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乐天，1925年3月出生在天津市西南50多里的王庆坨镇。抗战时期，父亲工作调到北京，我也跟着一起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就读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北平大学医学院在华北地区招生，在600个考生之中，我出乎全家人的意料，考了个第二名，平均83分，如愿进入北平大学医学院学习。
　　我是1944年开始学医的，那时北平大学医学院用现在的话说是德日系，教科书都是德国派或日本派的，那时的院长鲍鉴清就是德国派，会德文，学问很好，给我们讲过胎生、解剖。而我们的解剖课则用的是冈岛敬治的四本《解剖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北平著名的协和医院就关门停业了，协和一大批华裔教师、医生转到当时的北平大学医学院。我们正好赶上协和这些很有经验的临床大夫给我们讲课，学到了不少东西。

入党：共产党给了我新的人生观

　　1949年2月，我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加入了中国基产党，开始用新的人生观来看待世界、审视世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跨越。我做临床也是1949年开始的，到现在都是70年，共和国也70年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正需要一批学医的人。等到毕业分配，我们那个班120多人，卫生部像得到宝贝一样，把我们分配到各个单位。我被分配到了卫生部。
　　当时卫生部有一个访问团去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访问，这是周恩来总理组织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访问团有上百人，团长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1875-1963），副团长是萨空了（1907-1988，新闻出版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这是我一生工作的开始，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开始。
　　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老百姓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所以周总理让访问团去给百姓讲讲共产党的政策，给受灾、受苦的老百姓发放一些物资。除了宣讲政策之外，我们也开展一些医疗活动。在露天的地方摆上桌子、凳子，老百姓排队看病。当时西安和兰州卫生条件很差，小孩得沙眼、头癣、烂口角的很多。那个时候的性病就是梅毒和淋病，感染率达30%～40%。这都是卫生条件太差造成的。

进藏：我一拍胸脯，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叫“十七条协议”。中央派张经武（1906-1971，开国中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将军带领14个人，争取最快时间到拉萨，执行“十七条协议”。这14个人中要有一个大夫、一个护士、一个司药。那时候从部队里调一两个党员的司药、护士容易，找一个大夫马上跟着一块走，不太容易。找了几个，最后找到我了，我一拍胸脯，去！
　　当时说是3个月的出差任务。那时陆路还不通，我们跟着张经武将军走海路去拉萨。
　　1951年6月13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专列，先到广州，再到香港，在香港办出国手续和进藏手续。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分成两批，张经武将军带着4个人坐商用飞机先走，我们剩下的9个人坐一个很小的商船。我们带着六七十个箱子，箱子里是礼品和必要的物资。7月16日。我们经印度进入西藏，到了亚东。亚东是一个小镇，海拔2300多米，处于喜马拉雅山的山口，气候比较好，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从那儿进藏，实际上是爬高坡。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气候也变化无常，白天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雨，有时是穷山恶水，有时是奇花异草，可以说是气象万千。
　　9月8日，我们9人终于到达拉萨。而张经武将军早在8月9日就到了。根据“十七条协议”，那时候一切安全和生活保障都由地方政府负责。
　　刚到拉萨时，当地的医疗状况很是落后。1951年前，拉萨医疗机构很少，我知道的一个是医药寺院，就在布达拉宫右边的甲骨山顶上，寺院里有医药喇嘛。还有一个叫门孜康，门就是医药的意思，孜是天文历算，康就是房屋、居所。门孜康我去过，主要负责人是个四品官，叫钦绕诺布。他会种痘。但有的人种完痘后都腐烂、化脓了。
　　当时中央给所有进藏人员总的任务有三条：第一是做买卖，第二是看病，第三是搞好统一战线。我们3个人在18军大部队的卫生人员没到达之前，开展了一些基层的医疗工作。
　　有个贵族叫索康，比较开明，对解放军态度也比较平和。他派他的家奴牵着马到我们住的地方，通过翻译说他要请人看病。一位西藏当地的四品官同意后，我和一个同伴带着医疗包去到他家。看完病后，他们再用马把我们送回去。这种看病也可以说是礼节性的，因为那都不是大病、重病。
　　有一次，一个贵族的女家奴生小孩，小孩生下来了，但胎盘没下来。他们惊慌失措，那个贵族就找我们去看。问清楚情况后，我们戴上手套，给她冲洗、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就是胎盘卡在了子宫口，所以很顺利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还到色拉寺一位地珠活佛那儿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52年春天，拉萨天花流行之前，我们去给他种痘，还有一次是给他看普通的病。
　　那时候我们医疗人员是公开活动的，不穿军装，所以走在街上老百姓拦住了想要看病，我们即刻就可以到他家去看。尤其是在天花流行那段时间，有些没有种过牛痘的老百姓感染天花后，往往出现一些爆发性的症状，严重时会出血、高烧。这种情况当时不容易治愈，有人甚至因此而丧命。

开设医院：我成为年轻的外科主任

　　1952年9月，从内地去的医疗队人数已经很可观了，有西南医疗队、西北医疗队、北京医疗队、18军卫生部的人员，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小组，医务人员加在一起有几十人。以这些人为基础，张经武将军和18军张国华军长于1952年9月8日组织成立了拉萨市人民医院，也就是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这是新中国在雪域高原成立的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应该说是解放军的功劳。成立的时候，西藏的地方官员都参加了。规模很大。18军卫生部负责人张学彬任院长，孔宪云任医务主任，内科主任是西北医疗队的崔静州，我做外科主任。医疗队带来各种各样的手术设备，尤其是眼科医药设备带得很齐、很完善。有30张病床，可以住院。从住院、打针、吃药、输液到手术，完全是免费的。
　　那段时间，我印象深刻的治疗案例是，做了一例盲肠切除术、一例宫外孕出血急诊切除术。还有一个藏民在整理炸药的时候，炸药爆炸，把面部一侧炸伤了，家人很恐慌，把他抬到医院。经过抢救，清创处理完以后，才发现伤情不是很重，并没有伤及重要的器官。病人一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家属很感激，还坚持开了个感谢会，当场宣读了感谢信，当时院长、医务人员都出席了。
　　高原地区光照强，所以白內障多。医疗队带的白内障手术器械很充分，就是没有眼科大夫。我只在眼科实习过一年，但没办法。也得硬着头皮上阵。那段时间，我们一共做过23例白内障切除术。第一例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长，他眼睛受伤以后，可能是有一块斑痕，把晶体给挡住了，是“外伤性白内障”，需要做白内障清除术。他没有条件到内地治，看我们工作很认真，就让我们拿他做第一例。所幸手术很成功。
　　我们做的第一例藏族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叫白玛。给她切口以后，取出已经钙化的晶体，她马上就有了光感，大喊“嘎布睿”（音），意思就是“是白的了，是白的了！”激动不已。实际上那还不是手术效果的全部，还没有看到东西，不过就已经很兴奋了。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很振奋。后来，18军卫生部的文工团用白内障重见光明的题材，写了一个剧本进行演出，在当时还热闹了一阵。
　　1953年4月，因为工作安排，我离开了拉萨。虽然驻藏只有短短两年，但那仍然是我生命与职业生涯中的宝贵经历。
　　附注：徐乐天，著名胸外科专家。1951年，他跟随解放军进入西藏，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入藏的医师，参与创建了拉萨市人民医院并担任首任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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