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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温州爆发大规模跑路潮，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金融、法律、政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方关注。遗憾的是，4年过去了，民间借贷危机不仅仍未化解，反而大举蔓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虽已启动征程，但能否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使更多民间资本找到合理合法的出口，仍需拭目以待。
继温商“跑路潮”之后，如何面对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体系，正成为考验政府改革智慧与勇气的新的试金石
谢海明（化名）是成都一家投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这几个月他过得很煎熬。隔三差五，公安部门的经侦人员就会给他打电话，让他尽快归还那3亿元的民间贷款。
谢海明经营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是作为居间公司，撮合放贷人、担保公司和贷款企业三者达成协议。但不巧，那笔3亿元贷款，贷款企业无力偿还，担保公司跑路，放贷人只能逼谢海明还钱，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公司被迫关闭。有关部门警告他“处理不好就抓人”。
谢海明不是唯一一家被卷入民间贷借双方纠纷的中间公司。2014年7月，有10年历史、在四川担保行业中有很高信誉的四川汇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两名高管突然失联，随后，该公司的法人和董事长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捕，由此开始了四川的民间借款人跑路潮，数百家民间借贷链条上的担保公司、居间公司和借款公司陷入信用危机。据了解，汇通担保公司涉及资金100多亿元，关联100多家担保公司。
这只是中国民间金融现状的缩影。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融资方式，已成为今日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颇为独特的风向标。一方面，从民间借贷链条崩塌的原因，可见传统制造业人力成本优势丧失，实体经济利润下降，企业转型创新不力以及盲目投资等;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与对策，又折射出对民间资本的立场，对小微企业的态度，以及暗示着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熟人信用”破裂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感到2011年温州“跑路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几乎人人都有欠款，也几乎人人都有借款，有的跑路，有的自杀，个人资金链断裂还导致了银行的危机，许多“炒房”的人还不上购房按揭贷款，很多房子被银行拍卖。
这场危机在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后达到高潮。据报道，胡福林在跑路时，背负的债务高达近20亿元，其中民间贷款12个亿，每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而与胡福林的公司互相担保的公司达数十家，受此影响，温州几乎人人自危。
在如此强烈的民间反弹后，温州政府和温州商会出面协调，温州多家眼镜企业联合并购重组胡福林的信泰集团，才算使甚嚣尘上的跑路潮暂时退潮。
方培林预感到这场危机迟早要到来。
这位年逾花甲的温州人，创办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担保法》出台，他又创办了方兴担保公司。这是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可以说开创了温州民间融资公司化、规模化的潮流。
他说，2011年的温州借贷危机让他想起了1986年由“抬会”引发的温州金融灾难。
“抬会”是温州早期典型的民间金融组织，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担任“会主”，“会员”交纳资金形成会费，由会员轮流使用，先用的人付利息，后用的人吃利息。会员也可发展新“抬会”，自己成为“会主”，层层向下，形成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
但是，在全民加入“抬会”的背景下，一方面利息无限抬高，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实体经济的热情减弱，陷入“炒钱”迷局，最终导致资金断裂，全面崩盘。民众情绪从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整个秋天，温州陷入空前混乱，讨债者冲进会主家里，据统计，在3个月里，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多位会主被判处死刑。
“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大都因‘炒钱’而起。”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都来“炒钱”的原因，就是钱更值钱，“本质上是银行银根收紧，市场上流动的钱少了。”
在多数金融界人士看来，原因大体相同：政府经济刺激导致货币流动性泛滥，贷款易得鼓励了企业盲目投资，而紧随其后的银根收紧、银行追贷导致企业依靠民间借贷还贷，民间吸储利率不断走高吸引全民“炒钱”。
而实体小微企业的利润率却不足以支撑起层层叠加的民间投资，以及附着其上的高利率。“浙江实体小微企业的利润率大多只有3%至5%，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有差池，企业就会被压垮，导致危机爆发。”周德文说。
破裂可能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在2011的温州，危机由胡福林跑路引发;在2012年的鄂爾多斯，危机缘于房价大幅下跌;在2013年的陕西神木，危机起因于被意外曝光的“房姐”龚爱爱;而在2014年的辽宁沈阳，破裂发生在数家担保公司老板突然集体跑路——不过，这不是危机，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不论每起民间借贷的起因与为何崩盘，一经崩盘，其影响都是长期且难以消除的。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银行体系。民间借贷导致企业破产，银行坏账率大增。以温州为例，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三年来，温州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并维持在高位，最新数据是2014年6月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达4.24%。
其次，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温州市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4年6月份，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8648亿元，比年初增加了525亿元，同比增加366亿元。比2011年6月危机爆发前，增加了1000多亿元。
周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老百姓宁可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也不敢再拿出去借贷。”
一位长期研究江浙民间资本市场的媒体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疲软不同以往。以前是苦于订单少，现在是有订单不敢接。因为生产成本过高，相比开工赚钱，老板们宁愿“保护好手中的现金流”。
2013年3月22日，有闲钱近30万的周大妈和急待融资10万元的金先生，在融资中介公司“撮合”下洽谈借贷。图/CNSPHOTO
另一重影响则是原来依靠亲情、友情、乡情建立的民间信用体系几近失灵。“过去借钱只需一个电话，无需质押，有时连借条都不用，那种信任现在一去不复返了，”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亲友之间借款都非常谨慎，不愿意借，即使借也要求质押与担保;以前订货只需付10%定金，现在不付全款都不发货。”
由“熟人借贷”转向“市场借贷”
民间借贷危机的上演，也从另一方面证实，这种融资手段不可或缺。
以温州为例。据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有63%的小企业有融资需求，其中76%的企业融资需求在100万元以下，且难以得到满足。而企业借贷渠道的状况为：21%通过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贷，22%从未发生借贷行为，7%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借贷，占比最多的则是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高在50%。由此可见，在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中，民间借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企业去找民间资本，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钱，而从银行里贷不出钱。”方培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规避民间借贷中的风险，他曾在2006年使用过一种叫做“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的模式。
比如一家公司需要800万元资金，银行对公司资产评估后，只能贷款600万元，还缺200万元怎么办？方培林把百姓手中的银行存款单集中起来，拿到银行作为抵押，为企业贷出200万元。这200万元月息1.5分，方培林、银行和存单所有人各得0.5分月息。
方培林认为这种模式创造了多方共赢的局面。“这项业务四方得利，”他说，“企业获得贷款，存单所有人在获得银行利息外每月还可额外获得0.5分月息，银行安全增加贷款业绩，担保公司收取佣金;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打通了民间闲钱与正规金融体系间的通道。”
然而这种模式并未持续多久。很快，投资人的胃口提高了，许多人嫌0.5分的月息太低，希望要2分、3分。方培林说，他感觉到这个行业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许多人为了赚钱失去了风险意识。2008年后，他逐步退出了担保行业。他还曾向温州市政府提议，设立民间借贷交易中心，以便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管理，避免崩盘。不过，当时没人对这个提议感兴趣。
“民间借贷看似疯狂，但总量只有几万亿，占中国经济总体量的比重很小。”方培林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只是块‘小蛋糕’。”据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初公布的调查研究报告，2013年中国民间金融市场规模达5.28万亿，虽比2011年的4.47万亿上涨了18%，但也仅占当年广义货币余额（M2）的4.7%。“政府对这一领域的监管，实际上是空白的，民间借贷的身份一直未被认同，出了事就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方培林说。
但2011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终于使得政府认识到，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监控与管理，与维持中国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高度重视下，2012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决定，同年11月，试验区发展大纲获批。是年12月7日，国内第一个反应民间融资综合利率的指数“温州指数”诞生。这一数据通过计算382个检测点的数据得出，被看作是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风向标”。温州指数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综合利率这几年一直维持在20%左右。
与此同时，由国资运营机构出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也在温州正式上马。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免费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借贷信息，负责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等，其职能齐全，设有房管局、车管所、小贷公司、公证处、律所、担保公司等，能够为借贷双方提供一条龙服务。
“通过民间借贷登记形成一个数据库，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征信系统，对借了钱的人或者企业形成一种威慑力。”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模式已在国内多地复制，比如山东，已在全省全面铺开。
服务中心成立之初，业内人士对其寄予强烈希望，认为这是民间借贷由“熟人借贷”转向“市场借贷”、由暗箱操作向规范化、阳光化操作的转折契机。但在周德文看来，在服务平台成交的民间借贷只是冰山一角。
据温州市金融办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3月1日，温州共完成民间借贷备案9678笔，成交总金额122.28亿元。而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2011年时，温州的民间金融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元。与之相比，在服务中心登记完成的借贷金额仅有十分之一。
周德文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一，是许多人仍保有中国传统观念，不愿公开露富;其二，是有借款人担心，在服务中心登记放贷，会受到银行追款的压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放贷人的利率最高仅能达到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相比于可以自由浮动、动辄超过20%的民间利率，这个收益远低于预期。
而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書长冯兴元看来，民间借贷危机登记服务平台无法成为长久举措。比如，服务平台由市政府金融办公室管理，相当于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在服务中心登记的交易，既可能成为银行向民间借贷人追款的途径，也可能成为税务部门补税罚款的通道。之所以能维持这些注册登记，是因为暂时可以依托上级政府的豁免政策。 打破垄断是根本
就在民间资本为获得更大收益左冲右突时，互联网金融出现了，民间借贷以P2P网贷的形式出现了互联网上。
冯兴元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对于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普惠金融是一个有益的促进。而监管机构对其表现出的包容，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P2P改变了民间借贷的形式，并未规避民间借贷原有的风险。据网贷之家发布的《中国P2P网贷行业2014年度运营简报》，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网贷运营平台已达1575家，全年累计成交量达2528亿元，行业总体贷款余额1036亿元。但另一方面，问题平台多达275家，占统计平台总数的17%。这些公司多数以没有门槛的电子商务注册，多数资金没有第三方托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P2P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重复着民间借贷的老路。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底，跑路的网贷平台公司多达153家。
周德文和方培林都认为，应尽快推动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立法出台。正是法律不明晰，使得民间金融始终处于灰色地带，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又脚踏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企业无力偿还，政府便抓人以平息民愤。比如，轰动一时的“吴英案”，以及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案，其判决都引起巨大争议。
周德文是浙江省人大代表，近十年来，他每年的提案都是希望尽快制订《放贷人条例》，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让民间金融真正成为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
在此类呼声下，2014年3月1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
周德文介绍说，这部条例由浙江大学负责调研起草，前后用时1年。据他了解，条例初稿中曾设定了“利率红线”，即借款期限在一个月以上、利率超过48%上限的，将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但在层层审议中，因担心造成鼓励高利率的误解，最终删除。条例还规定了强制备案的三种情形：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借款余额1000万元以上和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条例中还有一条具有明显温州色彩：“公务员和金融从业人员不得参与民间融资活动”。
但冯兴元却认为，解决层出不穷的民间借贷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向民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准入，同时引入一个全口径的征信系统，为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融资创造合理的出路。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民间金融发展报告》中，有一项调查数据支持这一观点：在每万户家庭只有0～0.5家银行的地区，民间借款比例高达65.1%，而在每万户家庭享有2.5家以上银行的地区，民间借款比例则为25.6%。
冯兴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中国市场上的广义货币总量（M2），本应创造更高的GDP。“但实际情况是，美国大约0.6～0.8个M2创造一个GDP，中国去年是大约1.8～1.9个M2创造1个GDP，这说明中国资金使用效率低，资金在系统内转来转去，真正转向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的比较少，即使转过去也是拐弯抹角，增加了中间环节非常低效。”他认为，要平衡M2的制造与分布，由此平衡贷款发行及其走向的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只有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使金融市场开放竞争、优胜劣汰”。
中国政府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在2015年兩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指出：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
继温商“跑路潮”之后，如何面对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体系，正成为考验政府改革智慧与勇气的新的试金石
谢海明（化名）是成都一家投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这几个月他过得很煎熬。隔三差五，公安部门的经侦人员就会给他打电话，让他尽快归还那3亿元的民间贷款。
谢海明经营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主营业务是作为居间公司，撮合放贷人、担保公司和贷款企业三者达成协议。但不巧，那笔3亿元贷款，贷款企业无力偿还，担保公司跑路，放贷人只能逼谢海明还钱，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公司被迫关闭。有关部门警告他“处理不好就抓人”。
谢海明不是唯一一家被卷入民间贷借双方纠纷的中间公司。2014年7月，有10年历史、在四川担保行业中有很高信誉的四川汇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两名高管突然失联，随后，该公司的法人和董事长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捕，由此开始了四川的民间借款人跑路潮，数百家民间借贷链条上的担保公司、居间公司和借款公司陷入信用危机。据了解，汇通担保公司涉及资金100多亿元，关联100多家担保公司。
这只是中国民间金融现状的缩影。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融资方式，已成为今日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颇为独特的风向标。一方面，从民间借贷链条崩塌的原因，可见传统制造业人力成本优势丧失，实体经济利润下降，企业转型创新不力以及盲目投资等;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与对策，又折射出对民间资本的立场，对小微企业的态度，以及暗示着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熟人信用”破裂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感到2011年温州“跑路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几乎人人都有欠款，也几乎人人都有借款，有的跑路，有的自杀，个人资金链断裂还导致了银行的危机，许多“炒房”的人还不上购房按揭贷款，很多房子被银行拍卖。
这场危机在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后达到高潮。据报道，胡福林在跑路时，背负的债务高达近20亿元，其中民间贷款12个亿，每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而与胡福林的公司互相担保的公司达数十家，受此影响，温州几乎人人自危。
在如此强烈的民间反弹后，温州政府和温州商会出面协调，温州多家眼镜企业联合并购重组胡福林的信泰集团，才算使甚嚣尘上的跑路潮暂时退潮。
方培林预感到这场危机迟早要到来。
这位年逾花甲的温州人，创办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担保法》出台，他又创办了方兴担保公司。这是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可以说开创了温州民间融资公司化、规模化的潮流。
他说，2011年的温州借贷危机让他想起了1986年由“抬会”引发的温州金融灾难。
“抬会”是温州早期典型的民间金融组织，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担任“会主”，“会员”交纳资金形成会费，由会员轮流使用，先用的人付利息，后用的人吃利息。会员也可发展新“抬会”，自己成为“会主”，层层向下，形成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
但是，在全民加入“抬会”的背景下，一方面利息无限抬高，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实体经济的热情减弱，陷入“炒钱”迷局，最终导致资金断裂，全面崩盘。民众情绪从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整个秋天，温州陷入空前混乱，讨债者冲进会主家里，据统计，在3个月里，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多位会主被判处死刑。
“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大都因‘炒钱’而起。”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都来“炒钱”的原因，就是钱更值钱，“本质上是银行银根收紧，市场上流动的钱少了。”
在多数金融界人士看来，原因大体相同：政府经济刺激导致货币流动性泛滥，贷款易得鼓励了企业盲目投资，而紧随其后的银根收紧、银行追贷导致企业依靠民间借贷还贷，民间吸储利率不断走高吸引全民“炒钱”。
而实体小微企业的利润率却不足以支撑起层层叠加的民间投资，以及附着其上的高利率。“浙江实体小微企业的利润率大多只有3%至5%，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有差池，企业就会被压垮，导致危机爆发。”周德文说。
破裂可能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在2011的温州，危机由胡福林跑路引发;在2012年的鄂爾多斯，危机缘于房价大幅下跌;在2013年的陕西神木，危机起因于被意外曝光的“房姐”龚爱爱;而在2014年的辽宁沈阳，破裂发生在数家担保公司老板突然集体跑路——不过，这不是危机，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不论每起民间借贷的起因与为何崩盘，一经崩盘，其影响都是长期且难以消除的。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银行体系。民间借贷导致企业破产，银行坏账率大增。以温州为例，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三年来，温州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并维持在高位，最新数据是2014年6月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达4.24%。
其次，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温州市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4年6月份，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8648亿元，比年初增加了525亿元，同比增加366亿元。比2011年6月危机爆发前，增加了1000多亿元。
周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老百姓宁可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也不敢再拿出去借贷。”
一位长期研究江浙民间资本市场的媒体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疲软不同以往。以前是苦于订单少，现在是有订单不敢接。因为生产成本过高，相比开工赚钱，老板们宁愿“保护好手中的现金流”。
另一重影响则是原来依靠亲情、友情、乡情建立的民间信用体系几近失灵。“过去借钱只需一个电话，无需质押，有时连借条都不用，那种信任现在一去不复返了，”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亲友之间借款都非常谨慎，不愿意借，即使借也要求质押与担保;以前订货只需付10%定金，现在不付全款都不发货。”
由“熟人借贷”转向“市场借贷”
民间借贷危机的上演，也从另一方面证实，这种融资手段不可或缺。
以温州为例。据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有63%的小企业有融资需求，其中76%的企业融资需求在100万元以下，且难以得到满足。而企业借贷渠道的状况为：21%通过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贷，22%从未发生借贷行为，7%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借贷，占比最多的则是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高在50%。由此可见，在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中，民间借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企业去找民间资本，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钱，而从银行里贷不出钱。”方培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规避民间借贷中的风险，他曾在2006年使用过一种叫做“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的模式。
比如一家公司需要800万元资金，银行对公司资产评估后，只能贷款600万元，还缺200万元怎么办？方培林把百姓手中的银行存款单集中起来，拿到银行作为抵押，为企业贷出200万元。这200万元月息1.5分，方培林、银行和存单所有人各得0.5分月息。
方培林认为这种模式创造了多方共赢的局面。“这项业务四方得利，”他说，“企业获得贷款，存单所有人在获得银行利息外每月还可额外获得0.5分月息，银行安全增加贷款业绩，担保公司收取佣金;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打通了民间闲钱与正规金融体系间的通道。”
然而这种模式并未持续多久。很快，投资人的胃口提高了，许多人嫌0.5分的月息太低，希望要2分、3分。方培林说，他感觉到这个行业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许多人为了赚钱失去了风险意识。2008年后，他逐步退出了担保行业。他还曾向温州市政府提议，设立民间借贷交易中心，以便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管理，避免崩盘。不过，当时没人对这个提议感兴趣。
“民间借贷看似疯狂，但总量只有几万亿，占中国经济总体量的比重很小。”方培林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只是块‘小蛋糕’。”据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初公布的调查研究报告，2013年中国民间金融市场规模达5.28万亿，虽比2011年的4.47万亿上涨了18%，但也仅占当年广义货币余额（M2）的4.7%。“政府对这一领域的监管，实际上是空白的，民间借贷的身份一直未被认同，出了事就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方培林说。
但2011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终于使得政府认识到，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监控与管理，与维持中国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高度重视下，2012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决定，同年11月，试验区发展大纲获批。是年12月7日，国内第一个反应民间融资综合利率的指数“温州指数”诞生。这一数据通过计算382个检测点的数据得出，被看作是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风向标”。温州指数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综合利率这几年一直维持在20%左右。
与此同时，由国资运营机构出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也在温州正式上马。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是，免费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借贷信息，负责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等，其职能齐全，设有房管局、车管所、小贷公司、公证处、律所、担保公司等，能够为借贷双方提供一条龙服务。
“通过民间借贷登记形成一个数据库，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征信系统，对借了钱的人或者企业形成一种威慑力。”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模式已在国内多地复制，比如山东，已在全省全面铺开。
服务中心成立之初，业内人士对其寄予强烈希望，认为这是民间借贷由“熟人借贷”转向“市场借贷”、由暗箱操作向规范化、阳光化操作的转折契机。但在周德文看来，在服务平台成交的民间借贷只是冰山一角。
据温州市金融办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3月1日，温州共完成民间借贷备案9678笔，成交总金额122.28亿元。而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2011年时，温州的民间金融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元。与之相比，在服务中心登记完成的借贷金额仅有十分之一。
周德文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一，是许多人仍保有中国传统观念，不愿公开露富;其二，是有借款人担心，在服务中心登记放贷，会受到银行追款的压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放贷人的利率最高仅能达到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相比于可以自由浮动、动辄超过20%的民间利率，这个收益远低于预期。
而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書长冯兴元看来，民间借贷危机登记服务平台无法成为长久举措。比如，服务平台由市政府金融办公室管理，相当于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在服务中心登记的交易，既可能成为银行向民间借贷人追款的途径，也可能成为税务部门补税罚款的通道。之所以能维持这些注册登记，是因为暂时可以依托上级政府的豁免政策。 打破垄断是根本
就在民间资本为获得更大收益左冲右突时，互联网金融出现了，民间借贷以P2P网贷的形式出现了互联网上。
冯兴元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对于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普惠金融是一个有益的促进。而监管机构对其表现出的包容，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P2P改变了民间借贷的形式，并未规避民间借贷原有的风险。据网贷之家发布的《中国P2P网贷行业2014年度运营简报》，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网贷运营平台已达1575家，全年累计成交量达2528亿元，行业总体贷款余额1036亿元。但另一方面，问题平台多达275家，占统计平台总数的17%。这些公司多数以没有门槛的电子商务注册，多数资金没有第三方托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P2P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重复着民间借贷的老路。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底，跑路的网贷平台公司多达153家。
周德文和方培林都认为，应尽快推动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立法出台。正是法律不明晰，使得民间金融始终处于灰色地带，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又脚踏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企业无力偿还，政府便抓人以平息民愤。比如，轰动一时的“吴英案”，以及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案，其判决都引起巨大争议。
周德文是浙江省人大代表，近十年来，他每年的提案都是希望尽快制订《放贷人条例》，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让民间金融真正成为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
在此类呼声下，2014年3月1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
周德文介绍说，这部条例由浙江大学负责调研起草，前后用时1年。据他了解，条例初稿中曾设定了“利率红线”，即借款期限在一个月以上、利率超过48%上限的，将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但在层层审议中，因担心造成鼓励高利率的误解，最终删除。条例还规定了强制备案的三种情形：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借款余额1000万元以上和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条例中还有一条具有明显温州色彩：“公务员和金融从业人员不得参与民间融资活动”。
但冯兴元却认为，解决层出不穷的民间借贷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向民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准入，同时引入一个全口径的征信系统，为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融资创造合理的出路。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民间金融发展报告》中，有一项调查数据支持这一观点：在每万户家庭只有0～0.5家银行的地区，民间借款比例高达65.1%，而在每万户家庭享有2.5家以上银行的地区，民间借款比例则为25.6%。
冯兴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中国市场上的广义货币总量（M2），本应创造更高的GDP。“但实际情况是，美国大约0.6～0.8个M2创造一个GDP，中国去年是大约1.8～1.9个M2创造1个GDP，这说明中国资金使用效率低，资金在系统内转来转去，真正转向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的比较少，即使转过去也是拐弯抹角，增加了中间环节非常低效。”他认为，要平衡M2的制造与分布，由此平衡贷款发行及其走向的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只有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使金融市场开放竞争、优胜劣汰”。
中国政府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在2015年兩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指出：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