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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古代小说、戏剧就知道：道士一般都是拿剑的，一般都是像吕洞宾那样，背后背一把宝剑，就没有见过背一把刀的。道士是出家人，天天背一把兵器干什么？而且，为什么喜欢用剑而不喜欢用刀呢？
道士为啥喜欢拿兵器
并不是出家人都背兵器，比如和尚，就很少背剑。虽然少林七十二绝技里有一部《达摩剑谱》，但也没听说什么人练。和尚使的，要么是禅杖，要么是戒刀，要么就是棍子。
然而和尚们的禅杖也好、戒刀也好，都是随身的物品，禅杖是用来敲醒打盹的和尚的，戒刀是用来裁衣服、剃发、修指甲的，虽然可以当兵器用，但都算不上兵器。
如果我们稍微翻翻史书甚至小说，就会发现，天天剑和印不离身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道士，另一种就是将领。所以《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在新野，第一次调兵遣将，必须请来刘备的剑印，才能发号施令。而剑对于道士来讲，也几乎就是标配，比如道教的传承，重要的一件信物就是法剑。张天师张道陵去世前说：“吾升天之后，留太上所赐宝剑、都功印箓，以付子孙。”此后印和剑就成了天师府的信物。茅山宗师相传，也是有印有剑。
这其實就透露了一点消息：道教，甚至道家，具有很浓厚的军事背景。
只要稍熟悉一点道教史的朋友就知道，天师道始创于东汉末年的张陵，张陵设立二十四治，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组织。传到孙子张鲁手里，割据一方，形成政教合一的势力。初学道者名“鬼卒”，带着一种浓浓的军事味道。张鲁独占汉中二十年，如果不是军民合一，如何能撑下来？
所以，道教创教之初，就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成员往往既是修道者，又是战斗人员。携带兵器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道教随处都带着军事制度的痕迹
张鲁降曹操后，天师道仍然在到处传播，陈瑞（277年）、李特（310年）、孙恩（399年），这都是借天师道造反的。另外还有张昌“妄称神圣，绛头毛面”，东晋的“妖贼李弘”，“自称圣王，聚众为寇”。
这个李弘未必是真有其人，因为当时有句谣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东南西北到处有人冒名李弘造反。所以刘勰在《灭惑论》里说：“张角李弘，流毒汉季。”当时有部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说“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木子（李）弓口（弘的异体字），就该王治天下；那么木子二人，该飞到哪里去呢？
一部道教的创教史，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养性修真，那样虚无恬淡，而是在啸聚、在密谋、在复仇、在搏命。
道教，其实产生于底层老百姓的反抗，是对当前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一方面修心养性，一方面聚众造反——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之两面。东晋道教学者葛洪说汉末的道教“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捕逃，因为窟薮”，刘勰说道士“斩缚魑魅，以快愚情，凭威恃武，俗之旧风，故吏兵钩骑，以动浅心”。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看道教的神里，有许许多多都是武将打扮的，不是什么元帅，就是什么将军，手下多少万天兵天将。这个只要翻翻《道法会元》就知道，不用多列举。道教有灵符，军队有兵符；道教有法印，军队有将印；道教有令牌，军队有令箭；道教有召将谢将，军队有调兵遣将；道教有除妖斩魔，军队有攻杀战斗……一句话，道教随处都带着军事制度的痕迹。
就是号称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其实也和兵家的思路是相通的。道教领袖人物陈撄宁先生说：“自古道家，无不识兵者……兵学遂为道家之特长。”一部《道德经》，未始不能看作一部军事著作。
道士拿的为什么是剑而不是刀
我们总有个感觉，在武侠剧里，拿剑和拿刀，虽然都是打架，但拿剑打架的，身份就高贵些；拿刀的，往往就是小喽啰。除非是到了清代，这个感觉是正确的。剑和刀本身也存在着价值的区别。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文昭关》。讲的是伍子胥逃难过昭关的故事。说某戏班演这出戏的时候，给伍子胥在后台上装打扮的人，原本是管锅炉的外行，本来伍子胥是要佩宝剑出场的，那人错给他挂了一口腰刀，演员也没察觉。可是伍子胥一出场，原本这里有四句唱，必须提到宝剑：“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结果观众见伍子胥带了刀出场，一齐喝倒彩。伍子胥一急，临时现编了四句：“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路上的盘费我都花掉，卖了宝剑换了一口刀。”
相声也是有逻辑的，这里的逻辑就是剑贵刀贱，那么是不是合理呢？我们在《汉书》中看到另外一个故事：汉代名臣龚遂，做渤海太守。“命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可见在汉代民间，剑就是比刀贵的。一口剑能换一头牛，一口刀只能换一头小牛犊，相差是这样大。
居延汉简里也有类似的例子，一口普通的剑，价值650钱到700钱之间。一口一尺二寸长的短刀只值30钱。就算普通的剑是三尺长的，把这短刀的成本扩大三倍，也不过90钱。比剑便宜多了。蜀地的刀，运到中原来，加上运送的价格，也不过“值数百”，勉强和一口剑相当。
其实长度相同的刀和剑，所用的料是差不多的，兴许刀用的铁还要多些。但是，造剑与造刀不同。造剑需要两面开刃，手工当然比只开一面刃的刀繁难。且两面开刃比单开一面的相比，至少凭空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得找对称，另外中脊还得找直。这些问题在一面刃的刀身上都不存在。我的一个朋友原本是开刀剑店的。我请教他，说与造刀剑的匠人师傅聊，都说造刀比造剑容易。
有人问：既然造剑比造刀难，那么为什么先秦的时候多用剑而少用刀呢？我想这应该是材料的原因，先秦时期，大家用的都是青铜剑，而青铜剑是范铸成型的，和钢铁发明后的打造的刀剑完全不一样。范铸成型，你铸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因为剑难造，刀容易造，这就更扩大了两者的差异。刀往往可以批量生产，而剑总是定制。但凡限量版的，就肯定来得高贵。孙权一次造了十口剑，万口刀。可见剑是孙权自用或者颁发给将领们的，而刀是发给普通小兵的。古代的帝王将相，不惜把最好的称谓，最华美的装饰加给剑。但对刀则冷落得多。
刀兴起后，剑逐渐退出实战，但还用于指挥战斗、权力象征等场合。所以，将领佩剑以指挥，小兵佩刀去打仗。道士替天行法，自然要佩带这种代表权力的剑了。
比如：洞神部道士佩阴阳斩魔剑；高玄部道士佩金刚洞神剑；中盟洞玄部道士佩阳光洞神剑；三洞部道士佩销魔剑；大洞部道士佩景精剑。这些大宝剑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名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其实也没啥，恐怕就是在剑上刻几个字。
另外，剑的尺寸还有限制，比如：正一法师佩斩邪之剑，长二尺四寸；紫虚法师佩紫虚阳光之剑，长二尺八寸；洞神法师佩太一三元之剑，长三尺。
中国人特别喜欢在数字上找辙，比如说古琴长三尺六寸五分，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平常使的筷子，有人说“长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所以真武大帝的宝剑叫“北方黑驰衮角断魔雄剑”，长七尺二寸，按七十二候；重二十四斤，按二十四气；宽四寸八分，按四时八节。另外孙悟空的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西游记》里没说理由，但中医认为人一昼夜的呼吸有一万三千五百息，可以说是一种照应。
到了唐宋以后，道教逐渐抹去了军事的色彩，剑越来越带有象征性的意义，比如慧剑，实际上指斩断杂念的内心修行；吕洞宾的剑，实际上也是指断烦恼、贪嗔和色欲。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从道教的发展史看来，道士背上这把剑，某种程度上，一直暗喻着底层民众反抗的武器！
（澎湃新闻网 2016.9.21）
道士为啥喜欢拿兵器
并不是出家人都背兵器，比如和尚，就很少背剑。虽然少林七十二绝技里有一部《达摩剑谱》，但也没听说什么人练。和尚使的，要么是禅杖，要么是戒刀，要么就是棍子。
然而和尚们的禅杖也好、戒刀也好，都是随身的物品，禅杖是用来敲醒打盹的和尚的，戒刀是用来裁衣服、剃发、修指甲的，虽然可以当兵器用，但都算不上兵器。
如果我们稍微翻翻史书甚至小说，就会发现，天天剑和印不离身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道士，另一种就是将领。所以《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在新野，第一次调兵遣将，必须请来刘备的剑印，才能发号施令。而剑对于道士来讲，也几乎就是标配，比如道教的传承，重要的一件信物就是法剑。张天师张道陵去世前说：“吾升天之后，留太上所赐宝剑、都功印箓，以付子孙。”此后印和剑就成了天师府的信物。茅山宗师相传，也是有印有剑。
这其實就透露了一点消息：道教，甚至道家，具有很浓厚的军事背景。
只要稍熟悉一点道教史的朋友就知道，天师道始创于东汉末年的张陵，张陵设立二十四治，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组织。传到孙子张鲁手里，割据一方，形成政教合一的势力。初学道者名“鬼卒”，带着一种浓浓的军事味道。张鲁独占汉中二十年，如果不是军民合一，如何能撑下来？
所以，道教创教之初，就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成员往往既是修道者，又是战斗人员。携带兵器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道教随处都带着军事制度的痕迹
张鲁降曹操后，天师道仍然在到处传播，陈瑞（277年）、李特（310年）、孙恩（399年），这都是借天师道造反的。另外还有张昌“妄称神圣，绛头毛面”，东晋的“妖贼李弘”，“自称圣王，聚众为寇”。
这个李弘未必是真有其人，因为当时有句谣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东南西北到处有人冒名李弘造反。所以刘勰在《灭惑论》里说：“张角李弘，流毒汉季。”当时有部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说“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木子（李）弓口（弘的异体字），就该王治天下；那么木子二人，该飞到哪里去呢？
一部道教的创教史，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养性修真，那样虚无恬淡，而是在啸聚、在密谋、在复仇、在搏命。
道教，其实产生于底层老百姓的反抗，是对当前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一方面修心养性，一方面聚众造反——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之两面。东晋道教学者葛洪说汉末的道教“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捕逃，因为窟薮”，刘勰说道士“斩缚魑魅，以快愚情，凭威恃武，俗之旧风，故吏兵钩骑，以动浅心”。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看道教的神里，有许许多多都是武将打扮的，不是什么元帅，就是什么将军，手下多少万天兵天将。这个只要翻翻《道法会元》就知道，不用多列举。道教有灵符，军队有兵符；道教有法印，军队有将印；道教有令牌，军队有令箭；道教有召将谢将，军队有调兵遣将；道教有除妖斩魔，军队有攻杀战斗……一句话，道教随处都带着军事制度的痕迹。
就是号称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其实也和兵家的思路是相通的。道教领袖人物陈撄宁先生说：“自古道家，无不识兵者……兵学遂为道家之特长。”一部《道德经》，未始不能看作一部军事著作。
道士拿的为什么是剑而不是刀
我们总有个感觉，在武侠剧里，拿剑和拿刀，虽然都是打架，但拿剑打架的，身份就高贵些；拿刀的，往往就是小喽啰。除非是到了清代，这个感觉是正确的。剑和刀本身也存在着价值的区别。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文昭关》。讲的是伍子胥逃难过昭关的故事。说某戏班演这出戏的时候，给伍子胥在后台上装打扮的人，原本是管锅炉的外行，本来伍子胥是要佩宝剑出场的，那人错给他挂了一口腰刀，演员也没察觉。可是伍子胥一出场，原本这里有四句唱，必须提到宝剑：“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结果观众见伍子胥带了刀出场，一齐喝倒彩。伍子胥一急，临时现编了四句：“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路上的盘费我都花掉，卖了宝剑换了一口刀。”
相声也是有逻辑的，这里的逻辑就是剑贵刀贱，那么是不是合理呢？我们在《汉书》中看到另外一个故事：汉代名臣龚遂，做渤海太守。“命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可见在汉代民间，剑就是比刀贵的。一口剑能换一头牛，一口刀只能换一头小牛犊，相差是这样大。
居延汉简里也有类似的例子，一口普通的剑，价值650钱到700钱之间。一口一尺二寸长的短刀只值30钱。就算普通的剑是三尺长的，把这短刀的成本扩大三倍，也不过90钱。比剑便宜多了。蜀地的刀，运到中原来，加上运送的价格，也不过“值数百”，勉强和一口剑相当。
其实长度相同的刀和剑，所用的料是差不多的，兴许刀用的铁还要多些。但是，造剑与造刀不同。造剑需要两面开刃，手工当然比只开一面刃的刀繁难。且两面开刃比单开一面的相比，至少凭空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得找对称，另外中脊还得找直。这些问题在一面刃的刀身上都不存在。我的一个朋友原本是开刀剑店的。我请教他，说与造刀剑的匠人师傅聊，都说造刀比造剑容易。
有人问：既然造剑比造刀难，那么为什么先秦的时候多用剑而少用刀呢？我想这应该是材料的原因，先秦时期，大家用的都是青铜剑，而青铜剑是范铸成型的，和钢铁发明后的打造的刀剑完全不一样。范铸成型，你铸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因为剑难造，刀容易造，这就更扩大了两者的差异。刀往往可以批量生产，而剑总是定制。但凡限量版的，就肯定来得高贵。孙权一次造了十口剑，万口刀。可见剑是孙权自用或者颁发给将领们的，而刀是发给普通小兵的。古代的帝王将相，不惜把最好的称谓，最华美的装饰加给剑。但对刀则冷落得多。
刀兴起后，剑逐渐退出实战，但还用于指挥战斗、权力象征等场合。所以，将领佩剑以指挥，小兵佩刀去打仗。道士替天行法，自然要佩带这种代表权力的剑了。
比如：洞神部道士佩阴阳斩魔剑；高玄部道士佩金刚洞神剑；中盟洞玄部道士佩阳光洞神剑；三洞部道士佩销魔剑；大洞部道士佩景精剑。这些大宝剑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名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其实也没啥，恐怕就是在剑上刻几个字。
另外，剑的尺寸还有限制，比如：正一法师佩斩邪之剑，长二尺四寸；紫虚法师佩紫虚阳光之剑，长二尺八寸；洞神法师佩太一三元之剑，长三尺。
中国人特别喜欢在数字上找辙，比如说古琴长三尺六寸五分，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平常使的筷子，有人说“长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所以真武大帝的宝剑叫“北方黑驰衮角断魔雄剑”，长七尺二寸，按七十二候；重二十四斤，按二十四气；宽四寸八分，按四时八节。另外孙悟空的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西游记》里没说理由，但中医认为人一昼夜的呼吸有一万三千五百息，可以说是一种照应。
到了唐宋以后，道教逐渐抹去了军事的色彩，剑越来越带有象征性的意义，比如慧剑，实际上指斩断杂念的内心修行；吕洞宾的剑，实际上也是指断烦恼、贪嗔和色欲。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从道教的发展史看来，道士背上这把剑，某种程度上，一直暗喻着底层民众反抗的武器！
（澎湃新闻网 2016.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