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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今年90岁，在上海图书馆开作品展，开展前一天办了读者见面会，满满一屋子读者看起来从八岁到八十岁都有。开场前5分钟，有人弓着身子在倒数后三排找了个仅存的空位坐下，马上被前后左右的热心群众发现此人居然是诗人北岛，很是引起了一小阵局部骚动——由此可见黄永玉的读者之眼力与见识。而当黄永玉托着招牌烟斗上场，笑眯眯往台上沙发里招牌式地松垮垮一“躺”，还没开口，全场的气氛马上就活泼欢乐起来——对于一般人来说，文化讲座是一件挺严肃认真的事儿，台上说的台下听的都难免正襟危坐——可黄永玉是一般人么？
在坊间传说里，黄永玉幼时就是“神童”，长大亦是“鬼才”：他只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12岁就离家谋生，却从14岁就开始发表作品，16岁已经可以靠版画和木刻谋生，23岁在上海结交的一帮朋友如今每一个的名字都如雷贯耳，28岁进中央美院一路做到教授，32岁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中的代表作《春潮》《阿诗玛》曾经轰动中国画坛……更别提他设计的生肖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还有17岁时在泉州开元寺巧遇弘一法师并得其真传的传奇故事——虽然对于后者，他自己的说法则是：上树摘玉兰花时被一老和尚发现，极不情愿地下来后被带进禅房，谁知道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和尚竟是赫赫有名的弘一法师。黄永玉说，虽然并没有真的拜师学艺，但和弘一法师短暂的交往仍带给他启迪和不小的震撼，后来法师临终前还曾留给他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上海是我文学的第一站”
大家都知道黄永玉是凤凰人——沈从文的那个“凤凰”，但上海对于他，亦是个非常有渊源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上海是我文学的第一站”。据黄永玉回忆，1946年在上海，他住在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宿舍，认识了汪曾祺、黄裳、萧乾、臧克家、冯雪峰等文学家，也认识了杨可扬、邵克萍等木刻家，他正是从这一时段开始正式发表很多文学和美术作品，所以这也是他此次把“我的文学行当”巡展的第一站放在上海的原因。
在黄永玉的回忆里，上海的生活是清苦的：“那时没钱吃饭，就从虹口走到复旦，找老同学蹭一顿饭，吃完后再走回去”；也没钱买体面衣服，于是就去城隍庙买那种“挂了一墙的廉价西服”，廉价西服表面挺括，可是里料根本不能见水，结果有一次他参加游行，“这件唯一的西装被水一冲，原来里面全是纸板，完全没办法再穿了”。然而上海的生活同时又是快乐的，因为他认识了两位挚友，黄裳和汪曾祺。于是在1947年的上海，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每逢周六周日，热闹的马路上就多了三个年轻人结伴而行。根据黄永玉的友人兼传记作者李辉考证，那一年这三个人都还不到30岁——黄裳，1919年出生，28岁；汪曾祺，1920年出生，27岁；黄永玉，1924年出生，23岁。三个年轻人，一把好青春，他们要么走进咖啡馆，要么走进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天下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多看上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这份无拘无束的交往持续了一年左右时间，1948年，三人各奔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确立了特殊地位——黄裳是散文家、文史专家、藏书家；汪曾祺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黄永玉是画家、作家。然而因为那一段的交往，他们被人们称为“上海文坛三剑客”。
如今，当年的三个年轻人最终都成了老头。1997年，汪曾祺在北京因病去世，还不到80岁；2012年，黄裳在上海以94岁高寿去世；彼时的“三剑客”如今只剩下黄永玉，端着烟斗在秋日午后的上海图书馆里，给大家讲那些“比我老的老头”们的故事：“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那时候，我们到他处就是去蹭饭，我们钱少，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有的只是一个谢字而已。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段日子真的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
那段日子在上海，少年黄永玉就这么一边教学生，一边刻木刻，一边谈笑有鸿儒，一边把每张木刻卖5块钱，黄永玉说，“就是这样的生活，因为年纪轻，满腔热情，开心得不得了。”
“我最怕巴金，因为他不说话”
也正是在1947年的上海，黄永玉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很多年以后，黄永玉在写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的信上是这样描述这一次初见的：“那还是黄裳带我和曾祺一起去的。你妈活跃，你爸话少。我这人平生老虎都敢打，就是怕见前辈，一见到长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尤其是你爸爸……”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没有想到，这位早在作品中熟悉的充满热情、敞开心扉的前辈作家竟是如此不善言辞，更多时候只是微笑着静静地看着他们。好在汪曾祺是巴金夫人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总算用他的风趣健谈活跃了两代人的第一次见面。后来在表叔沈从文家中，黄永玉又几次遇到来访的巴金，然而两位前辈坐在那里，沉默的时候远比言谈要多。素来喜欢热闹轻松的黄永玉，遇到这种情形常常悄悄起身离开，留下两位前辈继续面对，对此他笑说：“我文艺界老先生认识的人非常多，其他人都不怕，就是怕巴金先生，因为他不说话。”
当然，说是“怕”，其实黄永玉非常理解现实生活中喜欢沉默的巴金，他在《巴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可以说，在黄永玉心中，巴金永远是个特别的存在，所以当2011年巴金诞辰107周年、同时位于上海武康路上的巴金故居修缮完工对外开放之际，友人李辉本是受到相托，请黄永玉为故居设计一张藏书票，可是黄永玉听后却说，“我要好好画一张巴金的像，画他的头发竖起来。”于是，黄永玉找到一张法国摄影家拍摄的巴金晚年肖像照片，悬挂在墙上与之对视、端详，晚年的巴金果真是银发竖起来的，凌乱却充满力量。在黄永玉眼里，巴金有一张古典的、与众不同的面孔，“这是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于是这张画像便用水墨线条画出了如刀刻铜雕一般的立体效果，与照片相比，画中的巴金不仅形似，而且更准确，更有艺术表现力。环绕着肖像，黄永玉设计了点点红梅作为背景的烘托，却是以五线谱作为梅枝的，于是满枝的红梅就成了音符，仿佛正在奏出充满生命力的激情乐章。这幅画像如今就被置于巴金故居一进门的墙上，黄永玉对它的自我评价只有一句话——我画出了心中的巴金。 而今年10月，武康路113号的院子里桂花飘香，黄永玉又一次踏进这个他熟悉的花园，此行是他继2011年为巴金故居创作画像《你是谁》之后，再次向故居赠送雕像。黄永玉为这尊名为《新世纪不再忧伤》的铜像赋予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受难者张开怀抱、尽情拥抱新世界的形象，铜像被安放在巴金故居后花园西南角的楼梯边，它的怀抱将向巴金故居的每一位访客敞开。揭幕仪式后，在一众工作人员、媒体的随行之下，黄永玉突然脱去外套，只着衬衫，在花园草地上就这么盘腿一坐，谁都不知道这位老顽童想做什么，然而下一秒他就双手握住对盘的双脚，向后一倒，竟然在草地上打起滚来。这一日阳光单薄，草地还有一点稀疏、潮湿，草汁和碎叶很快沾上了他深色的裤子，可是这位“90岁的年轻人”却兀自翻滚得开怀——这样的一幕太魔幻，以至于我忍不住想起黄永玉题写在那幅名为《你是谁》的巴金画像上的那首同名的诗：
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战士，
还是刚放出来的囚徒？
是医生，抑或病人？
是神父，还是信徒？
是作曲家，乐队指挥，
还是清亮的歌者？
是牧者，还是羊？
是河，还是摆渡者？
是远游人，
还是他背上的包袱？
……
“我100岁之前没时间玩了”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在许多场合，黄永玉曾不止一次这样说。“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的确，黄永玉虽以画家著称，但他与文学的渊源颇深，关系密切，并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不同的文学体裁上都有自己的突破与成就。所以这一次他在上海首开的“我的文学行当”作品展，虽说展品包含他的文学原稿、版画、绘画等不同样式的作品，但整个展览室的成列却是由黄永玉13岁时从厦门集美学校寄回家的照片背后所写的一首思乡诗开始的：“太阳刚起了光芒/在我的床上/引起我的思潮/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同着我那/永厚、永前、永福、永光/过着顽皮的景象。”据说这可是他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学作品”，如今以此拉开展览序幕，可见文学对他果真意义非凡。
作为一名画家，晚年黄永玉的创作显然更加倾向于文学写作，近些年里他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火里凤凰》《比我老的老头》，诗集《一路唱回故乡》，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文学成就比起专业作家来毫不逊色。几年前，为了纪念故去的老朋友，黄永玉整理多年来所写的文章，出版了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书中记述了钱钟书、张乐平、李可染、沈从文和好朋友黄苗子、郁风夫妇等许多人的故事，或怀念、或遗憾、或伤感、或啼笑皆非，仿佛这些人都没有离去，他们都还活在黄永玉的精神世界里。而在这一次的读者见面会上，主持人李辉则给大家描绘了这样的一幕：“如果将黄永玉在1937年厦门写下思乡诗的时刻，作为他的第一个文学场景，那么，时隔75年之后，另一个文学场景则是——2012年的春天，少年已成了老人，这个春天里的每个上午，他都会端坐书桌前，在印着‘黄永玉用’的竖行稿纸上，用钢笔写下自传体长篇《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据说，黄永玉萌发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其实很早，早在他20岁时就提笔写过片段，但后来进入战争年代，写作无法进行，只好放弃。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一度想再次提笔，然而“文革”突兀而至，又未曾如愿。1990年前后，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开始创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完成十几万字后又停笔。十几年后，2008年，他终于再度提笔续写，这一次下笔后就没有再停下来了——从2009年起，《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文学双月刊《收获》上以专栏形式发表，每篇2万—4万字，迄今已连载23期。“基本上没有脱过稿。”《收获》编辑王继军说，杂志社每次收到黄永玉的稿件，都是一份钢笔手书原稿的复印件和一份依据手稿誊清的电子文档，还有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黄永玉的创作力之旺盛与绵长，令后生佩服不已。
其实，这部自传体小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时候还一度引起过争议，因为平铺直叙的回忆录式写法和太多细碎繁杂的生活细节，连载一度被读者质疑“进展缓慢”“啰嗦冗长”，更有读者在《收获》杂志的官方博客上留言：“建议黄永玉的狗狗尽快长大，别看了一期又一期，还是狗狗长狗狗短的，多没劲呀！”对此，作家王安忆无奈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些读者看惯了电影电视剧，喜欢故事，喜欢悬念，自然不会喜欢这样慢悠悠的作品。”作家叶兆言也出言声援：“大多数读者的要求只是一方面，时间才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如今四年多过去了，时间果然给出了答案，黄永玉依然在细细碎碎地、慢悠悠地讲述着那些湘西边城里的陈年小故事，听故事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如今的每天上午，黄永玉都用来写这部作品，“但写过几页后，常会发现有坎，与自己过不去。我感觉旁边有朋友在看我。我会想，比如沈从文，萧乾等，他们会怎么想？一想到这个，我就必须改写。我现在只写到福建，能否写完很难讲。”至于为什么一贯喜欢盖房子、养名犬、开跑车、收藏烟斗的“时尚老先生”却甘愿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部作品上，黄永玉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虽然小，非常偏远，但出了很多人物。像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样一些我从小熟悉的细微的东西，不写出来好像可惜了。”
直到现在，黄永玉晚上睡不着了，就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写上去。“我从各个方面来写它，尽量不要落下什么东西。至于做历史的归纳，那让读者去研究考虑，或者来批评它。”因此，80万字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才写到主人公张旭子12岁，是该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黄永玉接下来还准备用5年时间写第二部，95岁到100岁之间写第三部，“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就是从干校回来的时候”。对此，读者见面会上不止一人传纸条上台提问“这部长篇到底准备写到多少字”，而黄永玉则打趣回答：“大概我100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很爱狗，是不是还有一只爱犬叫“科学”？
黄永玉：科学多好啊，我十几岁的时候最喜欢看科学书，自然科学的，像地质学、气象学。比如达尔文，他不只是大科学家，文学也有修养。达尔文的学生莱伊尔写了一本《普通地质学》，其实很不普通。他们文笔都很好，读起来都像文学作品。莱伊尔这本书，没想到对以后画画很有作用。我看别人画过一个花岗岩的山上有水源，那就犯了常识错误，一般冲击岩、石灰岩上才会有水。
记者：你的身边总有人在离去，然而你对死亡的态度好像一直很达观。
黄永玉：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再伟大又怎样呢，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记者：说到文章，我们总要谈谈你的自传《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黄永玉：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自传，是个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我已经说了这样的话——要戒掉画画。就像戒烟、戒大麻一样，戒掉画画我才能好好写啊，但是画画又这么可爱，有时一坐下来就想画。幸而眼前正好有种力量在帮我，什么力量呢？就是《收获》杂志要连载这个小说，一连载就等于拿鞭子在抽我赶快往前跑，一期就要发表三四万字，那我得赶快写。
记者：好在写文章本来就在你的生活里“排在第一”。
黄永玉：我喜欢写东西。我写东西有个习惯，在口袋里放点纸，看电视拿着小本子，床头也放着小本子，一有事情引起我的联想，就赶紧记下来。我读书也是这样，有点联想就记下来。所以我有很多小本子，有的本子里写得很满，看不清楚，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想的是什么。
记者：那这些本子谁帮你整理？
黄永玉：还有别人帮的道理？当然我自己也不太整理，所以曾经有一家出版社的领导想要来看看我的书房，我就说，书房是人的底裤，不能让人家看。
记者：我们都知道在你的生活里，文学排第一，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是绘画，然后你还钻研收藏，对建筑设计也有见解……不知你对“专”和“博”的尺度怎么把握？
黄永玉：我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从侧面来谈。以读书为例，读书人分几种，一种是学者、专家，像陈寅恪、钱钟书，他们读很多书，而且记得住，还能让它们焕发新面貌、生出新见解。而我，我讲“我”，不是“我们”，我什么书都看，但不是什么书都记得住。我不是很喜欢《红楼梦》，我觉得《红楼梦》写得不有趣，谁跟谁为了一点小事情闹意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记不住那些人的名字和故事。而有的书我就比较有兴趣，比如《儒林外史》《水浒》。一般来讲，我读书不求甚解，一路滚过来的，在书本上打滚。我不是真正读书的人。
在坊间传说里，黄永玉幼时就是“神童”，长大亦是“鬼才”：他只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12岁就离家谋生，却从14岁就开始发表作品，16岁已经可以靠版画和木刻谋生，23岁在上海结交的一帮朋友如今每一个的名字都如雷贯耳，28岁进中央美院一路做到教授，32岁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中的代表作《春潮》《阿诗玛》曾经轰动中国画坛……更别提他设计的生肖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还有17岁时在泉州开元寺巧遇弘一法师并得其真传的传奇故事——虽然对于后者，他自己的说法则是：上树摘玉兰花时被一老和尚发现，极不情愿地下来后被带进禅房，谁知道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和尚竟是赫赫有名的弘一法师。黄永玉说，虽然并没有真的拜师学艺，但和弘一法师短暂的交往仍带给他启迪和不小的震撼，后来法师临终前还曾留给他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上海是我文学的第一站”
大家都知道黄永玉是凤凰人——沈从文的那个“凤凰”，但上海对于他，亦是个非常有渊源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上海是我文学的第一站”。据黄永玉回忆，1946年在上海，他住在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宿舍，认识了汪曾祺、黄裳、萧乾、臧克家、冯雪峰等文学家，也认识了杨可扬、邵克萍等木刻家，他正是从这一时段开始正式发表很多文学和美术作品，所以这也是他此次把“我的文学行当”巡展的第一站放在上海的原因。
在黄永玉的回忆里，上海的生活是清苦的：“那时没钱吃饭，就从虹口走到复旦，找老同学蹭一顿饭，吃完后再走回去”；也没钱买体面衣服，于是就去城隍庙买那种“挂了一墙的廉价西服”，廉价西服表面挺括，可是里料根本不能见水，结果有一次他参加游行，“这件唯一的西装被水一冲，原来里面全是纸板，完全没办法再穿了”。然而上海的生活同时又是快乐的，因为他认识了两位挚友，黄裳和汪曾祺。于是在1947年的上海，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每逢周六周日，热闹的马路上就多了三个年轻人结伴而行。根据黄永玉的友人兼传记作者李辉考证，那一年这三个人都还不到30岁——黄裳，1919年出生，28岁；汪曾祺，1920年出生，27岁；黄永玉，1924年出生，23岁。三个年轻人，一把好青春，他们要么走进咖啡馆，要么走进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天下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多看上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这份无拘无束的交往持续了一年左右时间，1948年，三人各奔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确立了特殊地位——黄裳是散文家、文史专家、藏书家；汪曾祺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黄永玉是画家、作家。然而因为那一段的交往，他们被人们称为“上海文坛三剑客”。
如今，当年的三个年轻人最终都成了老头。1997年，汪曾祺在北京因病去世，还不到80岁；2012年，黄裳在上海以94岁高寿去世；彼时的“三剑客”如今只剩下黄永玉，端着烟斗在秋日午后的上海图书馆里，给大家讲那些“比我老的老头”们的故事：“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那时候，我们到他处就是去蹭饭，我们钱少，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有的只是一个谢字而已。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段日子真的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
那段日子在上海，少年黄永玉就这么一边教学生，一边刻木刻，一边谈笑有鸿儒，一边把每张木刻卖5块钱，黄永玉说，“就是这样的生活，因为年纪轻，满腔热情，开心得不得了。”
“我最怕巴金，因为他不说话”
也正是在1947年的上海，黄永玉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很多年以后，黄永玉在写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的信上是这样描述这一次初见的：“那还是黄裳带我和曾祺一起去的。你妈活跃，你爸话少。我这人平生老虎都敢打，就是怕见前辈，一见到长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尤其是你爸爸……”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没有想到，这位早在作品中熟悉的充满热情、敞开心扉的前辈作家竟是如此不善言辞，更多时候只是微笑着静静地看着他们。好在汪曾祺是巴金夫人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总算用他的风趣健谈活跃了两代人的第一次见面。后来在表叔沈从文家中，黄永玉又几次遇到来访的巴金，然而两位前辈坐在那里，沉默的时候远比言谈要多。素来喜欢热闹轻松的黄永玉，遇到这种情形常常悄悄起身离开，留下两位前辈继续面对，对此他笑说：“我文艺界老先生认识的人非常多，其他人都不怕，就是怕巴金先生，因为他不说话。”
当然，说是“怕”，其实黄永玉非常理解现实生活中喜欢沉默的巴金，他在《巴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可以说，在黄永玉心中，巴金永远是个特别的存在，所以当2011年巴金诞辰107周年、同时位于上海武康路上的巴金故居修缮完工对外开放之际，友人李辉本是受到相托，请黄永玉为故居设计一张藏书票，可是黄永玉听后却说，“我要好好画一张巴金的像，画他的头发竖起来。”于是，黄永玉找到一张法国摄影家拍摄的巴金晚年肖像照片，悬挂在墙上与之对视、端详，晚年的巴金果真是银发竖起来的，凌乱却充满力量。在黄永玉眼里，巴金有一张古典的、与众不同的面孔，“这是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于是这张画像便用水墨线条画出了如刀刻铜雕一般的立体效果，与照片相比，画中的巴金不仅形似，而且更准确，更有艺术表现力。环绕着肖像，黄永玉设计了点点红梅作为背景的烘托，却是以五线谱作为梅枝的，于是满枝的红梅就成了音符，仿佛正在奏出充满生命力的激情乐章。这幅画像如今就被置于巴金故居一进门的墙上，黄永玉对它的自我评价只有一句话——我画出了心中的巴金。 而今年10月，武康路113号的院子里桂花飘香，黄永玉又一次踏进这个他熟悉的花园，此行是他继2011年为巴金故居创作画像《你是谁》之后，再次向故居赠送雕像。黄永玉为这尊名为《新世纪不再忧伤》的铜像赋予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受难者张开怀抱、尽情拥抱新世界的形象，铜像被安放在巴金故居后花园西南角的楼梯边，它的怀抱将向巴金故居的每一位访客敞开。揭幕仪式后，在一众工作人员、媒体的随行之下，黄永玉突然脱去外套，只着衬衫，在花园草地上就这么盘腿一坐，谁都不知道这位老顽童想做什么，然而下一秒他就双手握住对盘的双脚，向后一倒，竟然在草地上打起滚来。这一日阳光单薄，草地还有一点稀疏、潮湿，草汁和碎叶很快沾上了他深色的裤子，可是这位“90岁的年轻人”却兀自翻滚得开怀——这样的一幕太魔幻，以至于我忍不住想起黄永玉题写在那幅名为《你是谁》的巴金画像上的那首同名的诗：
你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战士，
还是刚放出来的囚徒？
是医生，抑或病人？
是神父，还是信徒？
是作曲家，乐队指挥，
还是清亮的歌者？
是牧者，还是羊？
是河，还是摆渡者？
是远游人，
还是他背上的包袱？
……
“我100岁之前没时间玩了”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在许多场合，黄永玉曾不止一次这样说。“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的确，黄永玉虽以画家著称，但他与文学的渊源颇深，关系密切，并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不同的文学体裁上都有自己的突破与成就。所以这一次他在上海首开的“我的文学行当”作品展，虽说展品包含他的文学原稿、版画、绘画等不同样式的作品，但整个展览室的成列却是由黄永玉13岁时从厦门集美学校寄回家的照片背后所写的一首思乡诗开始的：“太阳刚起了光芒/在我的床上/引起我的思潮/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同着我那/永厚、永前、永福、永光/过着顽皮的景象。”据说这可是他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学作品”，如今以此拉开展览序幕，可见文学对他果真意义非凡。
作为一名画家，晚年黄永玉的创作显然更加倾向于文学写作，近些年里他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火里凤凰》《比我老的老头》，诗集《一路唱回故乡》，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文学成就比起专业作家来毫不逊色。几年前，为了纪念故去的老朋友，黄永玉整理多年来所写的文章，出版了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书中记述了钱钟书、张乐平、李可染、沈从文和好朋友黄苗子、郁风夫妇等许多人的故事，或怀念、或遗憾、或伤感、或啼笑皆非，仿佛这些人都没有离去，他们都还活在黄永玉的精神世界里。而在这一次的读者见面会上，主持人李辉则给大家描绘了这样的一幕：“如果将黄永玉在1937年厦门写下思乡诗的时刻，作为他的第一个文学场景，那么，时隔75年之后，另一个文学场景则是——2012年的春天，少年已成了老人，这个春天里的每个上午，他都会端坐书桌前，在印着‘黄永玉用’的竖行稿纸上，用钢笔写下自传体长篇《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据说，黄永玉萌发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其实很早，早在他20岁时就提笔写过片段，但后来进入战争年代，写作无法进行，只好放弃。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一度想再次提笔，然而“文革”突兀而至，又未曾如愿。1990年前后，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开始创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完成十几万字后又停笔。十几年后，2008年，他终于再度提笔续写，这一次下笔后就没有再停下来了——从2009年起，《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文学双月刊《收获》上以专栏形式发表，每篇2万—4万字，迄今已连载23期。“基本上没有脱过稿。”《收获》编辑王继军说，杂志社每次收到黄永玉的稿件，都是一份钢笔手书原稿的复印件和一份依据手稿誊清的电子文档，还有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黄永玉的创作力之旺盛与绵长，令后生佩服不已。
其实，这部自传体小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时候还一度引起过争议，因为平铺直叙的回忆录式写法和太多细碎繁杂的生活细节，连载一度被读者质疑“进展缓慢”“啰嗦冗长”，更有读者在《收获》杂志的官方博客上留言：“建议黄永玉的狗狗尽快长大，别看了一期又一期，还是狗狗长狗狗短的，多没劲呀！”对此，作家王安忆无奈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些读者看惯了电影电视剧，喜欢故事，喜欢悬念，自然不会喜欢这样慢悠悠的作品。”作家叶兆言也出言声援：“大多数读者的要求只是一方面，时间才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如今四年多过去了，时间果然给出了答案，黄永玉依然在细细碎碎地、慢悠悠地讲述着那些湘西边城里的陈年小故事，听故事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如今的每天上午，黄永玉都用来写这部作品，“但写过几页后，常会发现有坎，与自己过不去。我感觉旁边有朋友在看我。我会想，比如沈从文，萧乾等，他们会怎么想？一想到这个，我就必须改写。我现在只写到福建，能否写完很难讲。”至于为什么一贯喜欢盖房子、养名犬、开跑车、收藏烟斗的“时尚老先生”却甘愿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部作品上，黄永玉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虽然小，非常偏远，但出了很多人物。像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样一些我从小熟悉的细微的东西，不写出来好像可惜了。”
直到现在，黄永玉晚上睡不着了，就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写上去。“我从各个方面来写它，尽量不要落下什么东西。至于做历史的归纳，那让读者去研究考虑，或者来批评它。”因此，80万字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才写到主人公张旭子12岁，是该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黄永玉接下来还准备用5年时间写第二部，95岁到100岁之间写第三部，“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就是从干校回来的时候”。对此，读者见面会上不止一人传纸条上台提问“这部长篇到底准备写到多少字”，而黄永玉则打趣回答：“大概我100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很爱狗，是不是还有一只爱犬叫“科学”？
黄永玉：科学多好啊，我十几岁的时候最喜欢看科学书，自然科学的，像地质学、气象学。比如达尔文，他不只是大科学家，文学也有修养。达尔文的学生莱伊尔写了一本《普通地质学》，其实很不普通。他们文笔都很好，读起来都像文学作品。莱伊尔这本书，没想到对以后画画很有作用。我看别人画过一个花岗岩的山上有水源，那就犯了常识错误，一般冲击岩、石灰岩上才会有水。
记者：你的身边总有人在离去，然而你对死亡的态度好像一直很达观。
黄永玉：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再伟大又怎样呢，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记者：说到文章，我们总要谈谈你的自传《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黄永玉：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自传，是个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我已经说了这样的话——要戒掉画画。就像戒烟、戒大麻一样，戒掉画画我才能好好写啊，但是画画又这么可爱，有时一坐下来就想画。幸而眼前正好有种力量在帮我，什么力量呢？就是《收获》杂志要连载这个小说，一连载就等于拿鞭子在抽我赶快往前跑，一期就要发表三四万字，那我得赶快写。
记者：好在写文章本来就在你的生活里“排在第一”。
黄永玉：我喜欢写东西。我写东西有个习惯，在口袋里放点纸，看电视拿着小本子，床头也放着小本子，一有事情引起我的联想，就赶紧记下来。我读书也是这样，有点联想就记下来。所以我有很多小本子，有的本子里写得很满，看不清楚，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想的是什么。
记者：那这些本子谁帮你整理？
黄永玉：还有别人帮的道理？当然我自己也不太整理，所以曾经有一家出版社的领导想要来看看我的书房，我就说，书房是人的底裤，不能让人家看。
记者：我们都知道在你的生活里，文学排第一，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是绘画，然后你还钻研收藏，对建筑设计也有见解……不知你对“专”和“博”的尺度怎么把握？
黄永玉：我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从侧面来谈。以读书为例，读书人分几种，一种是学者、专家，像陈寅恪、钱钟书，他们读很多书，而且记得住，还能让它们焕发新面貌、生出新见解。而我，我讲“我”，不是“我们”，我什么书都看，但不是什么书都记得住。我不是很喜欢《红楼梦》，我觉得《红楼梦》写得不有趣，谁跟谁为了一点小事情闹意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记不住那些人的名字和故事。而有的书我就比较有兴趣，比如《儒林外史》《水浒》。一般来讲，我读书不求甚解，一路滚过来的，在书本上打滚。我不是真正读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