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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制已经势在必行。现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考虑改了”。
势在必行
和他的身份很不匹配,在窄小的办公空间里,一脸儒雅的王明舟向记者阐释着他世界一流出版社的梦想。王明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1984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大出版社就职。他亲身见证了这个“百年老店”的振兴。
虽然近年来,北大出版社累计向主管方——北京大学上交一亿多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大方正。但一直以来,北大出版社就是北京大学的一个部门,社长就是个处级干部。
虽然,近些年,北大出版社的出版能力、经营规模、资产规模都在全国近600家出版机构中处于前30位以内,在全国106家大学出版社中处于4～6位。但按照王明舟的级别,只能蜷缩在那样的办公室里。
随着今年9月份,北大出版社经过职代会通过,标志着北大出版社最终改制的完成。以后,将由北大一位副校长担任董事长,王明舟仍然是社长。改制后,北大出版社这个百年金字招牌也将自1918年以来,更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谈起今年地动山摇的“改制”,王明舟非常平静地说:“其实我们内部早就企业化、市场化了,这也是我们近年迅速成长的源泉和动力。今年的转制工作,将明晰产权关系,规范出版社内外关系,有利于我们世界一流出版社目标的尽快实现。”
“从明年1月1日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就要正式启动公司制运行了。”身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最后一任”社长刘臣谈及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时,也显得踌躇满志。
按照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首批列入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转企试点的19家单位,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改制工作。坊间的期待是,高校出版社转制有望成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先进典型。
今年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明年年底之前,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
4月22日至23日,中国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联合召开“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加快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了要求和部署。
“改制对我们这些一般人员没有任何影响,那是领导的事。”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北大出版社的编辑说,“这次改制可能对那些一直依靠吃‘皇粮’的或者效益不好的出版社影响较大,我们这里内部早就‘市场化’,我们对‘改制’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关心。
对高校出版社而言,事业转企业早已是板上钉钉。早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改制问题提出过“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这次,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成为大学出版社的“龙头老大”,其地位到现在都无人能够撼动。
今年6月4日、5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48家经营性出版社的“一把手”及人事、财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新闻出版总署接受了解读式培训和动员。
“转制已经势在必行。”某部委出版社负责人说,“现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考虑改了。”
政策解码
目前,中央对部委出版社改制的最新政策是,不具备资产重组条件的出版社,转制后主管主办单位暂时不变。这意味着部委出版社转制后,可以继续和上级单位保持密切关系,包括继续享有主办单位的出版资源,这让很多部委出版社舒缓了一下神经。
虽然面对中央暂时宽缓的转制政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社长宋灵恩对未来依然焦虑。面对采访,宋灵恩表示,虽然,目前尚保留与国家审计署的关系,但未来政策尚不清楚,出版社依然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企业的市场环境不断变化,谁都不敢讲将来我就一定是龙头老大,管理不好、错误决策或市场出现大的状况,说死就死了。以前是事业单位,即使出了状况,国家也不会完全放弃你,这就是市场化的区别。”某中央部委出版社负责人说。
“转制就有成本,这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人身上,少了也要好几千万。经营实力不强的单位很困难,转制是富人的行为。”某杂志社领导告诉记者,“转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因为,所有行政级别都没有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这一段,职代会都开过好几次,大家都在议论,有些老同志还给中央领导写信。”
也许预估到改革的强大阻力,4月17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大会在京高调举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哲洙为新公司揭牌并讲话。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是新闻出版行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对于打造市场主体具有标志性意义,为即将开展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从今年开始,整个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铺开阶段。目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正处于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进入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阶段。
作为一家部属出版社,高教出版社的效益一直为业内人士称道。对于这样的“香饽饽”,优质资源,改制显然遇到的阻力不大。
“改制后,我们从教育部的一个部门、事业单位,变成了教育部的全资企业,分社变成了分公司,社长变成了董事长,我们和教育部的关系变化不会太大。其实,《指导意见》对我们这些效益好的出版社是个利好,我们可以快速做大做强,巩固并扩大现有市场。”高教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领导告诉记者。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介绍,截至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正在开展,全国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和地方出版社转企改制,进入收尾阶段。具体而言,全国103家大学出版单位,已进入转企改制行列的大学出版社,包括第一批试点的“18+1”家,近两年陆续新成立的5家,以及第二批试点的61家大学出版社,共有85家,占全国大学社的82.5%。
中国最大的出版航母——中国出版集团早在2007年7就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正式更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而到2008年11月,员工身份转换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企业转制,初战告捷。
洗牌开始
今年4月,《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指导意见》指出,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个政策的意思就是:国家要扶植一批大出版传媒,鼓励有条件的出版社兼并一批经营不佳的出版社,淘汰一批效益差的中小出版社。
专家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行业洗牌。政策还未出台,国内各大出版集团就闻风而动,加快了联合重组的步伐。国有出版集团与市场前景良好的民营书业公司“联姻”,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新趋势。
2008年3月,破冰之举,进入人们视野。中国和平出版社成为我国首家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中央级出版单位。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合作重组,转企当年,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000万元,同比增长70%。
两个月后,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和海南新华发行集团联合组建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开创中国发行业跨省重组的先河。
今年4月,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成为地方出版集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出版社跨地区、跨部门战略重组的第一家出版单位。
同是4月,以策划《中国可以说不》《求医不如求己》《中国不高兴》等畅销书而闻名的民营书商——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合资组建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更为出版业跨地区重组提供了鲜活案例。
今年6月26日,天津出版总社、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宣告我国出版业以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资源整合,组建跨地区大型出版产业“航母”的探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跨地区合作打破了原有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市场格局,推动了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是我国出版发行企业深化改革的实质性探索,具有示范意义。”柳斌杰表示。
实际上,30年来,出版业的改革经历了适应期、探索期、试点阶段和全面铺开阶段。目前的改革,正处于全面铺开阶段的重要和关键时期。
“中国出版产业要有大的发展,必须重塑新型市场主体,这就要求产权必须明晰,权责必须明确,管理一定要科学,政企一定要分开。下一步,我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业内人士指出。
国资扩张
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24家出版集团作过调查。结果17家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集团公司,平均总资产增长66.2%,利润总额增长25.3%,而7家未改制的出版集团,平均利润负增长43%。
这个巨大的反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出版传媒业实行转企改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图书出版国,近600家出版社每年新推出图书27多万种,出版总量达69亿册。然而,我们如何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兼并重组,组建传媒出版业的‘超级航母”’,其前提就是产权必须明晰。”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而从30年的改革路径来看,出版业的改革基本上循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当前,出版业的改革正处与2000年以来国企产权改革的阶段相似。以现在出版业改革的路径看,将给‘国自号’出版社和国有企业提供很大的空间。国进民退的局面将在出版业重演。”一位出版业专家向记者分析。
今年 8月25号,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签署了跨地区互利双赢《合作实施协议》。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慧英表示:“因为它带有是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全国的出版发行改革到了用资本为实力,以资产为纽带,以资本合作的形态,来共同打造大型出版发行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并购,辽宁出版集团把贴近市场的民营资源,纳入到出版发行平台当中,双方的优势对接带来了1+1>2的结果。资本和资源结合之后,民营书商——万卷出版公司的图书品种扩大了3倍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697%和642%。
今年6月上旬,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总裁王建辉带队前往山东,考察2家民营图书公司并寻找合作机会。王建辉说,集团鼓励所属出版社,与民营书业企业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尽快把集团事业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书业企业也表示了与集团合作的意愿。
这个局面的形成,与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成功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麾下的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公司和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出版业国有民营合作的范例。
2家公司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一般图书销售码洋合计超过5.4亿元,接近集团所属7家原体制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总和。今年一季度,这7家原体制出版社的回款与去年持平,而北京公司与海豚传媒这两个“混血儿”的回款额,同比却增长了105%和44%。
2家民营公司的加盟,迅速提升了整个集团的市场占有份额。2008年,该集团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从全国排名第十六位上升到了第八位,居中部同行之首。
“我们社准备收购一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他们也愿意被我们收购,但实施起来还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一位出版社负责人表示。他说,《指导意见》出台后,一方面出版社要深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要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
当前,国内出版业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状态,集团形式的大量涌现,只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外在表现,但有一点很明显,整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结构尚处于变与未变之间。一方面,出版机构的改制进程不容拖延,也不会回头;另一方面,面对出版形势即将来临的质的变化,各具体的出版机构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但,大就好么?像麦克•劳希尔或培生这样的出版巨头在迅速多变的美国出版形势面前,已感行动迟缓,体态臃肿。相反,美国9万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体态瘦小,组织精干,决策灵活,管理到位,模式多变,创新及时,行动灵敏,在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应付有余,2008年整体销售出现数倍增长。”有业内人士质疑。
民企龟缩
近年来,国有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收编民营图书策划机构,隐然成为一种现象,一批工作室纷纷进入体制内运作。
2005年12月,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合资成立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美术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共持有51%的股份,夏顺华等原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的四名股东持有其余的49%股份,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为控股方,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成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二级公司。
2008年6月29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拟分别与知名出版策划人路金波、李克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路金波和李克并未直接对合资公司现金出资,而是以“资源出资”的方式入股。
其他如海南出版社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编辑部,南海出版公司与紫图、英特颂、新经典等公司的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博集天卷的合作,等等,这些机构都是民营文化公司,他们与出版社一度在资本合作层面开展工作,后因运作不顺,改为项目合作方式进行。
“尽管有各种周折,但是近年来,国有出版集团收编民营文化公司的案例还是不断涌现,这为民营资本脱离政策灰色地带,在阳光下进入出版业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对民营文化公司的兼并吸纳对于一些出版集团业务规模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营书商在其中处于被动位置,这将导致民营书商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遏制,阵地不断龟缩。”
在《指导意见》公布之际,柳斌杰在解读这个政策时公开表示,民营资本将被吸纳参与出版行业融资。
这个敏感话题一时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在这场变革中,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出版工作室的利益关系有何转变?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阅读格局?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发端于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破冰之年始于2003,攻坚之年始于2009。转身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将被重构。
此前,尽管新闻出版总署一直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但大多数国有出版社,因为既得利益,按兵不动。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有一个通俗的名字:书商。官方最初对书商的界定是:“非法经营”。
这就意味着,非公有的出版书商,今后将可以合法身份参与出版行业经营。“身份合法了,但兼并重组是有钱人的游戏,民营书商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上述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
据说,在《指导意见》出台前后,一个消息在民营书业圈内流传,很多民营书商要被国有出版集团“收编”,其中包括在业内比较知名的张小波(共和联动)、陈明俊(新经典)等人。
果然,4月25日,张小波执掌的共和联动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联姻”,两家共同出资1个亿,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凤凰控股51%,张小波则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
柯尚宏暂时还没有被“收编”的想法,“你拿了钱进去,但是民营和国有还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再说还不知道政策会不会变。”
“民营出版是当前中国出版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专家指出,据他了解,2008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7万种,其中民营出版就达8万种,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以共和联动、磨铁图书、海豚传媒为代表的大批图书公司正成为出版界的生力军。
在《指导意见》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这一声改革号角让“从没见过阳光”的民营书商“喘了一口”,一书商这样形容。
但此后没多久,湖北、安徽、辽宁等各大出版集团闻风而动,加快了联合重组的步伐。“现在,国有民营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和环境。”上述书商坦言,“民营书商在融资上处于劣势,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国有出版社吸收民营力量,又可以优化治理结构。两者的联动是优势互补。“谁先走出这一步,谁就会在未来出版中占据主动。”
淘金潮起
近些年,资本市场正吸引出版传媒企业竞相加入上市序列,继1999年后,再次掀起新一轮直接融资热潮。先有粤传媒IPO登陆中小板,后有号称“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的辽宁出版传媒,打包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上市,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实现整体上市等。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一个拥有一、二级出版社26家,大型发行和进出口企业3家,海外连锁书店、合资出版社和办事机构23家的中国大型出版发行机构。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国字号和排头兵,改制后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选择整体上市还是分立上市,引人关注。
自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借壳成功上市成为出版业内的首家上市公司,2007年5月四川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而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发行集团后,2007年12月21日,国内出版传媒第一股——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国内出版传媒企业,出版传媒公开发行14000万股A股;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8年6月29日,出版传媒又整体收购上述三家出版社。
自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后,全国各地的出版集团纷纷卷入上市浪潮中,成为2008年出版界最热的一个话题。2008年5月7日,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进入资本市场,科大创新通过向安徽出版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所有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资产。
在此前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也正在准备借壳ST耀华进入上市公司的行列。此外,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广东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也在积极筹备上市工作。
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借着文化产业逆势发展的“东风”,实现了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寒冬中,图书销售增长20%,新媒体出版增长40%,出版传媒产业产值增长40%、投资增长36%。
200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货码洋同比增长18%、图书馆采购同比增长26%;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订货码洋和销售额双双创下新高,拉动地区消费近30亿元。出版业上半年的增长数据在出版社这里也得到了印证。例如主打经管类图书的中信出版社,上半年的销售额就实现了同比增长40%。
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看来,中国出版业上半年交出的答卷还是让人甚为“吃惊”。因为以他近20年的研究统计表明,中国出版业的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全国GDP增长率的一半左右。
“下半年我们将有近400种新书,内容涵盖专业财经、商业文化、职场励志等。”中信出版社的郑奇认为,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图书市场将有所复苏,加上人们的阅读需求持续增长,出版市场的未来预期依然乐观。
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出版业的生态,尤其是改变了原先出版结构的单一原子形态,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出版集团公司;但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主要是在各省市内开展的,跨地区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采取跨地区设立分支出版机构外,更主要的一种途径就是跨地区兼并重组。
2006年12月,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对中国和平出版社进行改制重组,江西出版集团出资80%,控股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3月,由江西出版集团控股并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揭牌。
作为中国出版业兼并重组的第一例,它在打破地域和部门界限、实现产业内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形成跨地区的出版集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由发起人定向募集,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基金资产,主要采取股权投资方式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问题的一种探索和尝试。由财政部门发起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金融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等社会资金投入,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
数字机会
9月19日,“辉煌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在新闻出版专业展区,最吸引观众的是电子图书点读机、纸质数码有声出版物(MPR)等新兴数字产品,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年幼的孩童等都在这些数字产品前驻足观看,亲身体验这些新技术的便利与魅力。
而当今,读手机报、看手机小说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随着手机、手持阅读器、PDA的普及,数字出版不知不觉中已经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里了。
今年7月7-9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三天来,参观博览会的观众达到一万多人次,参加主论坛和各个分论坛的嘉宾达到四千多人次,创造了数博会的新纪录。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透露,2008年,中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达530亿元,同比增长46%,并预计今年数字出版业收入将超过750亿元。他认为:“数字出版代表了新闻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将成为新闻出版业未来最强劲的增长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纸质出版业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障碍和严重挑战。可以说,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正在悄然降临,或许,形势如严冬一般,冷冻了几乎所有前行的脚步和机遇。
电子出版,网络阅读,在线销售,甚至图书物流,时刻在向前迈进,时刻在自觉不自觉地蚕食着纸质出版业的领地。伫立于十字路口的纸质出版业迅速变得如纸一般地单薄脆弱,在无情的数字风暴中飘摇动荡。就象当年电脑照排对铅字排版的无情冲击一样,所谓数字化出版对纸质出版也同样露出冷酷无情的表情。捅破这层纸有多难?
如果根据市场进入均衡模式来看,身处垄断地位的纸质出版社无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兴的电子出版和数字化出版行为的市场进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数字化出版似乎将上述平面构建成一个弥散的云状。目前时髦的云技术正在应用于出版行业。借助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务。”业内人士指出。
台湾格林文化动感绘本部副总经理刘昌炀认为,出版业者正处在一个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并存的时代。好消息是:中国新媒体产业迅速崛起,高速增长,产业规模超过千亿元;中国网民已有2.98亿,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移动增值、电子商务、电子杂志为中国新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坏消息是:受众更加挑剔,选择更多,越来越有主见;资本投入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成本增高,人才难求;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缩减,面临“失去下一代”的危险;挑战,还是机遇?融合,还是被取代?人人都在思考中交锋与博弈。
势在必行
和他的身份很不匹配,在窄小的办公空间里,一脸儒雅的王明舟向记者阐释着他世界一流出版社的梦想。王明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1984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大出版社就职。他亲身见证了这个“百年老店”的振兴。
虽然近年来,北大出版社累计向主管方——北京大学上交一亿多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大方正。但一直以来,北大出版社就是北京大学的一个部门,社长就是个处级干部。
虽然,近些年,北大出版社的出版能力、经营规模、资产规模都在全国近600家出版机构中处于前30位以内,在全国106家大学出版社中处于4～6位。但按照王明舟的级别,只能蜷缩在那样的办公室里。
随着今年9月份,北大出版社经过职代会通过,标志着北大出版社最终改制的完成。以后,将由北大一位副校长担任董事长,王明舟仍然是社长。改制后,北大出版社这个百年金字招牌也将自1918年以来,更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谈起今年地动山摇的“改制”,王明舟非常平静地说:“其实我们内部早就企业化、市场化了,这也是我们近年迅速成长的源泉和动力。今年的转制工作,将明晰产权关系,规范出版社内外关系,有利于我们世界一流出版社目标的尽快实现。”
“从明年1月1日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就要正式启动公司制运行了。”身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最后一任”社长刘臣谈及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时,也显得踌躇满志。
按照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首批列入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转企试点的19家单位,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改制工作。坊间的期待是,高校出版社转制有望成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先进典型。
今年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明年年底之前,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
4月22日至23日,中国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联合召开“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加快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了要求和部署。
“改制对我们这些一般人员没有任何影响,那是领导的事。”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北大出版社的编辑说,“这次改制可能对那些一直依靠吃‘皇粮’的或者效益不好的出版社影响较大,我们这里内部早就‘市场化’,我们对‘改制’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关心。
对高校出版社而言,事业转企业早已是板上钉钉。早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改制问题提出过“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这次,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成为大学出版社的“龙头老大”,其地位到现在都无人能够撼动。
今年6月4日、5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48家经营性出版社的“一把手”及人事、财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新闻出版总署接受了解读式培训和动员。
“转制已经势在必行。”某部委出版社负责人说,“现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考虑改了。”
政策解码
目前,中央对部委出版社改制的最新政策是,不具备资产重组条件的出版社,转制后主管主办单位暂时不变。这意味着部委出版社转制后,可以继续和上级单位保持密切关系,包括继续享有主办单位的出版资源,这让很多部委出版社舒缓了一下神经。
虽然面对中央暂时宽缓的转制政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社长宋灵恩对未来依然焦虑。面对采访,宋灵恩表示,虽然,目前尚保留与国家审计署的关系,但未来政策尚不清楚,出版社依然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企业的市场环境不断变化,谁都不敢讲将来我就一定是龙头老大,管理不好、错误决策或市场出现大的状况,说死就死了。以前是事业单位,即使出了状况,国家也不会完全放弃你,这就是市场化的区别。”某中央部委出版社负责人说。
“转制就有成本,这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人身上,少了也要好几千万。经营实力不强的单位很困难,转制是富人的行为。”某杂志社领导告诉记者,“转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因为,所有行政级别都没有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这一段,职代会都开过好几次,大家都在议论,有些老同志还给中央领导写信。”
也许预估到改革的强大阻力,4月17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大会在京高调举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哲洙为新公司揭牌并讲话。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是新闻出版行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对于打造市场主体具有标志性意义,为即将开展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从今年开始,整个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铺开阶段。目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正处于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进入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阶段。
作为一家部属出版社,高教出版社的效益一直为业内人士称道。对于这样的“香饽饽”,优质资源,改制显然遇到的阻力不大。
“改制后,我们从教育部的一个部门、事业单位,变成了教育部的全资企业,分社变成了分公司,社长变成了董事长,我们和教育部的关系变化不会太大。其实,《指导意见》对我们这些效益好的出版社是个利好,我们可以快速做大做强,巩固并扩大现有市场。”高教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领导告诉记者。
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介绍,截至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正在开展,全国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和地方出版社转企改制,进入收尾阶段。具体而言,全国103家大学出版单位,已进入转企改制行列的大学出版社,包括第一批试点的“18+1”家,近两年陆续新成立的5家,以及第二批试点的61家大学出版社,共有85家,占全国大学社的82.5%。
中国最大的出版航母——中国出版集团早在2007年7就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正式更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而到2008年11月,员工身份转换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企业转制,初战告捷。
洗牌开始
今年4月,《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指导意见》指出,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个政策的意思就是:国家要扶植一批大出版传媒,鼓励有条件的出版社兼并一批经营不佳的出版社,淘汰一批效益差的中小出版社。
专家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行业洗牌。政策还未出台,国内各大出版集团就闻风而动,加快了联合重组的步伐。国有出版集团与市场前景良好的民营书业公司“联姻”,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新趋势。
2008年3月,破冰之举,进入人们视野。中国和平出版社成为我国首家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中央级出版单位。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合作重组,转企当年,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000万元,同比增长70%。
两个月后,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和海南新华发行集团联合组建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开创中国发行业跨省重组的先河。
今年4月,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成为地方出版集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出版社跨地区、跨部门战略重组的第一家出版单位。
同是4月,以策划《中国可以说不》《求医不如求己》《中国不高兴》等畅销书而闻名的民营书商——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合资组建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更为出版业跨地区重组提供了鲜活案例。
今年6月26日,天津出版总社、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宣告我国出版业以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资源整合,组建跨地区大型出版产业“航母”的探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跨地区合作打破了原有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市场格局,推动了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是我国出版发行企业深化改革的实质性探索,具有示范意义。”柳斌杰表示。
实际上,30年来,出版业的改革经历了适应期、探索期、试点阶段和全面铺开阶段。目前的改革,正处于全面铺开阶段的重要和关键时期。
“中国出版产业要有大的发展,必须重塑新型市场主体,这就要求产权必须明晰,权责必须明确,管理一定要科学,政企一定要分开。下一步,我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业内人士指出。
国资扩张
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24家出版集团作过调查。结果17家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集团公司,平均总资产增长66.2%,利润总额增长25.3%,而7家未改制的出版集团,平均利润负增长43%。
这个巨大的反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出版传媒业实行转企改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图书出版国,近600家出版社每年新推出图书27多万种,出版总量达69亿册。然而,我们如何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兼并重组,组建传媒出版业的‘超级航母”’,其前提就是产权必须明晰。”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而从30年的改革路径来看,出版业的改革基本上循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当前,出版业的改革正处与2000年以来国企产权改革的阶段相似。以现在出版业改革的路径看,将给‘国自号’出版社和国有企业提供很大的空间。国进民退的局面将在出版业重演。”一位出版业专家向记者分析。
今年 8月25号,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签署了跨地区互利双赢《合作实施协议》。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慧英表示:“因为它带有是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全国的出版发行改革到了用资本为实力,以资产为纽带,以资本合作的形态,来共同打造大型出版发行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并购,辽宁出版集团把贴近市场的民营资源,纳入到出版发行平台当中,双方的优势对接带来了1+1>2的结果。资本和资源结合之后,民营书商——万卷出版公司的图书品种扩大了3倍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697%和642%。
今年6月上旬,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总裁王建辉带队前往山东,考察2家民营图书公司并寻找合作机会。王建辉说,集团鼓励所属出版社,与民营书业企业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尽快把集团事业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书业企业也表示了与集团合作的意愿。
这个局面的形成,与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成功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麾下的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公司和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出版业国有民营合作的范例。
2家公司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一般图书销售码洋合计超过5.4亿元,接近集团所属7家原体制出版社出版图书的总和。今年一季度,这7家原体制出版社的回款与去年持平,而北京公司与海豚传媒这两个“混血儿”的回款额,同比却增长了105%和44%。
2家民营公司的加盟,迅速提升了整个集团的市场占有份额。2008年,该集团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从全国排名第十六位上升到了第八位,居中部同行之首。
“我们社准备收购一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他们也愿意被我们收购,但实施起来还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一位出版社负责人表示。他说,《指导意见》出台后,一方面出版社要深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要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
当前,国内出版业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状态,集团形式的大量涌现,只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外在表现,但有一点很明显,整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结构尚处于变与未变之间。一方面,出版机构的改制进程不容拖延,也不会回头;另一方面,面对出版形势即将来临的质的变化,各具体的出版机构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但,大就好么?像麦克•劳希尔或培生这样的出版巨头在迅速多变的美国出版形势面前,已感行动迟缓,体态臃肿。相反,美国9万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体态瘦小,组织精干,决策灵活,管理到位,模式多变,创新及时,行动灵敏,在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应付有余,2008年整体销售出现数倍增长。”有业内人士质疑。
民企龟缩
近年来,国有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收编民营图书策划机构,隐然成为一种现象,一批工作室纷纷进入体制内运作。
2005年12月,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合资成立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美术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共持有51%的股份,夏顺华等原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的四名股东持有其余的49%股份,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为控股方,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成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二级公司。
2008年6月29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拟分别与知名出版策划人路金波、李克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路金波和李克并未直接对合资公司现金出资,而是以“资源出资”的方式入股。
其他如海南出版社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编辑部,南海出版公司与紫图、英特颂、新经典等公司的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博集天卷的合作,等等,这些机构都是民营文化公司,他们与出版社一度在资本合作层面开展工作,后因运作不顺,改为项目合作方式进行。
“尽管有各种周折,但是近年来,国有出版集团收编民营文化公司的案例还是不断涌现,这为民营资本脱离政策灰色地带,在阳光下进入出版业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对民营文化公司的兼并吸纳对于一些出版集团业务规模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营书商在其中处于被动位置,这将导致民营书商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遏制,阵地不断龟缩。”
在《指导意见》公布之际,柳斌杰在解读这个政策时公开表示,民营资本将被吸纳参与出版行业融资。
这个敏感话题一时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在这场变革中,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出版工作室的利益关系有何转变?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阅读格局?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发端于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破冰之年始于2003,攻坚之年始于2009。转身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将被重构。
此前,尽管新闻出版总署一直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但大多数国有出版社,因为既得利益,按兵不动。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有一个通俗的名字:书商。官方最初对书商的界定是:“非法经营”。
这就意味着,非公有的出版书商,今后将可以合法身份参与出版行业经营。“身份合法了,但兼并重组是有钱人的游戏,民营书商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上述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
据说,在《指导意见》出台前后,一个消息在民营书业圈内流传,很多民营书商要被国有出版集团“收编”,其中包括在业内比较知名的张小波(共和联动)、陈明俊(新经典)等人。
果然,4月25日,张小波执掌的共和联动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联姻”,两家共同出资1个亿,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凤凰控股51%,张小波则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
柯尚宏暂时还没有被“收编”的想法,“你拿了钱进去,但是民营和国有还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再说还不知道政策会不会变。”
“民营出版是当前中国出版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专家指出,据他了解,2008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7万种,其中民营出版就达8万种,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以共和联动、磨铁图书、海豚传媒为代表的大批图书公司正成为出版界的生力军。
在《指导意见》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这一声改革号角让“从没见过阳光”的民营书商“喘了一口”,一书商这样形容。
但此后没多久,湖北、安徽、辽宁等各大出版集团闻风而动,加快了联合重组的步伐。“现在,国有民营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和环境。”上述书商坦言,“民营书商在融资上处于劣势,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国有出版社吸收民营力量,又可以优化治理结构。两者的联动是优势互补。“谁先走出这一步,谁就会在未来出版中占据主动。”
淘金潮起
近些年,资本市场正吸引出版传媒企业竞相加入上市序列,继1999年后,再次掀起新一轮直接融资热潮。先有粤传媒IPO登陆中小板,后有号称“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的辽宁出版传媒,打包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上市,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实现整体上市等。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一个拥有一、二级出版社26家,大型发行和进出口企业3家,海外连锁书店、合资出版社和办事机构23家的中国大型出版发行机构。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国字号和排头兵,改制后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选择整体上市还是分立上市,引人关注。
自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借壳成功上市成为出版业内的首家上市公司,2007年5月四川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而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发行集团后,2007年12月21日,国内出版传媒第一股——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国内出版传媒企业,出版传媒公开发行14000万股A股;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8年6月29日,出版传媒又整体收购上述三家出版社。
自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后,全国各地的出版集团纷纷卷入上市浪潮中,成为2008年出版界最热的一个话题。2008年5月7日,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进入资本市场,科大创新通过向安徽出版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所有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资产。
在此前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也正在准备借壳ST耀华进入上市公司的行列。此外,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广东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也在积极筹备上市工作。
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借着文化产业逆势发展的“东风”,实现了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寒冬中,图书销售增长20%,新媒体出版增长40%,出版传媒产业产值增长40%、投资增长36%。
200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货码洋同比增长18%、图书馆采购同比增长26%;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订货码洋和销售额双双创下新高,拉动地区消费近30亿元。出版业上半年的增长数据在出版社这里也得到了印证。例如主打经管类图书的中信出版社,上半年的销售额就实现了同比增长40%。
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看来,中国出版业上半年交出的答卷还是让人甚为“吃惊”。因为以他近20年的研究统计表明,中国出版业的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全国GDP增长率的一半左右。
“下半年我们将有近400种新书,内容涵盖专业财经、商业文化、职场励志等。”中信出版社的郑奇认为,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图书市场将有所复苏,加上人们的阅读需求持续增长,出版市场的未来预期依然乐观。
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出版业的生态,尤其是改变了原先出版结构的单一原子形态,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出版集团公司;但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主要是在各省市内开展的,跨地区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采取跨地区设立分支出版机构外,更主要的一种途径就是跨地区兼并重组。
2006年12月,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对中国和平出版社进行改制重组,江西出版集团出资80%,控股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3月,由江西出版集团控股并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揭牌。
作为中国出版业兼并重组的第一例,它在打破地域和部门界限、实现产业内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形成跨地区的出版集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由发起人定向募集,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基金资产,主要采取股权投资方式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问题的一种探索和尝试。由财政部门发起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金融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等社会资金投入,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
数字机会
9月19日,“辉煌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在新闻出版专业展区,最吸引观众的是电子图书点读机、纸质数码有声出版物(MPR)等新兴数字产品,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年幼的孩童等都在这些数字产品前驻足观看,亲身体验这些新技术的便利与魅力。
而当今,读手机报、看手机小说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随着手机、手持阅读器、PDA的普及,数字出版不知不觉中已经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里了。
今年7月7-9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三天来,参观博览会的观众达到一万多人次,参加主论坛和各个分论坛的嘉宾达到四千多人次,创造了数博会的新纪录。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透露,2008年,中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达530亿元,同比增长46%,并预计今年数字出版业收入将超过750亿元。他认为:“数字出版代表了新闻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将成为新闻出版业未来最强劲的增长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纸质出版业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障碍和严重挑战。可以说,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正在悄然降临,或许,形势如严冬一般,冷冻了几乎所有前行的脚步和机遇。
电子出版,网络阅读,在线销售,甚至图书物流,时刻在向前迈进,时刻在自觉不自觉地蚕食着纸质出版业的领地。伫立于十字路口的纸质出版业迅速变得如纸一般地单薄脆弱,在无情的数字风暴中飘摇动荡。就象当年电脑照排对铅字排版的无情冲击一样,所谓数字化出版对纸质出版也同样露出冷酷无情的表情。捅破这层纸有多难?
如果根据市场进入均衡模式来看,身处垄断地位的纸质出版社无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兴的电子出版和数字化出版行为的市场进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数字化出版似乎将上述平面构建成一个弥散的云状。目前时髦的云技术正在应用于出版行业。借助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务。”业内人士指出。
台湾格林文化动感绘本部副总经理刘昌炀认为,出版业者正处在一个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并存的时代。好消息是:中国新媒体产业迅速崛起,高速增长,产业规模超过千亿元;中国网民已有2.98亿,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移动增值、电子商务、电子杂志为中国新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坏消息是:受众更加挑剔,选择更多,越来越有主见;资本投入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成本增高,人才难求;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缩减,面临“失去下一代”的危险;挑战,还是机遇?融合,还是被取代?人人都在思考中交锋与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