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未来10年，如果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万亿-50万亿元的消费潜力能比较充分释放的话，那么，这将足以支撑中国7%-8%的经济增长。
在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未来10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既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挑战，又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以人口城镇化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中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需要把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的战略重点，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
当前的经济走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的历史拐点。2011年以来的经济放缓，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更有中长期增长条件变化的因素；既是短期经济波动的表现，更是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反映。由此，需要从长计议，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
中国7%-8%的中速增长趋势已经形成。当前，支撑以往两位数高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消失。而在起步阶段，由于经济总量小，经济增速相对偏高，随着总量加大，经济增速难以保持高增长。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实现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大都会下一个台阶。从国内情况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开始由10%左右下降到7%-8%。此外，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全面调整期，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出口资源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求新的平衡点。
欧美市场的萎缩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有可能是5-10年的中长期趋势。在这些特定背景下，投资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扩大内需成为稳增长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长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首要目标。从总量上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水平。
假设未来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人民币汇率年升值3%，美国GDP年均增长3%，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可望达到美国的97.9%。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1900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7%-8%的增长，既是世界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的需求，更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
以消费释放支撑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
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未来10年中国仍处于上升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中国开始进入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之间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
从中国的情况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以人的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尽管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主要追求温饱向教育、医疗等转变。
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公共服务尚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
未来10年中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首先，中国消费率的提升空间巨大。中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如金砖国家），消费率相差15-20个百分点。如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3.8%，2010年印度为63.2%。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相差得更大一些，有近30个百分点。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率水平的差距，更要看到未来5-10年消费率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中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摩根士丹利预判，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2020年中国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3，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我们的初步分析是：2020年潜在居民消费需求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这个初步分析的数字表明，10年左右中国有望从投资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
消费需求释放能够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前景。
不过，中国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能否支撑中长期增长，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存质疑。有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扩大内需，都是为了应对外部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说明中国扩大消费的政策都是针对短期问题，尚未形成中长期扩大消费的政策体系。
未来10年，如果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万亿-50万亿元的消费潜力能比较充分释放的话，足以支撑中国7%-8%的经济增长。就是说，分析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建立在对消费需求增长规模的客观判断和相关政策上。
把拉动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还要消除“过度消费”的疑虑。客观讲，中国仍处在消费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例如，2009年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仅为美国的4%和日本的5.5%。从总体上讲，中国还不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释放消费，需要一个坚实的平台作为依托。从中国情况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支撑。
第一，城镇化拉动投资需求，初步估计每增加一个市民，需新增综合投资至少10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1.5个百分点，需新增1500万-2000万人，年综合投资大概在1.5万亿-2万亿元。
第二，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为此，破题新型城镇化，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正处于加速发展区间，未来10年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
具体来看，中西部城镇化率与东部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未来10年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有可能成为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亮点。预计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或1.2个百分点，2020年将达到60%以上。
下一步，需要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点。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农民变市民，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聚；城镇化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创造了条件，它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是比较低的。2011年城镇化率为51.3%，其中包括1.6亿的农民工，若按户籍计算只有35%左右。这个比重明显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也表明：一方面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大有空间，大有可为；一方面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差距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要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涉及多方面的体制问题，需要统筹解决。例如：能不能在未来的5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由此为流动人口管理寻求新路。此外，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行政区域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社区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创新。
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得到破题，才能为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总之，未来5至10年，以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需要我们在转型改革上取得共识，更需要转型改革有实质性突破。
在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未来10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既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挑战，又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以人口城镇化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中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需要把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的战略重点，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
当前的经济走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的历史拐点。2011年以来的经济放缓，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更有中长期增长条件变化的因素；既是短期经济波动的表现，更是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反映。由此，需要从长计议，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
中国7%-8%的中速增长趋势已经形成。当前，支撑以往两位数高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消失。而在起步阶段，由于经济总量小，经济增速相对偏高，随着总量加大，经济增速难以保持高增长。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实现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大都会下一个台阶。从国内情况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开始由10%左右下降到7%-8%。此外，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全面调整期，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出口资源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求新的平衡点。
欧美市场的萎缩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有可能是5-10年的中长期趋势。在这些特定背景下，投资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扩大内需成为稳增长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长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首要目标。从总量上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水平。
假设未来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人民币汇率年升值3%，美国GDP年均增长3%，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可望达到美国的97.9%。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1900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7%-8%的增长，既是世界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的需求，更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
以消费释放支撑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
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未来10年中国仍处于上升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中国开始进入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之间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
从中国的情况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以人的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尽管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主要追求温饱向教育、医疗等转变。
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公共服务尚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
未来10年中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首先，中国消费率的提升空间巨大。中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如金砖国家），消费率相差15-20个百分点。如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3.8%，2010年印度为63.2%。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相差得更大一些，有近30个百分点。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率水平的差距，更要看到未来5-10年消费率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中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摩根士丹利预判，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2020年中国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3，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我们的初步分析是：2020年潜在居民消费需求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这个初步分析的数字表明，10年左右中国有望从投资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
消费需求释放能够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前景。
不过，中国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能否支撑中长期增长，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存质疑。有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扩大内需，都是为了应对外部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说明中国扩大消费的政策都是针对短期问题，尚未形成中长期扩大消费的政策体系。
未来10年，如果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万亿-50万亿元的消费潜力能比较充分释放的话，足以支撑中国7%-8%的经济增长。就是说，分析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建立在对消费需求增长规模的客观判断和相关政策上。
把拉动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还要消除“过度消费”的疑虑。客观讲，中国仍处在消费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例如，2009年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仅为美国的4%和日本的5.5%。从总体上讲，中国还不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释放消费，需要一个坚实的平台作为依托。从中国情况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支撑。
第一，城镇化拉动投资需求，初步估计每增加一个市民，需新增综合投资至少10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1.5个百分点，需新增1500万-2000万人，年综合投资大概在1.5万亿-2万亿元。
第二，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为此，破题新型城镇化，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正处于加速发展区间，未来10年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
具体来看，中西部城镇化率与东部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未来10年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有可能成为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亮点。预计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或1.2个百分点，2020年将达到60%以上。
下一步，需要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点。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农民变市民，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聚；城镇化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创造了条件，它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是比较低的。2011年城镇化率为51.3%，其中包括1.6亿的农民工，若按户籍计算只有35%左右。这个比重明显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也表明：一方面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大有空间，大有可为；一方面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差距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要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涉及多方面的体制问题，需要统筹解决。例如：能不能在未来的5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由此为流动人口管理寻求新路。此外，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行政区域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社区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创新。
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得到破题，才能为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总之，未来5至10年，以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需要我们在转型改革上取得共识，更需要转型改革有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