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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喜欢他的那些残墙断瓦的作品，觉得寒碜、简陋、故弄玄虚，但喜欢的人捧之为前卫、深不可测的天才之作。
登琨艳自己也说过：“建筑师不是吹出来的，得靠作品说话。”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直在鼓吹，用犀利的语言，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一些稍显极端的创举，所以他一直是媒体的宠儿，离时尚圈很近。他在上海近20年，迄今为止只留下几处对一个建筑大师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的作品，比如张信哲开的餐馆“三千院”、化妆品公司克丽缇娜的旗舰店等，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善于炒作、浪得虚名的庸才吗？
他改变了上海的气质？
如果真是这样，他的伎俩也很成功：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称他是“中国创业产业之父”，意大利维尔纳大学将他捧为“工业文明遗产保护的教父”，法国费加罗杂志评论说，他“引领着中国的时尚”，德国国家电视台称他是“上海城市的守护神”——他是第一个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工业文明遗产保护奖”的中国人，给他荣誉的这些机构都不是等闲之辈。即便是轻视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上海创意产业的先驱者（如果不是创始人的话），有人把他和余秋雨、陈逸飞并列为上海的“文化三杰”——他在这里的作品之少和他所获得的荣誉之多，实在不成比例，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登琨艳对上海最大的贡献不是作品而是思想，如果苏州河和黄浦江沿岸的工业遗产保护不能全记在他的功劳簿上的话，思想决定一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品不是越大越伟大，要看他表达的思想性，小辣椒常常比大辣椒辣。登琨艳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他曾经把他的两篇专门论述苏州河工业遗产保护的文章寄给同济大学的一个专业杂志，结果均遭退稿，他一气之下又把它们寄给了日本东京大学，后者马上据此颁给他一个博士头衔。
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名人，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言论。很多人不喜欢他的那些残墙断瓦的作品，觉得寒碜、简陋、故弄玄虚，但喜欢的人捧之为前卫、深不可测的天才之作。他的两个工作室——苏州河边的“大样工作室”和杨树浦路黄浦江边的“创意产业园”都是上海名闻遐迩的文化景观，当然去参观的人也都不是普通的游客，像谭盾、李安、关锦鹏、林青霞、陈逸飞、林怀民、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等等，都是那里的常客。
他回忆说，“我第一次踏进那间仓库，只瞄了一眼就走了，我太知道它的价值了。当时整个仓库脏乱不堪，散发着异味，河边道路狭窄泥泞。”在接下来的装修中，登琨艳尽可能保留其原貌，他的主要工作是“清除垃圾、清洁环境，然后把通风的小百页窗换成透亮的落地玻璃窗”。这两个工作室的意义，在于激发了上海文化上的怀旧热潮和对沿岸本已遭遗弃的老工业用房的再利用运动，使那里成为现在上海最具活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源地。如今政府部门也认识到，保留这些会讲故事的老房子比铲除它们盖现代化大楼，更有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从古到今没几个人可以被誉为“他改变了上海的气质”，登琨艳也许是那少数几个人之一。
被吹捧与孤独着
登琨艳的两面性比任何人都突出。他一直被吹捧、追随和模仿，但他又是孤独的。
上海有关部门批准的第一批29个创意产业园区，第二批75个，第三批96个中间，没有一个是他的。他似乎始终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笃信佛教，但却似乎不是个宁静的人，常常抱怨、发怒。他说自己是“愤怒金刚”，对那些不可救药之徒就要“一闷棍打醒”。他说自己是谦卑的人，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反省、忏悔，但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恰恰相反——高傲、嚣张甚至尖刻。他因反时尚而变得时尚，他对新天地这样的地方嗤之以鼻，对上海很多著名的建筑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它们都是建筑灾难。他的作品如其人，既反叛又很中国，既原始又前卫，既空阔又丰富异常。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
安静了很长时间的我，慢慢地隐约找到一扇门，门内有一种看不见的中国魂魄，乍看似没有，进入它，却溢满内敛、神秘的中国哲理，看似端庄自在，却诡魅如火，似有似无，那是一种看似不中国的中国，我渐渐地深深迷恋这样的虚幻接触，不油不腻，有点甜……不做中国却非常中国，是我想要努力的，抛开所有可见的中国符号……大屋顶飞檐、斗拱雀替，红柱和木桁架，窗花与月洞门……所有具象的中国我都要抛弃，化没有为最多，什么都不要，也许这样我可能得到最多……长期以来，中国建筑的现代化，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却没有大的突破，大都是因为丢不开那些形式上的中国符号，我认为还是少去和古人竞美为妙，多认识就好……在物质上，多当然就是多，少就是少，可是在建筑空间与形式上，繁复与简单的运用，有时却是相反的，我开始将繁杂的建筑功能与形式，经过细密的整合，直到最后一切看似没有经过设计的简单……我很早就学会，设计只用极其简单的方式与素材，让形体与空间可以更纯净、更素雅，又更多变化，简单而让人体悟深藏的繁华……
想当年，学农科出身的登琨艳半路出家，被台湾建筑界的泰斗级人物汉宝德相中，收为门徒，不久以“旧情绵绵”咖啡厅和“现代启示录”啤酒馆两个作品名声大噪，当掌声响起来时，他选择了溜走，浪迹世界，最终选择上海作为其旅途的终点。“你给我算笔账，”他对笔者说，“20年了，现在我快60了，我把生命中最茂盛的20年献给了上海，我得到了什么？”说这话时，他坐在杨树浦路上的工作室里，沉浸于让人感觉恍恍惚惚的佛教音乐，冬日的阳光洒满室内老旧的地板，明媚但不温暖。
登琨艳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收获的确很难计算。现在这个创意园区是他一个人一草一木建起来的，原来这里是美国GE公司在亚洲最早的分工厂，足有80多年历史，登琨艳刻意把建厂初期的一些英文标牌和“文革”时期残留在墙上的口号标语小心翼翼地一起保存下来，看起来有些恍如隔世的诡异。他保留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致现在都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那里原来是公共浴室，那里曾是职工食堂。登琨艳，有时生活在过去，有时生活在未来，就是永远不属于现在。他的这个创意园区从一开始就路途坎坷，几次濒临破产，于是他干脆把经营权交给朋友，自己从“俗事”中解脱出来。现在他的精神面貌要比前一阵看起来好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身体柔软，走路飞快，面色红润，脑子清楚，眼睛像三岁儿童一样清澈！”或许多年以后，更多的人会记得，这是一个给一片土地刻上了自己的烙印的人。
他的晚宴才开始
现在他一半的时间待在上海（即使在上海，也经常神秘失踪），一半的时间在全世界巡游演讲，他不无骄傲地把那些世界各地关于他演讲的海报，张贴在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墙上，海报上充斥着对他的溢美之词。他去得最多地方是印度，他现在是印度德里大学的兼职教授，讲授“佛学和建筑”。他沾沾自喜道，“世界上有几个人敢到印度讲佛论道！”
前几天园区内刚刚举办了一次盛会，那是典型的“登式”夜宴，树上挂满了红纱帐，地上摆满蜡烛，园区中心堆了个大火坑，燃烧着刚刚砍下的树木，周围摆放着许多大缸，里面放着冰块和啤酒，主食是烤羊肉，一群维吾尔族青年在一个其大无比的烤炉边忙碌着，还有一个乐队，唱着英文老歌——登琨艳酷爱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夜宴在这里非常频繁，也不设门岗，不查名片，来的都是客，统统免费招待。一般情况下，登先生总要在开始前发表一段讲话，但话音很轻，在嘈杂声中很难听清内容，他看上去比20年前刚来上海时瘦了很多。
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登琨艳见证了这30年中的后20年。他说，这30年，中国主要是搞建设，文化上还有待进一步觉醒，这是正常现象，社会不富裕到一定程度不会重视文化。上海的问题是，不要崇洋，不要排斥异己，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则大。能做到这些，上海必然可成为中国引领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力量。
60岁，从生理上看，是一个人的暮年的开始，但对一个建筑师，一个思想家来说，或许正处于最茂盛的季节，他的晚宴才刚刚开始，我们对登先生的期待不变，期待他的惊人之语，期待他新的壮举，期待他在上海真正留下划时代的大作品，就如我们期盼他的免费晚宴。
登琨艳自己也说过：“建筑师不是吹出来的，得靠作品说话。”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直在鼓吹，用犀利的语言，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一些稍显极端的创举，所以他一直是媒体的宠儿，离时尚圈很近。他在上海近20年，迄今为止只留下几处对一个建筑大师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的作品，比如张信哲开的餐馆“三千院”、化妆品公司克丽缇娜的旗舰店等，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善于炒作、浪得虚名的庸才吗？
他改变了上海的气质？
如果真是这样，他的伎俩也很成功：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称他是“中国创业产业之父”，意大利维尔纳大学将他捧为“工业文明遗产保护的教父”，法国费加罗杂志评论说，他“引领着中国的时尚”，德国国家电视台称他是“上海城市的守护神”——他是第一个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工业文明遗产保护奖”的中国人，给他荣誉的这些机构都不是等闲之辈。即便是轻视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上海创意产业的先驱者（如果不是创始人的话），有人把他和余秋雨、陈逸飞并列为上海的“文化三杰”——他在这里的作品之少和他所获得的荣誉之多，实在不成比例，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登琨艳对上海最大的贡献不是作品而是思想，如果苏州河和黄浦江沿岸的工业遗产保护不能全记在他的功劳簿上的话，思想决定一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品不是越大越伟大，要看他表达的思想性，小辣椒常常比大辣椒辣。登琨艳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他曾经把他的两篇专门论述苏州河工业遗产保护的文章寄给同济大学的一个专业杂志，结果均遭退稿，他一气之下又把它们寄给了日本东京大学，后者马上据此颁给他一个博士头衔。
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名人，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言论。很多人不喜欢他的那些残墙断瓦的作品，觉得寒碜、简陋、故弄玄虚，但喜欢的人捧之为前卫、深不可测的天才之作。他的两个工作室——苏州河边的“大样工作室”和杨树浦路黄浦江边的“创意产业园”都是上海名闻遐迩的文化景观，当然去参观的人也都不是普通的游客，像谭盾、李安、关锦鹏、林青霞、陈逸飞、林怀民、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等等，都是那里的常客。
他回忆说，“我第一次踏进那间仓库，只瞄了一眼就走了，我太知道它的价值了。当时整个仓库脏乱不堪，散发着异味，河边道路狭窄泥泞。”在接下来的装修中，登琨艳尽可能保留其原貌，他的主要工作是“清除垃圾、清洁环境，然后把通风的小百页窗换成透亮的落地玻璃窗”。这两个工作室的意义，在于激发了上海文化上的怀旧热潮和对沿岸本已遭遗弃的老工业用房的再利用运动，使那里成为现在上海最具活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源地。如今政府部门也认识到，保留这些会讲故事的老房子比铲除它们盖现代化大楼，更有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从古到今没几个人可以被誉为“他改变了上海的气质”，登琨艳也许是那少数几个人之一。
被吹捧与孤独着
登琨艳的两面性比任何人都突出。他一直被吹捧、追随和模仿，但他又是孤独的。
上海有关部门批准的第一批29个创意产业园区，第二批75个，第三批96个中间，没有一个是他的。他似乎始终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笃信佛教，但却似乎不是个宁静的人，常常抱怨、发怒。他说自己是“愤怒金刚”，对那些不可救药之徒就要“一闷棍打醒”。他说自己是谦卑的人，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反省、忏悔，但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恰恰相反——高傲、嚣张甚至尖刻。他因反时尚而变得时尚，他对新天地这样的地方嗤之以鼻，对上海很多著名的建筑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它们都是建筑灾难。他的作品如其人，既反叛又很中国，既原始又前卫，既空阔又丰富异常。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
安静了很长时间的我，慢慢地隐约找到一扇门，门内有一种看不见的中国魂魄，乍看似没有，进入它，却溢满内敛、神秘的中国哲理，看似端庄自在，却诡魅如火，似有似无，那是一种看似不中国的中国，我渐渐地深深迷恋这样的虚幻接触，不油不腻，有点甜……不做中国却非常中国，是我想要努力的，抛开所有可见的中国符号……大屋顶飞檐、斗拱雀替，红柱和木桁架，窗花与月洞门……所有具象的中国我都要抛弃，化没有为最多，什么都不要，也许这样我可能得到最多……长期以来，中国建筑的现代化，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却没有大的突破，大都是因为丢不开那些形式上的中国符号，我认为还是少去和古人竞美为妙，多认识就好……在物质上，多当然就是多，少就是少，可是在建筑空间与形式上，繁复与简单的运用，有时却是相反的，我开始将繁杂的建筑功能与形式，经过细密的整合，直到最后一切看似没有经过设计的简单……我很早就学会，设计只用极其简单的方式与素材，让形体与空间可以更纯净、更素雅，又更多变化，简单而让人体悟深藏的繁华……
想当年，学农科出身的登琨艳半路出家，被台湾建筑界的泰斗级人物汉宝德相中，收为门徒，不久以“旧情绵绵”咖啡厅和“现代启示录”啤酒馆两个作品名声大噪，当掌声响起来时，他选择了溜走，浪迹世界，最终选择上海作为其旅途的终点。“你给我算笔账，”他对笔者说，“20年了，现在我快60了，我把生命中最茂盛的20年献给了上海，我得到了什么？”说这话时，他坐在杨树浦路上的工作室里，沉浸于让人感觉恍恍惚惚的佛教音乐，冬日的阳光洒满室内老旧的地板，明媚但不温暖。
登琨艳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收获的确很难计算。现在这个创意园区是他一个人一草一木建起来的，原来这里是美国GE公司在亚洲最早的分工厂，足有80多年历史，登琨艳刻意把建厂初期的一些英文标牌和“文革”时期残留在墙上的口号标语小心翼翼地一起保存下来，看起来有些恍如隔世的诡异。他保留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致现在都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那里原来是公共浴室，那里曾是职工食堂。登琨艳，有时生活在过去，有时生活在未来，就是永远不属于现在。他的这个创意园区从一开始就路途坎坷，几次濒临破产，于是他干脆把经营权交给朋友，自己从“俗事”中解脱出来。现在他的精神面貌要比前一阵看起来好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身体柔软，走路飞快，面色红润，脑子清楚，眼睛像三岁儿童一样清澈！”或许多年以后，更多的人会记得，这是一个给一片土地刻上了自己的烙印的人。
他的晚宴才开始
现在他一半的时间待在上海（即使在上海，也经常神秘失踪），一半的时间在全世界巡游演讲，他不无骄傲地把那些世界各地关于他演讲的海报，张贴在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墙上，海报上充斥着对他的溢美之词。他去得最多地方是印度，他现在是印度德里大学的兼职教授，讲授“佛学和建筑”。他沾沾自喜道，“世界上有几个人敢到印度讲佛论道！”
前几天园区内刚刚举办了一次盛会，那是典型的“登式”夜宴，树上挂满了红纱帐，地上摆满蜡烛，园区中心堆了个大火坑，燃烧着刚刚砍下的树木，周围摆放着许多大缸，里面放着冰块和啤酒，主食是烤羊肉，一群维吾尔族青年在一个其大无比的烤炉边忙碌着，还有一个乐队，唱着英文老歌——登琨艳酷爱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夜宴在这里非常频繁，也不设门岗，不查名片，来的都是客，统统免费招待。一般情况下，登先生总要在开始前发表一段讲话，但话音很轻，在嘈杂声中很难听清内容，他看上去比20年前刚来上海时瘦了很多。
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登琨艳见证了这30年中的后20年。他说，这30年，中国主要是搞建设，文化上还有待进一步觉醒，这是正常现象，社会不富裕到一定程度不会重视文化。上海的问题是，不要崇洋，不要排斥异己，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则大。能做到这些，上海必然可成为中国引领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力量。
60岁，从生理上看，是一个人的暮年的开始，但对一个建筑师，一个思想家来说，或许正处于最茂盛的季节，他的晚宴才刚刚开始，我们对登先生的期待不变，期待他的惊人之语，期待他新的壮举，期待他在上海真正留下划时代的大作品，就如我们期盼他的免费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