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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承接产业转移的争夺战正在长江沿线蔓延开来，愈演愈烈。下游的安徽皖江城市带，上游的重庆和成都，纷纷加入战局。比环境、抢客商、争项目，产业转移呈汹涌抢滩态势。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相对被动的市场配置型“承接”产业转移，正演化成为政府强势主导型“引导”乃至“争抢”产业转移。这场市场与政府间合力与角力并存的赛局，将给中国的产业地图和市场经济版图带来什么样的嬗变？
重庆崛起
2月初，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成为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二个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按照规划，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包括涪陵、巴南、九龙坡等七个区县，将以现有产业为基础，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业，打造18条产业链。
此外，示范区将以政府批准的产业园区为主要载体，按“一带三片”布局，打造涪陵、九龙坡、巴南三个产值3000亿级，永川、荣昌两个产值2000亿级，璧山、双桥两个产值1000亿级产业承接基地。
而去年初获批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首个正式获批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范围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等九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58万人，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5818亿元，分别占安徽全省的54％、45％和66％。
事实上，令皖江城市带难以专美的，不仅是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重庆背靠背、同为西部重镇的成都在去年底的“西博会”上，也高调提出要通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强西部地区内在发展动力。
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由商务部牵头，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正在全力建设示范区”。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对《财经》记者介绍说。
一场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新赛局已然形成。
同打产业承接示范区牌的三地，在产业结构上有着很大的相似度。皖江城市带把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重庆则提出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成都亦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等作为承接转移的目标产业。
如何错位竞争，成为摆在三地主政者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命题。
三城争夺
事实上，“错位竞争”已成为三地惯用的说辞。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问题，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重庆跟合肥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它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合肥作为皖江城市带的核心城市，有着承东启西的特殊区位，在产业定位上两个城市可能也有所差别。”
据介绍，皖江城市带加工产品50％以上为长三角配套，汽车、家电等产业所需零部件70％左右也来自长三角。
比拼区位交通优势是“错位竞争”常见手法之一，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介绍，“据有关专家对2006年长三角16座城市主要指标数据测算，目前长三角经济区的辐射半径为398公里，安徽东部的市县多在其辐射范围，预测十年后的辐射半径为660公里，将覆盖安徽大部分市县。这样的区位在中西部省份是绝无仅有的。”交通运输方面，“安徽已建、在建和纳入规划的高铁项目在各省区里是最密集的。”
打“交通牌”的不止安徽一家。据重庆方面介绍，重庆除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外，还朝南通过云南、缅甸打通印度洋通道，朝北一手促成欧亚大陆桥北线打通，从重庆到欧洲坐火车只要12天，而从上海走海运去欧洲大约需36天的日程，因此重庆比沿海离欧洲更近。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不无自豪地说，“重庆到目前为止建立了西部唯一能够称为立体性的交通枢纽，我们旁边的‘老大哥’省份都非常羡慕我们。”
“老大哥”指成都。成都既无海运，亦无水运，为了改变省会成都的尴尬处境，“我们正在宜宾、泸州、乐山等地抓紧建设港口。”在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看来，重庆夺得首个内陆保税港区殊荣，全因有港口。
除了区位交通条件外，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也是地方赢得产业转移争夺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
安徽省财政厅厅长陈先森对《财经》记者说，省政府连续六年每年安排不少于1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集中区和示范区建设，主要投向七通一平基础设施改造工程，1平方公里约需近5亿元的资金，“只有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开发区的建设或者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才能落地生根。”
安徽还出台了推进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40条政策措施，涉及土地、环境、税费等十个方面内容。“3月8日水利部刚刚与安徽省签订了合作协议，至此已有18个部委与安徽省签订旨在共同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备忘录或合作协议。”3月9日，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沈卫国在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指出。
竞相提高“办事效率”，也是地方改善投资“软环境”的着力点。
谢开华向《财经》记者讲述了富士康最终花落成都的原委，“我们确实开出了一些优惠条件，但是更主要的是富士康看中了四川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很多特殊优势，他们对我们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我们的综合保税区86天批下来，我们的行政审批专门有政务中心且很快，政府承诺的事‘说到办到’，有专门的队伍专门的力量为他们服务。这些对富士康最终决策影响很大。所以郭台铭对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其他一些省市的领导讲，四川这种办事速度令他赞叹。”
同质竞争
然而，这些听起来很美的说辞，回避不了三地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现实。
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在三地均广受追捧。提起装备制造业，四川省人士便会不无自豪地向人介绍东方电气、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二重）等龙头企业，而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亦将装备制造业视为自己的重要“名片”之一。
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新能源汽车，亦呈现群雄逐鹿景象。成都 “十二五”产业蓝图中亦把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十二五”时期高新技术产业重大项目，“着力做大汽车制造规模，扎实推进汽车研发制造、贸易博览娱乐、生产生活服务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成为全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制造城市。”而皖江城市带上的江淮、奇瑞两大汽车巨头更是斥巨资开发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产业亦被川渝同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从四川的区位条件看，电子信息产业比其他产业对物流的依赖性小，物流成本相对更低。”3月8日，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在“大开放的四川”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四川引进了英特尔、德州仪器、富士康、戴尔、联想以及一大批配套企业来川。
重庆更是把宝押在电子信息产业上。据介绍，2015年该产业将取代汽摩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产值将达1万亿元，占到重庆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达1000亿美元。
随着惠普、宏两大笔记本巨头的落户，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正在重庆变成现实。信息产业本来是重庆的弱项甚至是空白产业，但成功引进笔记本电脑给了重庆很大的“启发”，认为承接产业转移“凡事皆有可能”，如重庆发改委杨庆育所说，“有些产业在原有的产业的基础上是可以‘无中生有的’。”
安徽省某市有关文件亦强调，“在发展新兴产业上，加大引进和培育力度，扎实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做强’两篇文章，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切实将新兴产业打造成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抓紧建立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着力推动电子信息等产业跨越式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区域规划本身就是一种区域协调、区域合作的机制，但实际上规划协调的作用十分有限。“目前的行政区依然主导并限制着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对《财经》记者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各地为吸引外资，竞相推出优惠的产业政策、成立相应的产业基金与金融机构，以及相对宽松的土地政策和环保标准等“银根”“地根”乃至“绿根”上的一系列地方性优惠政策。
这一点在三地的土地政策上体现得颇为显眼。无论是重庆、成都的“地票”生意，还是安徽的用地指标跨市流转试验，都较全国同行更为激进。
“两会”开幕前夕，国务院批准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两市如何协同发展的话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于成渝经济区的整合，接受《财经》采访的两地官商学人士均表示，目前还是更多地体现在城乡统筹上，但对孰城孰乡，抑或谁更侧重于城，谁更侧重于乡，则表述各异。
兼任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示范区办公室主任的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成都的农村很美，重庆人到成都度周末，实现“星期一上班到重庆，星期五下班回成都”。“一贯重庆就是搞工业的地方，成都是搞消费的地方。”崔坚对《财经》记者说。
除了竞争关系之外，重庆与成都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是导致不易融合的直接原因。近年来重庆依靠直辖后的巨大便利，拿到了陆港建设、“两江新区”等不少优惠政策题材，发展势头很猛，给了成都很大的压力。
以新诞生的成渝经济区为例，据知情人士透露，尚未披露的成渝经济区规划总体上对重庆更有利，坊间戏称“成渝经济区”或许改称为“渝成经济区”更为恰当。因此，获批消息传出后，重庆有关方面宣传力度颇大，而成都则显得“冷静”许多。
显然，即便是共戴“成渝经济区”的帽子，成渝两市握手言好共谋大业亦非一件容易的事。
去年9月，对于全球第二大笔记本代工厂台湾仁宝落户的争夺让两个城市之间竞争升级，甚至还打起了口水战。有媒体报道称，重庆官员指责对方采用“抄袭”“散布谣言”等方式赢得竞争，另一方的网民则据理力争，群起攻之。事实上，围绕英特尔、富士康在内的一大批项目，成渝之间的竞争早已白热化。
而重庆市长黄奇帆和成都市长葛红林共同的沪上背景和相似的产业经历更给两地的瑜亮情结增添了不少戏份——黄曾任上海焦化厂副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而葛履职成都之前曾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安内”之困
攘外不易，安内同样困难重重。
陈耀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制定区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统一规划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
但现实情形是，区域规划获批后，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纷纷抢抓机遇，谋划各自发展，甚至各主体之间为争取外部投资者落户不惜竞相让利攀比。结果，区域规划获批不仅没有对各地开发提供正确指导，而成为新一轮无序开发建设的开始。
“一个待转移项目列出来，承接地区拼什么？无非就是拼土地、拼税收，例如当时广东在转移陶瓷的时候我们有七八个区县同时争抢，我们就索性出台了关于区县产业招商的指导意见，用规划来界定哪些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做什么事。”重庆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表示，一定要用规划来引导产业承接，否则很可能出现产业同构和地区“血拼”招商引资。
在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看来，避免省内无序竞争要通过规划来引导，每个示范园区的主导产业要突出，不要什么产业都做，“一般来讲国家级开发园区里主导产业不要超过五个，省级开发园区里主导产业不要超过三个。”但他同时也承认，一开始实行政策引导并不一定奏效。“市场都在扩张，你叫谁、指挥谁都不一定听你的。”
安徽汽车业的发展历程，从某种角度印证了沈卫国的说法。安徽两大汽车企业江淮和奇瑞雄踞合肥与芜湖两地，安徽省政府屡次欲撮合“奇江恋”，意图打造“大安徽汽车”集团，但碍于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的婉拒而未果，双方的竞争态势反而愈演愈烈。
比拼区位交通优势的场景，亦在一个经济区之内上演。
中共安庆市委书记朱读稳对《财经》记者表示，安庆作为皖西南区域中心城市和皖江城市带三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十二五”将打造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重镇和拓展中西部经济腹地的“桥头堡”。
而中共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则指出，“以芜湖为中心，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抢占全球市场，远洋货轮可以直达4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基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费地区。同时芜湖的生产力要素成本也比较低，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我们认为这样的地区发展得快一点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在他看来，在皖江城市群里，芜湖是最具备综合竞争力的城市，也是最具备做成大城市条件的城市，马鞍山、铜陵、安庆都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城市。“在安徽省‘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把芜湖打造成安徽的次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是合肥，次中心城市是芜湖，没有第二个次中心城市。”陈树隆对《财经》记者说。
安内之困还表现在一个载体不同帽子之间戴法的协调。
《财经》记者发现，关于“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的报道只是简略介绍了示范区涉及的区县和产业等内容，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两江新区获批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解读形成鲜明对比。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重庆方面看来，新批的这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更多的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两江新区获批时国家该给的政策都给了。
“特别是两江新区实行2020年以前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项政策对内迁企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两江新区规划面积1200平方公里，相对狭小，入驻项目大多是世界500强或中国500强的大项目，门槛较高。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涉及的特色工业园则是根据不同的产业定位来选择对接项目。”该知情人士说。
配套之惑
合肥市市长吴存荣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合肥招商引资突破1400亿元，现在合肥70％以上的投资、7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0％以上的税收和70％的就业岗位都是外来投资企业提供的。
对于中西部省市而言，承接产业转移不仅是迅速做大GDP蛋糕的捷径，亦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通道，这其中央企更是各地青睐的对象。比如浙江省就直接提出利用央企来进行产业升级。
2009年11月，安徽省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黄海嵩在上海会见出席皖沪企业对接会的部分重要客商时透露，安徽正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对接，力争成为央企投资最多的省份。
2010年底福建省与中央企业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洽谈会共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3740亿元，充分显示了福建具有成为全国最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潜力。
但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嫁接”好过“横空出世”。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应依托现有基础承接相关配套的、延伸产业链的产业，实现以地方资源优势和历史形成的特色产业的升级换代，把承接跟内生增长能力结合起来而非单纯承接，通过承接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据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介绍，现在安徽家用电器产业在全国是第二位，“像海尔、海信、长虹、康佳，包括我们自己原来的美的、格力、西门子、日立，所有国内、国际的家电企业基本上都在安徽，但是它不是在全省，集中在三个城市，合肥、芜湖、滁州，家电金三角。”
沈卫国解释说，厂家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布局，是因为它们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成龙配套能力，“家电企业有零部件要配套，所以现在的产业转移很多是集群式的转移，而不是由单个的。集群式转移符合国务院规划的要求，能形成产业集聚。”
重庆市统计局一份公开资料显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产业基础虽好但未形成综合配套能力优势。
许多外商反映转移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套企业，一些当地的产品或原料又常常达不到转移企业的要求，企业所需的零配件仍需要到东部地区或国外采购，劳动力也缺乏专门培训和专业素质，需要提高，特别是高端的技术、管理、金融、经贸人才十分匮乏，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
“这必然增加企业负担，抵消在渝企业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成本方面的优势。”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人士表示。
此外，由于承接产业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与“傍央企”画上了等号，也导致挤占地方民企的生存空间进而削弱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一些企业反映，很多央企并不一定会将某一个省市作为重点，有时只是当做一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并且绑架了“地方的优势产业”。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对《财经》记者表示，就他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当前信贷收紧地根收缩的大背景下，更要关心它们的生存状况，大力鼓励其创新。
3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指出，地方政府在执行经济转型方针过程中，用旧体制旧机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无论是技术升级还是发展新兴产业，都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像1958年“大跃进”那样严重的问题。
承载力之忧
随意降低环保门槛，视当地环境承载力不顾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甚至有中西部地区专门组团到东部，紧盯当地列入关停并转目录的产业和企业，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引进这些被淘汰的产能。
在浙江省长兴县整治铅酸蓄电池企业过程中，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云南等地的相关部门便闻风赶来，竞相抛出优惠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也坦承:“确实有东部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落后设备转移到西部地区的现象。”
2月17日，环境保护部对安徽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对于污染问题，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地强调招商引资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
安徽省环保厅厅长缪学刚对《财经》记者强调，个别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问题企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之前引进的，“去年元月份国务院才批准示范区，怎么可能立即引进污染企业呢？都是之前的事。毕竟安徽和其他省份一样，招商引资已有多年。”
四川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则对《财经》记者表示，环保厅长非常难当，压力很大，“这个角色上下左右都不满意，你说让它上了，老百姓不满意，上了蓝天、净土、清水受到影响，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不上吧，上上下下都给你说要发展如何如何。上上下下包括上面的高层领导和下面的官员不满意。”他不无幽默地指出，环境审批经常会“如果不批的话就不让你睡觉，批完了之后你自己就睡不着觉”。
除去日益下降的环境承载力，产能过剩的压力亦不可小觑。中共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所谓“民工荒”很大程度是因为各地承接产业转移过快所致，一旦产能出现过剩，“民工荒”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马鞍山钢铁公司董事长顾建国对《财经》记者说，产能过剩影响是很大的，“最近几年由于钢铁工业大上项目，产能一下子上去很多，原材料供应跟不上需求导致价格上涨很多，钢铁价格只能维持收支平衡，利润很小。”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宏达集团董事长刘沧龙也表示，对于盲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企业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把眼光锁定国际市场而非仅仅是成渝经济区市场，以国际视角来衡量自己该做什么。”
求解一体化突围
为拼抢产业转移，各地方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争取企业落户，既造成对内的内耗现象和对外的无序、恶性竞争，又带来环境承载力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加剧、自主创新能力被压抑等一系列问题。在官商学各界人士看来，以上结论已讨论经年，属于老生常谈。突围之路何在？
在姚玉舟看来，依托内在的自然的经济联系，通过次区域整合来支撑大的区域，靠次区域一体化来解决产业同构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途径。
“示范区是一个大的区域，这个区域得靠若干小的区域作依托”，具体到铜陵地区的做法就是“铜（陵）池（州）一体化”， 通过打通铜池间交通、通信和建立统一的劳动就业平台等措施来实现一体化布局，并根据自身产业特点转移部分产业到池州。
“因为铜陵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比池州高，铜陵人要学会舍得，有舍才有得。”姚玉舟对《财经》记者说。
成都市长葛红林则“青睐”与成都周边市县共建工业园区的模式。
“比如我们和雅安市的合作，建园区投入我六他四，分取利润和财税时则我四他六，以我们的产业资源换取他的空间资源。”葛红林对《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由恋爱”模式要好于上级行政规划的“拉郎配”。
但《财经》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不少人士也指出，所谓一体化亦有其现实半径，就是一省之内中心城市协调“下级”市县不是难事，一旦跨省则问题多多。曾担任马鞍山市市长、现任中共铜陵市委书记的姚玉舟对此有着自己的体会：南京当时搞“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都市圈”，实际上没有起到对外辐射的效果，反而把马鞍山本地的优质资源给吸走了。
同样的，成渝经济区能否辐射到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以外的中间地带也备受关注。西南交通大学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戴宾指出，成渝“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其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并认为成渝经济区要真正形成，应在加强两地交通建设的同时，着力发展中间沿线地带城市群。“只有当这些中间城市群逐渐成型，成渝两地才可能真正构成经济意义上的共同体。”戴宾表示。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十二五中小城镇发展论坛”上就区域协调议题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也指出，“成都在四川是省会，说话有人听。一旦涉及和重庆进行协调，力度自然不同，所以要设立‘成渝经济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恋爱’要鼓励，‘拉郎配’也不可或缺。”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相对被动的市场配置型“承接”产业转移，正演化成为政府强势主导型“引导”乃至“争抢”产业转移。这场市场与政府间合力与角力并存的赛局，将给中国的产业地图和市场经济版图带来什么样的嬗变？
重庆崛起
2月初，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成为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二个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按照规划，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包括涪陵、巴南、九龙坡等七个区县，将以现有产业为基础，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业，打造18条产业链。
此外，示范区将以政府批准的产业园区为主要载体，按“一带三片”布局，打造涪陵、九龙坡、巴南三个产值3000亿级，永川、荣昌两个产值2000亿级，璧山、双桥两个产值1000亿级产业承接基地。
而去年初获批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首个正式获批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范围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等九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58万人，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5818亿元，分别占安徽全省的54％、45％和66％。
事实上，令皖江城市带难以专美的，不仅是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重庆背靠背、同为西部重镇的成都在去年底的“西博会”上，也高调提出要通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强西部地区内在发展动力。
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由商务部牵头，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正在全力建设示范区”。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对《财经》记者介绍说。
一场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新赛局已然形成。
同打产业承接示范区牌的三地，在产业结构上有着很大的相似度。皖江城市带把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重庆则提出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七大产业，成都亦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等作为承接转移的目标产业。
如何错位竞争，成为摆在三地主政者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命题。
三城争夺
事实上，“错位竞争”已成为三地惯用的说辞。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问题，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重庆跟合肥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它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合肥作为皖江城市带的核心城市，有着承东启西的特殊区位，在产业定位上两个城市可能也有所差别。”
据介绍，皖江城市带加工产品50％以上为长三角配套，汽车、家电等产业所需零部件70％左右也来自长三角。
比拼区位交通优势是“错位竞争”常见手法之一，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介绍，“据有关专家对2006年长三角16座城市主要指标数据测算，目前长三角经济区的辐射半径为398公里，安徽东部的市县多在其辐射范围，预测十年后的辐射半径为660公里，将覆盖安徽大部分市县。这样的区位在中西部省份是绝无仅有的。”交通运输方面，“安徽已建、在建和纳入规划的高铁项目在各省区里是最密集的。”
打“交通牌”的不止安徽一家。据重庆方面介绍，重庆除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外，还朝南通过云南、缅甸打通印度洋通道，朝北一手促成欧亚大陆桥北线打通，从重庆到欧洲坐火车只要12天，而从上海走海运去欧洲大约需36天的日程，因此重庆比沿海离欧洲更近。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不无自豪地说，“重庆到目前为止建立了西部唯一能够称为立体性的交通枢纽，我们旁边的‘老大哥’省份都非常羡慕我们。”
“老大哥”指成都。成都既无海运，亦无水运，为了改变省会成都的尴尬处境，“我们正在宜宾、泸州、乐山等地抓紧建设港口。”在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看来，重庆夺得首个内陆保税港区殊荣，全因有港口。
除了区位交通条件外，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也是地方赢得产业转移争夺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
安徽省财政厅厅长陈先森对《财经》记者说，省政府连续六年每年安排不少于1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集中区和示范区建设，主要投向七通一平基础设施改造工程，1平方公里约需近5亿元的资金，“只有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开发区的建设或者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才能落地生根。”
安徽还出台了推进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40条政策措施，涉及土地、环境、税费等十个方面内容。“3月8日水利部刚刚与安徽省签订了合作协议，至此已有18个部委与安徽省签订旨在共同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备忘录或合作协议。”3月9日，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沈卫国在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指出。
竞相提高“办事效率”，也是地方改善投资“软环境”的着力点。
谢开华向《财经》记者讲述了富士康最终花落成都的原委，“我们确实开出了一些优惠条件，但是更主要的是富士康看中了四川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很多特殊优势，他们对我们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我们的综合保税区86天批下来，我们的行政审批专门有政务中心且很快，政府承诺的事‘说到办到’，有专门的队伍专门的力量为他们服务。这些对富士康最终决策影响很大。所以郭台铭对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其他一些省市的领导讲，四川这种办事速度令他赞叹。”
同质竞争
然而，这些听起来很美的说辞，回避不了三地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现实。
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在三地均广受追捧。提起装备制造业，四川省人士便会不无自豪地向人介绍东方电气、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二重）等龙头企业，而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亦将装备制造业视为自己的重要“名片”之一。
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新能源汽车，亦呈现群雄逐鹿景象。成都 “十二五”产业蓝图中亦把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十二五”时期高新技术产业重大项目，“着力做大汽车制造规模，扎实推进汽车研发制造、贸易博览娱乐、生产生活服务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成为全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制造城市。”而皖江城市带上的江淮、奇瑞两大汽车巨头更是斥巨资开发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产业亦被川渝同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从四川的区位条件看，电子信息产业比其他产业对物流的依赖性小，物流成本相对更低。”3月8日，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在“大开放的四川”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四川引进了英特尔、德州仪器、富士康、戴尔、联想以及一大批配套企业来川。
重庆更是把宝押在电子信息产业上。据介绍，2015年该产业将取代汽摩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产值将达1万亿元，占到重庆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达1000亿美元。
随着惠普、宏两大笔记本巨头的落户，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正在重庆变成现实。信息产业本来是重庆的弱项甚至是空白产业，但成功引进笔记本电脑给了重庆很大的“启发”，认为承接产业转移“凡事皆有可能”，如重庆发改委杨庆育所说，“有些产业在原有的产业的基础上是可以‘无中生有的’。”
安徽省某市有关文件亦强调，“在发展新兴产业上，加大引进和培育力度，扎实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做强’两篇文章，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切实将新兴产业打造成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抓紧建立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着力推动电子信息等产业跨越式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区域规划本身就是一种区域协调、区域合作的机制，但实际上规划协调的作用十分有限。“目前的行政区依然主导并限制着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对《财经》记者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各地为吸引外资，竞相推出优惠的产业政策、成立相应的产业基金与金融机构，以及相对宽松的土地政策和环保标准等“银根”“地根”乃至“绿根”上的一系列地方性优惠政策。
这一点在三地的土地政策上体现得颇为显眼。无论是重庆、成都的“地票”生意，还是安徽的用地指标跨市流转试验，都较全国同行更为激进。
“两会”开幕前夕，国务院批准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两市如何协同发展的话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于成渝经济区的整合，接受《财经》采访的两地官商学人士均表示，目前还是更多地体现在城乡统筹上，但对孰城孰乡，抑或谁更侧重于城，谁更侧重于乡，则表述各异。
兼任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示范区办公室主任的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成都的农村很美，重庆人到成都度周末，实现“星期一上班到重庆，星期五下班回成都”。“一贯重庆就是搞工业的地方，成都是搞消费的地方。”崔坚对《财经》记者说。
除了竞争关系之外，重庆与成都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是导致不易融合的直接原因。近年来重庆依靠直辖后的巨大便利，拿到了陆港建设、“两江新区”等不少优惠政策题材，发展势头很猛，给了成都很大的压力。
以新诞生的成渝经济区为例，据知情人士透露，尚未披露的成渝经济区规划总体上对重庆更有利，坊间戏称“成渝经济区”或许改称为“渝成经济区”更为恰当。因此，获批消息传出后，重庆有关方面宣传力度颇大，而成都则显得“冷静”许多。
显然，即便是共戴“成渝经济区”的帽子，成渝两市握手言好共谋大业亦非一件容易的事。
去年9月，对于全球第二大笔记本代工厂台湾仁宝落户的争夺让两个城市之间竞争升级，甚至还打起了口水战。有媒体报道称，重庆官员指责对方采用“抄袭”“散布谣言”等方式赢得竞争，另一方的网民则据理力争，群起攻之。事实上，围绕英特尔、富士康在内的一大批项目，成渝之间的竞争早已白热化。
而重庆市长黄奇帆和成都市长葛红林共同的沪上背景和相似的产业经历更给两地的瑜亮情结增添了不少戏份——黄曾任上海焦化厂副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而葛履职成都之前曾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安内”之困
攘外不易，安内同样困难重重。
陈耀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制定区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统一规划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
但现实情形是，区域规划获批后，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纷纷抢抓机遇，谋划各自发展，甚至各主体之间为争取外部投资者落户不惜竞相让利攀比。结果，区域规划获批不仅没有对各地开发提供正确指导，而成为新一轮无序开发建设的开始。
“一个待转移项目列出来，承接地区拼什么？无非就是拼土地、拼税收，例如当时广东在转移陶瓷的时候我们有七八个区县同时争抢，我们就索性出台了关于区县产业招商的指导意见，用规划来界定哪些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做什么事。”重庆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表示，一定要用规划来引导产业承接，否则很可能出现产业同构和地区“血拼”招商引资。
在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看来，避免省内无序竞争要通过规划来引导，每个示范园区的主导产业要突出，不要什么产业都做，“一般来讲国家级开发园区里主导产业不要超过五个，省级开发园区里主导产业不要超过三个。”但他同时也承认，一开始实行政策引导并不一定奏效。“市场都在扩张，你叫谁、指挥谁都不一定听你的。”
安徽汽车业的发展历程，从某种角度印证了沈卫国的说法。安徽两大汽车企业江淮和奇瑞雄踞合肥与芜湖两地，安徽省政府屡次欲撮合“奇江恋”，意图打造“大安徽汽车”集团，但碍于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的婉拒而未果，双方的竞争态势反而愈演愈烈。
比拼区位交通优势的场景，亦在一个经济区之内上演。
中共安庆市委书记朱读稳对《财经》记者表示，安庆作为皖西南区域中心城市和皖江城市带三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十二五”将打造成为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战略重镇和拓展中西部经济腹地的“桥头堡”。
而中共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则指出，“以芜湖为中心，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抢占全球市场，远洋货轮可以直达4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基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费地区。同时芜湖的生产力要素成本也比较低，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我们认为这样的地区发展得快一点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在他看来，在皖江城市群里，芜湖是最具备综合竞争力的城市，也是最具备做成大城市条件的城市，马鞍山、铜陵、安庆都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城市。“在安徽省‘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把芜湖打造成安徽的次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是合肥，次中心城市是芜湖，没有第二个次中心城市。”陈树隆对《财经》记者说。
安内之困还表现在一个载体不同帽子之间戴法的协调。
《财经》记者发现，关于“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的报道只是简略介绍了示范区涉及的区县和产业等内容，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两江新区获批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解读形成鲜明对比。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重庆方面看来，新批的这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更多的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两江新区获批时国家该给的政策都给了。
“特别是两江新区实行2020年以前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项政策对内迁企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两江新区规划面积1200平方公里，相对狭小，入驻项目大多是世界500强或中国500强的大项目，门槛较高。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涉及的特色工业园则是根据不同的产业定位来选择对接项目。”该知情人士说。
配套之惑
合肥市市长吴存荣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合肥招商引资突破1400亿元，现在合肥70％以上的投资、7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0％以上的税收和70％的就业岗位都是外来投资企业提供的。
对于中西部省市而言，承接产业转移不仅是迅速做大GDP蛋糕的捷径，亦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通道，这其中央企更是各地青睐的对象。比如浙江省就直接提出利用央企来进行产业升级。
2009年11月，安徽省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黄海嵩在上海会见出席皖沪企业对接会的部分重要客商时透露，安徽正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对接，力争成为央企投资最多的省份。
2010年底福建省与中央企业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洽谈会共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3740亿元，充分显示了福建具有成为全国最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潜力。
但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嫁接”好过“横空出世”。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应依托现有基础承接相关配套的、延伸产业链的产业，实现以地方资源优势和历史形成的特色产业的升级换代，把承接跟内生增长能力结合起来而非单纯承接，通过承接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据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介绍，现在安徽家用电器产业在全国是第二位，“像海尔、海信、长虹、康佳，包括我们自己原来的美的、格力、西门子、日立，所有国内、国际的家电企业基本上都在安徽，但是它不是在全省，集中在三个城市，合肥、芜湖、滁州，家电金三角。”
沈卫国解释说，厂家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布局，是因为它们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成龙配套能力，“家电企业有零部件要配套，所以现在的产业转移很多是集群式的转移，而不是由单个的。集群式转移符合国务院规划的要求，能形成产业集聚。”
重庆市统计局一份公开资料显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产业基础虽好但未形成综合配套能力优势。
许多外商反映转移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套企业，一些当地的产品或原料又常常达不到转移企业的要求，企业所需的零配件仍需要到东部地区或国外采购，劳动力也缺乏专门培训和专业素质，需要提高，特别是高端的技术、管理、金融、经贸人才十分匮乏，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
“这必然增加企业负担，抵消在渝企业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成本方面的优势。”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人士表示。
此外，由于承接产业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与“傍央企”画上了等号，也导致挤占地方民企的生存空间进而削弱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一些企业反映，很多央企并不一定会将某一个省市作为重点，有时只是当做一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并且绑架了“地方的优势产业”。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对《财经》记者表示，就他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当前信贷收紧地根收缩的大背景下，更要关心它们的生存状况，大力鼓励其创新。
3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指出，地方政府在执行经济转型方针过程中，用旧体制旧机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无论是技术升级还是发展新兴产业，都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像1958年“大跃进”那样严重的问题。
承载力之忧
随意降低环保门槛，视当地环境承载力不顾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甚至有中西部地区专门组团到东部，紧盯当地列入关停并转目录的产业和企业，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引进这些被淘汰的产能。
在浙江省长兴县整治铅酸蓄电池企业过程中，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云南等地的相关部门便闻风赶来，竞相抛出优惠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也坦承:“确实有东部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落后设备转移到西部地区的现象。”
2月17日，环境保护部对安徽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对于污染问题，地方官员不约而同地强调招商引资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
安徽省环保厅厅长缪学刚对《财经》记者强调，个别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问题企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之前引进的，“去年元月份国务院才批准示范区，怎么可能立即引进污染企业呢？都是之前的事。毕竟安徽和其他省份一样，招商引资已有多年。”
四川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则对《财经》记者表示，环保厅长非常难当，压力很大，“这个角色上下左右都不满意，你说让它上了，老百姓不满意，上了蓝天、净土、清水受到影响，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不上吧，上上下下都给你说要发展如何如何。上上下下包括上面的高层领导和下面的官员不满意。”他不无幽默地指出，环境审批经常会“如果不批的话就不让你睡觉，批完了之后你自己就睡不着觉”。
除去日益下降的环境承载力，产能过剩的压力亦不可小觑。中共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所谓“民工荒”很大程度是因为各地承接产业转移过快所致，一旦产能出现过剩，“民工荒”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马鞍山钢铁公司董事长顾建国对《财经》记者说，产能过剩影响是很大的，“最近几年由于钢铁工业大上项目，产能一下子上去很多，原材料供应跟不上需求导致价格上涨很多，钢铁价格只能维持收支平衡，利润很小。”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宏达集团董事长刘沧龙也表示，对于盲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企业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把眼光锁定国际市场而非仅仅是成渝经济区市场，以国际视角来衡量自己该做什么。”
求解一体化突围
为拼抢产业转移，各地方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争取企业落户，既造成对内的内耗现象和对外的无序、恶性竞争，又带来环境承载力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加剧、自主创新能力被压抑等一系列问题。在官商学各界人士看来，以上结论已讨论经年，属于老生常谈。突围之路何在？
在姚玉舟看来，依托内在的自然的经济联系，通过次区域整合来支撑大的区域，靠次区域一体化来解决产业同构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途径。
“示范区是一个大的区域，这个区域得靠若干小的区域作依托”，具体到铜陵地区的做法就是“铜（陵）池（州）一体化”， 通过打通铜池间交通、通信和建立统一的劳动就业平台等措施来实现一体化布局，并根据自身产业特点转移部分产业到池州。
“因为铜陵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比池州高，铜陵人要学会舍得，有舍才有得。”姚玉舟对《财经》记者说。
成都市长葛红林则“青睐”与成都周边市县共建工业园区的模式。
“比如我们和雅安市的合作，建园区投入我六他四，分取利润和财税时则我四他六，以我们的产业资源换取他的空间资源。”葛红林对《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由恋爱”模式要好于上级行政规划的“拉郎配”。
但《财经》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不少人士也指出，所谓一体化亦有其现实半径，就是一省之内中心城市协调“下级”市县不是难事，一旦跨省则问题多多。曾担任马鞍山市市长、现任中共铜陵市委书记的姚玉舟对此有着自己的体会：南京当时搞“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都市圈”，实际上没有起到对外辐射的效果，反而把马鞍山本地的优质资源给吸走了。
同样的，成渝经济区能否辐射到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以外的中间地带也备受关注。西南交通大学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戴宾指出，成渝“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其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并认为成渝经济区要真正形成，应在加强两地交通建设的同时，着力发展中间沿线地带城市群。“只有当这些中间城市群逐渐成型，成渝两地才可能真正构成经济意义上的共同体。”戴宾表示。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十二五中小城镇发展论坛”上就区域协调议题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也指出，“成都在四川是省会，说话有人听。一旦涉及和重庆进行协调，力度自然不同，所以要设立‘成渝经济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恋爱’要鼓励，‘拉郎配’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