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受到明清小说、戏剧的影响，在一般读者的印象里，白银作为中国通行的货币，似乎理所当然，一贯如此的。其实不然。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币制混乱。《管子·国蓄篇》称，黄帝时代“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随着金矿开采和冶炼技术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经济发展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黄金逐步取代了成色不一、来源不定的珠玉。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虞夏时代“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证实白银货币也曾流通，只是远不如铜币那样广泛。到了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货币时，曾经颁布诏书说：“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明确了金和铜的货币职能属性。而白银没有进入货币流通领域。
　　汉武帝以铜制“五铢钱”为通行货币，辅之以绢丝(缗)。其间有过一段变化，王莽改制时，在建始二年(公元10年)推行过“宝货制”，铸有少量的银币，但铜钱仍然独霸天下。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铜矿比较好找，冶炼技术已相当成熟，能够跟得上当时经济增长变化的需要。直到唐玄宗时，另立“通宝”，取代历代“五铢”，也没有动摇过铜本位的坚强地位。
　　使白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曾专门讲到“白银的兴起与实物货币的衰落”一节。他认为，唐代“白银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一般的贵重物品或装饰品而迅速地转变为正式货币，完成了中国货币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银本位制度的确立”。这个结论值得商榷：第一，当时的白银作为货币使用，是有区域性的。唐代的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也有“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郭外相联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的说法，都是指岭南地区的特有现象。第二，金银多用于赏赐和贿赂(包括地方藩镇和偏安政权的“献银”)，而不是作为经常性的支付工具；第三，数量有限，即使如傅筑夫先生引用的几例朝廷赏赐中的最多一宗，也不过“银三千两”。比起大历二年(787年)“户部侍郎崔元略进准宣索左藏库挺银及银器十万两，金器七千两”，实在不能算多，更何况“旧制：户部所管金银器，悉贮于左藏库，时帝意欲使于赐予，故命尽输内藏”(见《册府元龟》)。但唐朝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气象一新，不仅“贾胡”久驻长安，形成了“蕃坊”，而且“银钱业”成了经营的大宗业务，还深入内地，到处搜罗奇珍异宝；岭南的海上贸易也是“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蓬勃兴旺，以至管理进出口的广州“市舶司”成为炙手可热的官职。黄巢在攻占广州之前，曾上表求封广州节度使，但右仆射于综上书反对，理由就是财政问题：“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今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外商频繁交易，总得有中间支付手段和结算工具，白银成了其中的一种。作为货币，白银在唐代的出现和使用范围，应当与其海外贸易有关，但还不足以成为支撑当时中国经济全局的货币本位。
　　唐宋之际，中国有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规模更上了一层楼。尽管鼓铸铜钱的规模空前，宋神宗时(1068－1085年)年铸铜钱500万贯，另又铸铁钱500万贯，已经较太宗时(988－997年)年铸铜钱80万贯翻了数番，但仍然不能满足当时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备边用兵的费用。以致虽有“大钱”“小钱”之争，但仍屡有“钱荒”之困。《宋史·食货志》记载，庆历末年(约1047年)“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为解决“钱荒”之难，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范用改革原有的“解盐法”，实行“钞盐”制度。同时，大额货币也呼之欲出，这就是金、银作为货币职能的实施。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财赋》记载，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白银岁课为14万5千两，而宋徽宗时(1101－1125)年入已经达到了186万两。于是，宋徽宗开始瞎折腾：“按宋金冶有二十一处，银冶则登号二十三州，又三军一监，共冶场八十有四。皇祜中(约1052年前后)得金万五千余两，银二十一万余两，其后银又增九十万余两，盖所入止此”(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见宋代采银量是梯次增长的。《宋史》也有“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丰亨豫大”，源自《诗经》，有君德盛隆的意思。这里是要夸示国家财赋的宽裕，倡导消费经济，主张皇帝应当享有“天下之奉”。如果臣属敢于倡言节俭者，辄扬言“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拒绝任何劝谏。结果大事糜费，“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据蔡京之子蔡僚叙述，当时宫廷逢“诞育王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包子，并给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铁围山谭丛》)。
　　金人入侵汴梁的最初目的，就是向北宋朝廷索要财富，而且明码标价，是“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结果抢空宋宫，刮尽汴梁，也仅得到了黄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金、元入宋，亦延其形制，鼓铸银锭，以解州盐税银为例，每锭为五十两。《宋史·仁宗纪》有：“景祜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两广易以银”。《金史·食货志》有：“旧制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为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至此以后，更大面额的货币，也只能是纸币了。最初是由于西蜀李顺之乱，钱币供应严重不足，于是，拿“交子”为券。后来解州盐引也参与了交易，金、元两代延续下来。忽必烈定鼎中原，元帝国空前庞大，不但打通了中国南北东西睽隔已久的通道，而且中西陆海商道上是驼队踵继，舳舻相望。当时的元大都(汗八里)被描述为“天生地产，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自至，不集而萃”。连见过世面的汉人也大开了一番眼界。贸易规模的空前增长，带来的必然是货币需求的激增。
　　元代是用纸钞来解决这个困难的，但其间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纸钞的货币单位铜钱制“贯”，可以直接换算成白银制的“两”。《元史·食货志·钞法》说，忽必烈规定，中统元年(1260年)印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元宝钞”，每贯等于丝钞一两，二贯等于白银一两，且银钞可以互易兑换。研究者认为，中统钞主要是与白银相联系。就是说，直到元代，中国货币才实现了白银货币的“本位化”。
　　与罗马帝国或波斯相比，这可能是一次迟来的飞跃。1969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旧址)出土了西安唐邻王府的一批窖藏文物，其中就有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实物。鉴于横越亚欧的三大汗国以及稍后的印度莫卧儿王朝，与元帝国本来是一气同枝，也是“银本位”的实行者，连接欧亚大帝国的财政纽带，只能、也必然是金银一类的贵金属货币。可以肯定地说，元代银本位制度的确立，是世界性贸易扩展的结果，而从贵金属货币的最终流向看，受益者无疑是中国。
　　元朝覆亡的原因很多，但是滥发纸钞，引发通货膨胀是重要因素之一。白银供应量的严重不足，妨碍了“银本位制度”的认真实行。既然蒙古大帝国的势力和影响已经横越了欧亚大陆，国际“银本位制”所欠缺的“东风”，只能是发现和开采美洲大银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