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9月13日，当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站在船头，以嘲讽心态试图勾勒出大洋彼岸那片迁徙之地时，他感到徒劳而焦虑。身边的下等人和绅士淑女一样多，法国大革命的最新动态刺激着每一根紧绷的神经，他们甚至能感受到这股狂潮跟随海风阵阵袭来的血腥味。革命和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主题。
　　几个月前，乔治·华盛顿刚刚从弗农山庄返回纽约。这位美国的独立战争之父，几天后便在联邦大厦挂着绛红色丝绒落地窗帘的大厅里，举起右手，宣誓就任总统。
　　斯莱特来不及想象这个仪式对他的重要性，华盛顿也没料到，他及同伴们创建的这套制度体系，会迅速改变斯莱特及往后无数创新者的人生。
　　抵达纽约后，年轻的斯莱特运用从家乡学来的娴熟技艺，修复和改进了那些破损的纺纱设备。一年以后，美国第一家纱厂在波塔基特正式开业，由斯莱特及新朋友、也是投资人的布朗共同拥有。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随即拉开序幕。
　　鲜有人当时能预见这些事件对未来的意义。此后那些历史碎片却成为经济史学家们反复咀嚼的对象。在纷繁芜杂的世界中，人们希望找到一把万能钥匙：究竟什么力量，能推动一个地区、国家和时代的持续繁盛？
　　近几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部经济学著作，无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如阿斯莫格与鲁宾森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费尔普斯的《大繁荣》以及今年刚刚出版、被誉为近十年最伟大经济学著作的《21世纪资本论》。
　　习惯上，人们把斯莱特推行的工业化生产称为“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合萨缪尔森和迈克尔·波特的理论，或可称为“投资驱动阶段”，以有别于之前的“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和之后的“创新驱动阶段”及信息化阶段。在投资驱动阶段，规模效应占据优势。问题在于，随着投资报酬的递减，增量资本的产出率必然提高，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增长率提高所需的边际投资量越来越大，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制提高的。所以大部分依靠投资驱动的国家和地区如不及时转型，都会必然遭遇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遇到的困境，也是中国即将面临并着力解决的难题。如中国近三十年来无数其他的区域经济战略一样，目前正在推进的“自贸区”建设，其本意就是通过扩大开放和制度创新，向改革要动力。这把“钥匙”灵不灵光，取决于我们对它了解多少，对自己了解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