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北京寒意渐浓。十几位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艺术家们相聚在城东一个古典雅致的茶室里，静候两位未曾谋面的“老朋友”——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相携而来。说是老朋友，是因为奈斯比特在中国早已拥有非同一般的声望。30年前，他的著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盛行于中国，深刻影响了一代人对未来、对中国、对世界的思考。如今，已进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每年几次与夫人一同从欧洲前来中国。他们关注并欣赏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中国的未来寄予殷切希望，称之为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在“未来学家”的光环之下，在“预测从不失误”的盛名之下，奈斯比特的其他身份常常被忽略。他是一位教育专家，曾在肯尼迪总统时期任美国教育部助理部长，夫人多丽丝亦曾出版《勇敢追梦》等专注年轻人发展的书籍。他也是一名创业者，这对夫妇都是在39岁时选择放弃令旁人羡慕的工作，开创自己的事业。
　　也正因如此，在这场小型对话中，话题没有拘泥于对未来的预测，而是以创新为核心，从经济、商业、政治蔓延至文化、教育、科技。参与对话的企业家将自己在不同领域的所感、所惑一一提出，与奈斯比特夫妇进行了思想的碰撞，《中国新闻周刊》特约记者主持并参与了此次对话。

学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持续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十年前提出了“中国模式”，概括得也很具体，现在你的观点有变化吗？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是否很难有创意和创新精神？
　　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的商业和工业领域，大量创新已经产生。我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八大支柱》一书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早在1967年就来过中国，而我们夫妻两人则是2000年第一次一同来到中国。你们做得很好，不要被西方对你们的判断所误导，中国和世界的创新方法不同，但各有优势。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全球化了，包括教育。“全球化”属于那种宏大的、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观念之一。而正是这类观念建构出了我们所认识的整个世界，这其中包括人们做些什么、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协助。这样才会涉及到职业资格这回事。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教育变得体系化，也就是每个人都变得一样，通过一样的考试，那就很无趣了。我们想和你们对话，其原因就是你们都是中国创新领域的代表，而不是因为你们通过了什么国际体系的资格认证。当今世界的一些国际体系恰恰是无效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说世界银行。我希望看到人们有一些差异，然后彼此合作，而不是都拥有同一张张薄薄的资格证书。
　　多丽丝·奈斯比特：就像我们在一本书中所讲的，人才变得越来越像一种商品，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但是，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建立了很多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人的流动却仍然是很排斥的。欧洲尤其对移民很敌视，在美国也开始有了这样的趋势。但是，我们看到人的流动已经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了，一个人可以从美国到中国，从中国到欧洲，再到拉美和非洲。但是，对于人的自由流动，这方面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将来，80%的内容将以视频的形式存在。而且未来的视觉除了平面、视頻，还可能还会出现第三种情况：虚拟现实。你对虚拟现实有什么看法？
　　多丽丝·奈斯比特：这要看“虚拟现实”的确切含义。对于虚拟现实，是说生活在一个人为创造的世界里。我们不喜欢那样，因为这种视觉现实是一种逃避。人们放弃自己所拥有的生活世界，而躲避到不同的世界中去。但虚拟现实也有教育意义，它能帮助人们开拓新的领域。所以它是好坏参半的。就像书本，既可能帮助你成长，也可能扼杀你的思想。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创新的基础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关于创新，我想着重说说教育问题。在所有的国家，教育都是围绕“过去”这个主题。全世界的教育都是一样的，就像数学课程。但同时，技术的世界却正好相反。技术的世界与我们所想象的相去甚远。所以必须“重构”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此外，关于创新性人才培养，我想中国人应该对女童和女性教育给予更多的支持。我还想特别提到女性的培养。这里有个例子，我和多丽丝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做研究，而很多时候，中国人都仅仅知道约翰·奈斯比特，从不来不提多丽丝·奈斯比特，我感到中国人还是对女性地位有先天的不够重视。创新人才教育，当然要注意男孩子，但也不要忘了女孩子，她们影响和培育一个有创意的家庭。
　　多丽丝·奈斯比特：的确，女性有时候会因为身体的原因，比如怀孕暂时的离开工作场所。但在目前的新经济世界，女性即使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也可以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创意和创新的活动。我在中国一位叫刘倩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有一些女性发出过 “8.8倡导”，在生活中倡导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有上进心和批判性思维的生活态度，这是非常好的。

中国可以成为“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中国新闻周刊：在过去，传统大国和新生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激烈的冲突。 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上的崛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冲突与融合，如何实现和谐？
　　约翰·奈斯比特：问题出在西方。西方包括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占全球人口的17%。但在过去大约200年里，世界进程就由这17%的人群所操控。这个进程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南环经济带”的概念，这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生活着80%的全球人口。在未来的10到20年内，我们会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过去二百年中，西方引领了世界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整个潮流也是东方向西方学习。西方于是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西方的政治发展，包括民主，其发展方式是强化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社会，就更重视社群的价值。从西方的观念来说，会认为西方优于中国，因此发展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在我们的新书里，提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正在转型为多中心的世界。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开创性的进程，它给全世界都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机会。在书里，我们把中国叫做“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全球发展进程中，中国将会占有更大的份额。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也有很多问题，两位认为中国能成为世界领袖、成为规则改变者的依据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应该怎样理解“世界大国”的基础？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很成功了。问题是，中国如何对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西方的思路是，过去的美苏关系，就是现在的美中关系。西方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定式。
　　多丽丝·奈斯比特：但我们不这么看问题。我认为，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声誉。美国在一开始也不是自我宣扬。人们想要去美国，是因为到那里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对于中国来说，也应该力争成为这样的国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中国的责任。我们总是和中国的政府官员说，要学会如何与自己的人民交流，学会如何与世界交流。现在西方对中国的印象比较负面，主要是嫉妒和畏惧。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个观点认为，科技会放大阶层间的鸿沟，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毕竟，富人还是有一定的特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约翰·奈斯比特：我不这么看。比如，麻省理工大学将它所有的课程免费上线，分享给所有人。現在每个月有100万人在学习这些线上课程，这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个词叫“技术资本主义”，是指已经拥有资产的人更容易获得最前沿科技。请你评价下这个观点。
　　约翰·奈斯比特：我当然不支持这个观点。科技给很多人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和便利，全世界都能看到，科技给穷人所带来的机会和改变。
　　多丽丝·奈斯比特：此外，工业4.0技术也将使得新技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买得起这些新技术。
　　约翰·奈斯比特：
　　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约翰·奈斯比特的阅历丰富，他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主要代表著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大趋势》一书目前在全球共销售了1400多万册。
　　多丽丝·奈斯比特：
　　畅销书《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和《中国模式》的联合作者，以及《梅琳：我的中国》的作者。目前为天津财经大学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负责人、南开大学及云南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