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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之间不会再有雨中的漫步、雪中的嬉戏、夜色中的呢喃细语和海枯石烂的誓言，但只要他们能在一起生活一天，他们就会认真珍惜这一天。
谈起“亚婚姻”，大多数人都还十分陌生。“亚婚姻”这一说法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始作俑者是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2000年春天，“亚婚姻”的社会新闻开始陆续登上法国传媒的头条。这个概念是指未婚异性(包括已婚离异者)之间不办理结婚手续，但以正式契约合同的方式蒂结成鸳鸯伴侣，组建一个“虚拟的婚姻世界”。它不像婚姻生活那样，有太多的责任、财产及子女的束缚；也不像同居那样随意和不可预测，丝毫不受法律、社会舆论的保护。也不同于“试婚”那样以最终结婚与否为目的。根据事先双方约定，“亚婚姻”的当事人享有在婚姻法规下的各种权利和义务，最最让人心动的就是想在一起过多久就过多久，想什么时候分手就什么时候分手，一切依据当事人两人商定的契约行事，无需像过去那样，要经过法律无比折腾人的一整套繁琐程序，更不用上法庭，面对面地把婚姻的最后一抹美好回忆清除殆尽。
基于国情，“亚婚姻”生活状态在内地并不多，但在广州、深圳、上海等比较开放、宽容度大的城市，为数却不少。这些城市容纳了各地精英，特别是那些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阶层，他们文化程度高，接受新生事物快，长期接受西风美雨的熏陶，在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时，更少一些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也不太在乎社会舆论，因此，几乎与法国流行“亚婚姻”相同步，在这些城市的白领阶层中就出现了既不同于婚姻生活，又不同于一般的同居生活的第三种生活方式：“亚婚姻”。
有人说，情感生活是一双鞋子，合适不合适，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如今，已31岁的李玲现为某都市报娱乐版责任编辑，她的情感选择再一次阐述了这简单而又真实的生活哲理。
采访李玲是在合肥琥珀山庄她那布置优雅的家里。客厅的餐桌上一个花瓶里插着十朵鲜艳欲滴的玫瑰，其中五朵是红色的，另五朵是黄色的。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说：“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各自给对方买了五朵玫瑰，庆贺一下。”
李玲的那一位端来一盘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果放到餐桌上。李玲很自然地说了一声“谢谢”。他笑着看了看我们，算是对李玲的“谢谢”的一个回答。看得出，他们之间的生活虽然没有年轻人那样热烈，但却是默契的。
看着李玲满足而自信的微笑，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履行法律手续，真正组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呢，像现在大多数家庭那样。”
李玲淡淡地一笑。往事在她缓缓的叙述中如水般流淌。
就在那天，我从他的口袋里看到期了哪张该死的纸条，顷刻之间，我觉得自己的梦想、我对生活的全部望彻底地破灭了。
婚姻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温暖的，人们总是用幸福、甜蜜等最美好的字眼来形容婚姻。而我自小起，就对婚姻没有太好的印象。从我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之间没完没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争吵。在我14岁那一年，也许是他们感到吵够了吧，终于离婚了。父母离婚后，我和两个姐姐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为了我们姐妹不再受到伤害，她一直没有再婚。父亲虽然再婚了，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大龄姑娘，可他们过得也不好，还是没有摆脱没日没夜的争吵，生活不顺心，婚后第二年父亲就患肝癌去世了。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给我童年留下痛苦回忆的城市。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大姐结婚了。婚前，我们全家对姐夫的印象都不错，认为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人比较老实。大姐也觉得她的心上人一表人材，会体贴人。可大姐结婚后，才发现那个男的劣性难改，不但嗜赌如命，而且嗜酒如命。赌输了，喝醉了，就拿大姐出气。婚后第二年，大姐终于忍受不了姐夫的虐待，离婚了。后来大姐找了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丧偶男人草草组织了一个家庭，大姐现在还经常回到家里伏在母亲的怀里流泪。
二姐结婚前选择对象时也犯了与大姐一样致命的错误。当时，她有两个对象，都是中专毕业生，人都不错，工作也比较稳定。只是其中一个离过婚，这个离过婚的人在中学还与二姐同过学，他对二姐一往情深，对我们家人也很好。后来二姐觉得他是个离过婚的人，怕别人说闲话，面子上不好看。最后选择了那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结婚后一进入实际生活就出现了问题。现在他们婚姻生活很不幸，只是因为有个女儿，还有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他们才一直在维系着貌似夫妻的关系。其实早就分着吃、分着住，行同陌路人。我觉得两个姐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绝不能走她们的路。
在大学期间，其他同学纷纷谈恋爱，而我却把精力用在了学习上。毕业后，我分配在离家不远的一个中等城市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那一年，我24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父母和两个姐姐婚姻的不幸，我在找对象时就十分谨慎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看对方的社会地位高低以及家里财产有多少，而是把能够彼此无拘束的心灵交流和相互仰慕、尊重当作最高标准。后来，在同学介绍下，我认识了明。他是一个大学教师，工作非常敬业，人也好，会体贴人。初恋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乐园。既然在乐园，你就低下头去，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因为这样的幸福你是无法抗拒的。经过仔细体察对方的内心世界，在我很有把握的情况下，终于决定把自己完整地交给明，我感觉到他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新婚后的一段生活是甜蜜的，我们夫妻相处默契，一有时间，就在一起设计着未来。我们计划要生一个孩子，而且名子都先起好了，我们将把孩子培养成最出色的。此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一年后，我怀孕了，我整天沉浸在当妈妈的幸福向往中。有一天，我在给丈夫洗衣服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女研究生写给他的情书，从情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好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有过多次肉体关系。原来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而实际上却一直蒙在鼓中，受着我最爱的人的欺骗。
我一气之下，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在其他方面我都可以含糊，但在感情上，我眼里绝对容不得一粒砂子。尽管他跪在我面前请求我原谅，但我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辞了工作，一个人来到广州，应聘在一家著名的报社当了一名娱乐版记者。
他不是给你带来爱情的男人，他也不是给你带来奴役的男人。同居的日子，就好像是一条小船，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
独身的日子是自由的，无拘无束，没有人牵挂你，也没有人束缚你，可独身也是沉闷的，让人难以忍受。结过婚的女人，再过没有男人的生活是困难的。特别是漫长的夜晚，醒来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到一个荒岛上。后来，我在报社遇到了彬。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因为在报上发了一篇批评稿子，得罪了所供职报社的一位上级领导，跳槽到我们报社来的。他也是因为逃避一场没有意义的婚姻，离家从内地来到南方的。由于有着共伺的情感经历，我们一见面就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工作之余，我们在一起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从网络、基因、中东问题，到下岗职工、残障儿童问题，无所不谈。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男女，对性已经没有初恋时那样神圣，也没有初婚时那样神秘，特别是在一个没有太多熟悉面孔的城市里，两个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彼此能够说得来，而且相互又有好感的男女之间发生什么，是一件很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我们虽然没有了年青人那种烈火遇到干柴的激情，但是同居的生活，让我们体会到了极大的满足。在一起有了相互照应，生活也有了一些规律。 但是，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之间是没有最终结果的。他还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妻子，想离婚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也并不认为他就是我最终的选择。我们结合在一起当然不能说仅仅是两性上的需要，但至少可以说，两性上的需要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成份，尽管这种两性上需要里已经融人了浓厚的精神内容。男女之间的相互需要满足之后，生活又将归于平淡。没有果实的花再美丽也难逃凋谢的结局。当时，我们租的房子很宽裕，装饰的也能讲得过去，一般家庭应有的家具我们都有。但是，在这里，我并没有家的感觉，那个装饰一新的住所只能说是一座不错的房子，而不能称之为家。
因为是同居，彼此并没有什么约束，同床异梦是不可避免的。彬曾经与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实习记者有过一段短暂恋情。对此，我并没有计较。可我一交上异性朋友，彬就接受不了。在一次新闻同仁的聚会上，我认识了诚。那一天，因为白天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我喝了不少红酒。在闪烁的灯光下，大家一曲接着一曲在跳着舞，而我一个人却在一边独坐着。诚来到我身边，为我要了一杯能醒酒的红茶。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世界，先从我的作品说起。他说，你的娱乐新闻与时下一些娱记写的东西不一样，而你的文章虽然同样写娱乐界的恩恩怨怨，但你更关注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那晚，他驱车送我回家。可当彬知道是一个男人送我回来的时候，他那种男人特有的自私本性终于暴露出来了。他对我大发雷霆，与我大吵了一场。
此后，我与诚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见面，他送给我一本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写的一本书《女人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本书至今还留在我的枕边，看到这本书，心中总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女人的大部分痛苦应该说都是男人给她们带来的，有些男人去会见一个女人时，带着他的疲倦和狭隘的爱而来；有些男人去会见一个女人时会带着他们未被填满的精神之坑而来；有些男人去会见一个女人时则把他的怯懦和残酷全部带来。当他们将上述东西抛下而逃之天天时，女人们就得拿着锄头和毅力，将他们留在女人房间里的这些“垃圾”重新作一次艰难的迁徙。
疲倦与厌倦包围着我的身体。我与彬同居生活大概过了三个年头，大家都觉得再在一起已没有太大的意思，便很友好地分手了。在与一个男人在一起时，除了感情，除了性，我很少考虑自己，甚至从不考虑自己，只有到了他离开，或我离开他时，我才会意识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既脆弱又不可靠。
其实，我不是个惧怕婚姻的女人，我非常喜欢有家庭的那种暖暖的温情。只是在我遇到椿之前，一直没有碰到有感觉、与我本质相同、适合我的人。而椿却不一样，或许他就是我用心等侯的那个人。
虽然对婚姻我已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要结婚的信念，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这个人做事、做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和影响就随意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看到周围许多人婚姻不幸福、不和谐、不快乐，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找一个有感觉、与我本质相同、适合我的人做丈夫。”我用心在寻找，反正我不会再草率从事的。
去年6月，在一次同事举行的party上，我遇到了椿。我们面对面坐在卡座上，他一边品尝着巴西进口的原装咖啡，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刚巧，我也抬眼看了他，四日相对许久，他才把目光移开。交谈中得知，我们不但来自同一座城市，而且还在一个中学读过书，只是在校时，彼此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多的印象。听他说，他是为圆自己的艺术家梦来到南方的。因为在内地有太多的框框，没有搞艺术的宽松自由的环境。
那一天party上，椿走到台前唱了一首《萍聚》。我能感觉到椿是用心在唱这首歌的，我甚至在想，他就是在为我而唱的。那一刻，我心里久久难以平静，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我的心犹如决堤的大海；一发不可收。”与明、彬分手后，埋藏在内心里那种女人特有的东西慢慢地，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萌动、膨胀。聚会结束后，我没有让椿送我回家。自己打车回到家里后，心情还难以平静，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已红到了脖根。
以后的了几天，我一直在等着椿的电话。大概是一周以后，椿终于打来电话，约我在一家西餐厅吃饭。这是一家很有情调的餐厅，当我们坐下后，发现周围都是成双成对的。看来，在这里吃饭是椿特意选择的。饭后，我们又到街头公园转了几圈，一直转到12点多，椿终于提出要与我交朋友。当时，我的心乱极了，没有立即答应他。但我心里却充满感动、疑惑和矛盾。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搅在一起使我喜极而泣，回到家里我偷偷地哭了一场。
又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椿，我说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找一个合适的男人，组建一个家庭，当然是我十分向往的事，但鉴于前几次的情感历程，我不会再轻易走进“围城”的，我陷入了矛盾之中。能不能与椿结婚，我还不能做最后的决定，可我又不愿意过那种无拘无束、漂泊不定的同居生活。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互联网上得知了“亚婚姻”这种生活形式。如果像法国人那样，按“亚婚姻”那种方式生活在一起，不就很好地解决我现在的矛盾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
我们首先到公证处对各自的个人财产进行了公证。回到家里，我们在一起共同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虽然没有领结婚证，但在一起生活期间，双方各自履行“丈夫”和“妻子”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一方要解除契约关系，必须提前半年告知对方。对这个“君子协定”，我们还请来了几位谈得来的朋友当见证人。朋友们都以新奇又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当我与椿第一次住在一起的那天晚上，椿表现出少有的温存。黑暗中他一边抚摸着我的脸，一边用嘴接触我的颈和肩上的肌肤。哦，男人，这就是我不了解的男人的另一面，他竟然是如此地温存。那些驰骋在尘埃、荒漠和时间中的男人面对一个女人时，竟然会用他的嘴唇去亲近一个妇人的颈、肩上及身体中全部的肌肤。我被这种意想不到的温存和他抚摸的方式所激荡着，我那蛰伏在冰层下的欲望，我那被自己监禁了很久的身体中最原始的力量，此时此刻就这样被唤醒了。
也许我与椿之间不会再有雨中的漫步、雪中的嬉戏、夜色中的呢哝细语和海枯石烂的誓言，也许走过一段后，我们将分手，但只要我们能在一起生活一天，我们就会认真珍惜这一天。现在我们过得很好，我感觉到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椿对我体贴人微、爱护有加。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每天下班后，我就想往回赶，觉得与椿守在一起最幸福。我在想，他或许就是我用心等候的那个人，但只能说是“或许”。
这时，由于我们俩个人对南方的潮湿的气候和快节奏的生活已不太感兴趣，，我们回到了老家合肥，在合肥重新安了一个“家”，他从事他心爱的绘画，我则应聘在一家报社的娱乐版当责任编辑。我们曾经都丢失了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我们现在会努力地去寻找它们，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找到自信。至于明天，我们会怎么样，那是明天的事。
说到这里，脸上浮起淡淡红晕的李玲站起来，拿起花瓶里一株黄色的玫瑰，她的目光注视着玫瑰，似乎从中看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意味……
采访手记：“亚婚姻”现象是存在的，但没有任何法律支持，包括公证。“亚婚姻”生活中的人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君子协议。他们公开自己的同居生活与观点，渴求得到社会的承认，然而在中国，这似乎是离经叛道，更与传统道德观念和法律规则相对抗。但对社会来说，一方面，要对“亚婚姻”现象尽量采取宽容的态度，将其视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走向未来的驿站；另一方面，又要加以足够的重视，要充分发挥道德牙口法律的社会调节功能，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肯定其积极价值，缩小和消除其负面影响。
编辑／杨涛军
谈起“亚婚姻”，大多数人都还十分陌生。“亚婚姻”这一说法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始作俑者是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2000年春天，“亚婚姻”的社会新闻开始陆续登上法国传媒的头条。这个概念是指未婚异性(包括已婚离异者)之间不办理结婚手续，但以正式契约合同的方式蒂结成鸳鸯伴侣，组建一个“虚拟的婚姻世界”。它不像婚姻生活那样，有太多的责任、财产及子女的束缚；也不像同居那样随意和不可预测，丝毫不受法律、社会舆论的保护。也不同于“试婚”那样以最终结婚与否为目的。根据事先双方约定，“亚婚姻”的当事人享有在婚姻法规下的各种权利和义务，最最让人心动的就是想在一起过多久就过多久，想什么时候分手就什么时候分手，一切依据当事人两人商定的契约行事，无需像过去那样，要经过法律无比折腾人的一整套繁琐程序，更不用上法庭，面对面地把婚姻的最后一抹美好回忆清除殆尽。
基于国情，“亚婚姻”生活状态在内地并不多，但在广州、深圳、上海等比较开放、宽容度大的城市，为数却不少。这些城市容纳了各地精英，特别是那些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阶层，他们文化程度高，接受新生事物快，长期接受西风美雨的熏陶，在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时，更少一些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也不太在乎社会舆论，因此，几乎与法国流行“亚婚姻”相同步，在这些城市的白领阶层中就出现了既不同于婚姻生活，又不同于一般的同居生活的第三种生活方式：“亚婚姻”。
有人说，情感生活是一双鞋子，合适不合适，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如今，已31岁的李玲现为某都市报娱乐版责任编辑，她的情感选择再一次阐述了这简单而又真实的生活哲理。
采访李玲是在合肥琥珀山庄她那布置优雅的家里。客厅的餐桌上一个花瓶里插着十朵鲜艳欲滴的玫瑰，其中五朵是红色的，另五朵是黄色的。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说：“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各自给对方买了五朵玫瑰，庆贺一下。”
李玲的那一位端来一盘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果放到餐桌上。李玲很自然地说了一声“谢谢”。他笑着看了看我们，算是对李玲的“谢谢”的一个回答。看得出，他们之间的生活虽然没有年轻人那样热烈，但却是默契的。
看着李玲满足而自信的微笑，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履行法律手续，真正组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呢，像现在大多数家庭那样。”
李玲淡淡地一笑。往事在她缓缓的叙述中如水般流淌。
就在那天，我从他的口袋里看到期了哪张该死的纸条，顷刻之间，我觉得自己的梦想、我对生活的全部望彻底地破灭了。
婚姻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温暖的，人们总是用幸福、甜蜜等最美好的字眼来形容婚姻。而我自小起，就对婚姻没有太好的印象。从我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之间没完没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争吵。在我14岁那一年，也许是他们感到吵够了吧，终于离婚了。父母离婚后，我和两个姐姐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为了我们姐妹不再受到伤害，她一直没有再婚。父亲虽然再婚了，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大龄姑娘，可他们过得也不好，还是没有摆脱没日没夜的争吵，生活不顺心，婚后第二年父亲就患肝癌去世了。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给我童年留下痛苦回忆的城市。在我上高二的时候，大姐结婚了。婚前，我们全家对姐夫的印象都不错，认为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人比较老实。大姐也觉得她的心上人一表人材，会体贴人。可大姐结婚后，才发现那个男的劣性难改，不但嗜赌如命，而且嗜酒如命。赌输了，喝醉了，就拿大姐出气。婚后第二年，大姐终于忍受不了姐夫的虐待，离婚了。后来大姐找了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丧偶男人草草组织了一个家庭，大姐现在还经常回到家里伏在母亲的怀里流泪。
二姐结婚前选择对象时也犯了与大姐一样致命的错误。当时，她有两个对象，都是中专毕业生，人都不错，工作也比较稳定。只是其中一个离过婚，这个离过婚的人在中学还与二姐同过学，他对二姐一往情深，对我们家人也很好。后来二姐觉得他是个离过婚的人，怕别人说闲话，面子上不好看。最后选择了那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结婚后一进入实际生活就出现了问题。现在他们婚姻生活很不幸，只是因为有个女儿，还有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他们才一直在维系着貌似夫妻的关系。其实早就分着吃、分着住，行同陌路人。我觉得两个姐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绝不能走她们的路。
在大学期间，其他同学纷纷谈恋爱，而我却把精力用在了学习上。毕业后，我分配在离家不远的一个中等城市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那一年，我24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父母和两个姐姐婚姻的不幸，我在找对象时就十分谨慎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看对方的社会地位高低以及家里财产有多少，而是把能够彼此无拘束的心灵交流和相互仰慕、尊重当作最高标准。后来，在同学介绍下，我认识了明。他是一个大学教师，工作非常敬业，人也好，会体贴人。初恋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乐园。既然在乐园，你就低下头去，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因为这样的幸福你是无法抗拒的。经过仔细体察对方的内心世界，在我很有把握的情况下，终于决定把自己完整地交给明，我感觉到他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新婚后的一段生活是甜蜜的，我们夫妻相处默契，一有时间，就在一起设计着未来。我们计划要生一个孩子，而且名子都先起好了，我们将把孩子培养成最出色的。此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一年后，我怀孕了，我整天沉浸在当妈妈的幸福向往中。有一天，我在给丈夫洗衣服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女研究生写给他的情书，从情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好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有过多次肉体关系。原来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而实际上却一直蒙在鼓中，受着我最爱的人的欺骗。
我一气之下，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在其他方面我都可以含糊，但在感情上，我眼里绝对容不得一粒砂子。尽管他跪在我面前请求我原谅，但我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辞了工作，一个人来到广州，应聘在一家著名的报社当了一名娱乐版记者。
他不是给你带来爱情的男人，他也不是给你带来奴役的男人。同居的日子，就好像是一条小船，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
独身的日子是自由的，无拘无束，没有人牵挂你，也没有人束缚你，可独身也是沉闷的，让人难以忍受。结过婚的女人，再过没有男人的生活是困难的。特别是漫长的夜晚，醒来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到一个荒岛上。后来，我在报社遇到了彬。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因为在报上发了一篇批评稿子，得罪了所供职报社的一位上级领导，跳槽到我们报社来的。他也是因为逃避一场没有意义的婚姻，离家从内地来到南方的。由于有着共伺的情感经历，我们一见面就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工作之余，我们在一起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从网络、基因、中东问题，到下岗职工、残障儿童问题，无所不谈。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男女，对性已经没有初恋时那样神圣，也没有初婚时那样神秘，特别是在一个没有太多熟悉面孔的城市里，两个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彼此能够说得来，而且相互又有好感的男女之间发生什么，是一件很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我们虽然没有了年青人那种烈火遇到干柴的激情，但是同居的生活，让我们体会到了极大的满足。在一起有了相互照应，生活也有了一些规律。 但是，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之间是没有最终结果的。他还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妻子，想离婚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也并不认为他就是我最终的选择。我们结合在一起当然不能说仅仅是两性上的需要，但至少可以说，两性上的需要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成份，尽管这种两性上需要里已经融人了浓厚的精神内容。男女之间的相互需要满足之后，生活又将归于平淡。没有果实的花再美丽也难逃凋谢的结局。当时，我们租的房子很宽裕，装饰的也能讲得过去，一般家庭应有的家具我们都有。但是，在这里，我并没有家的感觉，那个装饰一新的住所只能说是一座不错的房子，而不能称之为家。
因为是同居，彼此并没有什么约束，同床异梦是不可避免的。彬曾经与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实习记者有过一段短暂恋情。对此，我并没有计较。可我一交上异性朋友，彬就接受不了。在一次新闻同仁的聚会上，我认识了诚。那一天，因为白天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我喝了不少红酒。在闪烁的灯光下，大家一曲接着一曲在跳着舞，而我一个人却在一边独坐着。诚来到我身边，为我要了一杯能醒酒的红茶。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世界，先从我的作品说起。他说，你的娱乐新闻与时下一些娱记写的东西不一样，而你的文章虽然同样写娱乐界的恩恩怨怨，但你更关注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那晚，他驱车送我回家。可当彬知道是一个男人送我回来的时候，他那种男人特有的自私本性终于暴露出来了。他对我大发雷霆，与我大吵了一场。
此后，我与诚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见面，他送给我一本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写的一本书《女人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本书至今还留在我的枕边，看到这本书，心中总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女人的大部分痛苦应该说都是男人给她们带来的，有些男人去会见一个女人时，带着他的疲倦和狭隘的爱而来；有些男人去会见一个女人时会带着他们未被填满的精神之坑而来；有些男人去会见一个女人时则把他的怯懦和残酷全部带来。当他们将上述东西抛下而逃之天天时，女人们就得拿着锄头和毅力，将他们留在女人房间里的这些“垃圾”重新作一次艰难的迁徙。
疲倦与厌倦包围着我的身体。我与彬同居生活大概过了三个年头，大家都觉得再在一起已没有太大的意思，便很友好地分手了。在与一个男人在一起时，除了感情，除了性，我很少考虑自己，甚至从不考虑自己，只有到了他离开，或我离开他时，我才会意识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既脆弱又不可靠。
其实，我不是个惧怕婚姻的女人，我非常喜欢有家庭的那种暖暖的温情。只是在我遇到椿之前，一直没有碰到有感觉、与我本质相同、适合我的人。而椿却不一样，或许他就是我用心等侯的那个人。
虽然对婚姻我已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要结婚的信念，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这个人做事、做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和影响就随意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看到周围许多人婚姻不幸福、不和谐、不快乐，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找一个有感觉、与我本质相同、适合我的人做丈夫。”我用心在寻找，反正我不会再草率从事的。
去年6月，在一次同事举行的party上，我遇到了椿。我们面对面坐在卡座上，他一边品尝着巴西进口的原装咖啡，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刚巧，我也抬眼看了他，四日相对许久，他才把目光移开。交谈中得知，我们不但来自同一座城市，而且还在一个中学读过书，只是在校时，彼此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多的印象。听他说，他是为圆自己的艺术家梦来到南方的。因为在内地有太多的框框，没有搞艺术的宽松自由的环境。
那一天party上，椿走到台前唱了一首《萍聚》。我能感觉到椿是用心在唱这首歌的，我甚至在想，他就是在为我而唱的。那一刻，我心里久久难以平静，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我的心犹如决堤的大海；一发不可收。”与明、彬分手后，埋藏在内心里那种女人特有的东西慢慢地，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萌动、膨胀。聚会结束后，我没有让椿送我回家。自己打车回到家里后，心情还难以平静，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已红到了脖根。
以后的了几天，我一直在等着椿的电话。大概是一周以后，椿终于打来电话，约我在一家西餐厅吃饭。这是一家很有情调的餐厅，当我们坐下后，发现周围都是成双成对的。看来，在这里吃饭是椿特意选择的。饭后，我们又到街头公园转了几圈，一直转到12点多，椿终于提出要与我交朋友。当时，我的心乱极了，没有立即答应他。但我心里却充满感动、疑惑和矛盾。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搅在一起使我喜极而泣，回到家里我偷偷地哭了一场。
又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椿，我说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找一个合适的男人，组建一个家庭，当然是我十分向往的事，但鉴于前几次的情感历程，我不会再轻易走进“围城”的，我陷入了矛盾之中。能不能与椿结婚，我还不能做最后的决定，可我又不愿意过那种无拘无束、漂泊不定的同居生活。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互联网上得知了“亚婚姻”这种生活形式。如果像法国人那样，按“亚婚姻”那种方式生活在一起，不就很好地解决我现在的矛盾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
我们首先到公证处对各自的个人财产进行了公证。回到家里，我们在一起共同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虽然没有领结婚证，但在一起生活期间，双方各自履行“丈夫”和“妻子”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一方要解除契约关系，必须提前半年告知对方。对这个“君子协定”，我们还请来了几位谈得来的朋友当见证人。朋友们都以新奇又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当我与椿第一次住在一起的那天晚上，椿表现出少有的温存。黑暗中他一边抚摸着我的脸，一边用嘴接触我的颈和肩上的肌肤。哦，男人，这就是我不了解的男人的另一面，他竟然是如此地温存。那些驰骋在尘埃、荒漠和时间中的男人面对一个女人时，竟然会用他的嘴唇去亲近一个妇人的颈、肩上及身体中全部的肌肤。我被这种意想不到的温存和他抚摸的方式所激荡着，我那蛰伏在冰层下的欲望，我那被自己监禁了很久的身体中最原始的力量，此时此刻就这样被唤醒了。
也许我与椿之间不会再有雨中的漫步、雪中的嬉戏、夜色中的呢哝细语和海枯石烂的誓言，也许走过一段后，我们将分手，但只要我们能在一起生活一天，我们就会认真珍惜这一天。现在我们过得很好，我感觉到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椿对我体贴人微、爱护有加。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每天下班后，我就想往回赶，觉得与椿守在一起最幸福。我在想，他或许就是我用心等候的那个人，但只能说是“或许”。
这时，由于我们俩个人对南方的潮湿的气候和快节奏的生活已不太感兴趣，，我们回到了老家合肥，在合肥重新安了一个“家”，他从事他心爱的绘画，我则应聘在一家报社的娱乐版当责任编辑。我们曾经都丢失了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我们现在会努力地去寻找它们，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找到自信。至于明天，我们会怎么样，那是明天的事。
说到这里，脸上浮起淡淡红晕的李玲站起来，拿起花瓶里一株黄色的玫瑰，她的目光注视着玫瑰，似乎从中看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意味……
采访手记：“亚婚姻”现象是存在的，但没有任何法律支持，包括公证。“亚婚姻”生活中的人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君子协议。他们公开自己的同居生活与观点，渴求得到社会的承认，然而在中国，这似乎是离经叛道，更与传统道德观念和法律规则相对抗。但对社会来说，一方面，要对“亚婚姻”现象尽量采取宽容的态度，将其视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走向未来的驿站；另一方面，又要加以足够的重视，要充分发挥道德牙口法律的社会调节功能，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肯定其积极价值，缩小和消除其负面影响。
编辑／杨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