城里人过得不舒服;城外人为了把握机会,不得不抛家舍口、千里迢迢进城务工,同样过得不舒服。既然如此,何不将投入资金摊薄,致力于打造中小城市甚至乡镇,让更多的制造业在这些地方风生水起、龙腾虎跃?这不仅能大大减少大城市的烦恼,也能让更多中小城市人口得以就地就业,从此在我们的生活辞典上逐渐删去“城市病”“民工潮”“留守儿童”等词汇。这难道不是建设发展的真正目标吗?
回到最根本的点上,我们要问一句:城市是什么?是人们聚集起来生活的地方,城市形成的初衷就是为了更便利、更人性化的生活,它不是用来观瞻的,也不是用来炫耀的。某些并不具备条件的城市动辄就是建“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一定程度上说,不过是为了满足某种虚荣,仿佛不建设个大都市出来就不足以说明自己地位的重要性,生怕自己的发展愿景不够宏大似的。须知,为了这种虚荣,人们已付出太多代价。
离开散步的公园时,笔者就想着上述标语应该改一改,改为:“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宜居城市。”宜居,应该是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城市是属于人的城市,而规模大小并不那么重要。
(作者系《解放军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