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奠基者们看来，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人群之间，还要体现在区域之间，也就是不仅要实现阶级间的平等，也要体现在地区间的平等发展上。这与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的城市和经济发展布局，也即沿海与内地不均衡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除了这种为畸形的发展纠偏的考量外，作为成长于内地欠发达地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提升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当做一种政治承诺，也因此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直是新中国所追求的目标。
　　新中国的成立束了军阀割据和地方势力称雄一方的局面，奠定了全国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得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在全国层面统筹规划，在全国各地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得以提上正式日程。而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客观上也为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无论是先进地区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援带动后进地区发展，还是资源型地区向制造业发达地区的物资调拨，或是城乡物资的交流，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序展开。虽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的问题，但客观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区域发展呈现以产业布局带动城市化发展的特色。从东北到华北到西北到西南，一大批煤城、钢城、矿城、油城地而起，为这些厂矿企业配套的生活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通信网络的打通，使以前这些不毛之地及其周边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这些地方出产的矿产和物资也极大地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建设。
　　除了这些围绕资源优势进行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出于战备等各种考量主动推进了“三线”建设，将一大批制造业企业搬迁到内地。“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此前更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格局，客观上拉动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了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过由于战备思维和一刀切等原因造成代价不菲，有些企业选址不太理想，加之供销网络和配套企业关系的调整，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也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工业体系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不利于突出各自的优势，形成良性竞争。
　　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计划经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不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速度不够理想，城乡二元割据局面也因此呈现固化状态。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出现转型乏力难题，一些传统的重工业城市也面临产出和效率下滑，技术提升和升级改造乏力的挑战。
　　竞争才有活力，有差距才有动力。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沿海地区率先切入国际市场，迎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轮高速发展。由于加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一些沿海地区和传统老工业基地之间固有的业务联系被打破，这在客观上也加剧了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转型难题。但在另一方面，沿海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及其外溢效应和竞争态势的形成，从总体上有利于后发达地区迎头赶上。为避免沿海与内地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拉大，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性地提出横向经济联合的口号，以期在市场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更紧密的区域发展协同。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由于人民公社的废止和户籍管理的放松，以及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迁至沿海地区就业。外出打工的人群一方面为就业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贡献了汗马功劳，一方面将劳动所得反哺家乡建设，很好地起到了拉平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与资本和技术形成更有效的合，在总体上能够更好地缓解贫困地区的发展压力，其反哺效应也有利于后发展地区的赶超。

　　世纪之交，前南联盟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地区水平差距以及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民族、宗教和历史矛盾激化走向解体的案例，引起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为了增强凝聚力，避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央适时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号召东部地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开对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支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缩小改革开放以来新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以往不同的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支援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市场协作进行的，效果更好，也更具可持续性。沿海地区的迅猛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西部地区的电力、资源和能源等各方面提出了强大需求。沿海以自身发展形成的需求极大地带动了内地矿产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一批大型项目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和与之配套的特高压输电线、水利工程和坑口电站等工程的建设，也强有力地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内需的强调和国内市场的进一步重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良性互动。随着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在价值链上的不断攀升，从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成为一时风尚。各种沿江、沿海经济带纷纷推出，以承接来自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各个城市带城市群协作发展的战略也纷纷出台，中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一轮新的热潮，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纷纷出现井喷式增长，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四万亿战略的出台及其对包括高铁、高速公路在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拉抬，极大便利了区域间的经贸往来。当然，在此过程中，由于区域之间竞争的白热化，各个地方的GDP竞争和招商引资竞赛也加剧了中國式产能过剩。各个区域不顾自身实力纷纷上马重大项目，扶持重点产业，这也为后来的“三去一降一补”埋下了伏笔。
　　在此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战略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游移。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恐惧，此一阶段的城市化战略更多强调发展中小城镇，这也折射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希望出现的“离土不离乡”局面，以避免重走拉美化陷阱中出现的贫民窟聚集的情景。
　　实践证明，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的发展更能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和市场的规模效应，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人们开始意识到真正尊重市场选择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才更可持续，也才能更好地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此外，人们也逐渐达成共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以有形之手进行纠偏防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是必要的，但必须意识到所谓的平衡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平衡，竞争和差距是永远的，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
　　如今，区域竞争已从招商引资大战过渡到抢人大战，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只有更加注重以人才为中心依靠创新驱动才能保持区域竞争力。面对全球经贸格局的重组，我们必须把发展的重心进一步放到国内市场上来。如此一来，如何实现国内巨大市场的一体化，实现更为协调的发展，弥补区域发展的短板，就显得更为重要。
　　新一轮区域发展的竞合无疑会产生新阶段的区域发展差距，如何更好地以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先进与后进地区的动态协调，实现资源禀赋、人口红利与环境承载力更为符合的区域发展统筹协调战略，真正实现全国范围的城市发展与美丽乡村并重，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将继续考验各方智慧与谋略。