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月，涨涨涨。看来看去，都是“利好”：股权分置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政策利好”；QFII与地下热钱入市，“资金利好”；就连一向被视为利空的扩容，新股IPO第一单，也被解读为“供给利好”——“优质新股上市，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
　　中国股市果真如某些人所言，“进入了新一轮大牛市”吗？
　　其实，上述“利好”换个角度，也很容易解读为“利空”：股改成功，政策利好出尽，利好出尽即利空，何况，全流通只是股市健康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外资进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重要诱因，一旦升值预期消失，外资就会迅速离场；新股上市，如何保证不重蹈“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的老路？
　　何况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并不支持“大牛市”：房价上涨、油价上涨、人民币升值，宏观经济存在刹车倾向与紧缩因素；上市公司每股盈利和资产收益率下滑，股指继续上涨不具备内在价值支撑。
　　如果着眼于制度层面，股市诸多痼疾并未因股改而治愈：上市公司依然一股独大，大股东利用控制权和信息优势玩弄小股东的动机和可能依然存在；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仍然保有大量国有资本，公司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变化，产权主体缺位、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依然故我；坐庄、对敲、操纵股价等黑幕并未受到有效监管，挪用客户资金和老鼠仓问题也并未失去生存空间。
　　洗掉脸上的白粉，中国股市仍是“政策市”、“资金市”：证监会可以下令“不许砸盘”，社论也能引导资金流向，在“信息”与“人气”的反复激荡之下，从机构到散户，无不抱着“博傻”心态入市，却不知“击鼓传花”最后一棒花落谁家。此前熊市令80％以上股民深度套牢，如今又闻每日新开户数连创新高，令人想起一个并不过气的名词：非理性繁荣。
　　与成熟股市相比，我们这个新兴市场连基本逻辑也没完全弄清楚：券与商孰先孰后？交易所与证监会孰先孰后？行规与法律孰先孰后？股市的首要功能是交易还是融资？公司质量应由投资者还是证监会判定？主板与二板如何区分层次？……
　　更令我们警醒的是拉·波塔、洛佩兹-德-西拉内斯、施莱弗和维什尼（四位学者合称LLSV）关于法律与金融关系的论断：英美法系国家，法律有效地保护股权投资者，故金融市场发达；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更为完善，故银行系统主导。我国即属大陆法系国家，所谓“以金融市场为主导，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口号，法律基础就不牢固。
　　英美法系国家证券监管与我国相比有何差异？不必麻烦LLSV，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华尔街》一片即有生动的说明：当主人公（投资银行家）操作失败，证监会、联邦调查局、州首席会计师代表、当地警察，四套班子同时出现，封门抄人。美国券商为何没有坏帐危机？券商如净资产低于注册要求，24小时内必须电告监管部门，48小时内必须解决资金问题，否则退市。美国券商为何不挪用客户保证金？制度设计令券商根本摸不着客户的钱。
　　制度建设尚在草创阶段，股市能够真正繁荣吗？为什么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券商、中介、机构、散户、媒体、学者总是习惯性地看好股市，大盘上涨时说是利好，鼓动大家“高歌猛进”，大盘下跌时也说是利好，所谓“泡沫已经挤出”？恐怕只能用利益链条解释：公司圈钱——官员寻租——大户坐庄——政府征税——股民赌博，结果就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百姓财富转入富豪袋中，不良资产由全社会承担。
　　“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已经提出若干年了，步伐缓慢，阻力很大。深交所学纳斯达克，最终变形为“中小企业板”，股权分置问题一波三折，总算修成正果，而相对于证券市场制度体系建设而言，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爬雪山过草地等重头戏还没揭幕呢。
　　小儿麻痹尚未痊愈，何必鼓吹跨栏狂奔？慎言“新一轮大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