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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认为音乐教育的方向不仅具有个体定向特质，同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对音乐的特征、音乐的结构、教育培养对象以及培养方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从音乐社会学视角来厘清中国音乐教育在不同时期的特征与变化，从而论述音乐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创作更多属于中国艺术特色的作品提供理论依据和创作思路，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时代精神脉搏，更完整、更精准地将中国音乐内核传承下去。
[关键词]音乐社会学;音乐创作;音乐教学;变迁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9-0178-03
[收稿日期]2021-01-05
[作者简介]郭雅文（1990— ），女，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太原 030001）
一、社会学视阈下的古代音乐教育：统治为主，享乐为辅
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在很早时期的古代就被人们所关注，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已开始讨论音乐本质的问题，而后经证实，音乐起源于劳动。这时期的音乐属于诗、歌、舞三者密切结合，多作用于劳动生产，治理水旱，描写战争景象以及宣传宗教。这时期先民的音乐社会观念是模糊的，但通过音乐舞蹈生活中他们的观念多与“巫术”相关联，如：祭祖先，求风调雨顺等，从而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一）封建早期——统治阶级利用音乐统治民眾
夏商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在于开始思考音乐在社会中的作用。[1]
到周王朝时期，我国出现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授课内容包含了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大模块。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培养对象为王孙、贵族子弟，有时也从民间、自由民选拔人才培养提升到贵族等级中间。统治阶级以此来扩大统治范围，明确指出音乐统治为了使人民保持和平。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学术论点不一。受儒家学派影响，承认音乐有着极大的社会功能，和深刻的政治意义。孔子热爱音乐，且具有实践，如鼓瑟、吹笙、击磬。他的学生曾得到过他的指点，在《论语》中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坐。”[2]孔子对音乐的认知很专业，《论语·八佾篇》就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谈演奏音乐说“奏乐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开始合奏和谐协调，乐曲展开以后，很美好，节奏分明，又连绵不断，直到乐曲演奏终了”[3]。
再往后至西汉年间，设立音乐机构——“乐府”，以便创作歌曲，采集民间音乐;到唐朝时期，出现教坊，管理教习音乐，领导艺人。梨园主要是以教习《法曲》为主，受唐玄宗所重视。
由此可见，音乐在古代社会中虽然广泛存在，但社会功能却很狭窄：音乐主要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与诗词歌赋相结合来控制民众思想与娱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二）经济发展——音乐的“享乐”属性显现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享乐”也成为音乐的重要作用之一。所以导致我国古代音乐特征大多“曲高和寡”，过于清高，鲜有挖掘出音乐的教育功能及其教育意义并加以传播。以墨子为代表的“非乐”观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片面性，原因是过于片面的看待人，把人当做了机器，但是人类不仅仅需要劳动，也需要休息，这就离不开综合看待音乐在人类生活的作用。相比之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社会观更受欢迎。到了唐代，对音乐的社会观认知呈现矛盾，代表人为诗人白居易。认为天下太平不是由音乐决定的，音乐不能制约社会，白居易《骠国乐》“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阐述了这一观点，但是他又持有“音乐亡国”的结论，所以略显矛盾。到了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认为音乐来自民间，是社会产物，受社会发展的制约。由此可见，从社会观角度看音乐的社会功能开始多元化。
二、社会学视阈下的近代音乐教育：由庙堂之乐走向国民之乐
清朝末年，清政府仍不重视音乐教育与传播的重要性。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愤慨之余也开始反思中国的制度改革。中国民间的文人志士也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蓬蓬勃发。制度改革的同时，我国的音乐教育方向也因此发生转变。
（一）西学为用——音乐教育走向民间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提倡“新学”，即“西学”，向西方借鉴自然学科技术，包括哲学、政治、社会、教育、艺术多方面，提出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也由此推动了新式音乐教育的孕育。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广开学校最重要”。“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物理，歌乐等”[4]。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关于设立“乐歌”课程的主张。
同时还涌现出大批留学日本的浪潮，并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代新型音乐家，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学堂乐歌三大代表人物。[5]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乐歌的创作活动、乐歌的教育实践，新式音乐教育风气广泛传播，打破旧常规“改头换面”。曾志忞曾在他的著作《音乐教育论》中强调了音乐的重要性，在学校教授唱歌，可以使学生得到“发音之正确，涵养之习练，思想之优美，团结之一致”的收获[6]。
学堂乐歌是我国人民主动要求引入西学，被广泛流传与接纳，由此可见其社会作用极大。匪石曾说：“古乐是‘朝乐’，而非国乐”，即古乐不能发挥国民之精神，仅代表朝廷，庙堂音乐的社会状态。体现出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影响之大。
（二）国民之乐——大众音乐凝聚精神
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成立，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在当时已开设了理论作曲、键盘、声乐、小提琴、大提琴、国乐等科系。同时，在西方美学影响下，以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家王国维等文化名人的发扬下，这种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后期，抗日救亡运动开启，我国社会音乐功能重新为政治服务。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歌咏活动，为后来全民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奠定基础。在抗战时期，需要用音乐动员民众，故此时期音乐需朴实，接地气，创作素材从民众生活中摘取，起到教育、警醒、鼓舞和提高民众音乐水平的作用。从而转化为抗击外敌侵略的精神动力。除此之外还出现革命根据地红歌，大多利用群众熟悉的民歌或城市小调、学堂乐歌等填词而成。 由于音乐为战争而服务，具有一定的音乐自由性和局限性，吕骥、周钢鸣提出“新音乐运动”，要求走进工农群众生活中去。张静蔚在《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中关于新音乐搜索出李绿永有关新音乐的略论写道：“音乐的享受不能是少数人，应该是大众的”。
三、社会学视阈下的现代音乐教育：从流行审美到精神需求
音乐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中央音乐学院王文卓博士在评蒂娅·德诺拉《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中写道：“转向生活是西方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种趋势。”并且提出“音乐是一种自我技术，调整情绪、解除压力、进行自我关爱等，是音乐的基本功能。”现代社会中，我国音乐教育也已随着社会变革发生巨大的转变。
（一）音乐流行——义务教育的审美需求
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音乐学院、各级师范等院校大面积设立，学生接受相关训练，如：集体课、讲座、小班制、大众传播媒体等方式接受高等教育。除此之外，在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义务教育中铺垫、普及、渗透音乐课程，旨在培养从儿童时期建立起一定审美观念和能力，增添对艺术的兴趣，陶冶性情。
在理论研究方面，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音乐和社会的关系，在我国80年代中期也开始独立。[7]中国音乐学萌芽于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从一种学科阶段逐渐内化，并向多元化发展。结合西方音乐理论及科学理论，逐渐解决了“音乐本土化”问题。曾遂今指出：“音乐要实现其社会功能，音乐必须从作曲家的写字台上，从作曲家的钢琴键盘上进入社会”。[8]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从音乐生产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听众的审美角度，决定流行趋势，以及随之衍生出的音乐商品等。
在此意義上，为了与社会需求相匹配，音乐教育方向的发展趋势与速度提升不可缺少;音乐创作的作品也需符合时代发展，满足民众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二）文化自信——国家强盛的精神内核
“新音乐运动”时期，无产阶级音乐艺术开始形成，马列主义思想以及党的文艺路线在我国现代音乐中开始萌芽;抗日时期，我们有抗日救亡运动歌曲等。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改变，音乐风格、素材、创作方向乃至教育方向随之变迁。而当2020年冬天，疫情肆虐，导致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人民都饱受病痛的折磨，除了接受物理治疗，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治疗”。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新冠肺炎带来的不良情绪，又开始征集《方舱之声》《抗“疫”战歌》等公益歌曲;“隔离病毒，不隔离爱”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口号，“停课不停学”亦是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牵挂和担忧，为了解决学生面对面上课难的问题，我们推行了线上上课，云课堂等方式，让课堂搬回了家。除此之外，针对音乐专业学生，举办公益“云音乐会”“云讲座”等，使学生们和广大音乐爱好者在家就可以上“大师课”。通过网络技术传播知识和文化的新型方式在疫情防控期间猛然发芽并迅速生长。
笔者认为，信息化时代下，音乐之于社会的意义尤为重要，音乐的功能也日益丰富，甚至可以说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虽不及古代统治者利用“礼乐”进行控制与统治民众，但终究不可与社会稳步发展相脱离。尤其在音乐教育方面，创作的作品、教材内容中曲目的选定，需结合本国国情，并扩展、吸收学习世界先进文化，选取健康、积极、向上并且具备研究和教育意义的音乐作品进行教育传承，音乐教育的兴起，也正是我国国民文化自信，国家强盛的精神内核。
回顾历史，曾经的音乐也走过弯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反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字眼，人们已经无暇顾及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一味专注于清除“反革命音乐”等。而到80年代，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轻松的艺术创作氛围。这时期，音箱、录音磁带走入千家万户。曾经的农耕歌曲，劳动号子，革命歌曲逐渐被轻松愉快、有娱乐性的音乐作品所代替，宛如“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般景象。这就是音乐功能的变迁。故而，我们的教育者教育方向也随之改变。优秀的影视音乐作品、儿歌、流行音乐作品接踵而来，丰富了民众日常生活，学生的音乐审美得到提高，优秀的音乐作品还具有音乐理疗作用，起到了一定的医学上的效果，可见，音乐的社会功能之广泛和重要。但是，随着流行音乐的盛行，除了朗朗上口，方便快捷以外，些许粗鄙、低俗的音乐鱼目混珠，从而导致盲目追星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这部分属于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但笔者认为作为教育者和音乐创作者仍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音乐审美能力。有选择性地选择音乐教育作品和健康积极的创作方向，并且应与“商业社会”划清界限。
这就要求我们创作更贴合我国国情、经济、文化和广大民众喜好相呼应的音乐作品，传承中国音乐文化，去粗取精，与时俱进，在教育过程渗透优秀的作品作为传承素材，启用全方位环绕式、浸透型、时代性的健康、积极、向上的音乐教育模式。使音乐真正的“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与此同时，使中国音乐得以自信，走向世界，与文化自信相结合，脱离“纸上谈兵”“曲高和寡”等字眼来形容中国当今音乐社会现状。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音乐教育与音乐创作的方向和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对音乐的特征、音乐的结构、教育培养对象以及培养方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甚至其他音乐延伸出的学科，而应该多方位结合社会科学，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挖掘隐性“联系”，构建新型关系。把“心脏搭桥”法巧妙地结合生活和学习从而运用起来。这是作为一个音乐学者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贺绿汀先生曾说过：“艺术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所以各时代的人们思想感情亦各不相同，因而产生出各时代不相同的艺术。时代提出的问题，矛盾给人们以很深刻的影响。”[9]当西洋乐传入中国，有些人持有恶意态度，有人鄙夷中国音乐，都属于没有彻底的、客观的理解中国当时时代的处境。
所以，当今时代，更需要有勇气的音乐人埋头苦干，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借鉴西方音乐，汲取中国音乐的精华，勇于创新，走出“刻板模式”和“仿古拟古”，真正创作出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作品，并有效的传承下去，把握中国时代精神脉搏，是我们今后的发展目标之一。
注释：
[1]
张 曼.当代民族声乐对于传统音乐因素的传承[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167—169.
[2][3]徐志刚译注.论语·先进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2.
[4][5]杨和平.论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生成基础[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03）：8—13.
[6]姬 群.曾志忞音乐教育思想简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4）：216—219.
[7]郭圣祎.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两部相关著作有感[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04）：99—103.
[8]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念与学科认识[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03）：28—35.
[9]沈建国，徐景国.关于戏曲音乐文化走向的思考[J].戏曲艺术，2009（03）：86—89.
（责任编辑：韩莹莹）
[关键词]音乐社会学;音乐创作;音乐教学;变迁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9-0178-03
[收稿日期]2021-01-05
[作者简介]郭雅文（1990— ），女，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太原 030001）
一、社会学视阈下的古代音乐教育：统治为主，享乐为辅
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在很早时期的古代就被人们所关注，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已开始讨论音乐本质的问题，而后经证实，音乐起源于劳动。这时期的音乐属于诗、歌、舞三者密切结合，多作用于劳动生产，治理水旱，描写战争景象以及宣传宗教。这时期先民的音乐社会观念是模糊的，但通过音乐舞蹈生活中他们的观念多与“巫术”相关联，如：祭祖先，求风调雨顺等，从而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一）封建早期——统治阶级利用音乐统治民眾
夏商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在于开始思考音乐在社会中的作用。[1]
到周王朝时期，我国出现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授课内容包含了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大模块。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培养对象为王孙、贵族子弟，有时也从民间、自由民选拔人才培养提升到贵族等级中间。统治阶级以此来扩大统治范围，明确指出音乐统治为了使人民保持和平。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学术论点不一。受儒家学派影响，承认音乐有着极大的社会功能，和深刻的政治意义。孔子热爱音乐，且具有实践，如鼓瑟、吹笙、击磬。他的学生曾得到过他的指点，在《论语》中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坐。”[2]孔子对音乐的认知很专业，《论语·八佾篇》就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谈演奏音乐说“奏乐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开始合奏和谐协调，乐曲展开以后，很美好，节奏分明，又连绵不断，直到乐曲演奏终了”[3]。
再往后至西汉年间，设立音乐机构——“乐府”，以便创作歌曲，采集民间音乐;到唐朝时期，出现教坊，管理教习音乐，领导艺人。梨园主要是以教习《法曲》为主，受唐玄宗所重视。
由此可见，音乐在古代社会中虽然广泛存在，但社会功能却很狭窄：音乐主要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与诗词歌赋相结合来控制民众思想与娱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二）经济发展——音乐的“享乐”属性显现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享乐”也成为音乐的重要作用之一。所以导致我国古代音乐特征大多“曲高和寡”，过于清高，鲜有挖掘出音乐的教育功能及其教育意义并加以传播。以墨子为代表的“非乐”观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片面性，原因是过于片面的看待人，把人当做了机器，但是人类不仅仅需要劳动，也需要休息，这就离不开综合看待音乐在人类生活的作用。相比之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社会观更受欢迎。到了唐代，对音乐的社会观认知呈现矛盾，代表人为诗人白居易。认为天下太平不是由音乐决定的，音乐不能制约社会，白居易《骠国乐》“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阐述了这一观点，但是他又持有“音乐亡国”的结论，所以略显矛盾。到了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认为音乐来自民间，是社会产物，受社会发展的制约。由此可见，从社会观角度看音乐的社会功能开始多元化。
二、社会学视阈下的近代音乐教育：由庙堂之乐走向国民之乐
清朝末年，清政府仍不重视音乐教育与传播的重要性。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愤慨之余也开始反思中国的制度改革。中国民间的文人志士也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蓬蓬勃发。制度改革的同时，我国的音乐教育方向也因此发生转变。
（一）西学为用——音乐教育走向民间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提倡“新学”，即“西学”，向西方借鉴自然学科技术，包括哲学、政治、社会、教育、艺术多方面，提出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也由此推动了新式音乐教育的孕育。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广开学校最重要”。“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物理，歌乐等”[4]。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关于设立“乐歌”课程的主张。
同时还涌现出大批留学日本的浪潮，并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代新型音乐家，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学堂乐歌三大代表人物。[5]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乐歌的创作活动、乐歌的教育实践，新式音乐教育风气广泛传播，打破旧常规“改头换面”。曾志忞曾在他的著作《音乐教育论》中强调了音乐的重要性，在学校教授唱歌，可以使学生得到“发音之正确，涵养之习练，思想之优美，团结之一致”的收获[6]。
学堂乐歌是我国人民主动要求引入西学，被广泛流传与接纳，由此可见其社会作用极大。匪石曾说：“古乐是‘朝乐’，而非国乐”，即古乐不能发挥国民之精神，仅代表朝廷，庙堂音乐的社会状态。体现出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影响之大。
（二）国民之乐——大众音乐凝聚精神
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成立，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在当时已开设了理论作曲、键盘、声乐、小提琴、大提琴、国乐等科系。同时，在西方美学影响下，以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家王国维等文化名人的发扬下，这种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后期，抗日救亡运动开启，我国社会音乐功能重新为政治服务。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歌咏活动，为后来全民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奠定基础。在抗战时期，需要用音乐动员民众，故此时期音乐需朴实，接地气，创作素材从民众生活中摘取，起到教育、警醒、鼓舞和提高民众音乐水平的作用。从而转化为抗击外敌侵略的精神动力。除此之外还出现革命根据地红歌，大多利用群众熟悉的民歌或城市小调、学堂乐歌等填词而成。 由于音乐为战争而服务，具有一定的音乐自由性和局限性，吕骥、周钢鸣提出“新音乐运动”，要求走进工农群众生活中去。张静蔚在《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中关于新音乐搜索出李绿永有关新音乐的略论写道：“音乐的享受不能是少数人，应该是大众的”。
三、社会学视阈下的现代音乐教育：从流行审美到精神需求
音乐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中央音乐学院王文卓博士在评蒂娅·德诺拉《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中写道：“转向生活是西方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种趋势。”并且提出“音乐是一种自我技术，调整情绪、解除压力、进行自我关爱等，是音乐的基本功能。”现代社会中，我国音乐教育也已随着社会变革发生巨大的转变。
（一）音乐流行——义务教育的审美需求
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音乐学院、各级师范等院校大面积设立，学生接受相关训练，如：集体课、讲座、小班制、大众传播媒体等方式接受高等教育。除此之外，在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义务教育中铺垫、普及、渗透音乐课程，旨在培养从儿童时期建立起一定审美观念和能力，增添对艺术的兴趣，陶冶性情。
在理论研究方面，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音乐和社会的关系，在我国80年代中期也开始独立。[7]中国音乐学萌芽于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从一种学科阶段逐渐内化，并向多元化发展。结合西方音乐理论及科学理论，逐渐解决了“音乐本土化”问题。曾遂今指出：“音乐要实现其社会功能，音乐必须从作曲家的写字台上，从作曲家的钢琴键盘上进入社会”。[8]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从音乐生产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听众的审美角度，决定流行趋势，以及随之衍生出的音乐商品等。
在此意義上，为了与社会需求相匹配，音乐教育方向的发展趋势与速度提升不可缺少;音乐创作的作品也需符合时代发展，满足民众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二）文化自信——国家强盛的精神内核
“新音乐运动”时期，无产阶级音乐艺术开始形成，马列主义思想以及党的文艺路线在我国现代音乐中开始萌芽;抗日时期，我们有抗日救亡运动歌曲等。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改变，音乐风格、素材、创作方向乃至教育方向随之变迁。而当2020年冬天，疫情肆虐，导致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人民都饱受病痛的折磨，除了接受物理治疗，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治疗”。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新冠肺炎带来的不良情绪，又开始征集《方舱之声》《抗“疫”战歌》等公益歌曲;“隔离病毒，不隔离爱”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口号，“停课不停学”亦是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牵挂和担忧，为了解决学生面对面上课难的问题，我们推行了线上上课，云课堂等方式，让课堂搬回了家。除此之外，针对音乐专业学生，举办公益“云音乐会”“云讲座”等，使学生们和广大音乐爱好者在家就可以上“大师课”。通过网络技术传播知识和文化的新型方式在疫情防控期间猛然发芽并迅速生长。
笔者认为，信息化时代下，音乐之于社会的意义尤为重要，音乐的功能也日益丰富，甚至可以说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虽不及古代统治者利用“礼乐”进行控制与统治民众，但终究不可与社会稳步发展相脱离。尤其在音乐教育方面，创作的作品、教材内容中曲目的选定，需结合本国国情，并扩展、吸收学习世界先进文化，选取健康、积极、向上并且具备研究和教育意义的音乐作品进行教育传承，音乐教育的兴起，也正是我国国民文化自信，国家强盛的精神内核。
回顾历史，曾经的音乐也走过弯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反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字眼，人们已经无暇顾及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一味专注于清除“反革命音乐”等。而到80年代，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轻松的艺术创作氛围。这时期，音箱、录音磁带走入千家万户。曾经的农耕歌曲，劳动号子，革命歌曲逐渐被轻松愉快、有娱乐性的音乐作品所代替，宛如“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般景象。这就是音乐功能的变迁。故而，我们的教育者教育方向也随之改变。优秀的影视音乐作品、儿歌、流行音乐作品接踵而来，丰富了民众日常生活，学生的音乐审美得到提高，优秀的音乐作品还具有音乐理疗作用，起到了一定的医学上的效果，可见，音乐的社会功能之广泛和重要。但是，随着流行音乐的盛行，除了朗朗上口，方便快捷以外，些许粗鄙、低俗的音乐鱼目混珠，从而导致盲目追星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这部分属于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但笔者认为作为教育者和音乐创作者仍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音乐审美能力。有选择性地选择音乐教育作品和健康积极的创作方向，并且应与“商业社会”划清界限。
这就要求我们创作更贴合我国国情、经济、文化和广大民众喜好相呼应的音乐作品，传承中国音乐文化，去粗取精，与时俱进，在教育过程渗透优秀的作品作为传承素材，启用全方位环绕式、浸透型、时代性的健康、积极、向上的音乐教育模式。使音乐真正的“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与此同时，使中国音乐得以自信，走向世界，与文化自信相结合，脱离“纸上谈兵”“曲高和寡”等字眼来形容中国当今音乐社会现状。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音乐教育与音乐创作的方向和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对音乐的特征、音乐的结构、教育培养对象以及培养方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甚至其他音乐延伸出的学科，而应该多方位结合社会科学，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挖掘隐性“联系”，构建新型关系。把“心脏搭桥”法巧妙地结合生活和学习从而运用起来。这是作为一个音乐学者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贺绿汀先生曾说过：“艺术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所以各时代的人们思想感情亦各不相同，因而产生出各时代不相同的艺术。时代提出的问题，矛盾给人们以很深刻的影响。”[9]当西洋乐传入中国，有些人持有恶意态度，有人鄙夷中国音乐，都属于没有彻底的、客观的理解中国当时时代的处境。
所以，当今时代，更需要有勇气的音乐人埋头苦干，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借鉴西方音乐，汲取中国音乐的精华，勇于创新，走出“刻板模式”和“仿古拟古”，真正创作出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作品，并有效的传承下去，把握中国时代精神脉搏，是我们今后的发展目标之一。
注释：
[1]
张 曼.当代民族声乐对于传统音乐因素的传承[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167—169.
[2][3]徐志刚译注.论语·先进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2.
[4][5]杨和平.论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的生成基础[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03）：8—13.
[6]姬 群.曾志忞音乐教育思想简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4）：216—219.
[7]郭圣祎.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两部相关著作有感[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04）：99—103.
[8]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念与学科认识[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03）：28—35.
[9]沈建国，徐景国.关于戏曲音乐文化走向的思考[J].戏曲艺术，2009（03）：86—89.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