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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要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的目标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上海在新时期的“五个中心”建设以及深化“科创中心”功能的战略目标下，探索如何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对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VAR模型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着单向的协同性，协同效应还有待提高。在此基础之上，可以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给予科学的政策支持，合理规划产业分布以及注重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推动形成制造业融合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VAR模型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逐渐倾向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国际经营销售网络的形成，通过招聘全球优秀营销人才、协同企业产、研、销以及物流、物资管理等方面的系统发展，在这个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广告、会计和法律服务等都应运而生。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经济增速放缓迫使我们转变发展思想，我国正在积极探寻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上海要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响应《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部署，实现“四个中心”战略目标就必须重视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变，促进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协同效应。
二、文献综述
产业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协同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Hermann Haken创立的，意思是多个不同个体，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完成共同的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等方面，Zysman（1987）、Klodt（2000）等学者指出只有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服务业的发展。Park和Chan（1989）则认为在产业发展高级化的进程中，制造业会出现服务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发展过程要素投入中服务比重会大量增加。郭怀英等（2014）研究表示上海闵行区、徐汇区都出现了工业增速下滑，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的情况，认为要从政策、财政、人才措施等多个角度促进融合发展。马骏（2016）认为则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上海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支持上海制造业服务化是促进实现制造和服务“双轮驱动”。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仔细研读，学习到国外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已经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逻辑说明，国内的学者则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轨调整。上海是改革开放的领头兵和东部发展的核心力量，对上海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进入深入研究和经验总结，将对全国中西部制造业升级提供借鉴之处，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充分调动我国区域梯度发展的地理优势。
三、实证分析
1.研究变量与研究样本
研究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衡量指标最常见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增加值，指某指标的本期值与上个统计周期的值的差值;另一种是增加率，是以基期值为标准，衡量现期值相较于基期值的增减幅度。
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获取等方面，本文选取了上海市地区第二产业（S）和第三产业（T）的实际增加值，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指标，样本数据来自于1978年-2017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样本容量为39。
2.VAR模型实证分析
（1）ADF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分析第一步，要对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与否进行判断。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是指分析变量序列是不是存在单位根。检验前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变量命名为lns、lnt。对数据序列lns、lnt是否平稳进行判断，ADF单位根检验数据见表1。
由表1结果我们不难得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lnt的ADF检验值为-5.60左尾超过了临界值-3.61，检验通过，而lns检验未通过，说明原数据序列在1%水平下是不平稳的。需要对数据序列差分后，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得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dlns和dlnt都拒绝了原假设，通过单位根检验。这说明dlns、dlnt分别是平稳序列，序列lns、lnt是一阶差分平稳，符合建立VAR模型的基础条件，记为I（1）。
（2）Johansen协整检验
通过检验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下一步是Johansen协整检验。有些经济序列原本不是平稳的序列数据，但是有另一种可能继续研究，也就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协整方程指的就是这一系列具有平稳性的线性组合。本文中的lns和ln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通过Johansen检验我们得到表2。
由表2的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在表中H0原假设为0个协整向量情况时（none），迹检验36.28559结果大于0.05临界值15.49471，拒绝H0，接受H1得出结论至少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当原假设H0为至多为一个协整关系时（At most 1），迹检验结果也大于0.05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H0，即模型的时间序列变量至少存在着2个长时间均衡的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某个变量的滞后值（过去的信息）对被解释变量是否有预测能力。经过上述一系列检验，满足Granger检验的基本前提，检验结果如下。 在5%的显著水平下，lnt接受原假设H0，说明lnt不是lns的Granger原因，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是第二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lns拒绝原假设H0，可以得到结论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是第三产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4）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内生变量对误差项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冲击的反应。本文通过EViews10对VAR模进行分析，得到有关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如图2所示。
左图描述的是上海服务业lnt冲击影响制造业lns的反应情况，右图则为上海制造业lns冲击影响服务业lnt的反应效果，横轴为期数，纵轴为制造业或服务业发展增长率的变化。
通过图1结果发现，上海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影响在第1期至第2期中段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在第2期的时候达到最高处，然后在3-6期慢慢下降，此后，逐渐趋近于零;而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在1-2期属于上升趋势，在第三期到达顶峰，随后下降在第7期接近于零。但是我们要注意右图纵坐标的刻度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海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冲击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制造业反过来冲击服务业的作用则比较显著。
1.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就是將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我们可以通过方差分解比较分析不同变量贡献的程度，更加深入了解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图2是我们通过EViews10得到的有关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期数为10的方差分解图。
通过图2我们可以得出，上海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在1-3期逐渐上升到30%左右，之后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而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作用非常小，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在长期来看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产业结构协同效应发展却并不完善，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的交互融合明显存在着单向性和非协同性的问题。在实现上海“五个中心”目标过程中，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健康融合发展。
1.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刺激生产性服务业需求
部分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从而导致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要落实到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要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融合型新兴产业。在工业企业产业链中鼓励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物流、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的投入。
2.政府简政放权，尽力扫除服务业成长路上的制度性障碍
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资源配置由政府为主转变为市场为主，加快改革的步伐，提高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准入门槛，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应该提供积极的法律政策保障，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监管体制，对市场环境进行高效合规的监督。同时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全面规划和科学管理，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大财政税收支持的力度，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降低产业转型成本。
3.优化产业布局，营造集聚式发展良好氛围
深化户籍管理、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依托制造业集中发展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发展区域产业发展的互利协同模式。通过政策支持和强调集聚发展和辐射带动的空间规划，吸引优质劳动力、资源、信息和企业的汇集，从而使制造业链上的研发合作、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咨询等功能性服务，通过相关集聚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的集聚式发展。
4.注重高级人力资本的积累，消除产业融合人才瓶颈
通过调查，目前上海吸引人才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房问题和保险问题，因此政府应实施合理的人才政策，完善落户制度，给予高级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优惠，吸引创新性，创造性人才;同时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大量高质量的专业人才，积极从世界各地引进服务领域的人才，促进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人才的流动。
参考文献：
[1]李江帆，毕斗斗.国外生产服务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6（11）：16-17.
[2]郑吉昌，夏晴.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以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为例[J].财贸经济，2004，25（9）：90-91.
[3]郭怀英，洪群联，王晓红.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调研[J].宏观经济管理，2014，01：71.
[4]马骏.新常态下推进上海制造业服务化研究[J].上海经济，2016（5）.
[5]王如忠，郭澄澄.基于共生理论的我国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以上海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为例[J].产业经济评论，2017（5）.
[6]钟韵，孙建如.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外围城市制造业的互动关系[J].经济问题探索，2014（4）.
[7]侯红昌.河南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8）.
[8]唐荣强，徐学军，何自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模型及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评论，2009（12）.
[9]陈燕，林仲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08）.
[10]李春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
[11]李春生.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企业经济， 2015（8）.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VAR模型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逐渐倾向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国际经营销售网络的形成，通过招聘全球优秀营销人才、协同企业产、研、销以及物流、物资管理等方面的系统发展，在这个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广告、会计和法律服务等都应运而生。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经济增速放缓迫使我们转变发展思想，我国正在积极探寻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上海要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响应《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部署，实现“四个中心”战略目标就必须重视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变，促进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协同效应。
二、文献综述
产业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协同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Hermann Haken创立的，意思是多个不同个体，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完成共同的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等方面，Zysman（1987）、Klodt（2000）等学者指出只有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服务业的发展。Park和Chan（1989）则认为在产业发展高级化的进程中，制造业会出现服务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发展过程要素投入中服务比重会大量增加。郭怀英等（2014）研究表示上海闵行区、徐汇区都出现了工业增速下滑，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的情况，认为要从政策、财政、人才措施等多个角度促进融合发展。马骏（2016）认为则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上海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支持上海制造业服务化是促进实现制造和服务“双轮驱动”。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仔细研读，学习到国外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已经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逻辑说明，国内的学者则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轨调整。上海是改革开放的领头兵和东部发展的核心力量，对上海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进入深入研究和经验总结，将对全国中西部制造业升级提供借鉴之处，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充分调动我国区域梯度发展的地理优势。
三、实证分析
1.研究变量与研究样本
研究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衡量指标最常见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增加值，指某指标的本期值与上个统计周期的值的差值;另一种是增加率，是以基期值为标准，衡量现期值相较于基期值的增减幅度。
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获取等方面，本文选取了上海市地区第二产业（S）和第三产业（T）的实际增加值，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指标，样本数据来自于1978年-2017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样本容量为39。
2.VAR模型实证分析
（1）ADF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分析第一步，要对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与否进行判断。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是指分析变量序列是不是存在单位根。检验前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变量命名为lns、lnt。对数据序列lns、lnt是否平稳进行判断，ADF单位根检验数据见表1。
由表1结果我们不难得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lnt的ADF检验值为-5.60左尾超过了临界值-3.61，检验通过，而lns检验未通过，说明原数据序列在1%水平下是不平稳的。需要对数据序列差分后，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得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dlns和dlnt都拒绝了原假设，通过单位根检验。这说明dlns、dlnt分别是平稳序列，序列lns、lnt是一阶差分平稳，符合建立VAR模型的基础条件，记为I（1）。
（2）Johansen协整检验
通过检验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下一步是Johansen协整检验。有些经济序列原本不是平稳的序列数据，但是有另一种可能继续研究，也就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协整方程指的就是这一系列具有平稳性的线性组合。本文中的lns和ln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通过Johansen检验我们得到表2。
由表2的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在表中H0原假设为0个协整向量情况时（none），迹检验36.28559结果大于0.05临界值15.49471，拒绝H0，接受H1得出结论至少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当原假设H0为至多为一个协整关系时（At most 1），迹检验结果也大于0.05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H0，即模型的时间序列变量至少存在着2个长时间均衡的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某个变量的滞后值（过去的信息）对被解释变量是否有预测能力。经过上述一系列检验，满足Granger检验的基本前提，检验结果如下。 在5%的显著水平下，lnt接受原假设H0，说明lnt不是lns的Granger原因，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是第二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lns拒绝原假设H0，可以得到结论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是第三产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4）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内生变量对误差项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冲击的反应。本文通过EViews10对VAR模进行分析，得到有关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如图2所示。
左图描述的是上海服务业lnt冲击影响制造业lns的反应情况，右图则为上海制造业lns冲击影响服务业lnt的反应效果，横轴为期数，纵轴为制造业或服务业发展增长率的变化。
通过图1结果发现，上海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影响在第1期至第2期中段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在第2期的时候达到最高处，然后在3-6期慢慢下降，此后，逐渐趋近于零;而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在1-2期属于上升趋势，在第三期到达顶峰，随后下降在第7期接近于零。但是我们要注意右图纵坐标的刻度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海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冲击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制造业反过来冲击服务业的作用则比较显著。
1.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就是將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我们可以通过方差分解比较分析不同变量贡献的程度，更加深入了解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图2是我们通过EViews10得到的有关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期数为10的方差分解图。
通过图2我们可以得出，上海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在1-3期逐渐上升到30%左右，之后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而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作用非常小，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在长期来看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产业结构协同效应发展却并不完善，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的交互融合明显存在着单向性和非协同性的问题。在实现上海“五个中心”目标过程中，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健康融合发展。
1.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刺激生产性服务业需求
部分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从而导致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要落实到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要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融合型新兴产业。在工业企业产业链中鼓励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物流、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的投入。
2.政府简政放权，尽力扫除服务业成长路上的制度性障碍
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资源配置由政府为主转变为市场为主，加快改革的步伐，提高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准入门槛，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应该提供积极的法律政策保障，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监管体制，对市场环境进行高效合规的监督。同时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全面规划和科学管理，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大财政税收支持的力度，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降低产业转型成本。
3.优化产业布局，营造集聚式发展良好氛围
深化户籍管理、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依托制造业集中发展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发展区域产业发展的互利协同模式。通过政策支持和强调集聚发展和辐射带动的空间规划，吸引优质劳动力、资源、信息和企业的汇集，从而使制造业链上的研发合作、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咨询等功能性服务，通过相关集聚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的集聚式发展。
4.注重高级人力资本的积累，消除产业融合人才瓶颈
通过调查，目前上海吸引人才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房问题和保险问题，因此政府应实施合理的人才政策，完善落户制度，给予高级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优惠，吸引创新性，创造性人才;同时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大量高质量的专业人才，积极从世界各地引进服务领域的人才，促进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人才的流动。
参考文献：
[1]李江帆，毕斗斗.国外生产服务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6（11）：16-17.
[2]郑吉昌，夏晴.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以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为例[J].财贸经济，2004，25（9）：90-91.
[3]郭怀英，洪群联，王晓红.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调研[J].宏观经济管理，2014，01：71.
[4]马骏.新常态下推进上海制造业服务化研究[J].上海经济，2016（5）.
[5]王如忠，郭澄澄.基于共生理论的我国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以上海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为例[J].产业经济评论，2017（5）.
[6]钟韵，孙建如.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外围城市制造业的互动关系[J].经济问题探索，2014（4）.
[7]侯红昌.河南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8）.
[8]唐荣强，徐学军，何自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发展模型及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评论，2009（12）.
[9]陈燕，林仲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08）.
[10]李春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
[11]李春生.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企业经济， 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