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好物，身兼“伪”与“好”两种看似矛盾的属性。或者说，其自身就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的矛盾体。从历史起源追溯，到概念的辩证厘清，这种历史上与艺术商品化如影随形的产物，是古物鉴定无法规避的一部分，其艺术价值也不应为当今世人所忽视。
　　兼“伪”与“好”于一身
　　“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对一件传为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的《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是唐代摹本，但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
　　顾名思义，伪好物自身同时具备“伪作”与“好物”两种属性。首先，从本质上来说，伪好物是赝品，即与原作相对应的“假货”，它是作假者以临摹、仿造等方式制作出来，以达到蒙骗或其他不法等目的。与此同时，从模仿水平来看，伪好物又是赝品中的佼佼者，水平高的作假者，不仅可以制作与原作面貌一致的作品，甚至在气韵、意境方面深得模仿对象的精髓，根据对方的用笔习惯、绘画风格进行“再创作”。因此，如果撇开作品的真伪问题，单看作品的艺术水准，伪好物又不失为难得一见的艺术佳构。
　　艺术商品化催生的产物
　　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书画作品也出自造假者之手，“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杂糅，莫之能别”。（虞和《论书表》）中国古书画作伪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摹、临、仿、造、代笔以及对真迹的改头换面，利用旧作，以改、添、拆配、割裂等手法作假，比如挖去小名款，改署大名家，或拆真配伪、以伪配真、割裂分散等。通过各种高超的作伪手法，以高水平的伪作蒙骗收藏者，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
　　美国艺术史家艾伦莱恩在《苏州片中仇英作品的考证》中指出：“众所周知，那些有问题的画无非是艺术和商业的产物——直接的摹仿，有名望的鬼才，彻头彻尾的伪造，篡改作者的签名、题词、图章和画跋，以及使用假图章声称此画由某个著名收藏家所有，及其他的一些伎俩。”可见，中国古代书画作伪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步入明清后，专业性作伪“兴盛”一时。
　　明代书画作伪以经济和人文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主，如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南京等，其中以苏州为中心。苏州从明中期后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苏样时装、苏式家具与器用、苏州园林与书画，都是各地模仿的对象。由于江南经济繁荣，许多人都有意愿及财力收藏书画。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序》记载，苏州府“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祟，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明中叶以后，士商界线不再径渭分明。传统四民观为士、农、工、商，“商”一跃而居“士”后，形成了士、商、农、工的排列。明末小说“三言”，常有“一等官，二等商”的叙述，可见商人地位大幅提高，亟需书画装点门面。
　　吴门画派的画作深受时人欢迎，经常遇到登门索画的情况，“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纫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祝枝山《记石田先生画》中记载：“片嫌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作为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领袖文徵明“四方乞诗文字画者，踵接于道”，可见其书画作品受欢迎程度极高，与此同时书画作伪现象严重。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记载：“（书画）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膺十二。”徐沁《明画录》著录明代画家800余人，而苏州一地即占150余人，可见苏籍画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这也为“苏州片”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晚明到清中的苏州地区，出现了成规模的作坊式书画造假，以书画造假谋取暴利，甚至部分文人画家也加入造假行列。明代书法家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说：“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根据杨臣彬的研究，明朝时苏州就是一个伪造石摹拓本的中心城市，伪画贩卖的地方被笼统称为“苏州片”，即山塘街、虎丘、桃花坞和阎门附近的专注巷。桃花坞的印刷制版业兴盛，是临摹古画的集中地。
　　不应被忽略的“苏州片”
　　“苏州片”以古代大师为名进行再制，同时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借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苏州名家的风格来回应。杨臣彬在《谈明代书画作伪》一文中指出苏州片的摹仿对象，仿青绿山水或工笔设色人物，大多仿造唐李思训、李昭道、宋赵伯驹、元赵孟頫、倪瓒、明文徵明，白描假托李公麟之名，花鸟则署黄荃、徐熙、赵昌、王翔等，同时也仿造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虞集、冯子振、柯九思、杨维祯，明代祝允明、沈周、文微明、吴宽、王宠、董其昌等名家书画或题跋。
　　这些题材缤纷且为数众多的“苏州片”，反映出明末清初“古物热”与书画消费蓬勃的氛围。颜色鲜艳且细节丰富的苏州商业仿古作品，不但广受江南各阶层欢迎，也成为许多亲王与大臣进贡给朝廷的礼物。在许多进入清宫的苏州片上，甚至还加盖了“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万历时期进士张泰阶曾编成《宝绘录》一书，集晋、唐至明代书画共夕印多件，其中有“元四家”和“明四家”，宣称书中丹青墨宝皆“稀世真品”，后为人揭穿，书中所载书画皆伪作。“苏州片”流传范围大，中国各地博物馆都藏有“苏州片”作品，流传到海外者也为数不少，并进入海外博物馆，起初皆以真迹入藏。由于它们被视为赝品，即使大量存在于公私收藏中，却长期受到忽略。
　　“苏州片”原本属于商业性的仿作，但实际上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与不可忽视的流通量，反而成为明中期以来讯息传播、古代想象与建构知识的重要载体，甚至到了清代，苏州片成功地进入清代宫廷，直接影响到宫廷院体的形成，对绘画史的发展，具有前人未曾关注到的重要性。对赝品及仿品的态度，大量同时代的仿品甚至赝品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厘清被仿者的师承、风格演变、社会背景等内容具有参照意义。书画鉴定家杨仁恺谈及苏州片曾说：“对苏州片的概念似宜分别对待，不当一概排斥。这些年来看过不知多少此类的作品，确有佳品，有不亚于二三类画家的，如果长此收藏起来，不加研究和展出，未免可惜。”在书画艺术市场上，制作精美、艺术价值高的苏州片，其收藏潜力是值得期待的。
　　此外，除了苏州片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为数众多的伪好物，如近代艺术大师张大千就曾屡屡伪造石涛、八大等历代名师的作品，其伪造水平之高时常瞒過一众顶级藏家。当然，作伪本身是应该被谴责的，但在真相被揭露后，高水平的伪作至少其艺术价值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严谨地考证、辩证地对待，不失为对待伪好物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