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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给出的相关成效，难道只停留于政府发给试点小区的分类垃圾桶数量？”
“可谓‘原地踏步’，只是停留在试点小区数量增加上，满足于试点小区摆放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虽然北京已有近3000个居住小区实行垃圾分类，但长期关注该领域的自然大学研究员陈立雯如此总结其成效。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从公众感知判断，垃圾分类似乎每次都声势浩大地发生在身边，却一次次无疾而终。
如今，日本是世界公认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城市是北京。
“当时是出于节约意识，老百姓把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旧报纸等，按照要求，分门别类地送到国营废品站卖钱。”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向媒体回忆，1957年7月12日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
时过境迁，而今说到垃圾分类的意义，关乎如何高效无害处理垃圾，关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使城市摆脱“垃圾围城”的困境。
为探寻北京垃圾分类没能“长足进步”的原因，2013年开始，自然大学展开了对垃圾分类实施过程的评估调研。
一年的实地调研、5个有代表性的垃圾分类试点社区，民间调研者得出的结论是垃圾分类制度不完善、执法主体不明确、限于城市点状试点、“前分后混”的怪圈等。
14年，一个不长却足以反思的时间跨度。面对指缝中溜走的资源，还有与摩天大楼比肩蹿升的垃圾……“垃圾分类”值得政府与公众更多地思考。
昔日“明星”今日落败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很高，但可以在家实施垃圾分类和分类投放的不到10%。垃圾分类最后都是由二次分拣员承担。”陈立雯谈到对朝阳区枣营北里社区的调研情况。
枣营北里是北京市最早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之一，也是过去几年媒体集中报道的垃圾分类明星小区。但是，此次自然大学走访发现，昔日“明星”，今日落败。
目前，在枣营北里36栋楼中，只有紧邻垃圾楼西门旁边的两栋楼还整齐摆放着厨余和其他垃圾桶，其余楼栋旁边的垃圾桶都只是黑色的其他垃圾桶。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不再上岗，垃圾分类教育也不再进行。
“这成了被完全遗弃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陈立雯打开社区厨余绿色桶后看到，里面无所不有，其他垃圾桶则看上去长时间无人管理。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在枣营北里还有一群人承担了垃圾分类职责。
“由于没有强制要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又为了应对上级部门检查，最终每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变成了垃圾二次分拣员。”陈立雯解释说，2010年，北京聘请了5000 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最初定位是每天垃圾投放高峰期时指导居民正确做好垃圾分类，但其职责在执行中发生了变化。
多位环保人士认为，枣营北里的垃圾分类情况绝非孤例，而是普遍现象。
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自然之友的一份实地调研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按标准分类投放。但同年，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
对于两组差距甚远的数据，更多民间组织倾向于前者。
“这两年来，情况没什么改变。”自然之友工作人员孙敬华介绍，2012年，该组织调研了北京6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后发现，在检查的240个厨余垃圾桶中，39%的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完全混合，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仅占1%。
“北京的垃圾分类怎么就没有公众参与？落不到每个家庭？”陈立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官方给出的相关成效，难道只停留于政府发给试点小区的分类垃圾桶数量？”
《北京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显示，到2015年，市民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
“在没有对垃圾产生者和源头分类的居民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实现80%的达标率简直是天方夜谭。”多位受訪环保人士说。
“还是被填埋或焚烧”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表示，中国大陆90%以上可以利用的废弃物被填埋或焚烧掉。譬如，每年15亿多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仅几千吨，而实现最大利用的前提便是垃圾分类。
“最重要的是投放。如果垃圾经过混合投放、混合运输、混合压缩，那时候再想分开就太难了。”“绿房子”环保项目创始人黄小山说。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许依敏对《民生周刊》记者补充道，中端垃圾处理的不完善会引起很多居民的质疑。“即使你将可回收物投到‘可回收’的桶里，但最终的命运不是被回收再利用，而是被填埋或者焚烧了。”
据陈立雯观察，枣营北里及周边10余个社区的垃圾都会被运到麦子店街道垃圾楼。按要求，环卫工人必须按照厨余绿色桶和其他垃圾黑色桶的颜色对照，将垃圾分别投到一个绿色厨余箱和两个黑色其他垃圾箱里。
“即便黑色桶里都是厨余，环卫工人也不能将其倒进绿色箱里。居民垃圾分类做得就不细致，这样一混就更加乱了。”
对此，一位在麦子店垃圾楼工作多年的环卫工人感叹，“垃圾分类做得太假了。”
此后，自然大学跟踪该垃圾楼的垃圾去向，发现黑色箱则被拉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焚烧。
“黑色箱里面有很多厨余，垃圾那么潮湿，怎么能烧起来呢？”面对疑问，有工作人员透露，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会加油，还会买树叶和塑料等加入垃圾，或者暂存一段时间再焚烧。
同时，麦子店街道垃圾楼的厨余箱被拉往小武基垃圾转运站，分选后，再去南宫堆肥厂堆肥。
对于在小武基转运站再次垃圾分选的效果如何？转运站站长王宏哲提到，只有分类做得好的垃圾才可以精分，但现在很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并不彻底，所以小武基的精分车间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据悉，小武基的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2000吨，目前已满负荷运转。而具有相同工业分选能力的垃圾中转站在北京总共只有3家，处理量达到6000多吨，占北京日生活垃圾生产量的30%。
“除了小武基之外的另外两家中转站，并没有配套的焚烧厂或堆肥厂进行垃圾综合处理。所以，另外两家处理的生活垃圾依然靠填埋处理。”有环保人士解释。
事实上，除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外，还有大量被百姓称为“废品”的可回收物。“拾荒者”就是依托可回收物生存的一个垃圾分类群体。他们长年累月地分拣着纸类、塑料、家具、电器……
许多废弃物经拾荒者之手避免了被浪费的命运。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股受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的分散力量，距离一个现代高效的分类回收体系还十分遥远。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
业内人士认为，必须有足够的垃圾综合处理能力才能达到垃圾分类处理的真正目的。
熟悉日本垃圾分类经验的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介绍，日本以地方为责任主体，各地都建立了配套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等，才可以使垃圾分类后，可燃的送焚烧厂，不可燃的送填埋场，有机的去堆肥。
“我们目前的缺口可能有30%左右，后续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王维平曾向媒体分析，只有垃圾处理建设完善起来，才能真正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
对此，陈立雯等多位受访者表示认同。她举例到，整个北京市目前没有一座纯厨余生化处理设施，根本无法实现分类处理。这就意味着即使居民前端垃圾分好类，后端也无法分类处理。
很多垃圾处理专家同样提醒，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分类后得分类运输、分类加工和利用，这涉及环保产业链问题，比如建立再生纸厂、再生塑料厂、处理废铁的工厂等。
“这不单单要求居民应有分类意识，政府也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垃圾，用不同方法去处理，要去找厂家，把它换成经济效益。”李力等受访环保人士建议，可以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北京垃圾处理市场，这样才能解决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成本过高的问题，突破体制的限制。
同时，《民生周刊》记者发现，相较于国内停留在文件中的垃圾分类，一些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日本——“嚴苛”的垃圾分类体系。他们希望借他山之石给北京的垃圾分类僵局找到一个出口。
“一个饮料瓶要拆分为瓶盖、瓶身及包装纸3个部分才能投入垃圾桶。”李力介绍，如此细致甚至有些繁琐的垃圾分类程序得以顺利实施，与日本相关的法律规范、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及民众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
“日本关于垃圾分类回收立法是非常完善的。”日本环境省综合环境政策局环境经济科科长补佐冈崎雄太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他介绍，多年来，日本建立了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为主导的法律体系。除了综合性法律，还有各种具体类别的法规，比如《家用电器回收法》、《食品回收法》、《汽车再循环法》等。
“日本已形成了谴责乱扔垃圾行为的氛围。而且，按照《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对随意丢弃垃圾的人，轻则罚款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及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1万元）的罚款。”
“可谓‘原地踏步’，只是停留在试点小区数量增加上，满足于试点小区摆放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虽然北京已有近3000个居住小区实行垃圾分类，但长期关注该领域的自然大学研究员陈立雯如此总结其成效。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从公众感知判断，垃圾分类似乎每次都声势浩大地发生在身边，却一次次无疾而终。
如今，日本是世界公认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城市是北京。
“当时是出于节约意识，老百姓把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旧报纸等，按照要求，分门别类地送到国营废品站卖钱。”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向媒体回忆，1957年7月12日的《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
时过境迁，而今说到垃圾分类的意义，关乎如何高效无害处理垃圾，关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使城市摆脱“垃圾围城”的困境。
为探寻北京垃圾分类没能“长足进步”的原因，2013年开始，自然大学展开了对垃圾分类实施过程的评估调研。
一年的实地调研、5个有代表性的垃圾分类试点社区，民间调研者得出的结论是垃圾分类制度不完善、执法主体不明确、限于城市点状试点、“前分后混”的怪圈等。
14年，一个不长却足以反思的时间跨度。面对指缝中溜走的资源，还有与摩天大楼比肩蹿升的垃圾……“垃圾分类”值得政府与公众更多地思考。
昔日“明星”今日落败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很高，但可以在家实施垃圾分类和分类投放的不到10%。垃圾分类最后都是由二次分拣员承担。”陈立雯谈到对朝阳区枣营北里社区的调研情况。
枣营北里是北京市最早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之一，也是过去几年媒体集中报道的垃圾分类明星小区。但是，此次自然大学走访发现，昔日“明星”，今日落败。
目前，在枣营北里36栋楼中，只有紧邻垃圾楼西门旁边的两栋楼还整齐摆放着厨余和其他垃圾桶，其余楼栋旁边的垃圾桶都只是黑色的其他垃圾桶。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不再上岗，垃圾分类教育也不再进行。
“这成了被完全遗弃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陈立雯打开社区厨余绿色桶后看到，里面无所不有，其他垃圾桶则看上去长时间无人管理。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在枣营北里还有一群人承担了垃圾分类职责。
“由于没有强制要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又为了应对上级部门检查，最终每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变成了垃圾二次分拣员。”陈立雯解释说，2010年，北京聘请了5000 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最初定位是每天垃圾投放高峰期时指导居民正确做好垃圾分类，但其职责在执行中发生了变化。
多位环保人士认为，枣营北里的垃圾分类情况绝非孤例，而是普遍现象。
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自然之友的一份实地调研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按标准分类投放。但同年，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
对于两组差距甚远的数据，更多民间组织倾向于前者。
“这两年来，情况没什么改变。”自然之友工作人员孙敬华介绍，2012年，该组织调研了北京6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后发现，在检查的240个厨余垃圾桶中，39%的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完全混合，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仅占1%。
“北京的垃圾分类怎么就没有公众参与？落不到每个家庭？”陈立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官方给出的相关成效，难道只停留于政府发给试点小区的分类垃圾桶数量？”
《北京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显示，到2015年，市民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
“在没有对垃圾产生者和源头分类的居民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实现80%的达标率简直是天方夜谭。”多位受訪环保人士说。
“还是被填埋或焚烧”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表示，中国大陆90%以上可以利用的废弃物被填埋或焚烧掉。譬如，每年15亿多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仅几千吨，而实现最大利用的前提便是垃圾分类。
“最重要的是投放。如果垃圾经过混合投放、混合运输、混合压缩，那时候再想分开就太难了。”“绿房子”环保项目创始人黄小山说。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许依敏对《民生周刊》记者补充道，中端垃圾处理的不完善会引起很多居民的质疑。“即使你将可回收物投到‘可回收’的桶里，但最终的命运不是被回收再利用，而是被填埋或者焚烧了。”
据陈立雯观察，枣营北里及周边10余个社区的垃圾都会被运到麦子店街道垃圾楼。按要求，环卫工人必须按照厨余绿色桶和其他垃圾黑色桶的颜色对照，将垃圾分别投到一个绿色厨余箱和两个黑色其他垃圾箱里。
“即便黑色桶里都是厨余，环卫工人也不能将其倒进绿色箱里。居民垃圾分类做得就不细致，这样一混就更加乱了。”
对此，一位在麦子店垃圾楼工作多年的环卫工人感叹，“垃圾分类做得太假了。”
此后，自然大学跟踪该垃圾楼的垃圾去向，发现黑色箱则被拉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焚烧。
“黑色箱里面有很多厨余，垃圾那么潮湿，怎么能烧起来呢？”面对疑问，有工作人员透露，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会加油，还会买树叶和塑料等加入垃圾，或者暂存一段时间再焚烧。
同时，麦子店街道垃圾楼的厨余箱被拉往小武基垃圾转运站，分选后，再去南宫堆肥厂堆肥。
对于在小武基转运站再次垃圾分选的效果如何？转运站站长王宏哲提到，只有分类做得好的垃圾才可以精分，但现在很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并不彻底，所以小武基的精分车间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据悉，小武基的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2000吨，目前已满负荷运转。而具有相同工业分选能力的垃圾中转站在北京总共只有3家，处理量达到6000多吨，占北京日生活垃圾生产量的30%。
“除了小武基之外的另外两家中转站，并没有配套的焚烧厂或堆肥厂进行垃圾综合处理。所以，另外两家处理的生活垃圾依然靠填埋处理。”有环保人士解释。
事实上，除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外，还有大量被百姓称为“废品”的可回收物。“拾荒者”就是依托可回收物生存的一个垃圾分类群体。他们长年累月地分拣着纸类、塑料、家具、电器……
许多废弃物经拾荒者之手避免了被浪费的命运。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股受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的分散力量，距离一个现代高效的分类回收体系还十分遥远。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
业内人士认为，必须有足够的垃圾综合处理能力才能达到垃圾分类处理的真正目的。
熟悉日本垃圾分类经验的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介绍，日本以地方为责任主体，各地都建立了配套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等，才可以使垃圾分类后，可燃的送焚烧厂，不可燃的送填埋场，有机的去堆肥。
“我们目前的缺口可能有30%左右，后续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王维平曾向媒体分析，只有垃圾处理建设完善起来，才能真正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
对此，陈立雯等多位受访者表示认同。她举例到，整个北京市目前没有一座纯厨余生化处理设施，根本无法实现分类处理。这就意味着即使居民前端垃圾分好类，后端也无法分类处理。
很多垃圾处理专家同样提醒，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分类后得分类运输、分类加工和利用，这涉及环保产业链问题，比如建立再生纸厂、再生塑料厂、处理废铁的工厂等。
“这不单单要求居民应有分类意识，政府也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垃圾，用不同方法去处理，要去找厂家，把它换成经济效益。”李力等受访环保人士建议，可以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北京垃圾处理市场，这样才能解决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成本过高的问题，突破体制的限制。
同时，《民生周刊》记者发现，相较于国内停留在文件中的垃圾分类，一些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日本——“嚴苛”的垃圾分类体系。他们希望借他山之石给北京的垃圾分类僵局找到一个出口。
“一个饮料瓶要拆分为瓶盖、瓶身及包装纸3个部分才能投入垃圾桶。”李力介绍，如此细致甚至有些繁琐的垃圾分类程序得以顺利实施，与日本相关的法律规范、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及民众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
“日本关于垃圾分类回收立法是非常完善的。”日本环境省综合环境政策局环境经济科科长补佐冈崎雄太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他介绍，多年来，日本建立了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为主导的法律体系。除了综合性法律，还有各种具体类别的法规，比如《家用电器回收法》、《食品回收法》、《汽车再循环法》等。
“日本已形成了谴责乱扔垃圾行为的氛围。而且，按照《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对随意丢弃垃圾的人，轻则罚款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及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1万元）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