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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聆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被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地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危险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过不了几分钟,她就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朦胧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扰到您了吧?”
保尔没有作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头,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看起来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前排的一个人就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口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的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的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让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的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他们一定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的房间集会之后,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x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他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的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著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被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万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帷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的消耗,而且谁都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但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的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阻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腈况。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医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的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的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和地微微一笑。
“你好。”他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很精神,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不能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住在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生气,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时,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正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个小时的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的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这次棋赛的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人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的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接着,保尔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会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一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击跨,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聆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被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地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危险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过不了几分钟,她就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朦胧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扰到您了吧?”
保尔没有作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头,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看起来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前排的一个人就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口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的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的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让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的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他们一定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的房间集会之后,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x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他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的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著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被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万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帷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的消耗,而且谁都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但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的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阻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腈况。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医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的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的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和地微微一笑。
“你好。”他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很精神,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不能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住在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生气,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时,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正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个小时的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的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这次棋赛的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人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的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接着,保尔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会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一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击跨,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