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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中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在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0.146%；但是，与民生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相比，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较小，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此外，我国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强，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弱。提高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创新信用模式，丰富农村信贷产品种类；简化贷款流程，提高农村金融整体效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
关键词：农业信贷；农村经济；农村消费；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扩大内需；农村信贷产品；借贷需求
中图分类号：F014.5；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2-0017-08
一、引言
自2008年以来，相继爆发的全球性、区域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近年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并且基本为负值在2009—2013年，我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仅2010年为正值，其余年份均为负值。 。与此同时，四万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一严峻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政府以及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差距一直比较大，且并没有明显缩小（如图1所示），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8 022.64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6 625.53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72倍。可见，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整体相对比较低，这也意味着农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其将成为我国今后扩大内需的主要目标市场。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其发展水平会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比如，农民生活性贷款可以直接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而农业生产性与开发性贷款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深入研究农业信贷支持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近年来，针对金融发展拉动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与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Cochrane（1991）提出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消费保险的作用，并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拉动消费。Besley（2008）对20多年间英国的私人金融资产持有率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有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大多主要探讨农村金融有效拉动农村消费的原因，并且针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与缺陷提出建议。龚晓菊和刘奇山（2010）认为农村消费存在动力不足、水平较低等问题，而扩大农村金融投入将有效缓解农村消费水平低下的状况。文启湘等（2011）认为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农村消费信贷品种有限、农村金融服务与实际需求脱节以及农村金融资金供给不足四方面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梁丽（2011）通过对欠发达的河南、山西、陕西的2 500农户的抽样调查发现，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差和农民相关金融知识匮乏的客观事实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提出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改善服务、加大信贷投入来改善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局面。
在有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当前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消费具有积极的影响。刘纯彬和桑铁柱（2010）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运用中国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农村金融深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郭英和曾孟夏（2011）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信贷在短期可有效扩大农民消费，并且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保证了内部融资的效率。张毓卿和周才云（2012）通过对中国1978—2010年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支持效应进行动态研究后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胡帮勇和张兵（2012）基于1979—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金融效率和农村金融规模都显著影响农民的消费支出，并且主要体现为长期效应。谢顺利和周翼璇（2014）利用我国1995—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且农村金融主要是从增强流动性、优化交易方式、培养消费意识和提供消费保险四个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农村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上进行了诸多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然而当前国内学者所做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全国范围的时间序列数据或部分地区的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忽视了省份间的固定效应差异以及金融发展与消费支出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此外，基于农业信贷支持视角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文献也相对匮乏。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中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由于国家统计口径的变化，自2010年以来省级层面的农业贷款数据无法搜集到，因此，本文所使用数据的截止日期为2009年。并且，纵观我国现有关于农业信贷问题的实证研究文献，所使用的数据截止日期基本均在2009年。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还将分区域探讨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以进一步明确我国农村金融信贷支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1.样本选择与模型建立 鉴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并反映中国区域农村金融信贷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的是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样本中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比较多，所以也未包括西藏。。虽然本文主要考察农村金融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但考虑到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还可能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在综合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构建如下双对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ln（Consumeit）=α0+α1ln（Creditit）+βXit+
δi+εit
其中，Consume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农村消费支出；Credit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农村信贷支持率，这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为一组控制变量；下标i（=1，2，3，…，30）表示对应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t（=2001，2002，2003，…，2009）表示对应的年度；δ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扰动项。
2.指标与数据说明
（1）农村消费支出（Consume），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农村信贷水平（Credit），用农业贷款除以乡村人口（即人均农业贷款）来衡量。其中，历年农业贷款数据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乡村人口数乡村人口是除城镇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2001年人口为当年人口普查推算数，其余年份人口为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2005年起各地区人口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 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为了减轻数据的剧烈波动和异方差性，增强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农村收入水平（Income），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数据直接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同样考虑到增强数据平稳性的要求，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4）财政支农支持率（Finance），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主要包括教育事业费、卫生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除以财政总支出来衡量。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和财政总支出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
（5）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城市常住人口数与总人口数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用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第一产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7）民生支出（Welfare），用各地区教育、医疗、社会福利支出总和与地区财政总支出之比来度量民生支出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2002—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8）人口抚养比（Bring-up ratio），用总抚养比（总负担系数）来衡量由于分地区总抚养比（总负担系数）指标缺少2001年的具体数据，故本文采用将两倍2002年数据值与2003年数据值相减的差额进行数据替代。 。该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
表1报告了上述8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省份之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人均纯收入水平和人均农业贷款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人均农业贷款最大值为16 258.31元/人，而最小值为121.92元/人。财政支农支持率、城市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民生支出水平与总抚养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鉴主流研究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在处理面板数据时，研究者一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效应是否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通过检验个体效应δi是否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进行模型的选择。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方差的差是一个非正定矩阵且chi2值为负，这说明RE模型的基本假设Corr（δi，x）=0无法得到满足。 。为了详细检验在控制农村居民收入、财政支农支持率、城市化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时为使回归结果更为稳健可信，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式。表2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
从表2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在模型（1）（2）（3）（4）（5）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具体来看，模型（1）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系数为0.210；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城市化水平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为0.174；模型（3）进一步控制了财政支农支持率、民生支出两个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变为0.153；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为0.149；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控制了人口抚养比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系数为0.146。从一系列逐步回归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所得到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估计系数是比较稳健的，并且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以模型（5）为例，在控制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将提高0.146%。 同时，从表2的回归结果中也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财政支农支持率、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就模型（5）而言，在控制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财政支农支持率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将提高1.13%；民生支出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则将平均提高107%。由此可见，与财政支农支出和民生支出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相比，农业信贷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这也反映了我国农业信贷整体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事实。
另外，为了检验农村信贷支持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进一步划分了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山西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重庆11个省份。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2）（5）（6）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4）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看出，东、中、西部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都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具体而言，在控制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后，中部地区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平均提高0.142%；西部地区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平均增加0.137%；而在东部地区，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增加1%将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09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加大发展农村金融的力度，提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将更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原因在于，相比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更为完备，居民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因此，东部地区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小。
就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而言，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深度总体而言优于中、西部地区，而只有当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带来积极影响。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西部地区这一指标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农业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东、中部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已达到规模经济效益。而在民生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指标上也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支出在各地区间的资金配置效率不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业信贷支持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是拉动农村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此外，通过与民生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农业信贷支持并未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中应有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信贷产品种类少、贷款手续烦琐、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等，从而使得有农业贷款需求的农村居民难以通过农业信贷的途径来融资。针对上述结论与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以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农村信贷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实现通过农业信贷支持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目标。
第一，创新信用模式，丰富农村信贷产品种类。相关研究显示，虽然农村金融需求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但是农村居民大多是出于生活性的目的而进行借贷。然而，当前农业信贷市场上提供的大多却是针对生产性需求的借贷服务。同时，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缺乏健全有力的担保机制，农业信贷具有风险大、安全性差的特点。目前，农业贷款支持发挥缓解农村居民短期资金不足、减少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农业信贷发展想要充分发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一方面应当结合农村居民的实际借贷需求，及时开发推出适宜的农村信贷产品，以填补农村居民借贷需求缺口；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创新信用模式，拓宽信贷担保物范围，以扩大贷款覆盖面，提高贷款满足率，进而实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目标。
第二，简化贷款流程，提高农村金融整体效率。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对金融行业缺乏基本的认识。同时，农村金融行业的服务过程与配套规章存在冗余、繁琐的现象，阻碍了一部分有实际借贷需求的农村居民通过农业信贷来满足自身需求。针对这种现象，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对于农村居民金融信贷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让其认清自身需要，有效利用农村信贷工具满足借贷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实际需求进行综合考虑，推进有针对性的改革，完善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独特的组织形态，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存在，致使长久以来贷款人将利率控制在市场出清水平以下，农村信贷市场长期处于资金供不应求的状态，阻碍了农村信贷在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为解决存在于农业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引入科学规范的政策制度来进行规范。此外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大、农村金融涉及面广的客观事实，使得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难以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道路。要想实现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的目标，必须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部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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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信贷；农村经济；农村消费；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扩大内需；农村信贷产品；借贷需求
中图分类号：F014.5；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2-0017-08
一、引言
自2008年以来，相继爆发的全球性、区域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近年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并且基本为负值在2009—2013年，我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仅2010年为正值，其余年份均为负值。 。与此同时，四万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一严峻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政府以及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差距一直比较大，且并没有明显缩小（如图1所示），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8 022.64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6 625.53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72倍。可见，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整体相对比较低，这也意味着农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其将成为我国今后扩大内需的主要目标市场。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其发展水平会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比如，农民生活性贷款可以直接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而农业生产性与开发性贷款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深入研究农业信贷支持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近年来，针对金融发展拉动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与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Cochrane（1991）提出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消费保险的作用，并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拉动消费。Besley（2008）对20多年间英国的私人金融资产持有率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居民耐用品消费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有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大多主要探讨农村金融有效拉动农村消费的原因，并且针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与缺陷提出建议。龚晓菊和刘奇山（2010）认为农村消费存在动力不足、水平较低等问题，而扩大农村金融投入将有效缓解农村消费水平低下的状况。文启湘等（2011）认为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农村消费信贷品种有限、农村金融服务与实际需求脱节以及农村金融资金供给不足四方面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梁丽（2011）通过对欠发达的河南、山西、陕西的2 500农户的抽样调查发现，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差和农民相关金融知识匮乏的客观事实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提出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改善服务、加大信贷投入来改善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局面。
在有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当前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消费具有积极的影响。刘纯彬和桑铁柱（2010）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运用中国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农村金融深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郭英和曾孟夏（2011）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信贷在短期可有效扩大农民消费，并且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保证了内部融资的效率。张毓卿和周才云（2012）通过对中国1978—2010年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支持效应进行动态研究后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胡帮勇和张兵（2012）基于1979—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金融效率和农村金融规模都显著影响农民的消费支出，并且主要体现为长期效应。谢顺利和周翼璇（2014）利用我国1995—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且农村金融主要是从增强流动性、优化交易方式、培养消费意识和提供消费保险四个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农村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上进行了诸多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然而当前国内学者所做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全国范围的时间序列数据或部分地区的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忽视了省份间的固定效应差异以及金融发展与消费支出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此外，基于农业信贷支持视角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文献也相对匮乏。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中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由于国家统计口径的变化，自2010年以来省级层面的农业贷款数据无法搜集到，因此，本文所使用数据的截止日期为2009年。并且，纵观我国现有关于农业信贷问题的实证研究文献，所使用的数据截止日期基本均在2009年。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还将分区域探讨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以进一步明确我国农村金融信贷支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1.样本选择与模型建立 鉴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并反映中国区域农村金融信贷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的是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样本中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比较多，所以也未包括西藏。。虽然本文主要考察农村金融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但考虑到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还可能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在综合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构建如下双对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ln（Consumeit）=α0+α1ln（Creditit）+βXit+
δi+εit
其中，Consume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农村消费支出；Credit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农村信贷支持率，这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为一组控制变量；下标i（=1，2，3，…，30）表示对应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t（=2001，2002，2003，…，2009）表示对应的年度；δ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扰动项。
2.指标与数据说明
（1）农村消费支出（Consume），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农村信贷水平（Credit），用农业贷款除以乡村人口（即人均农业贷款）来衡量。其中，历年农业贷款数据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乡村人口数乡村人口是除城镇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2001年人口为当年人口普查推算数，其余年份人口为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2005年起各地区人口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 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为了减轻数据的剧烈波动和异方差性，增强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农村收入水平（Income），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数据直接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同样考虑到增强数据平稳性的要求，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4）财政支农支持率（Finance），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主要包括教育事业费、卫生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除以财政总支出来衡量。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和财政总支出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
（5）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城市常住人口数与总人口数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用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第一产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0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7）民生支出（Welfare），用各地区教育、医疗、社会福利支出总和与地区财政总支出之比来度量民生支出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2002—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8）人口抚养比（Bring-up ratio），用总抚养比（总负担系数）来衡量由于分地区总抚养比（总负担系数）指标缺少2001年的具体数据，故本文采用将两倍2002年数据值与2003年数据值相减的差额进行数据替代。 。该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
表1报告了上述8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省份之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人均纯收入水平和人均农业贷款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人均农业贷款最大值为16 258.31元/人，而最小值为121.92元/人。财政支农支持率、城市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民生支出水平与总抚养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鉴主流研究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在处理面板数据时，研究者一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效应是否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通过检验个体效应δi是否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进行模型的选择。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方差的差是一个非正定矩阵且chi2值为负，这说明RE模型的基本假设Corr（δi，x）=0无法得到满足。 。为了详细检验在控制农村居民收入、财政支农支持率、城市化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时为使回归结果更为稳健可信，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式。表2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
从表2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在模型（1）（2）（3）（4）（5）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具体来看，模型（1）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系数为0.210；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城市化水平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为0.174；模型（3）进一步控制了财政支农支持率、民生支出两个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变为0.153；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为0.149；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控制了人口抚养比指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系数为0.146。从一系列逐步回归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所得到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估计系数是比较稳健的，并且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以模型（5）为例，在控制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将提高0.146%。 同时，从表2的回归结果中也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财政支农支持率、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就模型（5）而言，在控制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财政支农支持率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将提高1.13%；民生支出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则将平均提高107%。由此可见，与财政支农支出和民生支出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相比，农业信贷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这也反映了我国农业信贷整体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事实。
另外，为了检验农村信贷支持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进一步划分了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山西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重庆11个省份。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2）（5）（6）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4）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看出，东、中、西部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都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具体而言，在控制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后，中部地区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平均提高0.142%；西部地区的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平均增加0.137%；而在东部地区，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每增加1%将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09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加大发展农村金融的力度，提升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将更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原因在于，相比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更为完备，居民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因此，东部地区农业信贷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小。
就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而言，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深度总体而言优于中、西部地区，而只有当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带来积极影响。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西部地区这一指标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农业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东、中部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已达到规模经济效益。而在民生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指标上也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支出在各地区间的资金配置效率不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业信贷支持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农业信贷支持水平是拉动农村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农业信贷支持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此外，通过与民生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农业信贷支持并未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中应有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信贷产品种类少、贷款手续烦琐、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等，从而使得有农业贷款需求的农村居民难以通过农业信贷的途径来融资。针对上述结论与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以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农村信贷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实现通过农业信贷支持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目标。
第一，创新信用模式，丰富农村信贷产品种类。相关研究显示，虽然农村金融需求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但是农村居民大多是出于生活性的目的而进行借贷。然而，当前农业信贷市场上提供的大多却是针对生产性需求的借贷服务。同时，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缺乏健全有力的担保机制，农业信贷具有风险大、安全性差的特点。目前，农业贷款支持发挥缓解农村居民短期资金不足、减少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农业信贷发展想要充分发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一方面应当结合农村居民的实际借贷需求，及时开发推出适宜的农村信贷产品，以填补农村居民借贷需求缺口；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创新信用模式，拓宽信贷担保物范围，以扩大贷款覆盖面，提高贷款满足率，进而实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目标。
第二，简化贷款流程，提高农村金融整体效率。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对金融行业缺乏基本的认识。同时，农村金融行业的服务过程与配套规章存在冗余、繁琐的现象，阻碍了一部分有实际借贷需求的农村居民通过农业信贷来满足自身需求。针对这种现象，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对于农村居民金融信贷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让其认清自身需要，有效利用农村信贷工具满足借贷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实际需求进行综合考虑，推进有针对性的改革，完善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由于农村信贷市场独特的组织形态，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存在，致使长久以来贷款人将利率控制在市场出清水平以下，农村信贷市场长期处于资金供不应求的状态，阻碍了农村信贷在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为解决存在于农业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引入科学规范的政策制度来进行规范。此外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大、农村金融涉及面广的客观事实，使得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难以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道路。要想实现建立健全农业信贷体系的目标，必须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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