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厦门其实不是一个沉默缓慢的城市。当时的闽籍艺术家黄永砯、蔡立雄等人在厦门新艺术馆举办了名为“厦门现代艺术展”的当代艺术展览，引发了当时国内艺术界对当代艺术发展的一场思考，而这场足以被载入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激进事件后来被称为“厦门达达”。
　　厦门在短暂的波澜之后恢复了平静。在往后三十年间，厦门从一个二线岛城到近十年来慢慢成为国内旅游热门城市，平静悠闲的生活和日益发达的旅游产业慢慢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旋律。观光者越来越多，异见者逐渐离开，在声音变得整齐划一的现代厦门，对不同意见的思考显得越发稀少却珍贵。
　　作为策展人，王琦很年轻。在他策展人的身份之前，他已经有过国内一线杂志记者及厦门《搜街》杂志主编的经历。而正是因为在不同的职业转换间，他形成了自己对城市观察的独立视角。在厦门日益城市化和同质化的今天，他以展览的形式在为这座城市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王琦毕业于鼓浪屿上的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因为对媒体行业的向往，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成为《生活》杂志的一名艺术编辑。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更多当下中国时兴的前沿艺术，也成为了他了解当代艺术的重要来源。在一次对艺术家邱志杰的采访中，邱志杰谈到自己的创作方法是将艺术创作建立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宏观的历史背景中，这种脱离空想的创作方式也让王琦对艺术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2011年王琦辗转回到厦门，成为了当时《搜街》杂志的主编。在他担任主编的那段时间里，《搜街》的选题有了方向上的转变，相对于之前杂志探讨的“生活方式”，王琦更多的开始以一种“泛城市研究”的视角来观察厦门，借助一些社会学的方法来支撑杂志的观点。在当时杂志的选题里，类似“中山公园”、“市井美学”这样的选题，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探寻另外一个维度的厦门。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王琦所进行的观察让他对城市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时间久了之后他开始发现，杂志已经无法承载他想要展示的内容，他需要有另外一个可以发散的空间，于是便有了他的第一个非营利性的艺术展馆：平等艺术中心。
　　平等艺术中心的位置在沙坡尾造船厂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空间很小，只有几十个平方，只把墙壁进行了简单的刷白，再加上几盏射灯，装修近乎简陋。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形式，王琦说最大的考量还是资金，因为这样的非盈利空间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如何生存。当初会起名为“平等”，并把空间放在老居民区沙坡尾，就是因为他想要让艺术更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理念。关于这一点，王琦在台北的经历让他深有体会。在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的几次活动上，他发现参与的人并不是都来自所谓的“艺术圈”，而都是一些社区里的居民以及各行各业的市民。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不同议题的讨论上来。而厦门人的城市观念也让王琦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在平等艺术中心存在的两年内，王琦发现有许多议题都会吸引厦门不同行业的人来观看。例如之前的“垃圾计划”，就有厦门垃圾处理厂的工程师来参观；“麦当劳计划”就吸引了快餐品牌的管理者。尽管有些时候展览的名称与实际要表现的内容有差距，但从中依然能看出这座城市的居民对于不同议题的关心。王琦认为，人们不一定关心艺术，但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来看。而艺术恰恰可以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艺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或许它不重要，但是它被需要。
　　平等艺术中心是王琦在厦门做艺术展览的起步，他现在的另一个空间位于环岛路的无垠酒店内，相比“平等”在空间和设备上的捉襟见肘，这个被命名为“喂”的艺术空间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类型的展览，艺术展览理念也更为清晰。在创办初期，它更多地面向闽南本地的创作者。随着持续不断的艺术展览， “喂” 空间在本地的影响也在慢慢发酵，来看展览的不仅仅有对艺术关心的人，也有普通的厦门市民。在王琦看来，这是 “喂” 空间希望做的，“喂”的命名也正是受到福柯《什么是作者》这篇著名论文的影响，“作者是谁不重要”，因此这个空间不仅面向成熟的艺术家，也接纳更多元的创作者和作品，这种“去作者化”的倾向其实也与他之前做“平等”的初衷不谋而合。
　　厦门人不是不需要艺术展览，只是没人提供给他们这种选择。现在的厦门更多的被狭义地定义为“清新”，似乎就好像没有了其他可能性。而三十年前的“厦门达达”也证明了厦门是一个可以包容多种声音的城市。在王琦看来，一个城市的腔调更多来自于对城市多元趣味的包容，而艺术展览在厦门虽然还不足以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却正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着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