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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认应该交给市场抉择的第一次分配,政府即行介入是否更有利于兼顾公平与效率?
向左转?向右转?
法国总统大选,国际关注的不仅是谁胜出,而且是哪一条路线胜出。结果是萨尔科奇。也就是选民决定:路线向右转!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选举,向来都有所谓的“左”、“右”之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原来,“右”代表效率、生产力,“左”代表公平与正义。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追求“左”与追求“右”之间,存在着矛盾。换言之,效率与公平很难兼顾。因此,往往是一个国家越来越有效率以致公平与正义越来越被牺牲时,人民就开始倾向于向“左”转了,反之亦然。
不妨就从18世纪谈起。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是一股流行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经济飞跃增长。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后者的持续恶化终于出现了深刻的反省。反省之一,即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追求公平与正义。换言之,“右”走到了极处,便要向“左”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在前苏联、中国大陆及不少东欧国家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证明: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平,但却以效率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终于自1978年开始,在中国的邓小平带头下,逐渐放弃了极左的路线,走向市场经济。
能否两全其美?
当苏联、中国及东欧国家在历经计划经济的实验及其后的修正时,西欧、北美及东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进行的都是另一种类型的实验。这种实验是试图摸索出一种既能有效率又能有公平的新模式,而且在不少的实验中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类似的实验正在被更多的政府仿效。
应该说,人类终于能在效率与公平中找到一种兼而顾之的办法了。
这种办法与模式可以简化为“分配的三次理论”。也就是说,全社会的所得与财富靠以下三次动作来进行分配。第一次,先交给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处理,根据各要素的国际生产力(贡献)来决定其能获得的报酬。国际生产力越高,所得越多。这么做,足以确保效率及生产力能充分释放,然而也必然留下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这时候,第二次动作开始,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通常以合理合法的租税、财政及社会保障手段来“劫富济贫”。此中关键,是要拿捏到一个最佳的“度”。最后,一些高度成熟的社会,还可以靠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宗教团体来进行第三次分配,对弱势者给予救助。
应该说,这种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三次分配模式,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验成功。也许不同国家在三次分配的比重上不尽相同,但有一条原则却必须坚持:第一次分配必须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不宜在这个阶段介入——这是为了确保全社会的生产力与效率能达到极大释放。
北欧新思维?
但此一看似无懈可击的论点,近年来却受到一种更新思维的挑战,而且在若干地区的实验,取得了确实更好的结果。
新思维认为:政府可以而且有必要在第一次分配时就开始介入。理由是,第一次分配全部交给市场经济,其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分配差距的拉大。而其中那些低收入者,其收入之所以偏低,往往正是由于其竞争力或竞争地位的弱势。因此,如果政府首先能对这些弱势竞争者给予必要的协助支持,那么,就不仅能使这些原本的弱势竞争者得以强化其生产力,也必然有助于其在最终的分配结果中获得更多的报酬。换言之,这是同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一石两鸟之法。
必须说,这个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有了重要跨越的新思维,已在北欧及一部分西欧国家变成事实。究竟其内容如何,深层意义为何,容我在后文续论。
(本文作者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责任编辑:杨 光
向左转?向右转?
法国总统大选,国际关注的不仅是谁胜出,而且是哪一条路线胜出。结果是萨尔科奇。也就是选民决定:路线向右转!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选举,向来都有所谓的“左”、“右”之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原来,“右”代表效率、生产力,“左”代表公平与正义。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追求“左”与追求“右”之间,存在着矛盾。换言之,效率与公平很难兼顾。因此,往往是一个国家越来越有效率以致公平与正义越来越被牺牲时,人民就开始倾向于向“左”转了,反之亦然。
不妨就从18世纪谈起。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是一股流行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经济飞跃增长。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后者的持续恶化终于出现了深刻的反省。反省之一,即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追求公平与正义。换言之,“右”走到了极处,便要向“左”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在前苏联、中国大陆及不少东欧国家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证明: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平,但却以效率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终于自1978年开始,在中国的邓小平带头下,逐渐放弃了极左的路线,走向市场经济。
能否两全其美?
当苏联、中国及东欧国家在历经计划经济的实验及其后的修正时,西欧、北美及东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进行的都是另一种类型的实验。这种实验是试图摸索出一种既能有效率又能有公平的新模式,而且在不少的实验中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类似的实验正在被更多的政府仿效。
应该说,人类终于能在效率与公平中找到一种兼而顾之的办法了。
这种办法与模式可以简化为“分配的三次理论”。也就是说,全社会的所得与财富靠以下三次动作来进行分配。第一次,先交给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处理,根据各要素的国际生产力(贡献)来决定其能获得的报酬。国际生产力越高,所得越多。这么做,足以确保效率及生产力能充分释放,然而也必然留下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这时候,第二次动作开始,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通常以合理合法的租税、财政及社会保障手段来“劫富济贫”。此中关键,是要拿捏到一个最佳的“度”。最后,一些高度成熟的社会,还可以靠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宗教团体来进行第三次分配,对弱势者给予救助。
应该说,这种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三次分配模式,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验成功。也许不同国家在三次分配的比重上不尽相同,但有一条原则却必须坚持:第一次分配必须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不宜在这个阶段介入——这是为了确保全社会的生产力与效率能达到极大释放。
北欧新思维?
但此一看似无懈可击的论点,近年来却受到一种更新思维的挑战,而且在若干地区的实验,取得了确实更好的结果。
新思维认为:政府可以而且有必要在第一次分配时就开始介入。理由是,第一次分配全部交给市场经济,其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分配差距的拉大。而其中那些低收入者,其收入之所以偏低,往往正是由于其竞争力或竞争地位的弱势。因此,如果政府首先能对这些弱势竞争者给予必要的协助支持,那么,就不仅能使这些原本的弱势竞争者得以强化其生产力,也必然有助于其在最终的分配结果中获得更多的报酬。换言之,这是同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一石两鸟之法。
必须说,这个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有了重要跨越的新思维,已在北欧及一部分西欧国家变成事实。究竟其内容如何,深层意义为何,容我在后文续论。
(本文作者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