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男，1954年8月8日出生于昆明。14岁辍学，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等。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0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于坚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追求，其诗平易却蕴深意，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曾获《联合报》十四届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荣获鲁迅文学奖。
　　梅里雪山往南。澜沧江开始进入它的中下游地区，大地越来越平缓，依然是群山万壑，但整个形势已经没有那么危急险峻了。海拔降到平均2000米左右。道路有时候沿着河岸的绝壁，离开源头几百公里后，现在我再一次接近了河流。江水更红了，像是从染缸里流出来，漩涡密集，流速飞快，烧开的锅似的，碰都碰不得。河流上各式各样的桥逐渐多起来，但还没有出现船只。很难想象如此荒凉的大河，将来竟然是百舸争流的局面。桥的历史现在可以沿江看出。在上游，许多地方人们一越而过，或者搭根大树。逐渐地，岸与岸之间越来越远，在山势险峻的地方，人们通过溜索来过河。最古老的溜索是用藤子编成的。渡河的时候。抓一把山草，抹些香油，然后包住藤索，双手抓紧，悬空溜过。后来改进为钢丝索，上面装了滑轮，人可以坐在钢索套成的秋千上。但依然非常危险，钢丝索的滑翔力很大，从高的一岸向低的一岸飞去时，溜索上的人要注意控制速度，否则就可能撞上岩石。更先进的桥是栈桥。用藤子和木板搭成。人可以走过去。水泥大桥在澜沧江上出现是20世纪的事情。它曾经是一个神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就像外星人一样受到土著们的憧憬，当大卡车从水泥大桥上滚滚而过的时候。横断山脉的封闭时代就结束了。
　　喜马拉雅运动在中国西部创造了无数河流。就像巨兽蹼上的掌纹。其中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形同汉字的爪字，自北向南书写。三条大河开始的时候，距离最近，有时仅各隔着一道山岭，彼此几乎都要听得见流动的声音。但到最后，却南辕北辙，各自东西，怒江去了缅甸，长江在横断山脉中转个弯流向东方，“爪”字中间这一竖是澜沧江。它一直顺着横断山脉的南北走向。最后穿过中南半岛到达大海。横断山脉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理单元，彼此隔绝，交通不便。有许多地方要与别处交通。人得飞檐走壁才行，中国诗人李白曾经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这种形势。“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注：蚕丛及鱼凫，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咙（语音杂乱）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横断”导致了强势文明在这个地区束手无策，无法一化了之。横断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有效地保护了各民族独立的生活世界。此地区西有印度，北有中国。都是古代同化力最强大的文明。夹缝中的横断山脉，却保持了各式各样的小型文明单元，“不与秦塞通人烟”。世界上没有哪条河流的两岸像澜沧江流域这样散居着众多的民族、部落、信仰、语言、服饰、风俗、生活方式……“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新唐书·两爨蛮传》据清代的文献，云南地区被记录的各种民族多达140多种。他们信奉万物有灵，大地不仅仅是人的大地。也是神的大地，而这个神不是一个单一的偶像。而是人之外的几乎一切。森林、河流、草木、野兽……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神灵系统。有时人们甚至为从大地上获得过分的食物而内疚，有些民族的仪式甚至为此忏悔。知足是各民族的生活真理。各部落合而不同，很少通过武力来争夺地盘。各民族对它民族的信仰、生活方式彼此尊重，天经地义。从来没有出现将它民族的信仰视为异教予以消灭的情况，就是外来宗教进入。也是和睦相处，接纳、宽容，一笑置之。许多时候，与男权主义的世界大趋势不同，这个地区的主宰者是女性。土著们之间有许多天然契约，互相尊重，各得其所。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流行在这个地区，就是部落战士如果打到猎物，必要分出几块置于小路，给外族人享用。在古代中国的典籍中，横断山脉地区的各民族被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耕田，有邑聚……（以上引自《滇考》）“滇既久不通中国。诸蛮各自为酋长”。“群蛮种类，多不可记”，“因其故俗，羁縻勿绝”。羁縻的意思是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横断山中的酋长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个故事说，当汉朝的使者来到滇池附近，地方领袖竟然问，“汉孰与我大”。澜沧江中游保山地区曾经存在于汉代的哀牢国也许是古代澜沧江各部落中主动臣服于中国的一个。这是传说中的一个小型王国。“自柳承以前，俱分立小王。散居豁谷，未尝通中国”。“柳承死，扈贤栗嗣”。公元47年，扈贤栗遣兵乘萆（竹筏）下汉江，领着六兄弟去攻打一个叫鹿多的地方，几经战役，死伤无数，六兄弟都被杀了。乃惊叹道“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多，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遂率众投降。向当时的汉朝边防长官郑鸿求内属。汉遂将哀牢纳入行政版图，在今天的保山一代设置了永昌郡。这也许是距离汉朝中心洛阳最远的郡县了。当时有民谣唱道：汉德广。开不宾（宾，归顺。指不归顺的蛮荒之地）渡博南，越南津，渡澜沧，为他人”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提到澜沧江。直到唐朝开始的时候，横断山中的西南夷才兴起了一个超越一般部落群的王国南诏。
　　南诏发迹于澜沧江中游的苍山洱海地区。大理一带的地势属于横断山脉的尾声，从青藏高原裹胁着众河流滚滚呈梯形逐级而下的大地，来到大理地区的时候。地势进一步大规模下降。平缓开阔，山矮了，峡谷浅了，丘陵、坝子（小平原）和湖泊越来越多，形势不再那么险峻。自梅里雪山之后，横断山脉中群山风起云涌，但大多平庸，忽然出现了点苍山，一脱俗气，气象万千，令人震撼。明朝大诗人杨慎被朝廷流放后，多年在各地奔波。见过的奇山异水太多了，已经厌倦。忽然，“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然后知吾向者之未尝见山水，而见自今始”（明·杨慎《游点苍山记》）。点苍山是横断山脉的一支。云岭山脉南端的主峰，由十九座山峰自北而南组成。长约50公里。这些山峰海拔一般均在3500米以上，最高的马龙峰海拔为4122米。蜿蜒五十公里的群峰向着东方面对洱海跪下，像是一群灰色的大象。大地在苍山脚下辽阔地展开，洱海如一枚蓝色的半月形耳朵镶嵌在中间。洱海是澜沧江的另一个源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第一个大湖，它的水源来自湖北面的弥苴河、罗时江、永安江、南面的波罗河以及西面点苍山的十八条溪。湖水经西洱河向西南流入漾濞江，再转南注入澜沧江。洱海南北长约四十公里，东西平均宽八公里左右，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蓄水量约29.5亿立方米。洱海地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7℃，最高气温为34%，最低气温为-2.3℃。苍山每两座山峰之间都有一条溪水从岩石中出来，流进洱海。溪流共十八条。它们穿过苍山与洱海边之间的带状平原，那平原令人激动，古老的村庄、田园阡陌，白鹭炊烟，一派天堂景象。这片土地有个传说：远古某个秋天，牧童在洱海边的沼泽地里找野稻吃，忽然飞来一仙鹤，化为金童玉女，对牧童说，此乃福泽仙地，人栖之可大发。牧童担心沼泽地会陷下去，两个童子说，“开沟导水，良田自现。收岛种之，可得佳食。沧海桑田，神农勤开。鹤拓佳境，功荫万代。”言毕长鸣西去。牧童于是引人入泽，伐荆棘，红柳，水桑，开沟疏暗泽，农耕牛犁，以稻舂米而食。这个传说是明初张继白在《叶榆稗史》中记载的，不说远古，就是这个故事被记下来也有近六百多年了。当我来到苍山下的田园中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仙鹤方才离去，一切照着他们说的刚刚完成。 　　这样的地方迟早要诞生伟大文明。公元8世纪的时候，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强大的古代王国之一——南诏出现了。南诏的开国君主叫细奴逻，这是一个方言的译音。细奴逻祖先世代居住在哀牢，后来避难来到大理的巍山地区。《南诏野史》说，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星象师观测星象，日：西南有王者起。太宗就命令使者去云南搜寻，发现了细奴逻，他于是逃到巍山。这个细奴逻天生异人。传说观音菩萨已经显身见过他，命他为王。当时云南首领是张乐进求，听说观音命细奴逻为国王，将信将疑，心里不舒服，就请来九大酋长祭天卦卜，卜其吉者而王之，细奴逻也到场。祭毕将卜，忽然有一只五色的布谷鸟飞来。落到细奴逻的左肩上。大家都呆了。这只鸟在细奴逻肩膀上停了十八天才飞走。于是众酋长不再占卜，顿首请细奴逻为王。张乐进求也主动相让。但细奴逻不受，再三，细奴逻说，“如我当王，剑入此石”，剑遂入石三寸。乃受众立为王，是为蒙舍诏。诏就是南诏话“王”的意思。当时，大理地区有六个诏，蒙舍诏的地盘在其它五诏的南面，所以称南诏。南诏在国中建立孔庙，开始使用汉字，在昆明建城，将佛教从中原引进。皮罗阁是南诏功勋最著的国王，公元七三九年。在唐朝的帮助下。皮罗阁收服了北面的五诏。建立南诏国，被封为云南王。他慧眼识珠，把都城迁到苍山洱海之间的平原上。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南诏国盛极一时，“其西，缅、暹罗、大秦（波斯）、其南，交趾（今越南一带）、八百、真腊（在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老挝诸国皆“岁进奇珍”。成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强大的王国。
　　南诏尚武。与唐帝国的关系并不稳定。时而依附唐朝，时而依附澜沧江上游的吐蕃，时而反叛。公元748年。一番瓜葛之后。南诏再次反唐。唐王朝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兵八万征剿南诏，全军覆没。754年，再派将军李宓带着20万大军攻打南诏。再次全军覆没。“弃之死地，只轮无返”。这次与南诏的战争削弱了唐朝的实力。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天宝战争削弱了唐朝，是导致唐灭亡的起因之一。南诏存在了近二百年。然后被大理国取代，大理国更为辉煌，存在了317年，与宋王朝同始终。野史说，公元九六五年，宋统一中国，宋大将王全斌灭掉后蜀国，欲乘胜攻击云南，宋太祖“鉴于唐祸基于南诏”。对着地图一挥玉斧（镇纸），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因此“不通中国”三百多年。
　　当我来到大理的时候。南诏大理国早已灰飞烟灭。洱海之旁依然屹立着苍山。天地之间。继续弥漫着伟大气象，似乎在等待着另一个王者。但大理古城已经看不出昔日国都的痕迹。元朝以后，大理逐渐隐匿，趋于低调。收起了指点江山的野心，老老实实地过着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火把节、渔潭会、绕三灵等节日如期举行，这是澜沧江上游最盛大的节日了。从前，每当节日，在大地各处安居乐业的居民倾巢而出，从四川盆地、从印度那边、从湄公河畔的琅勃拉邦，从西藏、从西双版纳，甚至还有吉普赛人，“三月十六，王见诸部酋、异邦使者于五华楼。始赐以酒席佳肴，奏以《奉圣乐》、《锦江春》等诏乐、段氏名曲。亦有异域之音，来自天竺、波斯。中有罗摩人，亦称吉普色人之女。不分男女老少常至叶榆（大理古名），以唱乞巫卜为生”，“喜浪游”，“三月移居大理、蒙化、永昌、亦有西走天竺祭祖者，秋凉始归，所唱之曲有梵曲、龟兹曲、善诸异域语，精通汉话”（见《大理古佚书抄》之明·李浩《三迤随笔》）人们带着土产，织物、美女、宝刀、良马、玉石、皮货、茶叶、药材……翻越高山，渡过河流，集聚到苍山下平原缓坡上，换上新衣服，祭祀诸神、交易买卖，跣足踏歌，舞态婆娑，吹木叶、葫芦笙，“日夜作歌，无老少之忌”。打情骂俏、饮酒吃肉……入夜围着火堆跳舞，“巫者裸身舞于火塘，踩刀而足不伤”。累了倒头就睡在大地上。“日问群游各觅伴侣，入夜双栖双宿，苟且之事。河蛮之俗，合欢会夜，男女萍水共宿，多一夕之会而孕育，当事者一夜鸳鸯，故不知子属于谁。”“未成家男女可欢乐通宵，而父母、官府不管。”（《大理古佚书抄》之明·李浩《三迤随笔》）盛会往往连续十天半月。就是到了今天，这些活动的规模和热烈也不减当年，只是已经相当局限，浪漫式微，以经济活动为主了。世界时兴国境和护照，外国来的人就少见了。
　　如今的大理古城是十四世纪以后逐步建造的旧物，看不见国王妃子、大象武士，但依然古色古香。小街小巷，少有汽车，房屋受到汉式四合院的影响，雕梁画栋，四季为鲜花簇拥。南诏大理国时代，大理是都城，据说用了二十八年才建造起来，模仿着长安，周长十六里，围着高大的砖墙，城里有王宫，王宫内有二十四院，全为奇花树阴抱拢。城里有三街六市、钟楼、鼓楼，王宫前面是五华楼，“楼高五层，雕龙画凤，楼前有校场，可供六万将士操兵演阵。秋立社火，万人踏歌楼前，诏王诸妃与民同乐踏歌”（以上见《大理古佚书抄》）。这些已经了无痕迹，从前家家信佛如今变成了户户养花。大理当年被称为妙香佛国。佛教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国王们都信仰佛教。有文献说，南诏时候，每代国王都要大修佛寺佛塔，“劝民每家供奉佛像一堂”，“家知户到，借以敬佛为首务”。在崇圣寺里面，供着一万多尊佛像。大理国时代，国王段思平“年年建寺，铸佛万尊”。元代作家郭松年在关于大理的游记中说“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大理国曾经登位的22位皇帝中，有9位出家为僧。国王们除了信佛，还热爱养花。国王段智兴即位后干的一件大事是下令所属三十七部遍寻各种奇花异草来献。“取而养于王宫”。那时候，大理国的各藩司、土府，风行养花，王宫、衙门、寻常巷闾，终年芳菲，有一品兰花香极，称为“麝兰”。大理古代佚书记载的野史，争权夺利、著书立说的事情很少，大多是神仙、妖怪、佛爷、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就是经汉族文人筛选雅正，读起来依然山野气十足。其中多处说到花，兹录二三。其一，《三迤随笔》的作者李浩酷好养花，他的部属知道他喜养诸花及幽兰。每人山。得到好花芝兰，“皆由驿站带至余家”。二十余年，得兰花百余种。洪武二十九年冬，得一丛兰花五十余苗，奇香无比。再：“至大理国段素兴时，茶花已增至八十品”。又：“火焚大理总兵府，劫后，达果移茶花一千余株，兰花千株于无为寺翠华楼前。”又：母将生功，梦一天神赐兰一株。悟而兰执手中，馨香四溢，后生功。功天性好兰，后主管大理。养兰二百余品，四季菲芳。常携高夫人游南中诸地。游于石门，溪边小道闻兰香，寻而得巨兰一丛，叶宽一指，每束七叶，高三尺余，花由根出。色白如乳。绿心素净无瑕，花奇香。高夫人叹曰：“一代君王得此奇花，当下马取之”（见《叶榆稗史》）。帝王们的丰功伟业，宫殿楼宇已经找不到丝毫痕迹，文革之后。庙宇佛寺也所剩无几。但最基本的东西已经流传下来。比如温柔敦厚、宽容谦和、浪漫天真……已经成为风俗。成为世道人心。比如养花种草。已经成为与吃饭同等重要的事情。昔日的妙香佛国，如今是座花城。城中的“显贵”不再是国王、大臣、高僧，而是花匠。其中的佼佼者，被民间封为兰花大王、茶花大王……备受崇敬，他们像国王一样，香车宝马，暗中领导着大理的审美风气，主导着经济生活。 　　宋朝诗人范成大说，大理“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及冠冕丧葬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桂海虞衡志》）大理地方，深受汉文明的影响。但毕竟隔着千山万水，某些东西是无法被彻底“德化”的。大理有位国王叫段素兴，恐怕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完全是国王中的另类。蛮子。野史传说，这位国王的立国方针是“君之志，将把京城建成花花世界”。“朕让南中大理国土如锦绣，家花野花四季鲜，流水曲觞醉美人，拥香抱玉翠竹问”。即位才三天，听说当时大理国的东京昆明多美女，就把国事交给别人，跑到昆明去了。修了行宫。酷爱素馨花，昆明没有，就派一万多士兵从大理运来，人工开掘两条河，在河堤种满素馨。每次出游，数百美女伴随。春天，美女们头上插着白色的素馨花，骑着白马。夏天，头上插着玫瑰。“游龙舟于昆海，击水为戏。与美女识水者，赤身共游。日：鱼龙戏水。夜夜笙歌。”国王才当了三年，就给废了，根本不以为然，说是“当皇帝有多稀奇，听大臣奏事耳朵如麻……观我的花。行我的乐”“只要拥花抱玉，为帝哪有女中一主乐上乐，何必为帝忧天下，焉及美人窝中共唱竹枝词”。（见《大理古佚书抄》）。
　　南诏发迹于洱海以南的巍山地区。前蒙舍诏距大理州的行政中心61公里。公元741年，南诏王皮逻阁迁都大理太和城。巍山如今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一个县。沧海桑田，云南省的大部分地方已经高楼林立，高速公路、铁路以及航线密集，从五星级宾馆的窗口，依然可以看见群峰之上的古代积雪。但已经凋零。另一代人大约只可以通过古代的诗歌来想象了。生活的最高标准向美国欧洲看齐。风景稍有姿色。旋即被旅游当局想象为阿尔卑斯或者日内瓦之类的地区，立即被星级酒店占领。从前南诏王打猎的山野里如今出现了高尔夫球场。而这一切的肇始者巍山却沉默在光明之外。大理南郊。水泥高速公路忽然变成了颠簸不平的便道，其实这是国家二级公路，因为多年使用，缺乏保养已经看不出来了。许多地段被卷土重来的泥石流吞噬。我很惊讶，十年前我就来过巍山，那时候。这样的公路遍布云南。这样的公路曾经带给人们走向新世界的生机。但如今，它们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了。我的经验是，这样的道路必然通往人们的故乡。果然如此，巍山距离巍峨显赫新潮洋派的大理州行政中心下关不过四十多公里。越过一片丘陵。古老的田野突然扑面而来。一直涌向远方的蓝色山峦，并继续向着山坡蔓延。与古代曾经有过的田野比起来。这田野算不上辽阔，但已经绝无仅有。这是大地上幸存下来的少数最后的辽阔了。不可思议，现代化的铁梳子居然漏过了此地。建筑物导致的窒息一扫而光，起风了，空气中飘来玉米的气味，心旷神怡。
　　将巍山坝子与大理隔开来的丘陵就像一条时间隧道。隧道尽头，前蒙舍诏散布在一个狭长的平原谷地之间。这是险峻高昂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延的终端以及山势缓和的无量山脉的开始之处，距离澜沧江只有数十公里。另一条大河——红河在这里起源，穿过云南进入越南，最后流入北部湾，在大海上与湄公河相汇。公路在宽约五公里的坝子中间笔直穿过，两边是丰满碧绿的田野，田野之间是红河，此地称为瓜江。田野一望无边，矮的是水稻，高的是玉米，南瓜似乎刚刚从地里一个个滚出来，肥胖而结实。水牛站在雾气弥漫的田埂沉思；牧童出现了，背着篾帽，披着蓑衣。他后面屹立着唐代或者清代留下来的石塔。田野之间散落着由泥巴、稻草、碎石以及木料斗拱、窗棂、回廊、灰瓦结构起来的村庄，鸡鸣犬吠，小桥流水，庙宇庄严。土主庙、寺院、道观、清真寺、教堂在这里还保存着近三百多个，其中有78个供奉着原始的地方神——本主。宋代或明朝诗人耳熟能详的世界，已经被写成了不朽的陈词滥调。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多出来的东西是灰扑扑的汽车，拖拉机，它们正忙着运输各种土产。马车夫哼着歌子在大道上。马车昂然奔驰。汽车司机并不因为自己的车子速度快而理直气壮，赶马车的说不定就是熟人。水泥建筑物也有，但是不多。古老得发霉，巍山似乎已经在土地上生了根。或者它并非人工建造。而是被祖先们种植出来。
　　进入县城。依然要经过建于1389年的城门——拱辰楼。朱红色城墙高8.5米，中间是椭圆顶的门洞，大门一关，固若金汤，似乎还在严阵以待着骑马挥剑的敌人来袭。城楼上只是多出了一块匾。繁体字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雄魁六诏”，暗示着这个古城往日的光荣。世界后退了，仿佛电影中的慢镜头，街道没有向汽车投降，继续着古代的传统，人是街道上的王者，街道只是如奴仆般垂首拱立于两侧。没有世界大街普遍流行的那种珠光宝气、骄横霸道。平民的街道，就是兜里一分钱没有，也不会自惭形秽。这个城总是有一种星期日的氛围，人们可以在街心像春天微风里的落花那样缓缓踱步。不必担心有什么在后面催你让路。还得了，那就是没有礼貌！有人提着一只刚刚从咸菜铺打满的酱油瓶子转进了小巷深处。理发店、冥器铺、棺材铺、裁缝铺、药铺、马店、补鞋店、中医堂、杂货店、米铺……这些在外面已经基本绝迹的店铺依然在营业。店主昏昏欲睡。绝不主动招徕客人。有的铺子坚持只营业到中午，卖的就是那一锅。就是长年累月门庭若市也是那一锅。决不多卖，下午打牌。街道就像一个个连续的院落，居民坐在自家的门前的石头上与对门的邻居聊天，说到好玩处，一条街都笑起来。这种聊天已经持续了数代人。少年时代沉默寡言，蹲在石头狮子旁写作业，老了开始唠叨，说什么都是经验之谈。人生如流水。每家门口用来当坐垫并镇宅的石块被臀部磨得发亮，成为宝石之一种。偶尔可以听到马蹄声由远而近，踩碎了月光或者日光。某家的白发苍苍的祖母坐在阴暗的老宅里打盹，对着街道的门开出一条缝，留给家猫摸出去偷条鱼或什么杂碎又溜回来。朴素，没有什么伤害眼睛的亮点。举城弥漫着花香鸟语。居民要么在正在往布片上绣花。要么在纳鞋底，要么在做买卖，要么在聊天打麻将，要么在讨论培养兰花的心得。要么在根据祖传秘方卤制某种美食。炊烟此起彼伏。人们判断一家的主妇是否称职，是依据她腌制的腐乳味道的厚薄。偶然朝小巷里的某个门洞大开的小院一瞥，深处全是兰花、文竹、奇石，蝴蝶翩翩，狗盘着腿做梦。随便进入一家，中堂必然摆着供桌。供奉着神灵祖先的牌位，敬惜字纸。窗明几净，文房四宝是必备的日常家什。中学生也与别处不同，坐在家门口，腿上摆着一本书，读着。书香气极为浓重，毛笔字到处都是，门上，梁上，布告，悼念死者的对联，庆祝婚姻的喜字，春天残留下来的押着韵的诗联……到处是中国外省十九世纪生活之场景，冬烘先生摆个桌子在街头，专门为不识字的农民写信，用的是毛笔和信签。一家铺子专门卖秤，做工精细，度量准确。在外地的超级市场，年轻顾客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土木结构，画栋雕梁的房屋已经褪色歪斜甚至腐朽但大部分继续结实。另一家是马店，专供马锅头们歇脚。虽然许多地方都通了公路。但马帮依然在偏僻地方运输，交通警察还没有趋炎附势到不准马匹进城。世界似乎睡着了，一个漫长的白日梦。居然没有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二十世纪醒来。居然可以碰见某人站在路边闻花。某个大院被改成了餐馆，人们坐在花坛水井和老枇杷树之间。品尝巍山秘方烹制的美味佳肴。食客忽然大笑，鸟粪从天而降。落在一盘椒盐荷苞豆里。这种饱满肥大的豆子只有巍山的土壤才能生长。一位巍山文人解释道，这就是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我是文人，不是文化人”，这位前中学校长补充道。这顿饭包括：炖猪脚、炒鸡枞、干巴菌、三角臭豆腐、腊腌猪脸、某种美味的树皮、几种野花炒的小菜以及包谷酒。另一家是棺材铺，令流行火葬的唯物主义者害怕的黑色木棺在房间深处一具具对着街道垒起来，发出幽暗的光芒，似乎鬼魂们已经提前入住。这也许就是被作家鲁迅严厉批判过的那种所谓“未庄”，现在就更是名副其实地未着了。看不见世界越来越普遍的那种风风火火的人物，这个小城仿佛集体退休了。但如果细察，会发现人们也在辛勤工作，劳动、工作是一种天职。颐养生命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为了赚钱显阔而不得不疲于奔命的乏味活动。机关单位作坊铺面正常运转，日用品供应充足，最充足的是粮食、蔬菜。生活的内在哲学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适可而止。人们做什么都有一种玩的态度，玩而不丧志，巍山的“志”不是如今风行世界的“斗志”。玩，在古代汉语中，玩字从玉，从元，元就是开始。玉石乃石中之石。玩就是在对玉石的研摩、体会中感悟生命的本真大道。达到一种对功利主义的生活世界的超越，达到雅致。玩物丧志是玩的过度，那是黩。巍山保持的是玩而有志，这种玩是“君子玩物，衣以文繡”（《晏子春秋外篇》），是“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易经》），人生就是要好玩，玩出味道，感觉，因为是玩而不是一个什么生活方式的唯一正确的追求，所以巍山尊重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你玩得有趣就行。趣的原始意思是疾走，引申为意趣、志趣，兴趣。暗示着人生的意义是活的流动的。而不是绝对正确。惟我独尊的死道理。在该城，各种生活兴趣都得到尊重，没有人因为开着轿车而牛B哄哄，没有人敢跟在老人后面狂按喇叭。知书所以识礼。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发财成了大户人家的也决不会显山露水。朱门酒肉臭，但是暗藏在小巷深处，门面只是不起眼的铺子，做些寻常生意，后面才是庭院深深几许。“座中多是豪英。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十年前我来过此地，曾在一家已经开了三十年的理发店里剃头。十年后我再进这家理发店。唯一的变化只是墙壁粉刷了一下。剃的还是十年前农民们最喜欢的发型。重返巍山我有些担忧，在理直气壮、意气风发、摧枯拉朽的现代化运动面前，有什么能够剩下来呢？居然守住了旧！以不变应万变。这偏执是基于什么呢？有人解释是由于政府没有投入大量的资金，但这个理由不充分。积极进取是当代教育的宗旨，积极分子遍布这个国家，积极已经改变了世界。当年南诏六部，何以只剩下蒙舍诏的一座消极主义的孤城？巍山暗藏着基于历史和经验的生活哲学。一切体现出来的似乎是荷尔德林式的理想：“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有些渴望前进变化的后生跑掉了。大多数人继续留在故乡，此地有一种永久的魅力吸引着他们。电视节目和教科书从来不对此提供任何解释。人们一方面日复一日感受着故乡的诗意、悠闲、舒适、消极但是养人。一方面在观念上日益自卑，落后于时代是居民们内心深处抹不去的一道阴影。某位居民对我说，在我们巍山这个地方，过小日子倒是好，但是不利于进取。可是他显然也决不想离开巍山到外面去加入积极进取的世界潮流。他既说不清楚过小日子的巍山好在何处。也说不清楚那种无休无止的“进取”又好在哪里？他说，外面太烦了。他像个哲学家那样一语道破了新世界的谜底——“烦”。对于他，巍山世界与积极进取的新世界之间是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二者必择其一。要么留在巍山过日子，要么到外面“进取”。外面总是处于他关于世界乌托邦的最完美的想象中，但每次出去，总是与他的生活经验抵牾。满足了虚荣，但身体不适，心不安“太烦了，搞不清楚”，他说。巍山是个所谓“只会过小日子”的地方。“只会过小日子”为二十世纪以来的正确世界观所鄙夷。人生不是为了过小日子，把每个日子都过得平安无事，波澜不惊，津津有味，具有存在感而不是某种崇高的价值体系的隐喻、象征，这是庸俗。高尚有为正确的生活方式是改造世界，不断进取。但改造了世界来干什么呢？世界语焉不详。进步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的地方需要进步。有的地方，进步只是勉为其难。如果人们在保守中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幸福。为什么不能容忍呢？没有什么力量挡得住现代化的钢铁履带，旧世界的一切与它的强大比起来，只是螳臂而已。人们只是指望它偶尔高抬贵手，放过那些更迷信经验、传统的地方。巍山的矛盾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矛盾，而是一个世界矛盾。记得三十多年前。我阅读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里面讲了一个终老故乡的邋遢鬼奥勃洛摩夫的故事。奥勃洛摩夫不思进取，耽于“过小日子”。他的朋友希托尔兹和少女奥尔迦作为新世界的代表，决心把奥勃洛摩夫从“消沉”、“懒散”和“萎靡”中拯救出来，催促奥勃洛摩夫到“别处”去，投入时代的洪流。但奥尔迦们最终失败了，奥勃洛摩夫与一个厨娘终老于落后故乡。列宁非常感慨：“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在评论家们笔下，奥勃洛摩夫是个反面人物，“多余的人”。相对于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这个人确实多余，不仅多余，到斯大林时代，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但冈察洛夫作品中暗藏着更深刻的东西，这种东西今天有点水落石出，多余的人只是拒绝跟着时代盲目前进，他热爱生活，热爱每个日子。相信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奥勃洛摩夫不仅仅意味着俄罗斯农奴制度衰亡之必然。这部小说更有力的东西是对俄罗斯那种古老的生活力量的肯定，也许作者是不自觉的。他一味地要贬抑奥勃洛摩夫，但生活本身的力量已经被作者有力的现实主义表现唤醒了。时过境迁，“生活在别处”在当代世界思想界已经有点声名狼籍，人们已经厌倦了“在路上”，生活再次大规模地卷土重来。奥勃洛摩夫其实是巍山的居民，我担心的是，当人们意识“过小日子”乃是存在的基础的时候，这个基础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古代社会依据“过小日子”的理想设计了这个城市，巍山古城始建于明朝洪武23年。就是1390年。据说模仿的是明朝的昆明城。这个小城包括：二十五条宽不过五米的街道和十八条最窄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巷以及自然延伸的部分。家家户户鸡犬之声相闻。城邦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菜市场、马店、茶馆、铺面……以及文庙（精神与文化生活的最高场所，其地位相当于教堂），书院（知识分子讲学的高级场所）、尊经阁（相当于图书馆）、玉皇阁、东岳宫、玄珠观、圆觉寺、云隐寺……等各种适应精神需要的寺院道观，寺院道观其实不仅仅只是供奉神灵的圣殿，也是音乐厅、剧院、茶馆和养老院。城中还有中医坐堂的诊所、这些医生熟知左邻右舍的身体状况，他就是本城的一位大爷，老伯、父亲……以及能够与诸神秘密沟通的地方代表。绝不令人望而生畏，什么病症都可以对症下药。疾病并不存在，大夫擅长的不是西医那种将病人作为一个身体犯了错误的病理对象来分析治疗，所谓治病救人。大夫的秘方不是高人一等的“比你更为神圣”的上帝式拯救，而是道法自然的调养。将容易偏执一端的生命调整回中庸状态。重返有无相生的阴阳之道。大夫并非高深的专业，而是生命经验的积累，其潜在的基础是“久病成医”。号脉抓药其实是与患者的一种关于养生之道的讨论。不朽的经典《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等不是专业知识的教科书。而是每个知识分子的必修书目，其基本思想来自哲学和诗歌。在这种医堂里，药乃是乐，而不是摧毁细菌的可怕武器。环绕并培养着这些的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巍山深受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影响。它是那种为过日子。为人们生下来，生长、繁殖、养生、齐物……最后终老故乡、无疾而终而建造的城市。人们建造它是因为迷信“开始就是结束”。它不是为了“更X”的世界运动而建造的，它不是未来的一个过渡、一个驿站、一个旅馆。一个出发点，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上赛跑运动用的助跑器，它是世界的终点，人生的窝。它是被作为与世无争的故乡、地久天长的老家来建造的。这城市不仅适合生殖繁衍，养老送终，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使居民能够顺天承命地颐养天年。与其他文明将生命视为原罪、孽债，以某种“更正确健康”的标准来解放、拯救生命于“苦海”不同。在巍山世界，生命和大地被先验地视为好。“天地之大德日生”。人之初，性本善，对于生命，世界的方向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拯救，而是颐养。居民暗中被想象为投胎天堂中的人士。没有什么来世的天堂了，巍山就是天堂，死亡也不能令我们离开。在这个城市你不需要钟表，手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手镯之类的饰件，人们不是根据格林威治的世界钟生活，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表达时间的方式是：太阳下山啦，该吃饭啦！花落啦，秋天了吧！柿子熟的时候你来我家吧。桃花开的时候她就出嫁了。他在冬至的第二天走了。死亡是一个最长的季节。为什么棺材铺公然在闹市营业，人们意识到死亡是存在的一个方面，死亡并不可怕，那只是人生的归宿、轮回，不是必须千方百计逃避对付的地狱。人生不是为了怕死而生，人们把死亡叫做回老家。那些用上等木材做成的长盒是一个古老的家。当人们为死者殓棺的时候，要在里面放上枕头、棉被、衣服、鞋子和金银细软，死亡只是进入家的另一个房间。死者从不离去，他们永远与活着的人住在一起。对死去先人的尊重，使先人上升到神明的地位，普通的死者庇护着自己的后代，德高望重、功勋显著者则庇护整个族群。前者如一个家庭的祖父祖母，后者如南诏国王。造神运动其实非常日常。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任何死者都会进入灵魂世界，保佑或者警戒生者。安身立命，巍山不仅安身，还要立命，立命，就是将生命负责到底。巍山将托儿所、学校、寺院、剧院、音乐厅、沙龙、酒巴、作坊、单位、医院、卧室、餐厅、市场、法院、园林……等等以及环绕着它的大地混为一潭，这些功能之间不是界限分明，分科别类，惟利是图，斤斤计较，漠不关心，而是营造了一种颐养、温室、安全、守护着、亲和、好玩、友爱、界限模糊，道通为一。以人情、仁爱而不是契约为基础，彼此关心尊重照顾着的大家庭氛围。落地即为尘，何必骨肉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死亡、诞生、婚姻、就业、身体舒适与不适……等种种人生大事小事都被视为“易”。而不是正确或者错误。易是变化，也是好。房屋用大地上的泥巴、草叶、树干建造。这也是道法自然。意识到易的不可抗拒。在巍山，做人比做事更重要，事功再伟大，做人没有修养，也是孤家寡人。巍山城里的各种设施功能不同，但都是一个巨大的家的一部分。坐堂号脉的中医会与刚刚路过的老伯伯打个招呼。吃啦？吃啦！做棺材的伙计会去卖杆秤的大爷家借磨刀的石头。某人病危，前去看望的不只是亲朋好友，也包括街坊邻居。婚礼，赴宴的人几乎去了城中的一半居民。人们亲如一家，但并不影响彼此把账目算个清楚，尊卑有序，修敬无阶，并不反对个人奋斗、发家致富，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富也可，贫也得，颜回这样的穷人在陋巷过日子不会自惭形秽。却由于人品和文品而倍受尊敬。富甲一方而知书识礼也受人尊重，但一切取舍都要有道，仁义礼智信。儿童可以在街道上度过无拘无束的童年。青年人没有“奋斗创业”的焦虑，对经验、历史的尊重使人们只需要对生活技艺继承以及精致。遗产不仅来自家族，也来自时间和各行各业。没有谁会在孤独中死去，人们彼此光照、关心，也许有时候存着小心眼，但最后没有谁寂寞而终。不需要养老院，老人在普遍的敬意中无疾而终。也没有疯人院，精神出轨者被视为自然，易之一种，疯人们依然有生活在大家庭中的权力，疯子鼓盆而歌。当街而过。坐在茶铺深处出神入化，人们只当是庄子再世。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精神病人被当做罪犯逮捕，送往精神病院，在古代社会中，巍山从未出现过精神病院这种设施。如果精神空虚，寺院就在你家隔壁，你可以直接面对神灵。但大多数时候，神灵的教化是通过诗歌和艺术的方式暗藏在人生的种种细节中。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的某个孤家寡人，而是普遍的文明。原始的万物有灵被升华为文化，以文明照亮人生，照亮万事万物。文明的光芒寓于人生的万事万物。一张雕满花朵的黄花梨木大床，使你意识到睡眠与大地的联系，似乎是睡在大地上，安稳踏实；不同形式的椅子，使你意识到尊卑有序；而一盆兰花，又使你日日清心，从它的朴素学习做人的高尚纯洁。明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修敬无阶：一块印着特殊符号的瓦当，使你感知到先人的智慧，一扇雕着马鹿梅花的门，使你进入家的时候有登堂入室的自豪和珍重，一个悬挂在中堂的先人书写的仁字，使你牢记文明的终极价值；一块澜沧江中的奇石，随便地搁在桌上，使你日日潜移默化。养成坚韧不拔的品格；八月十五的月光，将亲人们团聚在一起。彼此相爱：六月二十四的火把。使人回到文明之前的黑暗里，感受生命的原始激情；就是一个青花瓷碗，也要做得花团锦簇，似乎米饭是盛在花朵中，令人内心怀着感激。不敢浪费：一个建水黑陶花瓶，上面用苍劲的毛笔字刻出家训，家训就没有那么枯燥了，不再是脱离于生活的教条：许多典雅至极的卷轴暗藏在居民们的箱匣里，当澜沧江上游的喇嘛寺在特定的时间将珍藏的佛像铺开在灿烂的山岗向信众展示的时候。巍山的居民却将那些传了三代的墨宝时不时翻出来徐徐展开在后生眼前，对文明的敬畏油然而生。就是一个刮土豆泥的刮子，也要做成一条鱼，暗示着“有余”（就是今天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日常器皿，楼台亭阁，风花雪月都是精神的寓所，通过艺术的方式，缓慢地雅驯着人生。城市是一座整体的艺术品。不是展览馆中的孤悬在墙壁上的欣赏对象，而就是你日日使用的碗碟、柜子、拉手……等一切家什，从童年到晚年，人一生都被雅的氛围熏陶着，寓教于乐，寓教于人生。本雅明在回忆他童年时代的柏林时写道：“贫困在这里没有位置，即便是死亡也难以在此落脚。由于在这儿没有地方可供以死亡，因此这种公寓的居民都死在疗养院里。而那些家具在第一代继承者的手里就被卖给了旧货商。在这里人们没有把死亡预先计划进去。所以。这些房间在白天看起来非常舒适宜人，但到了夜晚却成了噩梦的场所……事实上它们是噩梦的栖息地”（本雅明《驼背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91页）。在巍山，人们在辛勤劳作的同时，也通过日复一日地对花鸟奇石，诗书画乐、松竹梅兰……的赏玩，来缓和人生的乖戾、无聊，文明的僵化、凝滞。养是生活的内在哲学。雅是美学的最高标准，也是生活的风度。文人在这个城邦中有着最高地位，他们是雅的创造者、继承者和普及者。本城人民最骄傲的是，自明朝以来出过进士20多位。举人200多个。清乾隆年问，该城被皇帝御封为”文献名邦”。城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建造于明朝某个春天的观景楼——星拱楼。星拱楼建造在古城中央。楼底四面是门洞。通着四条街道。楼有三层，登斯楼也，令人产生古代诗人的那种冲动，想要即兴赋诗一首。不必了。名句已经被写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独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孟浩然
　　灰色的瓦片像波浪一样起伏。落日从西面的山岗上投来古代的光芒，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平等地分布于每一户的屋顶。晴朗的黄昏，整个城邦都沉浸在光芒带来的喜悦中，鸟群翱翔，纷纷从天堂落下。这是一个过去的天堂，一个梦境，令我想起的是苏轼的诗句，“故国神游”。这是一个希腊式的城邦，我不是指建筑风格而是说这个城市奇迹般继续着的古代生活的氛围和基础。如果许多地方正在日益成为某种“次欧洲”的话。那么巍山还坚持着希腊。入夜，拱辰楼前的小广场上，彝族青年男女手拉手开始打歌，领舞的男子一边吹芦笙一边跳舞。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自己的祖先，他特意披着磨腻了的羊皮褂子。一种来自荒野，跳了数千年的舞蹈。不在于舞姿的优美，而在于群舞的力量，跳到疯狂的时候，黑暗不寒而栗，后退三步。
　　过去，巍山的集市是在街道上展开，使这个城市每隔三四天就要进入一次狂欢节。集市不只是买卖贸易，最重要的是交流娱乐。在这集市上，你可以遇到彝族史诗中的某个女性，她“用通海城里买来的剪子。蒙自城里织的丝线，建水城里做的棉纸。剪花又绣花。马樱花开鲜又美。姑娘绣花沾露水，蝴蝶采花不酿蜜，姑娘剪蝶能作媒。街头摆起大花摊。四方人群围不散。哪怕是个老头子。也要偏头来看看”。赶集日，各民族的劳动者将大地上的各种物产带到城里。也包括自己创造的各种作品，陶器、编织品、衣服、刺绣……大家暗暗比较着，谁的大米颗粒最饱满，谁的南瓜最圆，谁的茄子最紫，谁的菜油最香，谁的刺绣最漂亮，谁纳的布鞋最结实。谁的山歌唱得最好听。谁的篾器编得最耐用……瞟美女睹帅哥就更寻常了，山区来的彝族汉子普遍地英俊，被太阳晒成古铜，纯种的阳刚男子。就是大嫂们摆摊子卖个小吃，碗碟佐料酱油瓶醋罐子也要摆得别出心裁，味道之妙的暗中较劲就不用说了。剃头铺的门口坐着一溜人等着剃头。摸着脑袋出来的后生总是引来一顿大笑。憨了！剃憨了！有些人卖了货，就在杂货店买些土纸白酒，然后去小酒店里喝上一盅。小酒店，总是蔓延到街道上。他们坐在街边，一边看街道上的万花筒般不断变化的博览会，一边品头论足。马匹驮着干柴在街心穿过，磨刀师傅在人群中吆喝着，小伙子掀开姑娘们的裙子，转身就跑，满街大笑。兴奋，活跃、喜悦、欢乐、嘈杂但并不放肆。老人是街道上的王者，大家拱手相让。入夜，全城在城门前面打歌。黎明时候，街面上总是躺着些酩酊大醉的土著。作为过小日子的基地，菜市场通常被视为家庭主妇的庸俗去处，在现代化“越来越”的地方，菜市场总是光线阴暗，甚至有些鬼鬼祟祟。城管局的眼中钉，脏乱差的滋生地。城市设计者很少认真地为妇女和母亲们设计过菜市场。总是敷衍了事，他们设计了那么多气派堂皇的行政大楼，却没有设计过一座像样的菜市场。这就是中国生活的隐秘所在。在本雅明的童年时代，柏林的菜市场被建造得就像歌剧院。近年，巍山持续了无数年代的狂欢节般的露天集市被取消了（巍山其实也一直在遵照文件慢吞吞地自我改造）。但人们还是建造了宽阔明亮的菜市场。这建筑物随波逐流式的粗糙简陋，但与别处不同，大方、光明、坦荡也被建造出来了，实用、舒服，图纸千篇一律，但施工者热爱菜市场，同一份图纸，细节完全不同。在巍山城里，我看到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第一个最鲜活光明灿烂鲜艳的菜市场，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菜市场将沿着澜沧江——湄公河一个接一个地摆开。从西双版纳，到万象、暹莉、蒲苷、曼谷直到湄公河的出海口……一条热爱生活的河流，它的菜市场光明磊落，美丽大方。巍山早晨的菜市场，就像大海退潮后的海滩，蔬菜们在闪烁跳跃。男子和妇女在其间翩翩起舞。屠夫在跳疱丁之舞，猪的各个部位他已经烂熟于心，他不是在肢解猪体，而是在猪的形而上中游刃。将暗藏在它们黑暗身体中的诗意释放出来。充满对自己营生的自信和热爱，完全没有大城市将这一行视为下里巴人而产生的自卑感。鱼贩子的大盆总是沸腾着，就像一个小型的集市。到了九点钟，整个菜市场进入了高潮。贸易并不重要，玩才是最重要的，养才是最重要的。吆喝的声音就像唱歌，妇女们站着闲聊，鱼在水池里闷不住了，一跃而起。菜摊上那些苦瓜、毛豆、鸡枞、大辣椒、大葱、茄子、小瓜、韭菜、土豆、南瓜、姜、鲤鱼、黑山羊的后腿、莲花白、冬瓜、茭白、慈姑、红萝卜、番茄、大蒜、豆腐、莴笋……毛刺刺的、水灵灵的、活泼泼的、脆邦邦的、湿漉漉的，刚刚离开大地，带着星星点点的泥巴，还挣扎着哭着喊着要回去呢。色彩分明纯粹。没有由于使用化学药剂催命地拔苗助长而色衰质次，咬一口，本来的味道，童年袭来。想起遥远的某日。外祖母提箩里来自伊甸园的瓜果。
　　古老的节日——火把节依然在中国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举行，这节日来自原始时代对火的崇拜与感激。彝族的创世史诗《尼苏夺吉》唱道“火啊，你使我们生存！用石刀使劲地摩擦石头，火焰就出来了。用白色的艾草引出火焰啊。把火种留在人间！……摆上供品。烧起香烛，向创世的神灵献饭！”印度古诗也唱道：“由火尝味的祖先啊！请降临。请各就各位，请食用摆在草垫上的祭品，然后赐予我们财富和英雄子孙！”澜沧江——湄公河的文明，隐秘或明确，总是与恒河文明有着某种联系。“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神性意味着完美和绝对。印度宗教承认神性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剑桥东南亚史》）这种联系更深刻的东西恐怕还不是宗教，而是比宗教更遥远的对火的崇拜。在南诏。火的崇拜被演绎出另一个故事：“南诏皮罗阁“赂剑南节度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朝命许之，使人谕五诏：‘六月二十四日，祭祖不到者罪。’建松明大楼，敬祖于上。至期五诏至，惟宁北妃止夫行，夫不听。妃以铁镯穿夫手而别。二十五日，五诏登楼祭祖，享胙食生。至晚醉，阁（皮罗阁）独下楼，焚钱发火，兵围。火起，五诏死。报焚钱失火烧死，请各妃收骨。各妃至，难辨，惟宁北妃因铁镯得夫骨。至今，滇人以为火节。王灭五诏，取各诏宫人。妃美，遣兵取之。妃曰1：‘誓不二夫。’即自死。”在大理，火把节是悲剧，是对先王的纪念。火的祭祀赞美的是一位女性，她的坚贞忠诚。巍山的火把节比大理的早一天。巍山的火把是喜庆的象征，庆祝南诏统一六诏的胜利。火把节依然保持着古代的热烈，节日到来前几天，人们已经在忙着准备火把，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火把是用劈裂的小松树支起来，上面挂着彩纸扎成的小神龛。挂上火把梨等祭品，象征着消除灾难，吉祥丰收，对诸神的感激。到六月二十五日的黄昏，家家户户烹羊炖牛，打酒上菜，先敬奉诸神、祖先，然后开怀畅饮。火把已经一支支沿着街道、小巷在各家门前竖好，酒酣耳热之际。忽然问。某家率先点燃了自家门前的火把，浓烟窜起，邻居路人一齐欢呼。火焰燎得别家心慌慌的，也赶紧点了自家的火把。渐渐地，一只只火把在各处燃烧起来。各机关单位也跟着民众迷信，扎的火把又高又大，比个财大气粗。但总是没有普通人家的火把自然朴素。黑夜降临，火把一只只熊熊燃烧。浓烟滚滚。整个巍山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祭坛。人影在火光中晃动，大家准备了晒干的松子粉，朝火把一洒，就出一丛丛火星。年轻人胆子大，取把火，凑向心仪的人儿脚边。一把松粉泼上去。火把一燎。那人的脚下就爆出一片火花，惊叫、慎怪着、大笑、逃开。那边空地上，打歌已经开始，各民族男女，不管是否相识。手一拉就是兄弟姐妹，一起跟着跳舞，歌声飞扬，拍子越来越快，很快就进入了迷狂。那舞蹈仿佛是大麻、酒精，一加入就如痴如狂，退不出来。在往昔，这是男女们滥情的好时机，相慕者悄悄地捏捏手心。一起往野地去了。就是在今天，一夜风流也没有被完全禁住。时间迅速后退，回到原始时代的荒野上，人们像是第一次获得火焰，内心充满着对温暖和光明以及它们带来的浪漫的感激。 　　巍山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它开始悄悄地保护自己。县政府修理了道路。突出了几条街道，保护了一些老宅，将新的小区限制在老城外面，使居民意识到故乡的某种价值。失落多年的自豪感正在巍山缓慢地复苏。骨子里的与世无争依然没有动摇，迷信的依然是酒好不怕巷子深，并没有装模作样，涂脂抹粉，伤筋动骨来取媚旅游者，令旅游者感到迷惘。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被当地曲意奉承，奉若神明。而在巍山，他们发现宾馆依然是老派的政府招待所或者居民家多出的几个客房。朴素安静。住在里面仅仅是使你踏实地睡觉，而不是增加旅客的“五星级”优越感。物以希为贵，云南世界，本来处处巍山，但越来越寥若晨星了。人们将巍山当作古董，这个古董可是太大了点，它不仅仅是一群老房子，老街道，而是从离开大理行政区下关进入巍山坝子的那一刻开始。与众不同的一个“小世界”，那田野、河流、青山、老牛、石桥、乌鸦、村庄、庙宇、鸡狗鸭鹅、鱼塘、蓑衣、渔夫、老农、炊烟、白酒、咸菜、泥泞的道路以及原汁的南瓜、火把节……无不是古董。这个古董在虎视耽耽的经济利益。发展前进的时代趋势面前非常脆弱，巍山必须有更高的智慧才能保护它自己，当我离开巍山的时候，听说高速公路就要动工了，那玩意儿可是具有摧枯拉朽的魔力。听天由命吧，巍山。
　　在六、七世纪的某些时间中，澜沧江——湄公河似乎不约而同，开始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造神迎神运动。在上游，佛教自东向西越过喜马拉雅高原而来；在下游的真腊地区。高棉民族审慎地端详着那些来自印度的神灵们的各种面容。在澜沧江中游。造神运动丰富多彩，地方原始宗教继续着古老的造神活动，万物有灵，神灵不只是雷电火焰、河流大树、猛虎怪石……人间世的英雄仁人、国王村姑也纷纷走上神坛，成为一方神灵。同时，中原道教，藏传佛教的密宗、回教、基督教都纷至沓来，大家各造各的神，绝不强求一统。情况有点就像基督教胜利以前的希腊、罗马时代：“罗马宗教惊人地复杂，因为罗马人不仅承认许许多多的神。而且还有无数种相互独立的教派。像希腊城市国家一样，罗马也有他自己的官方性的市民之神——朱庇特、米涅瓦和马尔兹，以及许许多多其它的神”。最伟大的本主是南诏的各代国王。它们就是“官方性的市民之神”。巍宝山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神奇的一座神山，一座澜沧江流域的奥林匹斯神山。巍宝山在巍山县城东面，充满灵气，植被依然原始。曾经有100多种野生动物生活在山中，包括鹿、獐、熊、飞鼠、绿孔雀、锦鸡、金丝画眉等等。山上到处是云南松、华山松、高山栲以及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还有部分古树名木，唐代高山栲，古柏、古山茶、古银杏、古玉兰、云头柏等珍稀古树。花卉就更多了，品种有上百种，最名贵的是兰花，还有大唐凤羽、包草、药草、元旦兰，朱兰等等，在历史上。朱兰曾经被作为向中国朝廷进贡的贡品。从汉代开始，人们就把巍宝山作为神山来崇拜。最初进入巍宝山的外来宗教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道教。道士们将巍宝山作为“道法自然”的圣地。顶礼膜拜。如今山上还有二十多个寺院，不仅是道观。还有比道观更古老的南诏本主庙以及佛寺……整座山就像一座坛城，但最高处的庙宇并非终极之地，而是下山的开始之处。深厚灵性的寺院隐藏在半山。山下有一个温泉，人们在进山朝香之前要在那里沐浴。巍宝山保持了某种唐朝的氛围，神仙鬼怪游荡在山林之间。就像颜真卿在《麻姑仙坛记》中写的：“麻姑于此地得道，坛东南有池，中有红莲，近忽变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坛旁有杉松。皆偃盖……源口有神，祈雨辄应”，差不多吧，完全是那种气氛。唐以后，南诏与宋朝主要是生意上的来往，前朝的许多风气被保存着。文明，当其自由发展的时代，地方总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并非进化论式的与时俱进。在古代的云南澜沧江流域，有的地方受的是汉唐的影响，有的地方保存着元的遗风，有的地方继承的是明清的风俗。大理古城有宋的影子。巍山古城受的是明清的影响。距离它五公里的山林却保存着唐朝的氛围。山上最古老的庙是南诏土主庙，供奉的是南诏始祖细奴罗，细奴罗死后，被人民尊为大地之神，继续保佑芸芸众生。生前死后，他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国王。守庙的老太太是巍宝山下前新村的农民。据说这个村庄就是细奴罗的耕牧之地，庙里的细奴罗被塑造得文绉绉的。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是祭祀的日子，人们把这叫做探亲。大殿旁边的墙上靠着一尊石像，老太太说，那是我们的树神。在一个小寺院里，守庙的老太太写上几个先人的名字，立个牌位。就支起香炉，开始上香，香客就跟着拜，神就是这么造出来的。老太太也在诸神塑像和牌位之间养鸡、洗衣、做饭、聊天、睡觉、养花，寺院被她收拾得就像一个大杂院，仿佛那些坛子上的神仙只是她家的孩子或老人。而香客也决不问英雄出处，见了就拜。在同一个寺院里，自然神、太上老君、菩萨、祖先……牌位同时并列。何方神圣，仪轨戒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是神。诸神并没有高高在上，每个寺庙都有一种家庙的氛围。人们在这里并不战战兢兢，而是观花赏梅，玩牌喝茶，烧两炷香给自己心仪的神灵。
　　大理的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起先是对自然的敬畏，一块石头、一棵大树都可能是神灵附体的本主。后来本主发展到对人间的各种英雄善人的崇拜，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本主，塑个像烧香供奉起来。有个叫阁辟的人是个巫师，能兴风布雨，三千里路四日达。唐朝派来征剿南诏的大军覆灭后，阁辟收尸二万，筑万人冢。感其收天宝战殁战士，功业千秋。“后人敬之。”“神龛供一牌位标阁辟祖师名”。南诏王劝利晟一天在苍山中巡游，遇到一老叟在放牧两匹马。劝利晟与老翁交谈。老翁指点南诏王开引苍山雪峰顶流下的十八条溪水“可利良田千顷，足千家之食”。言毕骑马，二马升天而去。劝利晟知是天人点化，建水神祠，“内供一牧马叟，为点苍水神”（以上见《大理古佚书抄》）。在大理，几乎每个村庄都供奉着自己的本主。据已故的民俗学家徐嘉瑞先生调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70多个村落就有本主神祗62位。连唐朝派来攻打南诏的将军李宓，后来都成了本主。许多本主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奉为本主就把他们偶像化了，与一神教的世界趋势不同，大理地区有无数的偶像，彼此和平共处。他们是象征人们的世界观、价值尺度、代表着神秘原始的力量。文革时代，佛寺、道观、教堂、包括本主的偶像大部分都被摧毁了，但红卫兵无法摧毁大地本身，无法摧毁人民对万事万物最原始的崇拜，对大树、石头、苍山、洱海……的崇拜。文革之后，从最原始的万物有灵的崇拜开始，大理地区逐步恢复了宗教活动。数千年的历史似乎重新演绎了一遍，先是没有偶像的原始信仰，然后偶像才重新塑起来。 　　宗教给人的一般印象是，高高在上，绝对正确，容不得异己。我曾经阅读天主教的历史，中世纪对异教、巫师的迫害可谓惨烈，猎捕烧死巫师竟然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而佛教在大理的传播却是另一番景象。佛教进入大理以前地方上的原始信仰一直保持到今天。经历了道教、佛教以及汉化（汉文化对大理的影响非常深刻，“南诏诸官，多精汉语，与诸汉使语言无阻。蒙氏记事有二：以汉言记事为主，为往来文牒：也有蒙诏语以汉文记之，多为秘事”（见明·李浩《三迤随笔》）。甚至文化大革命后，大理本土的原始信仰却依然保存下来，古代的巫师依然在活动，他们受到人民的普遍尊重。在世界范围内，这也许是一个奇迹。而在亚洲，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却是一个传统，后来我发现，沿澜沧江而下。各地基本上都是妙香佛国，但原始的萨满教也一直存在着。2008年5月的一天，我在澜沧江流域的一个村庄遇到巫师毕，他从一辆轿车中钻出来，那轿车穿过灰尘滚滚的山路专程将他从一个山村接到另一地去做法事。他显然不习惯被轿车上的沙发深陷。扭了一阵才出了车厢。现代物质丝毫不影响他的法力，他是前来为一个家族中死者超度的。在彝族人那里，做法事的巫师被叫做毕摩，祭祀神灵、消灾解难，治病、婚礼、葬礼、盖房子的仪式、决定地方的大事……都是毕摩主持。请他做法事的人很多，每次他可以得到一两百元人民币或更多些。根据各家经济情况不同而看着办。但他决不会根据人家的经济状况来做法事，请了，就是没有钱也要做。钱物无论多少，念唱的内容、时间都一样，重要的是要召唤神灵，他是这个民族与世界诸神联系的代表，他深知这一使命的神圣。毕今年五十四岁，身材精干有力。脸膛黝黑，穿着解放牌胶鞋。蓝布裤子。头上戴着插着野鸡羽毛的高帽子，披着白色麻布缝制的披风，一看就是来自古代的人。他从一只袋子里拿出法器，那是由猴骨、鹰爪、羽毛、树枝、宝石、铜铃铛等组成的一串东西，放在地上，插好画着彩色神符的牌子。就开始念念有词。一边念一边变换方向，越念越快。忽然间，他像公鸡般地腾跃起来，似乎已经超然物外，获得了某种力量。脱离了世界的正常控制，就要飞起来似的，面部绷紧，眼睛看着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显然看到某些在现场但没有显形的东西。令人害怕，我们远远退开，他腾跳着，旋转着，蹲下，站起，呼唤、呐喊时而轻声细语，祈求原谅接纳似的。时而欢呼雀跃。酒醉或者吸食了大麻似的入迷，他没有饮过一滴酒或其他东西。最后他慢慢安静。从某个场里面解脱出来。抬腿迈出。看的人都呆了，中魔似的张着嘴不动。一场法事已经完成，死者的灵魂被送到了祖先那里，获得永久的庇护，不会孤独地在荒野上找不到家了。后来我们一起吃饭，席间毕唱起彝族《梅葛》，用的是另一种调子。与送魂的调子一样，旋律简单。缓慢。总是同一曲调的重复，深藏着某种原始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但他的歌声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我们仿佛进入了古代的一棵大树底下。梅葛，就是唱过去的故事。从开天辟地一直唱到人如何在大地上过上幸福的生活。其中包括如何生殖、如何播种、如何盖房子等等，可以一直唱几天几夜。民族的世界观、思想、审美传统，道德观、历史、知识、诗歌、文学就靠这种方式传承下来。作为一个毕摩。他必须精通民族的各种史诗。这些史诗是口口相传的，因此毕摩必须有非凡的记忆力。而他也不能死记硬背，基本的叙事内容不变，但总是根据具体的现场即兴发挥，他必须在现场将这些东西活起来，像祖先那样将灵魂召唤。因此他必须保持着激情、创造力和与日常生活的亲和力。他熟记经典，但不是书斋里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他必须漫游在大地上，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是哲学家，诗人，歌手，通灵者，农业匠人，精通各种农事，也是村庄中的长老和精神领袖。毕说，他做法事是跟着父亲学的。学了二十年他才敢给别人做法事。现在不同了，出现了假毕摩，用录音机给人家做法事，只是为钱。1954年也是我出生的年头，当毕在学习做一个毕摩的时候，我在学习诗歌。那一天我们坐在一起。素昧平生而心心相印。我没有告诉他我写诗。汉语中的诗人是什么。如何与世界发生关系。发表诗歌的纸张与毕摩作法的现场有何关系。无文的文化与文字传承的文明有何关系，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但我知道他的那一套就是我的这一套。
　　南诏造神运动最伟大的作品出现在六诏最北端的剑川石宝山，这是前浪穹诏的地盘，剑川石宝山在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这里散布着16个石窟，以佛教密宗神祗居多数的139尊造像。石窟有天启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题记一处。南诏天启十一年相当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石窟有着巍宝山的风格，但各种造像非常精美。登峰造极，并且有着一种云南传统的写实风格。石钟寺区的第2窟《阁逻凤出行图》像纪录片镜头一样记录了南诏王出行坐朝的场面。剑川石窟给我的感受是，仿佛云南世界野怪黑乱、生动活泼的造神运动即将结束。准宗教的霞光就要升起。一个影响更广泛的神降临了，即将统一南诏世界的精神领域。犹如罗马的某些时候。“宗教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传统的家神、土地神和城市神的崇拜慢慢地让位于从近东进口的诸超乎经验的抽象之神”（《西方传统的根源》C·沃伦·霍利斯特）。但已经来不及了。云南的奥林匹斯已经坚不可摧。诸神在有横断的地理形势导致的多元的本土神灵体系已经根深蒂固。外来的佛爷，佛教密宗的神祗只取得诸神之一的地位。但佛教艺术成熟精湛的雕刻技术，却不仅升华了佛教诸神。也升华了地方的原始诸神。在剑川石窟中，南诏领袖细奴逻、阁逻凤、异牟寻、本主、巫师、清平官、女性生殖器都有其位，都被作为伟大的神灵虔诚地雕刻出来，彼此并列。“即使国王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神。他们与其他许多生灵共同分享这种‘神性’。包括母牛、甚至是蛇类和树木”（《剑桥东南亚史》）。第8号窟白族话叫做“阿央白”，凿的是一座高0，8米的浮雕阴门，阴门左右的两壁上，各有线刻佛像，左为多宝佛。右为大日如来佛。还有两行汉字：“广集化生路，大开方便门”。地方上原始崇拜现在解释着佛教。说到底宗教难道不是为了解放芸芸众生。使它们脱离各种私心杂念的苦海，重返生命的本真。而开启生命之门的不就是“阿央白”么。“阿央白”下面有块大圆石头，是供人们跪拜的，无数的膝盖，已经将石头磨出了膝盖的痕迹，而其它神祗的下面没有这块石头。这是南诏的“阿央白”，也是道家的“天地之大德日生”，也是佛教大乘的普渡众生。7号窟的“甘露观音”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佛教雕塑艺术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与吴哥窟对神的理解不同，观音菩萨在这里被想象为一位美丽的母亲。容貌端庄。目光安祥。宽厚仁慈。有着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某些影响，更像是大理州从前某个集市上卖荷花的妈妈。她从苍茫大地中升起，光辉灿烂，庇护着芸芸众生。就像歌德在那不朽的诗篇中歌咏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剑川石窟不是高高在上，令人畏惧，而是像家神一样，亲切，安全。我去的时候正好下雨，石窟外面是朦胧的灰色山岗，雨袍裹着风飘摇而过，悠忽渐远。我与诸神在了一阵，避雨在他们家里。感受与吴哥石窟完全不同：那些巨大的头颅升入天空，独自抵挡着宇宙的苍凉冷漠，崇高而伟大，恐怖而庄严。那也是一个雨季，当阵雨袭过湄公河平原，我仓皇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