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华民国宣告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仅执政三个月即辞职，并导致整个内阁解体。以往论者多将唐绍仪的辞职与“王芝祥事件”相联系，认为是袁世凯不履行《约法》所订内阁责任制而逼垮了唐内阁。实际上，唐绍仪辞职及第一届内阁倒台早在唐绍仪签约比款时便已埋下了隐患，之后以比款为契机导致了当时国内的党派纷争，政局陷入动荡，面对当时的内外困境，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关键词 唐绍仪 华比借款 政争 倒台
历来论及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内阁倒台这段历史，论者多认定是袁世凯破坏内阁责任制所导致的。然而细读史料记载却感到史实并不是上述一句话所能言清的。本文试图从唐绍仪签约比款所造成的困境这一角度分析其倒台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民国肇建，百废待兴。民国成立后始终面临着无法摆脱的财政危机。由于财政的困难，当时的政治人物对于举借外债以帮助政府度过财政难关，发展国民经济大都持支持的态度。梁启超1912年2月23日致袁世凯书表示：“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于外债固也。”张謇也说：“大借款为吾国命脉所关，断无终止之理。”除了政治人物的支持外，社会舆论上也表现出支持政府举借外债以度过难关的。《东方杂志》就曾刊文声称；“民国建设，必借外债。”而在这之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借款——善后大借款，被提上议事日程。
最先主持善后借款谈判的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唐绍仪在外债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拟借巨额外债。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唐绍仪提出了善后借款的大计划，一笔总额达6000万英镑的大借款。二是拒绝银行团的垄断。1912年2月29号，唐绍仪与银行团商议善后借款谈判时，北京发生兵变，银行团借口局势不稳，没有继续支付借款，局势的再度动荡，银行团趁机调高了大借款的价码，要求中国政府保证除了银行团之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四国银行团的垄断本来就已经让主持借款谈判的唐绍仪非常不满，银行团现在又坐地起价，拒绝支付已经谈好的垫款，唐绍仪对此给予了强硬回复。他向银行团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同时表示“借款贵自由，倘不自由，其害甚于不借。”此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在借款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袁世凯为了获得经费，再次与银行团协商借款协议。银行团则乘机加开附加条件，逼迫袁世凯接受。没有了借款作为军政开支的袁世凯异常着急，因此他于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信中说：“鉴于四国银行团在目前紧急关头所给予中国的援助，及其在外国市场上支持中国信用的贡献，中国政府向四国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面对如此苛刻的附带条件，唐绍仪企图摆脱银行团的财政控制，自主向外借款。3月14日唐绍仪与华比银行代表签订借款100万英镑的协议。华比借款所开的条件较四国银行团的条件为优，可以最大限度维护国权。唐绍仪拒绝银行团的垄断，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国家主权损害的政治条件。唐绍仪的这种观点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有着相似之处。孙中山在过香港谈及筑路主张时，他一方面强调必依借外债，但同时又指出，应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唐绍仪与革命党人观点的接近，也为后来他与袁世凯发生冲突种下了祸根。
华比银行借款的成立，打破了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影响到列强的在华利益。3月25日，四国公使晋见袁世凯，对华比借款提出抗议，当列强就比款问题向袁世凯发难时，他则把责任推到了唐绍仪身上，自己则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据德国驻华公使报告：“袁世凯对于这样轻率的行动（指比款）表示惋惜说，这是唐绍仪在因为兵变恐怕造成更困难的印象下进行的。”并且，袁世凯把外交交涉的责任推到唐绍仪的头上，他答复四国公使说，“此事系由唐总理经手，须商之唐总理方能决定”。其实早在列强向袁世凯兴师问罪前，袁世凯就有意将向比借款的责任推给唐绍仪。民元3月23日，上任伊始的袁世凯即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通知各国公使，略称“中华民国举借外债，均应以总统签字盖章为凭，其以个人资格私行借款者，概不承认。”袁世凯的这个命令显然是针对唐绍仪而发的。因为在3月16日政府议决事项中就有经唐绍仪的批准向比利时银行举借100万英镑外债的事。袁世凯将唐绍仪推到列强的风口浪尖之后，列强向唐绍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后经美国公使调停，内阁总理唐绍仪向各使馆道歉，承诺取消华比借款。各国公使也表示对此不再追究。四国公使一方面口头上同意向中国政府贷款，一方面进一步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和银行团的谈判时拒绝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唐总理认为，“由资本团监督中国财政一事，实属民国所不承认，且据我个人所见，因借款逐举，全国财政权附诸外人之手，亦断不能照办云云。并闻资本团、各代表，以财政监督权一事，经此断然拒绝“，借款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唐绍仪争取国家主权的行为本应该受到赞赏，然而一些政客却猛烈攻击唐，他们宣称各国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源于唐氏乱用借款。在临时参议院常会上议员李国珍（此系共和党员）猛烈抨击唐氏“盖刻下借款团之所以必要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于不信任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顾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监督。”除了参议院攻击唐绍仪之外，共和党人在各方面积极活动，妄图以熊希龄代替唐绍仪为总理。而唐熊之间也因党派政见不同，关系也不融洽。熊欲以辞职拆唐内阁的台，以至在国务会议席上，牵惹熊蔡（元培）的口角，又引起了章炳麟的移书向内阁谩骂，唐内阁已有不安之势。共和党企图用此压力逼迫唐绍仪辞职以取而代之。华比银行借款案发生后，袁世凯、唐绍仪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在袁唐关系恶化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于是，在北洋政府内部便逐渐形成了以原北洋系阁员联合向内阁总理唐绍仪拆台的现象。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曾经颇有见地说过：“唐绍仪内阁之夭折，完全由于比国银行之借款，而打倒内阁者，则为袁世凯与英国银团之英国人。他们互相谅解，分工合作，扮演了一幕得意名剧。”
比款事件发生后，对于民国初期的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款事件后，不仅未能解决民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还以此为契机，使得民初政局陷入党派的纷争中，唐绍仪在比款事件之后不仅与袁世凯的关系迅速恶化，而且受到了反对党的强烈攻击，处于这样的困境下，唐绍仪内阁倒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参考文献：
[1]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世界书局，1973.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今后之国家问题与社会问题[J].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
[4]比国借款之内容[N].申报.1912年3月7日.
[5]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J].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
[6]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M].
[7]宋教仁集（下册）[M].中华书局，1981.
[8]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M].
[9]申报.1912年4月3日.
[10]北京大借款近闻[N].盛京时报，1912年4月30日.
[11]各国资本团与唐总理会谈之情状[N].盛京时报，1912年5月7日.
[12]政府公报.1912年5月份.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1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唐绍仪 华比借款 政争 倒台
历来论及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内阁倒台这段历史，论者多认定是袁世凯破坏内阁责任制所导致的。然而细读史料记载却感到史实并不是上述一句话所能言清的。本文试图从唐绍仪签约比款所造成的困境这一角度分析其倒台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民国肇建，百废待兴。民国成立后始终面临着无法摆脱的财政危机。由于财政的困难，当时的政治人物对于举借外债以帮助政府度过财政难关，发展国民经济大都持支持的态度。梁启超1912年2月23日致袁世凯书表示：“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于外债固也。”张謇也说：“大借款为吾国命脉所关，断无终止之理。”除了政治人物的支持外，社会舆论上也表现出支持政府举借外债以度过难关的。《东方杂志》就曾刊文声称；“民国建设，必借外债。”而在这之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借款——善后大借款，被提上议事日程。
最先主持善后借款谈判的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唐绍仪在外债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拟借巨额外债。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唐绍仪提出了善后借款的大计划，一笔总额达6000万英镑的大借款。二是拒绝银行团的垄断。1912年2月29号，唐绍仪与银行团商议善后借款谈判时，北京发生兵变，银行团借口局势不稳，没有继续支付借款，局势的再度动荡，银行团趁机调高了大借款的价码，要求中国政府保证除了银行团之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四国银行团的垄断本来就已经让主持借款谈判的唐绍仪非常不满，银行团现在又坐地起价，拒绝支付已经谈好的垫款，唐绍仪对此给予了强硬回复。他向银行团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同时表示“借款贵自由，倘不自由，其害甚于不借。”此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在借款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袁世凯为了获得经费，再次与银行团协商借款协议。银行团则乘机加开附加条件，逼迫袁世凯接受。没有了借款作为军政开支的袁世凯异常着急，因此他于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信中说：“鉴于四国银行团在目前紧急关头所给予中国的援助，及其在外国市场上支持中国信用的贡献，中国政府向四国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面对如此苛刻的附带条件，唐绍仪企图摆脱银行团的财政控制，自主向外借款。3月14日唐绍仪与华比银行代表签订借款100万英镑的协议。华比借款所开的条件较四国银行团的条件为优，可以最大限度维护国权。唐绍仪拒绝银行团的垄断，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国家主权损害的政治条件。唐绍仪的这种观点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有着相似之处。孙中山在过香港谈及筑路主张时，他一方面强调必依借外债，但同时又指出，应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唐绍仪与革命党人观点的接近，也为后来他与袁世凯发生冲突种下了祸根。
华比银行借款的成立，打破了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影响到列强的在华利益。3月25日，四国公使晋见袁世凯，对华比借款提出抗议，当列强就比款问题向袁世凯发难时，他则把责任推到了唐绍仪身上，自己则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据德国驻华公使报告：“袁世凯对于这样轻率的行动（指比款）表示惋惜说，这是唐绍仪在因为兵变恐怕造成更困难的印象下进行的。”并且，袁世凯把外交交涉的责任推到唐绍仪的头上，他答复四国公使说，“此事系由唐总理经手，须商之唐总理方能决定”。其实早在列强向袁世凯兴师问罪前，袁世凯就有意将向比借款的责任推给唐绍仪。民元3月23日，上任伊始的袁世凯即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通知各国公使，略称“中华民国举借外债，均应以总统签字盖章为凭，其以个人资格私行借款者，概不承认。”袁世凯的这个命令显然是针对唐绍仪而发的。因为在3月16日政府议决事项中就有经唐绍仪的批准向比利时银行举借100万英镑外债的事。袁世凯将唐绍仪推到列强的风口浪尖之后，列强向唐绍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后经美国公使调停，内阁总理唐绍仪向各使馆道歉，承诺取消华比借款。各国公使也表示对此不再追究。四国公使一方面口头上同意向中国政府贷款，一方面进一步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和银行团的谈判时拒绝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唐总理认为，“由资本团监督中国财政一事，实属民国所不承认，且据我个人所见，因借款逐举，全国财政权附诸外人之手，亦断不能照办云云。并闻资本团、各代表，以财政监督权一事，经此断然拒绝“，借款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唐绍仪争取国家主权的行为本应该受到赞赏，然而一些政客却猛烈攻击唐，他们宣称各国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源于唐氏乱用借款。在临时参议院常会上议员李国珍（此系共和党员）猛烈抨击唐氏“盖刻下借款团之所以必要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于不信任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顾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监督。”除了参议院攻击唐绍仪之外，共和党人在各方面积极活动，妄图以熊希龄代替唐绍仪为总理。而唐熊之间也因党派政见不同，关系也不融洽。熊欲以辞职拆唐内阁的台，以至在国务会议席上，牵惹熊蔡（元培）的口角，又引起了章炳麟的移书向内阁谩骂，唐内阁已有不安之势。共和党企图用此压力逼迫唐绍仪辞职以取而代之。华比银行借款案发生后，袁世凯、唐绍仪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在袁唐关系恶化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于是，在北洋政府内部便逐渐形成了以原北洋系阁员联合向内阁总理唐绍仪拆台的现象。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曾经颇有见地说过：“唐绍仪内阁之夭折，完全由于比国银行之借款，而打倒内阁者，则为袁世凯与英国银团之英国人。他们互相谅解，分工合作，扮演了一幕得意名剧。”
比款事件发生后，对于民国初期的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款事件后，不仅未能解决民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还以此为契机，使得民初政局陷入党派的纷争中，唐绍仪在比款事件之后不仅与袁世凯的关系迅速恶化，而且受到了反对党的强烈攻击，处于这样的困境下，唐绍仪内阁倒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参考文献：
[1]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世界书局，1973.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今后之国家问题与社会问题[J].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
[4]比国借款之内容[N].申报.1912年3月7日.
[5]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J].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
[6]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M].
[7]宋教仁集（下册）[M].中华书局，1981.
[8]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M].
[9]申报.1912年4月3日.
[10]北京大借款近闻[N].盛京时报，1912年4月30日.
[11]各国资本团与唐总理会谈之情状[N].盛京时报，1912年5月7日.
[12]政府公报.1912年5月份.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1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